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视觉文化对美育的负面影响

    所谓“视觉文化时代”，也称“读图时代”，是指全球化以来，文化出现了一种从以文字和语言为中心的理性形态，转向以图像为中心、特别是以影像为中心的感性形态的变迁。20世纪最后十年，伴随着电子媒介广泛深入地向人类社会渗透，审美日益摆脱精英姿态而向社会生活领域渗透和泛化，最终结果是艺术和审美的生活化、普泛化，而其伴随的表现形态就是生活世界的视觉化、图像化。可以说，图像的展现方式、价值取向、审美趣味正在深刻地影响和规范着现代人的思维方式与现代生活的逻辑形式。

    然而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在视觉文化时代这一大背景下，作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增强人的创造力的美育，却面临着诸多困难。我们以当代视觉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电影中“奇观”效果以及“暴力美学”为例，分析美育在内容和方法上面临着何种冲击与影响。

    在视觉文化时代，电影格外青睐一种被称为“奇观化”的艺术表现方式。“奇观化”主要指电影借助高科技手段而创造出来的一种奇幻影像，作为一种电影表现手法，它轻叙事而重场景，因此契合了视觉文化时代影像的诸多特征。视觉文化时代的电影更将奇观效应作为电影构成的主要支撑，注重场景的铺陈和空间的展示，弱化时间，突出空间，大幅度地削弱情节和叙事。如张艺谋导演的《英雄》，该片给观众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电影所呈现的场景奇观：在色彩上运用红、黄、蓝、白、黑五色交替铺陈画面来营造视觉交响，黄叶漫天、红衣舞动、湖面如镜，武者交流；粗犷的敦煌沙漠、壮阔的内蒙古胡杨林，秀美的九寨沟风景。在《英雄》中，一切都是视觉的震撼以及对于高科技媒介的顶礼膜拜。

    奇观虽然带来了审美的震撼，满足了观众追求视觉刺激的猎奇心理，但它往往忽视了一部作品所蕴涵的深层次的文化力量。“奇观化”带来了对美育的消解，因为以图像来传达意义，注重眼睛的“可视”而忽视了人脑的“可思”，审美停留在视听享乐中，将导致当代大众思维方式的退化，形成被动思维和平面思维，这对美育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

    “暴力美学”是一种在纯粹暴力趣味的追求中发展起来的美学，在电影艺术中，它主要发掘枪战、武打动作或其他一些血腥暴力场面的形式感，并将这种形式感发扬到精美绝伦的程度。暴力美学竭力弱化艺术作品的教化功能，在影片中规避直接的道德评价，因此它是一种把美学选择和道德判断还给观众的电影观。由于图像时代的全面来临，暴力美学与现实世界呈现出越来越密切的关系，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对美育造成了不少负面影响。暴力美学通过对暴力内容的美学化的处理，降低了作品的社会功能，宣扬人们内心潜藏的暴力倾向，放大了人们对血腥的本能嗜好。所以，尽管暴力影片在形式上眩目诱人，但它严重干扰了人的道德评价。

    视觉文化时代的到来，预示着美育在内容、特征和方法上发生着诸多变化。图像渗透至社会生活，以其感官性（直接作用于人的视觉和听觉）、生动性（图像使人身临其境）、普泛性（图像的接受不受主体自身文化条件的限制，最大限度地实现图像面前人人平等）等特点为人所接受，在带给人极大的感官享受的同时，实现了现代审美教育的目的。作为现代美育的主要组成部分，图像美育注重人的感性特征，在图像的审美接受过程中人的整个感性生命投入其中。但不可忽视的是图像中“奇观化”和“暴力美学”对现代美育构成了冲击，这是视觉文化时代美育遭受的困境之一，这昭示着传统美育在现代性进程中应密切关注现代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与时代同步，对其进行调整和改善。这样审美教育才能真正做到在视觉文化时代恢复人性完整，唤醒人的理性，建构全面和谐人格，按照美的内在尺度塑造人类文化的创造主体，促使人类文化健康发展。

简笔与繁笔

周先慎

    从来的文章都提倡简练，而繁冗拖沓为作文病忌。这诚然是不错的。然而，文章的繁简又不可单以文字的多寡论。言简意赅，是凝练、厚重；言简意少，却不过是平淡、单薄。“繁”呢，有时也自有它的好处：描摹物态，求其穷形尽相；刻画心理，能使细致入微。有时，真是非繁不足以达其妙处。这可称为以繁胜简。看文学大师们的创作，有时用简：惜墨如金，力求数字乃至一字传神。有时使繁：用墨如泼，汩汩滔滔，虽十、百、千字亦在所不惜。简笔与繁笔，各得其宜，各尽其妙。

    一部《水浒传》，洋洋洒洒近百万言，作者却并不因为是写长篇就滥用笔墨。有时用笔极为简省，譬如“武松打虎”那一段，作者写景阳冈上的山神庙，着“破落”二字，便点染出大虫出没、人迹罕到景象。待武松走上冈子时，又这样写道：“回头看这日色时，渐渐地坠下去了。”真是令人毛骨悚然。难怪金圣叹读到这里，不由得写了这么一句：“我当此时，便没虎来也要大哭。”最出色的要数“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写那纷纷扬扬的漫天大雪，只一句：“那雪正下得紧。”一个“紧”字，境界全出，鲁迅先生赞扬它富有“神韵”，当之无愧。

