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共同体，是社会发展的特定历史时期某个学科内部持有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理论基础和方法的学术集团，是学术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它的形成与发展，往往能够将一个时代的学术推向高峰。考察两宋时代的学术发展，两宋士人学术共同体的昌盛便不可忽视。因宋代道学发达，或可名其为道学共同体。

道学共同体是由宋代部分持共同价值观、道德立场和学术取向的儒家形成的团体。道学家与汉唐儒家不同。汉唐儒家多致力于寻章摘句、解释经典，虽然在整理与保存儒家经典方面贡献颇多，但在学术与思想方面颇为缺乏创造性。而宋代道学家以继三代绝学，挽日下世风，兴仁义道德，正己心人心，开万世太平为己任，穷究天理人性，讲求修身之道。

道学家与宋代其他儒家亦有三个明显区别。就仕途而言，道学家往往两栖于学堂与官场，存庙堂之志，而以学堂为主；游离于政治，而对政治不忘。因此，他们与身居庙堂之儒有不同的立场与思考问题的角度。就价值取向而言，道学家更趋向向内追求和终极追求。他们对己追求居敬，自诚致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而他们的终极追求则希望实现道德完满，以及具有高尚的人格和圣贤境界，并因这种追求而不与现实妥协。就理论而言，道学家更趋于哲学化。这与他们的价值取向相关联。在向内的追求影响下，他们从事学术探索时都从诚意正心、居敬持正出发，不求闻达，潜心求索；而在终极关怀的影响下，他们都试图构建包罗万象的理论体系。这也是两宋道学大家都是哲学大家的原因。

道学共同体是在宋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社会方面，“隋、唐外竞虽力，而风俗日即于奢淫，士习日趋于卑陋”，故而收拾人心，修齐治平，成为儒家知识分子的共识。制度方面，北宋自太祖起便重视文治，政治一般出于有学术涵养、有理想抱负的士大夫之手，宽松的政治制度，也为道学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条件。文化方面，官办和私立书院得到很大发展，自由讲学的风气一时盛行。如二程、朱子等道学大家，都曾讲学、辩论于书院，书院也因而成为道学共同体发展的依托。

宋代道学共同体，据《宋史》记载，仅包括北宋五子、程氏门人、朱熹、张栻和朱氏门人。这种界定固然有些狭窄，但他们身上确实更突出地体现了两宋道学家的特色。他们虽然出身各有所本，性格各异，仕途经历不同，为学风格与理论内容亦各具特色，然而正是这些道学家形成了道学传统的核心，他们之间各具特色的传承、交流和争论促成了道学共同体的发展。北宋五子虽没有构建学术共同体的自觉，但在南宋朱熹等人的自觉构建下，事实上形成了发端于北宋并对后代思想文化具有重大影响的道学共同体。道学家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核心人物，承担着传承道统的重任，在具备当时学术精英的共同特征之余，更有自身特色。那就是，包容创新的魄力、经世济民的抱负，以及对人格圆满的追求、对格物致知的理性思考。

（选自罗旻《宋代道学共同体的形成及其特征》，有删改）

    ①经济行为的互利与道德行为的互利是不同的。经济行为中的利他是结果的利他，而动机仍然是利己的，从利己的动机出发并不能保证结果一定是利他的。而道德行为中的利他不仅要求结果的利他，也要求动机的利他，至少在动机上不能是损他的。从结果来看，经济行为的互利也与道德行为的互利存在着差异。经济行为的互利主要是就满足经济主体的当下需要而言，并不能保证从长远看仍然对双方有利。有些经济行为虽然满足了双方的需要，但这些行为本身就是非法的或不道德的，如向恐怖组织出售武器。此外，有些双方互利的经济行为，也可能导致第三者受害，如盗版光盘的买卖使专利所有者的权益受到侵害。道德行为的互利不仅要求符合行为者双方的眼前利益，也要符合双方的长远利益，并且这种互利不能以损害他人利益为代价。

