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全球性交流日益频繁的时代，文化主体之间的实力不均衡、信息不对称以及文化发展程度的差异和抗冲击能力的不同，很容易使相对处于弱势地位的文化面临安全风险，文化传统、文化资源特别是文化价值观和文化创造力受到压制与削弱，甚至还会招致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殖民。

    维护文化安全是各国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防范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必要的，但防范绝非封闭自囿。最有效的防范，永远都是自强自律；而最有力的维护，则始终都是开拓创新。自强的最佳体现，是使文化产品精粹、文化服务优质、文化活动积极有意义，因为一切文化最终都是要寄寓在具体而实际的文化产品、文化服务和文化活动之中。自强要求我们自律，警惕对民族文化采取虚无主义、把群众文化看作“下里巴人”的态度，更警惕一味崇洋媚外，紧紧盯着国外的领奖台，把文化创造的着眼点一股脑儿放在对奖项的拼争上。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自律自强还要求我们警惕在文化建设与文化创造中的趋利、媚俗、浅薄、浮躁、恶搞、收视率为王、“娱乐至死”等现象，切实回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上来。

    实际上，对我国文化安全构成威胁的，除了诸多外部因素外，内部开拓创新不足也是重要原因。只有200多年建国史的美国为什么能拥有文化强势并称霸全球？关键就在于其始终坚持开拓创新。他们在文化创造中不仅将从欧洲带去的骑士精神、绅士精神和现代科技发挥到极致，还从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东方文化中“猎取”要件和元素。对此若单纯防堵与抵挡，效力不大。只有不断加大我们自身的开拓创新力度，充分挖掘中华文化资源，创造出足以征服人心的文化产品，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文化与其他一切“物”的本质区别在于，它只有从被吸引、认同、接受、欣赏、消化与感动的过程中，才能获得生命并产生价值。

    文化有活力有魅力，是传播、影响和发挥功能的前提，也是维护自身阵地的基础。只有开拓创新，才能把文化资源化成精品佳作；只有精品佳作形成阵势，才能产生文化魅力；文化有魅力、有召唤力，才能在全球化交流中实现自身的壮大与发展，维护文化安全的信心与能力才会不断增强。文化的特性以及文化交流的形势提醒我们，维护文化安全，需要我们有效防范，更需要我们开拓创新，变消极为积极，变被动为主动。

文化安全是民族传承、国家稳定、人民得享文明之光的重要保障，坚决而持久地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势在必行。在文化创造、文化建设和文化服务的全过程中，应当始终坚持以中华文化为本体，在此基础上进行选择性和包容性地吸纳，进行开放式地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在文化交流融合中赢得主动权，保持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独特而重要的地位。

（摘编自艾斐《文化安全：最有力的维护是创新》）

    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有两个重要的基础：一是小农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二是家国一体，即由家及国的宗法社会政治结构。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必然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文化价值体系。因为家族宗法血缘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人伦关系，这种关系的扩展就形成了社会伦理关系。家族本位的特点，一方面使得家族伦理关系的调节成为社会生活的基本课题，家族伦理成为个体安身立命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在家国一体社会政治结构中，整个社会的组织系统是家族﹣村落﹣国家，文化精神的生长路向是家族﹣宗族﹣﹣民族。家族的中心地位使得伦理在社会生活秩序的建构和调节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的社会生活是严格按照伦理的秩序进行的，服式举止，洒扫应对，人际交往，都限制在“礼”的范围内，否则便是对“伦理”的僭越。这种伦理秩序的扩充，便上升为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体制的基础﹣﹣家长制。家长制的实质就是用家族伦理的机制来进行政治统治，是一种伦理政治。

    与此相适应，伦理道德学说在各种文化形态中便处于中心地位。中国哲学是伦理型的，哲学体系的核心是伦理道德学说，宇宙的本体是伦理道德的形而上的实体，哲学的理性是道德化的实践理性。因此人们才说，西方哲学家具有哲人的风度，中国哲学家则具有贤人的风度。中国的文学艺术也是以善为价值取向的。“文以载道”，美善合一，是中国文化审美性格的特征。即使在科学技术中，伦理道德也是首要的价值取向。中国传统科技的价值观是以“正德”即有利于德性的提升为第一目标，然后才考虑“利用、厚生”的问题。因此，中国文化价值系统的特点是强调真、善、美统一，而以善为核心。