    以上是说用简笔用得好。同一部《水浒传》有时却又不避其繁。看作者写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鼻上一拳，“打得鲜血迸流，鼻子歪在半边，却便似开了个油酱铺：咸的、酸的、辣的，一发都滚出来”；眼眶际眉梢又一拳，“打得眼棱缝裂，乌珠迸出，也似开了个彩帛铺的：红的、黑的、绛的，都绽将出来”；第三拳，“太阳上正着，却似做了一个全堂水陆的道场：磬儿、钹儿、铙儿，一齐响”。从味觉写，从视觉写，从听觉写，做了一大串形容，若是单从字面上求简，这三拳只须说“打得鲜血迸流，乌珠迸出，两耳轰鸣”，便足够了。然而简则简矣，却走了“神韵”，失掉了原文强烈地感染读者的鲁智深伸张正义、惩罚恶人时那痛快淋漓劲儿。

    字面上的简不等于精练，艺术表现上的繁笔，也有别于通常所说的啰嗦。鲁迅是很讲究精练的，但他有时却有意采用繁笔，甚而至于借重“啰嗦”。《社戏》里写“我”早年看戏，感到索然寡味，却又焦躁不安地等待那名角小叫天出场，“于是看小旦唱，看花旦唱，看老生唱，看不知什么角色唱，看一大班人乱打，看两三个人互打，从九点多到十点，从十点到十一点，从十一点到十一点半，从十一点半到十二点，——然而叫天竟还没有来”。在通常情况下，如果有谁像这样来说话、作文，那真是啰嗦到了极点。然而在这特定的环境、条件、气氛之下，鲁迅用它来表现一种复杂微妙、难以言传的心理状态，却收到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刘勰说得好：“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无论繁简，要是拿“无可削”“不得减”作标准，就都需要提炼。但是，这提炼的功夫，又并不全在下笔时的字斟句酌。像上列几个例子，我相信作者在写出的时候并没有大费什么苦思苦索的功夫。只要来自生活，发诸真情，做到繁简适当并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顾炎武引刘器之的话说：“文章岂有繁简耶?昔人之论，谓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若不出于自然，而有意于繁简，则失之矣。”（选自苏教版必修三《简笔与繁笔》，有删节）

    《中国大百科全书》“岳飞”条说：《满江红》词“不见于岳飞之孙岳珂的《金陀粹编》中，至明代宗景泰六年（1455）袁纯所编《精忠录》始加收录，故近人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今人夏承焘《岳飞＜满江红＞词考辨》等，皆对此词作者、作年提出疑问。不过，也有不少人认为此词慷慨激昂、大气磅礴，实非后人所易伪托”。

    笔者认为，根据八十年代两个重要发现，完全可以判定这首词是岳飞所作。一是1980年12跃，河南汤阴岳王庙中发现了一块嵌在墙上的《满江虹》词碑，为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庠生王熙所书。虽然词的末句作“朝金阙”，与明弘治十五年（1502），浙江提学副使赵宽为杭州西湖岳墤石碑所书《满江红》末句“朝天阙”不同，其实“金阙”犹“天阙”，都是对皇帝居住的京城宫殿的美称。岳飞冤死后，奸贼秦桧及其党羽长期窃据相位，而后来的蒙古贵族也压抑汉族的民族英雄，《满江红》赖民间代代相传，因而出现异文是难免的，也是可是理解的。

    岳飞死后三百多年，形势才出现转机。明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发生“土木之变”，英宗被蒙古族瓦剌部掳走，以后历经代宗、宪宗、孝宗约七十年，为明朝的中衰时期。皇帝宠信宦官，政权常不稳定，蒙古族连年不断地侵袭掳掠，时局舆，“靖康之难”以后非常相似，动员全国上下奋起抗敌卫国就成了党务之急，岳飞才取得了应有的地位，岳飞被害后，朱仙镇人民曾听地串连建庙，秘密祭祀。明景泰元年（1450）由政府出面在汤阴修建岳庙，并赐榜曰“精忠之庙”。同时，又将杭州祭祀岳飞的“褒忠衍福寺”改名为“岳王庙”，并赐额“忠烈”。这一切可以初步判定《满江红》只能是岳飞所作。

    1986年，浙西江山县（古名须江）收集到一部《须江郎峰祝氏族谱》，从中发现岳飞于绍兴三年（1133）题为“舆祝允哲述怀”的《满江红》及祝氏的和作。这首词与今傅《满江红》字句多有雷同，当是岳飞在后来特定环境中改定此词的基础。

