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需要语言铺路

李宇明

    “一带一路”建设借用丝绸之路这一历史资源，与沿线各国发展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它涉及几十个国家、数十亿人口，这些国家在历史上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文明形态。海行靠舟，陆运需车。语言，即思想之舟舆．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语言如何铺路？怎样搭桥？

    既达意又表情。习近平同志在哈萨克斯坦首谈丝绸之路经济带时，就高瞻远瞩地提出“五通”。实现“五通”，当然需要语言互通。首先，政策要用语言表述。协商制定区域合作规划与措施，并使相关政策、法律、规划、措施为民所知所用，环环都需语言交流。其次，设施联通更需语言连通。语言之路不通畅，其他方面也难以通畅。再次，“五通”之中，民心相通看似最“软”，但要把“一带一路”建设为命运共同体，实现利益互惠、责任共担，民心相通更为根本。“一带一路”建设可以用英语等作为通用语，但这种通用语只能达意，难以表情；只能通事，难以通心。欲表情、通心，需用本区域各国各族人民最乐意使用的语言。粗略统计，“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国家的国语或国家通用语有近50种，再算上这一区域民族或部族语言，重要者不下200种。这50种或者200种语言，乃是表情、通心之语，应当列入“一带一路”语言规划的项目单中。

    既看得明白又看着顺眼。“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理念是互利共赢，表现在语言理念上就是提倡平等互惠。在各种概念的中外翻译中，应尊重各种文化的语言使用习惯，特别要注意能让更多的人看得明白、看着顺眼，注意词语使用得体。比如“汉语推广”“过剩产能输出”等，都未必是合适的用语，因为这些词语要么含有不平等的话外之音，要么是用中国眼光看世界，容易引起误读。此外，有人把“一带一路”分为“新起点”“真正起点”“黄金段”“核心区”“中心线”“支点国家”等，特别是国内一些地区正在“抢占制高点”。如此“截路分等”是否合适，值得仔细斟酌。

    信息化时代，大数据与“互联网+”使语言的作用急遽放大。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应重视语言规划。第一，研究“一带一路”语言状况。摸清底数、列出清单、组织调研，建立语言数据库。第二，注重培养语言人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语学习不断升温，公民外语水平大有提高。但学习的语种较为单一，主要集中在英语等大语种上。第三，了解相关国家的语言政策及语言使用习惯。语言政策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使用习惯是重要文化习惯。第四，充分利用语言技术。当下人类的语言交际多数伴随着语言产品，得助于语言技术，比如智能手机、短信微信、电子邮件、PPT、翻译软件等。第五，做好社会语言服务工作。语言服务，需要政府与民间双手推动、更多依靠民间力量，需要公益服务与有偿服务双腿行进。

（摘自《人民日报》2015年9月22日期）

为什么中文系学生不爱读文学作品

张向荣

    ①这段时间在读王敦的新书《打开文学的方式》，促使我写下了这样一个题目。这一现象或许不总是如此，但也绝不罕见。其实很多中文系的学生，在入学之前多多少少都是文学青年。因为文学能为涉世未深的中学生提供他们可能尚未经历但却渴盼经历的人生经验，譬如爱情，譬如虚无，譬如衰老与死亡，譬如对世间不正义的感知和批判，所以中学时代，他们还是爱读文学作品的。

    ②到了大学，我相信，九成以上的中文系学生会在开学不久就遭受到老师慈爱、深邃但残酷的暴击：“中文系是不培养作家的，而是培养学者、批评家。”于是，用不了多久，这些原本把李白、曹雪芹、鲁迅、莎士比亚、川端康成等作家的名字挂在嘴边的学生，慢慢就只把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布朗肖、巴丢等理论大师的名字叼在唇上了。大家开始热衷于谈论文本、风格、修辞、意义，习惯于克制自己的感动、热爱和陶醉，我们甚至不再把文学称之为“文学”，而是称其为“作品”，就像一个深谙商业之道的编辑不把手中的书称之为“书”，而是称之为“产品”。

