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农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改善生活居住条件的要求日趋迫切。在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同时，必然会引起以农村宅基地为主的建设用地的增加。但长期以来，农村宅基地管理欠完善，“一户多宅”，宅基地面积超标，乱占乱建，房子闲置、浪费，村庄外延等现象十分突出，这不仅给农村宅基地管理带来很多不便，同时也造成了“空心村”“村外村”的问题。

    相关资料表明，河北石家庄在2002年6月前有201个“空心村”；到2003年5月，河南省临颍县326个行政村已有三分之一形成“空心村”；浙江省桐庐县窄溪镇莲塘村现有农户320户，全村人口1600余人，空房率达30%，户均拥有宅基地1.6处。“空心村”问题是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具有一定的时代性。

(摘编自李勤、孙国玉《农村“空心村”现象的深层次剖析》)

    材料二：

(资料来源于《人民日报》)

    材料三：

    王金会代表：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要把环境“护”出来，实现生态好。要重点落实好保护黑土地、推进农业“三减”、综合利用农业废弃物等举措，深入实施绿色兴农战略。其次是要把各种要素“用”起来，实现产能好。大力开展科技联合攻关、推广应用新技术、发展农机推广服务体系，把关注点放在科技兴农上，久久为功。最后是要把涉农产业“融”起来，实现效益好。

    王全代表：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青壮年外出务工人员增多，不少农村空心化严重，发展急需人才。现在，越来越多大学生毕业后回到乡村当“村官”，是值得肯定的事情，政府应该给予一定的资金和政策支持，也应制定系统的培养计划，把管理人才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乡村。

    陈飘、杨宝玲代表：乡村要发展，离不开乡土风情，不能脱离地域特色空谈发展，必须做好与当地文化和地理条件相符合、相适应的建设规划，不能千篇一律搞“一刀切”，或者搞面子工程，要形成“一村一策、一村一景、一村一韵”的特色村寨景观。

(摘编自《代表委员热议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需要同“扶志、扶智”相结合》)

    材料四：

    乡村是传统文化的“源头”，是农耕文明的“载体”。要按照“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要求，保护和开发利用好历史文化村落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入发掘乡村背后的故事和文化基因，运用现代手段，保留原始风貌和生态肌理，保护乡土文化特色，保护乡村社会价值体系和集体情感记忆，打造乡土的、健康的、休闲的、历史的乡村，使乡村成为守望乡愁的重要依托……将乡村建设成为农民群众的精神家园、人文家园、和谐家园。

(摘编自龚建文《乡村振兴，要抓好“五个着力”》)

    材料一：

    假如推选中国地名中的最美汉字，一定非“阳”字莫属。有人曾对现今省会、地级市和区县级地名进行统计，带“阳”字的地名多达117个。其中两个省会城市为贵阳、沈阳，地级市有岳阳、襄阳、南阳、资阳、辽阳、揭阳等19个，再小一级的阳字地名更多达96个。而且，这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老古董”，有的甚至沉淀了几千年。

    古人扎堆起“阳”名，这其中有“阴”地不宜建城的原因，但更多是由于中国人喜“阳”不喜“阴”。例如山东的省会济南，在济水之南，但并不称“济阴”。又如古都开封，地处黄河南岸，并未取名“河阴”。

    即使是对那些带有“阳”字的地名，古人同样极为挑剔和讲究。最典型的是洛阳。洛阳是块风水宝地，北有邙山，南有洛水，双阳之地，山川形胜，历朝历代都是皇帝的心头好，而洛阳的名字也十分纠结。洛河古名雒水，所以战国时，被取名“雒阳”。雒从火。秦时，五行之说渐起，秦始皇按“五德终始”进行推理，认为秦代周，应为水德，因此改为洛阳。东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东汉尚火德，复名雒阳。三国时魏的德运为土，认为“水得土乃流，土得水而柔”，遂复改为洛阳。后世沿用至今。