    ②在经济活动中，人们把实现利益最大化作为最重要的目标，但这个目标的实现却未必符合伦理要求。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学以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为理论前提，这一假设的含义是：在理想情形下，经济行为者具有完全的充分有序的偏好、完备的信息和无懈可击的计算能力，因此，在经过理性判断后，他会选择那些能够比其他行为更好地满足自己需要的行为。简而言之，“经济人”是一个理性的决策者，他试图用尽可能少的努力获得尽可能多的利益。而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找到始终且完全恪守经济人原则的个体例证。但是，“经济人”作为一个理论假设得到了大量的学术拥护者，这种“经济人性格”也不时在一些经济活动中显现出来，从而使利与义的冲突更加明显。

    ③大体而言，义利冲突可以概括为两种比较典型的表现形式，一种是为了道义而丝毫不顾个人利益和个人需求，我国古代的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就是这种义利冲突形式的典型表现；另一种是为了实现利益而丝毫不顾道义。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义利冲突主要偏向后一种情况，并且主要体现为拜金主义。在商品经济中，私人的劳动只有通过商品交换才能转化为社会劳动，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因此，人们所生产的商品决定其在经济活动中是亏本还是赢利，决定其劳动能否得到社会的承认。这样，商品似乎具有了某种特殊的力量，导致人们把自己生产的商品当作神一样来崇拜。货币出现以后，一切产品、活动都可以同货币相交换，而货币又可以无差别的同一切相交换，因此，使不同的东西相等同的货币就具有了非凡的魔力。在质的方面，货币能直接转化成任何商品，是物质财富的一般代表，因此它在形式上是无限的。但在量的方面，每一个现实的货币额又是有限的，因而只是作为有限的购买手段。货币的这种量的有限性和质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导致货币贮藏者贮藏货币的欲望永无止境。

（选自《经济伦理学》有删改）

    建安风骨，作为中国古典诗学的重要范畴之一，不仅指代汉魏之际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文学风格，也一直是南朝以讫宋明批评家品评文学的主要标准。千年以来，这枚鲜活而真实的文化种子，历经流变，由狭入广，自道德而审美，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族群认同与生活想象，成为了解我们文化特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符号，折射出时代迁移与诗学理念的复杂关系。

    自汉末延至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漫长的阵痛时期。社会的动荡和分裂，政权的瓦解和崩溃，以及儒学衰微和玄风炽盛，共同构成了士人人格裂变与心灵超越的主要原因。人才选拔的标准在悄然发生变化，“德”不再是唯一的尺度，而“才”或与才华相伴的性灵之美得到重视。这显然就是“风骨”脱颖而出的时代背景。“风”，指风姿、风韵和风神，用于品鉴人物的姿态和气质；“骨”，指骨相，用于赞赏人物的体格和形象。而这种评判风骨的视角与标准一旦形成，迅速影响到魏晋时代的审美自觉，并对绘画、书法以及文学的鉴赏与创作产生深远影响。

    对“建安风骨”进行理论总结并提炼其美学精神的，首推南朝齐梁时代文学理论家刘勰。众所周知，《文心雕龙》的基本立场是从儒学古文派的视角审视文学的起源与创作。由此出发，刘勰首先将“风骨”概念从带有玄学色彩的人物品藻功能拓展至“明道”“宗经”的文学批评尺度。他继承曹丕所揭橥的“文以气为主”的理念，既强调作家的生命体悟对创作的关键作用，又鲜明地突出文学与时代的内在关系。刘勰以“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来概括建安文学的美学特征，在时代的大脉动中突出生命的悲剧意识，进而推送出“建安风骨”这个中国诗歌美学的批评典范。

    唐王李世民在平定隋末社会大动乱之后即位，逐渐建立起一个统一、稳定和强大的新王朝。毫无疑问，帝国的繁盛对诗歌创作与品评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刚健、雄壮而又辞采华茂的诗风成为诗人自觉的追求。在“建安风骨”流变史上，唐代两个标志性人物是初唐的陈子昂与盛唐的殷璠。陈子昂最早标举“汉魏风骨”的旗帜，将“兴寄”与“风骨”联系起来，张扬“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美学，达到与“建安作者相视而笑”的境界。这使得他在继承建安诗歌慷慨苍凉的风格之外，又富于壮大高昂、寥廓雄浑的气概。盛唐诗人对传统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以“盛唐风骨”或“盛唐气象”替换了“建安风骨”，使刘勰“风骨”说焕发了生机。这种流变既呈现为从文、辞到兴象、境界的迁移，又体现为自道德而审美的流转，折射出时局变迁对诗学风格的深刻影响。