    ③中文系具有研习文学理论的得天独厚的条件，而文学理论被视为解读文学作品的倚天剑、屠龙刀，或者说，就是王敦所说的“打开文学的方式”。但是，对理论的迷恋，却常常使得不少中文系的学生反而逐渐不再阅读文学作品。这大概有三个原因。首先，理论文本的确能够磨砺一个人的理性，促使他不再满足于诗赋小说戏剧带来的纯粹的美与诗意，而是紧紧追随着哲学的“洞穴之光”，力求抵达文学真正的本质；其次，理论的力量犹如庖丁解牛，能看透、看穿、看破许多文学作品的叙事陷阱、修辞屏障和抒情动机，这会使人丧失掉不少阅读文学作品的乐趣；最后，有些理论语言尤其艰涩，研习理论比阅读作品要花费数倍的时间，阅读文学作品的时间反而少了。

    ④于是，许多人一只手拿起了“打开文学”的工具——文学理论，但另一只手同时却把文学给“合上”了。他们有时会觉得，只有能够迎合、言说理论的文学，没有不能解读文学的理论，如果确实没有，那就换一种理论吧。文学不仅是理论投射的客观对象，甚至成了理论的附着物，文学为理论而活。这就是为什么越是中文系的学生，越不爱读文学作品的原因。但显而易见，文学并不为理论而活，为理论而活的只能是人。

    ⑤其实，乔纳森·卡勒早就说过，“理论是由思想和作品汇集而成的一个整体”。理论本身就包含了对作品的阅读，可是，我们怎样才能重新面对文学，在一个恰当的阈值内使用理论打开这些文学呢？

    ⑥王敦《打开文学的方式》这本书的有趣之处正在于此。他并不是创造一个新理论，这多半是外国人做的事，也不是去介绍一个理论，这主要是中国人做的事，而是凭借他最拿手的看家本领，告诉读者怎样使用文学理论去解读文学作品。都说文艺理论的书难啃，但我觉得，更难的是告诉大家如何去应用这些理论，这需要作者具有极为娴熟的理论功底，同时又不丧失对文学的感受力，还能用恰当的话语将这种对文学的感知从字里行间解放出来。

    ⑦理论的确是灰色的，但文学的生命之树能否常青，在于能否用理论打开。领略一点文学理论的精微奇妙之处，却不被其俘虏，而是读读小说，背背诗歌，这些文学能更加显示出与现实、与人性的相切相关。

（有删改）

    中国的侠文化历史悠长，“侠”这一概念最早见于战国时韩非子的《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里的法和禁指国家的法律制度。韩非子站在法家的立场指出了“侠”目无法纪、好斗使力的一面。司马迁则以民间道德定义侠客形象，其在《史记》中专立《游侠列传》，云：“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随后又立《刺客列传》指明侠的本质就是舍己为人，他们明大义，识大体，他们的义愤为国难而发，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成为铲除不平、伸张正义的一种社会力量。

    班固在《汉书》中作《游侠传》，从《后汉书》起，官修史书不再专门为游侠立传。此后史书对侠的记述便无以为继。史家没有记载的东西，就以诗、文、小说、戏曲等形式记载流传下来，侠的形象由此出“史”入“文”。也就是说，政府希望独掌法律，不喜欢跟政府唱对台戏的游侠。而游侠认为政府有不公正的地方，所以要凭借自己的力量执掌正义，决定是非和生杀。这一点是像中国这种大一统帝国绝对不能允许的。因此，从汉景帝开始就大量杀戮游侠，中国历代帝王，只要建立起政权，国家稳定以后，一定杀游侠。所以，侠存在的空间主要是乱世。

    中国人为什么在侠的身上寄予那么大的希望？柳亚子诗云“乱世天教重侠游”，就是说，在乱世里面，老百姓更易被欺侮，更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所以，格外地想念侠。人们在侠的身上寄托了被拯救的希望。