    （摘编自堇青《一阴一阳之谓道》）

    材料二：

    近段时间以来，一部以“猜地名”为主要形式的电视节目，在民众中间引发了一场“全民猜地名”的热潮。专家表示，地名是社会交流交往的基础信息，也是重要文化载体。解读地名活动受到持续关注，为进一步弘扬传统文化，坚定社会大众文化自信提供了新的尝试。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六朝博物馆馆长胡阿祥认为，地名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密切相关，但许多人对它的认知停留在表面。“我一直认为，行走在地名里，就是走在历史里。比如，走在深圳的地名里，就是走在改革开放的历史里；走在南京的地名里，就是走在六朝古都2000多年时光长河里。”胡阿祥这样看待地名的含义。

    “目前，中国国家地名信息库共收集地名1200多万条。可以说，每一条都承载着历史的见证、文化的记忆、情感的寄托。”民政部区划地名司相关负责人说。

    该负责人表示，当前，民政部正在推进修订《地名管理条例》，拟对规范地名管理、保持地名稳定、保护地名文化等做出一系列新规定。“此次解读地名的兴起也将对规范地名管理、加强地名文化保护等工作产生促进作用。”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认为，解读地名热潮的基础是近年来学习传统文化兴趣的回归。他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中的地名“玉门关”为例指出，很多人知道玉门关这个地名，但有关东汉时期军事家班超与玉门关的故事却鲜为人知。“我们看似在解读地名，实际上是在解读地名背后的人、文化和生活，以及我们的情感。”康震说。

    （摘编自《从解读地名热看文化自信》，新华网2019年12月19日）

    材料三：

    12月9日，在察院弄机关宿舍大门边，靖江市竖起该市首块历史地名保护标志碑——“察院弄”。

    石碑上半部分采用汉白玉材质，底座则为花岗岩材质，石碑正面上半部分刻有“靖江市历史文化地名察院弄靖江市人民政府二〇一九年”等字样，背面的红色碑文介绍了“察院弄”地名的来历，并有“清代曾任户部侍郎郎中、绍兴知府的朱熙即居此巷”等信息。

    靖江市民政局地名办公室主任高峰介绍，该市首批共计18块历史地名保护标志碑将陆续竖立，包括白衣堂、戏鱼墩、弯腰沟、正东圩、旧志五桥、炮台圩、八圩渡口、范家石桥、礼士桥、小关、宋家市、盛家大厅、胜利街、朱大路、布市里、玉带河、巽河等。

    靖江市文化专家黄靖说，在城市化进程中，很多承载着历史信息的地名有的逐渐消失，有的因口口误传而被更改，竖立历史地名保护标志碑，可以将地名“凝固”下来，留住文化记忆，传承文化根脉，增添人文景观，寄托现代人的一份乡愁。

    据了解，2018年4月，靖江市政府确定并公布第一批靖江市历史地名保护名录，共50条。2019年6月，靖江市政府确定并公布第二批靖江市历史地名保护名录，共45条。对进入名录的95条地名，该市依据《江苏省地名管理条例》等有关法规和文件规定进行管理、保护和利用，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将优先延续、保留和规范使用。对部分极具历史价值、文化底蕴的历史地名，采取设立保护标识的方式加以保护和宣传。

（摘编自《靖江竖起首块历史地名保护标志碑》，《泰州日报》2019年12月17日）

材料一：

近年来，“人机大战”引起世人关注，人工智能发展引发的忧虑和争论开始从学术圈进入公众视野，要将这些思考引向深入，就需拓宽视域，厘清思路，特别要善用底线思维来把握问题，对无限制发展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后果，可从近期、远期和终极威胁三个层面来分析。

近期威胁的一个表现是人工智能开始大批量取代蓝领工人和下层白领。这在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中表现较明显，我国一些工厂也开始这么做。从经济效益看，工业人工智能成本的下降使“取代”变得有利可图。“汽车的出现没有让马车夫找不到新工作”只是以往的经验，这次并非如此：大批工人陆续失业，只要达到某个临界点，社会就有可能发生动荡。