    “建安风骨”的流变史，一方面恰切地说明了时局变迁与文学格局、气度之间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应该更客观地看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个古老命题。对政治的参与和理解，深化了诗人的生命体悟；文学的温情与浪漫，又赋予政治一种别样的情致。当“建安文学”走出建安，当“建安风骨”不再只是某一个时代的符号，而成为整个民族对“壮美”与“崇高”的生活想象时，我们才更为深沉地洞察了“文变染乎世情”的深意。（选自王洪琛《“建安风骨”之流变》，《光明日报》2016年08月26日）

《周易》的前生今世

周山

    《易传》是对《周易》一书的第一次系统解释的著作，因为共有10篇文字，故又称《十翼》。《易经》与《周易》，不是两名一实的重同关系，而是种属关系。

    自从阴、阳爻由数字中归类抽象出来之后，很自然地固定为六十四个六爻卦体，对这些卦体作出有序排列，并且各自给予一个卦名，便诞生了第一部《易经》。据史传，这第一部《易经》诞生于夏代初期，其名为《连山》。夏代之前，洪水泛滥，人或为鱼鳖；大禹治水，洪灾顿息，舜将帝位禅让于禹，建立夏朝。由于长期的洪灾，人们对赖以避难的高山心怀感激；洪灾之后的渔猎生活，山上盛产的野果和飞禽走兽，为人们的主要生活来源；对山的崇拜，也就成为一种必然。因此，在对六十四卦排序之时，象征山的“艮”卦名列榜首，也就顺理成章。六爻重卦“艮”是由两个经卦“艮”相重而成，象形山连着山。所以，夏代制定的以“艮”为首卦的《易经》，便取名为《连山》。我国最早图腾对象“山”，也因此可以确认。

    由渔猎社会转向农业社会，也是在以“山”为崇拜对象的夏代。个中原因，显然是洪水消减之后，人们纷纷从山上下来，在平原上安营扎寨的缘故。长期的农事活动，使人们对“春播一粒粟，秋收万颗粮”的土地产生了感情。于是，由“山”移情于“地”的观念随着农事活动的深入展开而得以确立。

    商汤取夏政而代之，作为治国之策的《易经》，也必须作出相应的改编。由于古籍资料的残缺，我们已无法知道改编的全部内容，但是从商朝初期诞生的第二部《易经》称名《归藏》，可以确定这部《易经》的首卦已由“艮”改换为“坤”。坤为地，以“坤”为首卦的《归藏》，表达了商代先人对大地的崇拜，我们祖先由此进入第二个图腾崇拜时代。

    商代八百年，是农业社会逐渐走向成熟的阶段。成熟的农业生产，使先人们意识到农作物的收成好坏并不取决于土地，而是取决于天气：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洪涝旱灾，欠收甚至稞粒无收。于是，先人的观念又开始发生第三次转变，即由对“地”的崇拜转向对“天”的崇拜。商朝末年，周族领袖姬昌被商纣王囚禁于羑里，在狱中对第二部《易经》即《归藏》作了全新的编纂，即史称“演易”。经姬昌重新编纂之后的这第三部《易经》，在周朝取代商政权之后正式命名为《周易》，即“周朝的《易经》”。

    由于观念的变化，更由于《周易》的诞生，《归藏》自周代始式微，但是，一直到春秋末期，它还有可能被完整保留着。据《礼记》记载，孔子为了解殷商社会，曾专门跑到殷商贵族集居地宋国，寻找并研究《归藏》；从孔子的“吾欲观殷道……得坤乾焉”的透露，我们也获得了《归藏》的首卦是“坤”，第二卦是“乾”的信息。汉代时，《归藏》可能还有较多内容存世，所以有易学家焦竑的“商时讲学者首重在静”之议论，经学家郑玄在《礼记》注疏中称：“殷阴阳之书存者有《归藏》，是亦以《归藏》为殷易矣”。

    现在所见的《归藏》佚文，一为收录在《道藏》中，二为前些年从湖北荆门王家台楚墓中发掘的竹书残简。这些佚文为姬昌“演易”的背景提供了信息。

    从西周到东周，《周易》不仅是周王朝的治国大纲，也是朝廷及贵族决疑解难的工具。《左传》、《国语》中的二十多条占筮或援引《周易》决疑记载，便是《周易》权威性和实用性的直接表达。