    中国文化的普遍信念是“人为万物之灵”。而人之所以能为“万物之灵”，就是因为有道德，因而中国文化特别重视人与人之间的“道”，以及遵循这种“道”而形成的“德”。老子曾从本体论的高度说明“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的道理。“尊道贵德”的基本精神，就是强调人兽之分，以德性作为人兽区分的根本，突显人格尊严。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因而中国人都以成德建业、厚德载物为理想。早在孔子前，鲁国大夫叔孙豹就提出过“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思想，在此基础上，一种以道德为首要取向的具有坚定节操的文化人格就逐渐形成了。“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为追求仁道，虽箪饭陋巷，不改其乐，这是一种道德至上的价值取向和文化精神。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道德理想是指道德高于现实的未来性因素，包括以下内容：一定社会阶级及成员对未来社会道德关系和道德风尚的向往，一定社会阶级的道德体系的理想道德标准或称道德规范体系中较高的、还不能为当代社会大多数成员所奉行的要求。

    道德理想内容的第一方面，涉及到了社会理想和道德理想的关系。社会理想和道德理想有联系的一面。社会理想主要是指一定阶级的政治理想，它包含着对社会制度和政治结构的性质、特征的要求和设想，广义上也包含着对即将到来的社会面貌的预见。以恩格斯的观点来看，社会理想和道德理想本来就是一回事，道德理想是社会理想的、也是那些与历史发展的根本要求相一致的未来社会观念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方面。这也就是说，社会理想和道德理想必然有部分重合。比如，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为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而奋斗，就不仅是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而且是共产主义的道德理想。

    当然，社会理想与道德理想之间也还存在着差异。其一是从内容上看，它们的着重点不同。如果说社会理想更加注重勾画未来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的话，道德理想则注重勾画未来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和道德风尚。其二，一定的社会政治理想最初往往是以道德理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并不是一下子就成为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认识得很清楚的科学理想的。在一种社会理想形成的过程中，人们对社会制度未来的轮廓构想首先表现为一种道德预测或道德理想。虽然就准确性、严谨性、论证性而言，道德预测或道德理想不能和科学的社会理想相比，但它能动员广大群众主动热情地投入到变革社会的进步活动中。比如，社会主义理想就首先在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以道德预测和理想的形式得到了首次表现。作为精神力量，它对当时人民群众和早期无产阶级自发斗争起了感奋作用，给社会的发展从道德上指明了方向，从而使它自己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理想的直接源泉。其三，一定的社会理想产生之后，只有被实践的人们所理解、接受，成为他们的道德信念和行为习惯时，才会变成人们实践中的真实理想。如果一种社会理想没有转化为该阶级成员的道德理想，那么这种社会理想还停留在认识领域。道德理想使社会理想更接近于实践。正因为如此，人类历史上革命阶级在斗争中追求奋斗的社会理想，有浓厚的道德理想色彩和丰富的道德理想内容。

    道德理想第二个方面的内容是理想道德标准或称道德规范体系中较高的、暂时还不能为社会大多数成员所奉行的要求。例如，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不劳动者不得食”，由此产生的普遍道德要求是否定剥削、否定不劳而获等。但是现实中还有更高的道德理想标准，如不计报酬、毫不利己、大公无私等。道德规范准则具有规范的、现实的性质，是判断和评判人们行为善恶的标准；道德理想标准则具有崇高的、理想的性质，是判断和评判人们行为道德价值大小的标准。在实践中，人们只有自觉地遵循道德规范准则，才有可能进一步实现一定社会和阶级的道德理想标准。可以说，道德规范则是道德理想标准的前提和基础：道德理想标准则是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更高要求，反映了道德行为的发展方向。

(摘编自肖群忠《道德理想新探》，有删改)

    唐朝内地与西域通过丝绸之路的交往，不仅表现在各种物品的输入与输出，更表现在不同文化背景人员之间多种形式的文化交流，内地有大量的戍卒、使节、文士、商贾等进入西域，而更多的还是西域人受到中华各地的吸引，纷纷前来通使，贸易、留学，甚至入仕、传教，因此丝绸之路成为中西文化频繁接触、交流的主要途径，唐代诗歌中的诸多西域名物品类以及文化事象均是这种交流过程的反映，丝路文化对唐代诗歌产生了重要影响。