    不仅乱世，就是所谓的太平盛世，封建社会的很多不公也无法通过政府得到适当处理，很多坏人，官府和法律制服不了，或者说不愿意管制，这时民众希望在法律和政府之外，另外有一批人，这批人跟政府没关系，但是他们能够帮助老百姓，即所谓拯世济难。这就是侠能够被接受或者代代相传的心理基础。

    武侠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人格精神中的一部分。结合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中对武侠精神的诠释，再纵观历史武侠人物的悲壮侠义之举，可以将武侠精神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恩，知恩必报，重义轻命；信，言出必行，一诺千金；勇，千里赡急，不吝其生；义，除暴安良，打抱不平；忠，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侠之所以受欢迎，还有一点就是侠身上展现出的气质：独立不羁，自由放达。古代侠士，衣带飘飘，倚剑长歌。他们不要名位，不要爵禄，也不想受到任何社会和他人的束缚，他们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将不平之事变成公平之事；轻财好施，赈穷救急，不分贫富贵贱，一视同仁，追求公平与自由。这种天马行空、豪放肆意的气度，很受文人的欣赏。

    正因为这样，中国的文人，或者说一直到现在的读书人，或多或少都对侠的观念、对写侠的诗文、对武侠小说感兴趣。虽然《史记》《汉书》以后的中国史书，没有再记载关于侠的故事，可是，我们从魏晋隋唐描写游侠的诗歌文章，从唐代宋代的豪侠小说，从元代及明代清代的游侠杂剧传奇，从明清的侠义小说，到20世纪的武侠小说，一直到现在台湾、香港很流行的武侠电影，都可看到大侠的身影。

    侠作为一个特殊历史阶段的社会群体虽已消失，但是武侠崇尚的？重义轻生，舍生取义，追求道德完美和理想人格的传统心态，早已积淀于中华民族伦理文化意识的深处，并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发展道路。

    君子人格，是中华传统文化在数千年发展进程中不断塑造和培育的正面人格，被历代中国人广泛接受并尊崇。

    “君子”一词在西周时早已流行，主要指称贵族和执政者。春秋末期，孔子赋予“君子”概念许多优秀道德的意蕴。冯友兰说，孔子一生思考的问题很广泛，其中最根本的就是对如何做人的反思。如果说，孔子思想的核心是探求如何做人的道理，那么他求索的结果，就是做人要做君子。君子作为孔子心目中崇德向善的人格，既理想又现实，既高尚又平凡，是可见可感、可学可做、应学应做的人格范式。

    孔子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创立了儒家学派。什么是儒学？有一种观点回答得很干脆：儒学就是君子之学。具体来说，在修己和治人两方面，儒学都以“君子的理想”为枢纽观念：修己即所以成为“君子”，治人则必须先成为“君子”。从这一角度说，儒学事实上便是“君子之学”。这种观点从儒学的目标追求和功能作用上说明儒学的特点，无疑抓住了本质，对于我们理解儒学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质，在今天继承和弘扬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儒学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更多的时候是一种面向现实人生的伦理学说，与西方文化大相径庭。西方文化热衷于构造能够解释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关系的严密理论系统，热衷于探寻认识论、方法论、辩证法等。中华传统文化虽然也包括对认识论、方法论和辩证法的思考，却并不层层追问“是什么、为什么”，而是直截了当地告诉你“做什么、怎么做”。这种不仅讲究“知”，更看重“行”的“知行合一”的理念，在有关君子及君子文化的论述中尤为突出。“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中的这些论述，鲜明体现出儒家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洋溢的“实用理性”精神。这种重行动、轻言辞，重实践、轻思辨的精神，使历代士大夫、知识分子都不是只把仁、义、忠、孝、廉、悌等当作理论，而是当作值得遵循也应该遵循的伦理规范。其目的就是在全社会尽可能多地培育和塑造君子人格，并以其引导、带动各阶层大倡君子之风、大行君子之道。