近期威胁的另一表现是军用人工智能的研发。史蒂芬•霍金、比尔•盖茨等人曾呼吁世人警惕人工智能的盲目研发，特别是军事用途的研发，认为这有可能导致比原子弹更可怕的武器出现。因为军用人工智能有可能直接操控武器，一旦失控，后果难以设想；即使没有失控，研发出这类更冷酷、更高效的杀人武器，亦非人类之福。

人工智能的远期威胁中，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它们可能的反叛，这点很容易理解，《黑客帝国》《未来战士》等科幻影片对此已做过大量设想。人工智能业界和一些盲目乐观人士常用“人工智能还很初级”之类的说法宽慰公众，但这种理由是站不住脚的，“老虎还小”不能成为养虎的理由。因此，我们对这一威胁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

人工智能的终极威胁更加发人深省。这种威胁并非建立在人工智能反叛的假定之上，而是恰恰相反。阿西莫夫提出的一个很少有人注意的重要观点是，所有依赖人工智能的文明都终将灭亡，他给出的理由之一：“一个完全依赖机器人的社会，因极度单调无趣，终究会变得孱弱、衰颓、没落而奄奄一息。”这个看法很有见地。

这里排除人工智能反叛人类的可能，假定未来人工智能可承担人们所希望的“任何工作”，人类就会变成整天混吃等死的寄生虫了。如果真是这样，用不了多久，人类的机能和智力都将迅速退化，我们的人生就变得毫无意义，这是更可怕的威胁。

（摘编自江晓原《科技创新应树立底线思维——以人工智能发展为例》）

材料二：

人类智能不过是文明的成果，源于社会与历史的心智积淀，而文学正是这种智能优势所在的一部分。文学之所以区别于一般娱乐（比如下棋和转魔方），就在于文学长于传导价值观。好作家之所以区别于一般“文匠”，就在于前者总能突破常规俗见，创造性地发现真善美，守护人间的情与义。而技术主义者恰恰在这里严重缺陷，他们一直梦想着要把感情、性格、伦理、文化以及其他人类表现都数据化，收编为形式逻辑，从而让机器的生物性与人格性更强，使其创造力大增，最终全面超越人类。但他们忘了，人类智能千万年来早已演变得非同寻常——其中一部分颇有几分古怪，倒像是“缺点”。比如，人必有健忘，但电脑没法健忘；人经常糊涂，但电脑没法糊涂；人可以不讲理，但电脑没法不讲理，即不能非逻辑、非程式、非确定性地工作。这样一来，即便机器人有了遗传算法（GA） 、人工神经网络（ANN） 等仿生大招， 即便进一步的仿生探索不会一无所获，然而，人的契悟、直觉、意会、灵感、下意识、跳跃性思维，同步利用“错误”和兼容“悖谬”的能力，把各种矛盾信息不由分说一锅煮的能力，有时候竟让2+2=8或者2+2=0甚至重量+温度=色彩的特殊能力（几乎接近无厘头），如此等等，都有“大智若愚”之效，只能让机器人迷糊。

在生活中，一段话到底是不是“高级黑”；一番慷慨到底是不是“装圣母”；一种高声大气是否透出了怯弱；一种节衣缩食是否透出了高贵；同是一种忍让自宽，到底是阿Q的“精神胜利”，还是庄子的等物齐观；同是一种笔下的胡乱涂抹，到底是艺术先锋的创造，还是画鬼容易画人难的胡来……这些问题也许连某个少年都难不住，明眼人更是一望便知。这一类人类常有的心领神会，显示出人类具有超强的处理价值观的能力，其实不过是依托全身心互联与同步的神经响应，依托人类经验的隐秘蕴积，选择了一个几无来由和依据的正确，有时甚至是看似并不靠谱的正确——这样做很平常，就像对付一个趔趄或一个喷嚏那样自然，属于瞬间事件。但机器人呢，光是辨识一个“高级黑”的正话反听，可能就会导致全部数据库瘫痪。