    空间之于文化，不仅仅只是地理概念，还应当包括时间观念和思想空间。唐代诗歌的地理延伸从“阳关”“安西”到“葱岭”“西海”，直至“条支”“拂林”，正是汉代之后丝绸之路的发展与延伸。唐代承续汉事，积极开拓西北，经营西域，藉保关陇安全。唐诗以汉喻唐，包含了对古人英雄业绩的向往、渴望建功立业的豪情，更重要的是表达了对民族历史的崇敬和对国家实力的强烈自信。如果地域性和时间性是向外的延伸，思想性就是向内的省视，而对于唐代诗歌而言，外来的思想影响莫过于佛教。佛教于汉晋之间自西域传入，我国僧人又赴天竺求法，得佛教真传而使中国也成为佛教中心，佛教至唐代达到鼎盛。唐代文士礼佛及与佛教僧徒交往之风盛行，细密精深的佛理、意味幽远的禅意也使得唐代诗歌中弥漫着浓郁的佛学气息。这种自觉自愿的能动选择、直指内心的深层体验，激活了诗人创作的灵感，他们借助长于抒情达意的古典诗歌，深刻表达出了心灵深处的生命意向和对生存状态的终极关怀。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并存、多元文化共生的国家。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概念和理论，并认为这个不可分割的民族统一体是历经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唐王朝加强对西域的经营，通过一系列羁縻州府的设罝巩固了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其开明的民族政策得到了西北诸族的拥护，唐太宗还被尊奉为西北各族共同的首领“天可汗”，唐代诗人岑参两度西域入幕，远驻北庭、轮台，对边疆民族习俗感受至深，其诗歌就有对边疆和平安定、胡汉和睦共处的赞颂，《赵将军歌》：“九月天山风似刀，城南猎乌缩寒毛。将军纵博场场胜，赌得单于貂鼠袍。”岑诗凸显了中华文化的多元发展对各少数民族所产生的向心力与凝聚力，这种民族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也使得唐代成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极为重要的历史阶段。

    西域独特的自然景现、文化艺术、丰富物产及民俗风情为唐代诗人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现实内容和想象空间，唐代诗人作为时代精神的代表，及时地将这些文化养料有选择地吸收到具体作品中去，创造出后世难以企及的“一代之文学”。另一方面，西域宗教艺术对唐代诗歌形式的演变也有重要的影响，佛教传播不仅影响了诗歌创作的思维方式，扩大了创作题材，佛教经典的传播还促成了四声的发现以及格律诗体的形成。魏晋南北朝以来，各民族之间交往频繁，西域音乐逐渐传入，并与中原音乐相结合，形成新的音乐形式，配合这种音乐用以演唱的长短句也开始出现，这就是曲子词。因此，总体而言，唐代律诗与曲子词从某种程度上也许可以说是中华文化吸收西域文明所孕育出的瑰丽的艺术奇葩。

（摘编自郭文庭《唐诗中的丝路文化》）

    “国学”作为汉字词汇，在历史上最早是指周代在国都建立的国家官学。18世纪日本出现“国学”学派，以“国学”指日本自己的古学，以与来自中国的学术相区别。受此影响，20世纪初，我国学者提出“国学”的概念，总体上是作为“西学”的对照概念来使用的，其中的“国”是指“本国”，“学”是指学术文化。中国人所使用的“国学”"当然是指区别于外来文化的、中国本有的学术文化，这是近代国学概念产生的最初意义。

    20世纪90年代中期迎来的第一波“国学热”，无论从规模还是从性质上，都还只是中国文化“一阳来复”的初始。进入新世纪以来，全方位的国学热四面兴起并持续升温，其中媒体的参与固然起了很大作用，而来自民间的对传统文化的热情和需求成为主要的推动力量。新世纪国学热兴起和持续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现代化进程90年代以来快速和成功的发展，及其所引致的国民文化心理的改变。国学热表明，与中国在世界崛起相伴随，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态度已经或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正在经历从自在转变到自觉的过程。国学热所体现的正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的开始。在这个意义上，当前的国学热是中华文化复兴的初级阶段的文化标志。

    同时，国学热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在建设精神家园方面对本土的传统资源的热切渴求。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人与人关系的新的变化，也使得青年一代在寻找人际关系处理方法等方面把眼光转向古老文明的人学智慧。中国古代文化的宝库已经成了现代人待人、处世、律己的主要资源，与其他外来的文化、宗教相比，在稳定社会人心方面，传统文化提供的生活规范、德行价值及文化归属感，起着其他文化要素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国学热有助于破除“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及其文化霸权对我们的影响。百余年来，我们大力学习西方文化，谋求现代化，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同时，也产生过全盘西化的思潮，对民族文化持虚无主义的态度，导致了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意识彻底失落。这既不利于现代化，使现代化失去民族精神的支撑，又易导致食洋不化，不能把先进文化的普遍性与中国具体国情结合起来。国学热有助于人们对西方文化及对引进或移植自西方的学术体系进行反思，通过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来建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促进世界多元文化的平等交流。