    春秋末期，“善为《易》者不占”成为风气；孔子晚年喜《易》，以致“韦编三绝”；为学生讲《易》，留下解读《周易》的数篇文字，与前人留下的几篇资料性文字一起，合编成《易传》，遂使得《周易》如虎添翼，进入每一位读书人的书房，并进而成为后世科举取士的“统编教材”。

（节选自2013年3月11日《文汇报》，有删改）

史诗概念是西方学者根据“荷马史诗”等资料归纳总结的，其要素有三：是长篇巨制、有神话故事、有作者。这样的概念标准适用于西方史诗，对中国汉语史诗却并不适用。19世纪，黑格尔曾在《美学》中断言“中国人却没有民族史诗”。20世纪，中国学者对此观点提出了种种意见，但仍是以西方史诗理论为依据进行探讨解释，均不够准确。

汉语史诗形成于中华文明起源的五帝时代，发展于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夏商西周三代，繁荣于中华文明转型的春秋战国时期，表现出了许多不同于西方史诗的内涵特征。其一，汉语史诗独立发展于氏族部族血缘内部，如虞族内流传的是《韶》乐，夏族内流传的是《九歌》，商族内流传的是《商颂》等，而西方史诗融合发展于氏族部族血缘之间，如《荷马史诗》反映了爱琴海周边众多部族的故事。其二，汉语史诗因中华文明的农耕生产、血缘管理等基础原因而在内容上表现为“天体日月崇拜史诗”“山川土地崇拜史诗”“祖先世系崇拜史诗”等类型内容，与西方史诗仅仅表现为“英雄史诗"不同。其三，汉语史诗因中华文明的各种仪式、通神法器而表现为早期的“图”“话”结合到后期的“图”“书”结合的世代传承方式。“图”是永恒不变的史诗主题，“话”与“书”则是不同时期的具体演述。

西方的史诗既可以在宗教场所演述，又可以在民间集体聚会场合演述。中国的汉语史诗，在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只在宗庙社坛中演述，是宗教、政治、伦理的三合一，所表达的是血缘族群共同的集体意识。也正因为如此，原始时代的神话思维、原始意象在中国的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一直延续保存下来，并通过在宗庙现场的演述实践而发扬光大。而西方氏族社会的神话思维、原始意象在进入文明社会后便不再延续。由于在宗庙里演述，包含宗教、政治、伦理等内容，所以汉语史诗又称“颂诗”“雅诗”。此外，据甲骨文、青铜铭文可知，汉语史诗还被称为“祝”“典”“册”“史册”“作册”“再册”等。总之，汉语史诗在内涵、外延、称谓、特征等方面都与西方史诗有很大不同。

古希腊轴心文明的一个突出表现是，代表原始神话思维的史诗被代表理性思维的哲学所取代。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三卷表示，要把荷马等诗人驱连出他的《理想国》。朱光潜在《西方美学史》中指出，这是因为“柏拉图处在希腊文化由文艺高峰转向哲学高峰的时代”。而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一方面，农耕生产、血缘管理长期延续发展，宗教、政治、伦理三合一传统有很强的惯性力量，神话恩维、原始意象仍有深刻影响，因而史诗在春秋战国时期发展繁盛；另一方面，社会开始转型，理性思维张扬，宗教、政治伦理逐渐分离，出现了诸子争鸣、百花齐放的哲学繁荣景象。

从五帝文明起源到夏商西周文明早期，血缘部族内独立发展的汉语史诗，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融合转化，创新形成汉语新史诗、颂诗。这些汉语新史诗、颂诗，既继承了以往2500多年史诗的原始意象、集体意识等，又发展了理性精神、个体意识、哲学思维。汉语新史诗、颂诗这两方面的融合，体现着中华民族天人合一、家国一体等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深刻影响了其后2500多年间中华历史文化、文学艺术的发展繁荣。今天，我们应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立足中国实际，科学借鉴西方史诗理论，概括汉语史诗概念、术语，构建中国特色汉语史诗理论体系。

(摘编自江林昌《建构中国特色汉语史诗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