（摘编自韩少功《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

当代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日益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深深地影响着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自身。如胡塞尔所提出的，自伽利略以来的近代西方文明，一直致力于将自然界数学化、机械化的目标，而这正是西方科学和文化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我们姑且不论胡塞尔的论断准确与否，但他确实引发了人类对技术及其发展的伦理反思浪潮。而其中的人工智能技术自诞生至今在短短几十年内便渗透到了人类生产生活的每个角落之中。在人工智能为我们提供越来越多便捷的同时，很多人也在担心：人工智能在未来是否会成为一个新的主体，跟人类一样拥有自我意识和情感并最终取代人类？是否会破坏而不是增进人类的福祉？这是一种基于人本主义的伦理忧思，从这个角度看，彭家锋、虞昊、邓玉龙等三位青年学者聚焦人工智能的伦理挑战与科学应对这一主题展开对话，就怎样前瞻研判科技发展带来的规则冲突、社会风险、伦理挑战进行学理阐释，并就如何塑造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让人工智能更好增进人类福祉进行深入研讨，是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

人类的意识是长期进化的结果，是不可能被设计出来的。何为意识？到目前为止，“意识”的产生机制仍令科学家们困惑不已。其实意识并非人类所独有的，有些动物也有相对于人类而言比较简单的意识，例如狗就会看家护院，它们会在陌生人进入家中时感觉到不安全而吠叫。人们认为，意识是生命感知与适应环境、调整自身行为从而保护和完善自己的能力，意识的产生与生物的神经中枢—大脑有着紧密的联系。但遗憾的是，我们对人的大脑如何产生意识这个根本问题的了解还不够深入。幸运的是人类拥有地球上最高级最强大的大脑，它使得我们能完成一系列复杂的意识行为。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它能通过执行人类的指令完成某些工作，产生类似人类的智能反应，但它并不拥有类似人类的意识。

在人们看来，现在的人工智能越来越“聪明”，甚至在某些领域比人类更“聪明”。其实人工智能的“聪明”仅仅是人类基于0和1的编程代码来控制的，或者说人工智能之所以能模仿人类的思维而完成某项工作，关键因素是人类为它们量身打造的一串串操控代码，人工智能仅仅是在完成人类的指令而已。因此无论人工智能如何强大，它也仍然只是在人类编制的智能程序对大量数据处理的基础上得到的结果。目前来看，与人类相比，人工智能都是专能的。人类可以运用所掌握的知识轻松应对自己熟悉的领域中的难题，也能灵活处理陌生的未曾遭遇的困境；虽然目前不管是计算智能、翻译智能、手术智能、围棋智能、家政智能、聊天智能、驾驶智能还是字符识别、人脸识别、声音识别等领域的人工智能都发展迅猛，但它们仅能执行内置程序所规定的任务，对于超出程序规定和数据库的内容和情形它们都无法处理。更重要的是，虽然人工智能可以在某个领域出色地完成人类规定的任务，但它们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完成该项任务，更不会在此过程中拥有快乐、满足的情感体验。基于算法和大数据的人工智能是人类用以发展和改善生产生活的工具，人类发明和发展它们，目的是让它们更好地为人类服务，而不是取代人类自身。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工智能仅仅是一项服务于人类的技术，是人类的工具，人类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让其拥有独立的自我意识而成为取代人类自身的主体。一部人类文明史，同时也是一部人类不断发展和创造工具以服务于人类自身的历史。从石器到铁器，再到电器，到现在的人工智能，都是人类体力和智力的延伸，都是作为一种工具而增强了人类某些方面的能力。地球上唯有人类拥有高度复杂的大脑结构、无比精细的意识与情感状态。无论人工智能有多“聪明”，它也不可能拥有类似于人类的“智慧”与意识。其他碳基生物虽然有低等的意识，但与人类的智慧与意识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虽然人类主观上不会让人工智能发展成一个拥有类似人类的意识和情感的主体，但在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趋势不断演进、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应用场景拓展正在按下“快车键”的当下，其对人类生活带来的新的风险挑战越来越大，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要破解这一难题，我们必须前瞻研判人工智能带来的规则冲突、社会风险、伦理挑战，着力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伦理审查规则及监管框架，通过建立健全保障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伦理规范和法律体系，更好适应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新要求、新变化，从而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更好增进人类福祉。

