王若飞同志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解放前，他因从事革命工作，被敌人逮捕了。在监狱里，他经常对难友们说：“敌人要摧残我们，我们一定要爱护自己的身体，我们是革命者，决不能向恶劣的环境屈服，要坚决斗争。”

      王若飞同志的身体不好，为了坚持对敌斗争，他想方设法，利用各种条件锻炼身体。

      王若飞同志在狱中的锻炼方法之一是日光浴。他利用每天短暂的放风时间到院子里晒太阳。后来，他得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敌人被迫允许他每天晒一两小时太阳。他就利用这个机会，躺在院子里让太阳晒全身，把皮肤晒得紫红紫红的。

      冷水擦身，是王若飞锻炼身体的另一种方法。那时，反动派百般折磨政治犯，别说洗澡，就连喝的水也不供给。但王若飞的言行感动了出身贫苦的老看守员，他偷偷地给王若飞买了几只大碗，王若飞同志每天用它盛冷水，用毛巾蘸着擦身，擦到全身发红为止。

      王若飞同志在狱中还有一种锻炼方法，叫做“室内体操”。体操包括伸腿、弯腰、曲臂等动作。不管三九天，还是三伏天，他都坚持锻炼。

      一次，一个难友问王若飞：“我有一事不明白，你骂**，骂蒋介石，天不怕，地不怕，真是好汉。可是，你坐在牢房里，还天天做操，又好像很爱护自己的身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王若飞同志说：“我不怕死，是因为敌人害怕我们的真理，我们必须拼死去保卫我们的真理；我爱护身体，是因为有了健康的身体，才能更有力地保卫真理。我生为真理生，死为真理死，除了真理，没有我自己的东西。”　

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有些傻。那时候家里穷，所以父亲才娶了她。母亲相貌很丑，又傻乎乎的，所以奶奶和父亲都特别不喜欢她，不知什么原因，人们都叫她“傻秀才”。

    母亲生下我之后，我被外祖父抱去抚养，而父亲和奶奶从此就不让母亲歇一会儿，常常叫她去割草。不论春夏秋冬，母亲整天忙碌在田野上、山坡上。当从别人口中得知“傻秀才”是自己母亲时，我心里总不是滋味。每次我遇到她时，她总是对我傻笑，而我却和小伙伴一起捉弄她，时常把她割的草撒在地上，而且嘴里不停地喊她“疯秀才、傻秀才”，可她从没把这当一回事。当我考取初中时，她格外高兴。她一看见我，就迅速放下手中的活，拿着镰刀，直起腰，站在地边或田埂上对我笑。她为自己有一个好孩子高兴，而我却视而不见。

    记得有一次，放学路上，小伙伴们喊我“小秀才”，嘲笑我有“傻秀才”这样的母亲。我听着实在心烦，就去追打他们，但他们人多，把我摁倒在地上。这时，“傻秀才”恰巧割草回来，看到被打的是我，竟不顾一切地扑了上来。不料，小伙伴们把她摔倒在地，再次向我扑来。这时，她举起了镰刀，大声嘶嚷，好像要拼命似的……这时，我才第一次觉得母亲好可怜，为了自己的儿子——一个未曾开口喊她一声“妈妈”的儿子，她……

    可惜不久，母亲因病去世了。一如她那“傻秀才”的奢侈封号，她的葬礼很“奢侈”——一口白棺材和一把伴了她十多年的镰刀……

    母亲就这样默默地、满含深情地爱了我十五年，而我喊她“妈妈”只有十五天。她的这份深情，我将怎样回报呢？

父爱深深

    ①“很抱歉，儿子，我们没钱。”这句话真是字字如雷，似要敲碎我的心灵。那是1964年，我13岁，正值崇拜偶像的年纪。我迷恋甲壳虫乐队，剪了同样的发型，拥有一把挺好的吉他，独缺音箱。而我必须有一个音箱，否则不能组织自己的乐队。所以爸爸的话刚出口，我觉得甲壳虫乐队的《失落者》仿佛专为此而唱。