    当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激活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价值理念，有必要通过挖掘、整理、阐发和弘扬，让君子文化这颗最能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气神”的种子在新时代春风吹拂下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摘编自钱念孙《君子文化的传统魅力与当代张力》）

    中国山水画可谓是中国人情思中最为厚重的沉淀。历代山水画家在画面中充分表现笔墨气韵的同时，更注重意境美。意境是艺术的灵魂。我们欣赏画时，时常为其内含的艺术魅力所吸引，为画外之意、弦外之 情所陶冶、所感染，这就是意境美的作用。

    中国山水画的空灵之美，是山水画艺术的主要审美趣味形式。空灵之空为静，为虚，为无；空灵之灵 为灵气，为实，为有。空和灵是对立统一的。宋代马远的《寒江独钓图》中，茫茫寒江，一叶孤舟，渔翁 独坐，钓丝飘浮，微波之外，皆是空白，营造出一种空灵、深远、简淡的意境。空灵之美一方面使画家在 意境构成上获得了充分的主动权，打破了特定时空中客观物象的局限，另一方面也给欣赏者提供了广阔的 艺术想象的天地，使作品中的有限的空间和形象蕴含着无限的大千世界和丰富的思想内容。

    中国山水画的外象之美不仅表现在画作本身，也包括画作以外的无限性，即“画外有画”。正如美学大师宗白华所说：“中国绘画所表现的精神是深沉静默地与这无限的自然、无限的太空浑然融化，体合为一。”山水画是一种哲理的最高境界，它不追求繁芜的世界，而是自然与人文的完美统一，是一种摆脱世 俗的精神追求。从元朝的倪瓒，明清时期的石涛、董其昌等的山水画中我们所看到的不只是绘画的语言符号，更重要的是画家内在的精神追求。

    中国山水画的诗意之美，是中国绘画历来所提倡的。不论《春山烟雨》还是《春浦帆归》，只看画题， 就会觉得诗意盎然。诗意之美丰富了中国山水画的美学意境。真正山水画中的诗境，体现在画的构思、章法、形象、色彩的诗化，诗情与画意交融。宋代郭熙在《林泉高致》中说：“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诗画的致，是中国山水画家追求的最高理想，也是中国山水画的最高境界。唐人王维以诗人的学养彰显画家的气质，在文学和绘画领域揭示了诗与画的关系，从而提出了山水画意境表现中的一个准则一一画中有诗。比如他的作品《江山雪霁图卷》，画面上虽然没有像许多画家那样题上或多或少的诗词字句，却富有诗的意境。

    中国山水画中所具有的那种空灵美、外象美、诗意美的意境既是画家创造的终点，又是观者再创造的 起点。当代中国山水画创作者，只有放开眼界，敞开胸怀，徜徉于大自然之中领受山川、风云、水石、林 木际会之妙，铸就独特的艺术灵魂，方能构筑胸中意象，孕育笔墨语言，创作出有意境的作品，真正收到“代山川而言”。

（选自颜景龙《中国山水画的意境美》，有删改）

金庸小说的武与侠

新垣平

    ①金庸辞世之后，各大媒体纷纷发文纪念，除寄托哀思外，更带有“盖棺论定”的意味。耐人寻味的是，许多文章的重点都强调，金庸除去武侠小说之外，还是卓越的报业大亨、政论家，以及参与起草《基本法》、与许多政要交好等事迹。强调这些成就自然无可厚非，不过其中也隐隐有“金庸可不止是写武侠的”的言外之意。这种潜台词彰显出，对于如何评价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金庸现象”，人们仍然感到困惑不定。但毫无疑问，如果没有武侠小说的创作和流传，即便金庸其他方面的成就再翻几倍，影响力也绝达不到今天的一成。