（摘编自张今杰《推动人工智能更好增进人类福祉》）

材料一：

西洋的社会有些像我们在田里捆柴，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得清楚不会乱的。在社会，这些单位就是团体。团体是有一定界限的，在团体里的人是一伙，对于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如果同一团体中有组别或等级的分别，那也是事先规定的。我用这譬喻是在想具体一些使我们看到社会生活中人和人的关系的一种格局。我们不妨称之作团体格局。

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是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我们俗语里有“一表三千里”，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网络像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以亲属关系布出去的网，但是没有一个网所罩住的人是相同的。在一个社会里的人可以用同一个体系来记认他们的亲属，所同的只是这体系罢了。体系是抽象的格局，或是范畴性的有关概念。当我们用这体系来认取具体的亲亲戚戚时，各人所认的就不同了。我们在亲属体系里都有父母，可是我的父母却不是你的父母。天下没有两个人所认取的亲属可以完全相同的。兄弟两人固然有相同的父母了，但是各人有各人的妻子儿女。因之，以亲属关系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的网络来说，是个别的。每一个网络有个“己”作为中心，各个网络的中心都不同。

在我们乡土社会里，不但亲属关系如此，地缘关系也是如此。现代的保甲制度是团体格局性的，但是这和传统的结构却格格不相入。在传统结构中，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作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是“街坊”。可是这不是一个固定的团体，而是一个范围。范围的大小也要依着中心的势力厚薄而定。有势力的人家的街坊可以遍及全村，穷苦人家的街坊只是比邻的两三家。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具有这种伸缩能力。在乡下，家庭可以很小，而一到有钱的地主和官僚阶层，可以大到像个小国。

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

在西洋社会里，国家这个团体是一个明显的也是唯一特出的群己界限。在国家里做人民的无所逃于这团体之外，像一根柴捆在一束里，他们不能不把国家弄成个为每个分子谋利益的机构，于是他们有革命、有宪法、有法律、有国会等等。在我们传统里群的极限是模糊不清的“天下”，国是皇帝之家，界限从来就是不清不楚的，不过是从自己这个中心里推出去的社会势力里的一圈而已。所以可以着手的，具体的只有己，克己就成了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德性，他们不会去克群，使群不致侵略个人的权利。在这种差序格局中，是不会发生这问题的。

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差序格局》）

材料二：

“差序格局”是费孝通先生对乡土中国社会结构的精准概括，对于这个概念，《乡土中国》一书中的表述如下：“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

在费孝通先生看来，“差序格局”理论是对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结构的凝练，其内涵不仅停留在人际关系上，而且包含了更大范围的社会结构。“差序格局”中的“差”指的是《乡土中国》中提及的类似波纹向外推的横向结构。阎云翔对“差序格局”理论结构的认识值得借鉴，他指出：“差序格局是一个立体的结构，包含纵向的、刚性的、等级化的‘序’，也包含横向的、弹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差’。”

（摘编自方楠《互联网时代的“新差序格局”》）

材料三：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从深层分析了西方公私领域与中国的差异，以西洋的“团体格局”为出发点，相对应地把中国传统社会区分亲疏远近的人际格局概括为“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十分恰当地总结出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特征：人际关系以个人为中心，亲疏关系以血缘、地缘为基础，公私关系具有相对性以及礼治秩序以人伦为基础。

根据“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模型，台湾学者黄光国将中国人的社会关系总结为“情感性关系—工具性关系—混合性关系”模型；而杨国枢博士则将传统社会的关系圈子总结成“家人—熟人—生人”关系模型，由内而外的特点分别是家人圈子——通过情感性关系和需求法则维系，熟人圈子——通过混合性关系和人情法则维系，生人圈子——通过工具性关系和公平法则维系。两位学者的模型都呈现为同心圆形状，且相互补充。

（摘编自向云逸《社交媒体中的“差序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