    目前的国学热分布在大众教育和国学知识传播方面，相对于国学的学术研究，多属于文化普及的层面。它虽然不能自然带来国学研究品质的提升和发展，但是这种传统文化热的文化氛围，有利于改善社会公众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有利于传统文化的普及和传承以及民族精神的培育。由此看来，对于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对中国现代化的深入开展，对社会和谐的实现，当前所谓国学热的出现和流行，都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积极的，应当予以充分的肯定和支持。但是，传统文化并不是包治百病的药方，传统文化并不能解决我们现实生活遇到的。切浔题。需要通过适时的引导，帮助人民分辨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分辨永久的价值和避时的东西，使传统文化的资源更能够结合时代的要求发挥其作用。

    (摘编自陈来《如何看待国学热》)

中国网络文学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经进入繁荣期。网络文学研究也不断取得突破，然而，对于网络文学的属性、特质，研究界依然存在争议。

网络文学具有商品属性、文学属性与网络属性。传统文学亦具有商品与文学的属性，而网络文学的网络属性，除了网生性特质之外，也影响了文学的商品属性与文学属性。比如，网络文学比之传统纸媒出版，具有更低廉的成本，更有效的话语符号增值性(如IP经济集成策略)等特点。在文学属性上，中国网络文学，一方面表现为对“广义文化传统”的继承，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对审美愉悦，特别是通俗类型文学叙事艺术的故事性、幻想性、虚构性与代入性的重视。

就此而言，中国网络文学，不是对“传统文学”的终结，而是对中国传统文学的继承和发展。这里既有媒介转换带来的革命性变化，也有着和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在联系。中国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的继承，也需要辨析和理性认识。

从古典文学传统来看，纵观中国网络文学优秀作品，儒家仁爱思想、道家浪漫想象，都表现于历史穿越文、玄幻奇幻文等很多门类的创作中。唐诗宋词与历代散文为代表的诗文传统，影响了网络文学言情、历史等文体的表现风格。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典章制度、社会风貌，也较好地展现在网络文学之中，其中一些优秀作品历史现场感强，散发着醇厚、深沉的传统文化味道。

从文学类型与文类笔法上看，中国网络文学也较好地继承了中国通俗文学传统。主要表现在对既有类型的丰富与开拓，有的网络小说重写西游故事，赋予“西游神话”现代魅力与异彩纷呈的故事；有的作品将中华美食文化展现得淋漓尽致；有的作品以丰富的收藏鉴宝知识、曲折紧张的故事吸引大批读者，也传递出对“金钱至上”的讽刺；网络武侠文学也从金庸、古龙、梁羽生、温瑞安为代表的华语现代武侠小说，发展为“国术技击流”“网络新武侠”“科技武侠”等亚类型。

我们还看到，网文的“文学传统继承性”，不仅表现在故事内容、情节设计、人物塑造、文体风格上，还表现为这些“中国传统元素”对中国文学时空观念的回归与拓展。任何文学形态，都有深刻的民族文化传统“语境性生成”的内在条件。从横向关系上讲，日韩动漫、游戏、电视剧，美国好莱坞电影，欧美奇幻、科幻与悬疑文学等，都影响到中国网络文学的发育。然而，从纵向继承关系上讲，中国网络文学也有中国文化传统的积淀。网络文学的繁荣，也伴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中国想象”与“中国故事”的发展。就表现时空领域来说，中国的科幻与玄幻小说，探究目光深入宇宙深处与人类起源，也创造了无数神奇瑰丽的想象世界，比如，刘慈欣的科幻小说《流浪地球》，表现了中国人的时空探索精神和灿烂的想象力。这种宏阔的“中国—世界—宇宙”时空观的再现，拓展了民族历史文化的想象疆域，既是对中国古代时空观的继承，也是文化自信的产物。

网生环境的平等性、交互性，有利于形成真正阔大深邃、精彩纷呈的文学繁荣，从而扭转“现代文学”造成的文学日益逼仄与小众化的局面。这个任务，对于有着数千年悠久传统，又在网络时代实现民族文化复兴的现代中国而言，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当仁不让的文化使命。

(摘编自房伟《网络文学是文学传统的延续与新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