    ②但同往常一样，爸爸总有办法实现我的愿望。“咱们自己做！”他说。

    ③自己做？我满心怀疑，但别无选择。从此，日复一日，爸爸牺牲所有的闲暇时光，和我一起为做“咱们自己的音箱”挑选木材、喇叭、蒙在音箱上的编织布料，甚至毫不足道的黏(nián)胶(jiāo)。终于，我们完工了，我也将组队参加学校的比赛。但我心底始终有个疑惑挥之不去：花在材料上的钱几乎可以直接买一个音箱，我们为什么自己做呢？

    ④比赛的日子到了。当我去后台时，竞争者们陆续来查看我的家当。最后自制的音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有人问：“什么牌子的？自己做的吗？”我窘得无言以对，只能坦白“招认”：“是的，我爸爸和我一起做的。”出乎我的意料，他们由不屑变得十分羡慕，甚至有些妒忌：“唉，我爸爸从来不和我一起做这些事。”

    ⑤羞愧顿时烟消云散，我感到无比自豪和幸福：“我有一个多么了不起的爸爸！”他可以无私地奉献他的时间和精力，只是为了陪我美梦成真。这时，我看到爸爸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正对我微笑。

    ⑥我的乐队最终没能获奖，因为自制音箱的音乐不够流畅、华美。但我没有感到太多的沮丧，我知道自己已经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胜利”。

朝霞与日出

    天亮了！东方天际露出鱼肚白的颜色。渐渐地，鱼肚白变成淡红色，好像人喝了一点酒，脸上呈现出的红晕一样。接着，它又由淡红慢慢地变成深红，再由深红变成金黄的颜色。这时候，周围的白云，仿佛涂上了绚烂的色彩。啊！多么艳丽的朝霞！我真希望自己是一个画家，把清晨这一美丽的景色描绘出来。

    我爬上山顶凝望那遥远的天际，彩云不断地在变化：一会儿好像金苹果，一会儿又好像紫葡萄，一会儿仿佛又变成蓝宝石、珍珠、彩玉……瑰丽无比的朝霞，变化莫测。

    没有多久，火球般的红日，从东方地平线上缓缓地升起来了。霎时，远近的树木，地上的花草，青青的山，绿绿的水，都披上了霞光，充满了朝气；尤其那草木枝叶上的露珠，像镶了边的金刚钻一般，晶莹闪耀，好看极了。真没有想到，日出的景色，竟是这样的美丽！

共在人间

    那一年，到土耳其去，住在一个仿佛与世隔绝的小农村里。我们下榻的农舍，住着一对老夫妇。两张脸像是皱缩成团的黑枣子，密密地布满纵横纹路。可是，他们腰不弯、背不驼，依然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耕生涯。

    正是麦子播种的时候，还是停留在原始落后的“点播”方式，老叟走在前面，用锄头在土壤里打洞；老妪跟在后头，把麦种轻轻地撒进洞里。一行行、一亩亩地种，神情专注而满足，好似在从事一件无比庄严的事情。

    傍晚，夫妻俩在厨房里烙饼。满布岁月沧桑的古老灶子，烙出了满溢麦香的饼，含蓄的米黄色，淡淡的麦味儿；大而圆、烫手。在幽幽的暮色里，两人坐在矮矮的木凳上，以枯瘦多皱但却坚实有力的手捧着饼儿，大口大口地吃，脸上笑意荡漾。

    这一幕，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

    活着，真好。

    知足地活着，常乐。

    许多人，活着而不快乐，只因不满足于他所拥有的，一心憬憧他所未知的，“共在人间说天上，不知天上忆人间”，往往坐这山，望那山、吃这碗、盼那碗；任由“欲望的树”在心田里无止无尽地长着，长了一寸，他要一尺；长了一尺，他要一丈；眼看那“树”已经高入云霄了，可是，他还是满心焦灼地嫌它“发育不良”。天天在欲望的“无底深潭”里浮浮沉沉，弹指间，短短数十寒暑已成过眼云烟；回首前尘，竟不知“快乐”一词如何诠释。

    这个下午，和这一对萍水相逢的老夫妇共食大饼，共享快乐，是记忆里的永恒。

    老夫妇教会了我，有一亩田，便诚诚恳恳地耕那一亩田；有一块饼，便快快乐乐地吃那一块饼。

    人生一世、草生一秋；共在人间，话人间、爱人间。天上究竟有多少富贵、多少安逸，不必说，更不必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