    ②金庸本人在访谈中有一个说法：“武侠小说的精神是‘侠’字而不是‘武’字，‘侠’是牺牲自己的利益，去帮助人家主持正义。”这段话传播很广，得到了普遍的认同。以此而论，武侠是传播一种道德精神，自然于国于民有重要意义，所以武侠小说较为高雅的叫法就是“侠义小说”，而低俗的称呼是“武打小说”。

    ③不过对一种文学本质与功能的看法，并不会因为作家本人曾说过而更加合理。把脱离了“武”的“侠”当成武侠的基石有很多说不过去的逻辑。当年韩非子就说过“侠以武犯禁”，脱离了起码的武力，侠客和一般的好人、热心人的区别就不大了。这些人自然也十分值得学习和效仿，但小说读者显然不是为了看这些。

    ④事实上，金庸小说中的主角，也并非都可以归为一般认知的“侠”，哪怕是有“武”的“侠”。早期的陈家洛、郭靖等人，还多少是按侠客的形象塑造的，有许多为国为民的光彩事迹。到了“神雕侠”杨过，虽然也有些侠义之举，但重点刻画的却是其冲突激烈、爱恨交织的个人情感生涯，后来的张无忌、令狐冲等人，虽然武功天下无敌，却也并不是“侠之大者”。可算是大侠的萧峰，也有不少侠士绝对不应该有的杀戮之罪。到了韦小宝就更不用说了，虽然也讲义气，但和行侠仗义怎么也沾不上边。按照陈墨等金庸学者的研究，在金庸小说发展中有着非常显著的“侠”的退隐现象。虽然金庸作品中显然有着对侠文化的温情，但最终却走向了《堂吉诃德》式的结尾，这使得金庸小说具有了超越弘扬侠义精神这一目标的、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的更深远反思。譬如，在日月神教和左冷禅之类庞大森严的江湖势力之下，还有可能出现真正的侠客吗？

    ⑤然而从另一方面讲，金庸以及许多人对“武”这一面的忽略也是有问题的。金庸等人的认识可能受到时代的限制，而没有找到理解“武”的适当模式。“武”如果只能解释为暴力，顶多是夸张的暴力，那么武侠小说自然是宣扬以暴易暴，怎么看都矮人一头。不过今天的读者理应看得更清楚，武侠之“武”，至少在新武侠以后，事实上已经从相对写实的《水浒》式武技，演变成了独具特色的东方奇幻。金庸本人所发明或发扬光大的一系列以内力为根基的“武学”——内功的运行、转移、远程攻击、防御、速度加成等等，已经远远超出了现实的基础，而成为一种奇幻的设定。毋庸讳言，读者喜爱的首先也是这些神奇瑰丽的场面和效果，而非深层的人性与社会反思。

    ⑥可能会有人觉得，这些东西有什么稀奇，就是八九流的写手也在写，怎么没金庸的地位？因为同样是写，功力却大有不同，给人的阅读体验也天差地远。

    ⑦《雪山飞狐》有一段曹云奇、殷吉、阮士中三人较量轻功的描写，非常值得读。这个桥段和主体情节没有太大关系，对轻功的描写也没有高来高去的玄虚，而是贴近常人跑步、跳高的体验，自然给人现实可信之感，而人物各自的性格、身份和钩心斗角的关系，也天衣无缝地融入了这一段轻功描写中。

    ⑧金庸武侠的出色之处，正在于建构出了一个想象奇崛又极具真实感的幻想世界。这一重意义，在传统的文学批评中是经常被忽略的。不过随着《魔戒》《冰与火之歌》等国外顶尖幻想小说的引进，我们能够并更应该从这层意义上去认识金庸武侠的内涵及其美学意义。

    ⑨即便金庸去世，这个幻想世界仍将存在于亿万人的脑海中，或许这才是他留给后人最重要的遗产。

（选自《南方周末》2018年11月15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