    关于此词的写作年代，历来有多种说法，笔者认为，当是作于绍兴十年（1140）秋。这年七月，在郾城，颍昌两仗中岳家军击溃了金兵的主力，岳飞话其部下曰：“直抵黄龙府，舆诸君痛饮耳！”正当他满怀信心，准备进军汴京时，高宗和秦桧一天之内连下十二道金牌，命令立即退兵。岳飞在无可奈何，极度悲愤中，改写原作，成就了这首壮怀激烈的千古绝唱。

    那些认为是明人拟作的人，除了把作者、作年视为最大疑点以外，退认为“踏破贺兰山缺”一句也是可疑的。其实中国共有三座贺兰山。一般词家都认为岳飞词是指宁夏的贺兰山，“借指金人占领下的西北一带”。但是当时它属于西夏，宋金并未在那里打过仗，岳飞何必去踏破它呢，而江西赣州的贺兰山，与岳飞“直捣黄龙府”的素志背离，肯定舆此词的写作无关。河北磁州的贺兰山在军事上具有重要地位，岳飞曾在此驻守经年，北宋末年金兵南侵，这里就成了抗金的主战场。所谓“踏破贺兰山缺”最有可能指此处。

    至于《金陀粹编》未能收录此词，则是因为岳珂编集时尚未发现。《满江红》一词湮没民间三百年，至时势需要时才重新现身。

（摘编自陈非《＜满江红＞（怒发冲冠）只能是岳飞的作品》）

    在大自然中，悦耳动听的鸟鸣声给人们带来无限的愉悦。每一类鸟的鸣声都不尽相同。乌鸦呱呱叫，山雀的鸣声如嘹亮的哨响，隐夜鸫的叫声则似长笛声般悠扬。那么在复杂的背景噪声下，如何识别鸟鸣声？是否存在可以识别每一类鸟鸣的应用程序？

    针对上述问题，英国牛津大学的蒂莫·帕帕多普洛斯和他的同事，提出了一种能够识别各类鸟叫声的鸟鸣识别算法。

    一般情况下，自然资源保护论者需要通过定期的徒步旅行或者直升机旅行的方式，对生存在特定区域内的鸟类数目进行统计和总结。然而，如果通过音频录制鸟鸣，再将音频转化为物种计数，采用此方法代替旅行统计方式，将使得鸟类追踪的研究变得轻而易举，为研究鸟类种群数目是否下降或者鸟类的迁徙模式是否改变等，带来很大便利。

    英国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的丹·斯托博士称：“鸟鸣极其复杂，这些最简单的声音通常难以分辨，因为它们听起来如此相似。”毕竟我们无法听清远处的，特别是在嘈杂环境中的鸟叫声。

    牛津大学的研究团队在亚洲和欧洲共收录了15种不同鸟类的鸣叫声，包括新疆歌鸲、大山雀、画眉等。他们收录的鸟鸣声中混杂了不同的音频环境，如市区公园中较为平缓的背景噪声或者露天市场中密集人群的喧嚣声。

    如此多样化的混合声音，用于机器学习算法的训练过程，通过训练后的机器来选择包含鸟鸣声的音频段。尽管鸟鸣声与部分噪声频率相近，影响算法的准确性，但这些学习算法仍能成功地从噪声中区分出鸟鸣声。

    目前国内福州大学的研究团队，对于低信噪比鸟鸣识别的算法是将声音信号转化为图像，对图像进行处理得到一串被称作特征值的数字，并用这串数字代替声音进行识别。

    国外其他研究团队也在致力于研究自己的鸟鸣识别算法，尤其是那些能够识别不同鸟类物种的算法。斯托和他的同事正在测试名为Warblr的应用程序，在最佳状态下，Warblr进行鸟类识别的准确度可以高达95%，该数据已经得到巴西一家鸟类鉴定组织的认证。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研究团队研发了一个相似的应用程序，命名为WeBIRD，是针对本地鸟类而设计的。美国康奈尔大学鸟类学实验室研发的Merlin应用程序，通过对鸟类的大小、颜色、位置等简单情况的了解，以利于人们对鸟类进行区分。

    斯托博士认为，对鸟鸣识别应用技术进行探索的最终目标不仅仅用于识别鸟类，更是想要破译鸟类之间真正的“人际关系”，如果音频能够转换为物种计数，那么我们可以更方便地监测鸟类种群的变化。德国动物声音档案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马里奥说，类似牛津大学团队提出的鸟鸣识别算法，对研究自然环境是很有价值的。（摘编自李应编译《鸟鸣识别》）

    人工智能近来很火。普通人若要感受人工智能，跟阿尔法狗对弈也许不太好实现，但跟自己手机“对话”就容易多了。拿起手机，屏幕自动点亮，放下就自动锁屏；在早高峰的地铁里打电话，不再需要扯着嗓门嚷嚷，手机能将说话人声与背景噪音分开并增强，轻声细语也能顺畅交流……这些功能，依靠人工智能芯片，在国产手机上已经能实现了。

    在手机上显神通，应用从B端（商家端）走向C端（客户端），是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好现象，说明经过几起几落，人工智能的“虚火”在慢慢下降，一些人工智能技术开始跨越商业化鸿沟，从实验室走到生产车间再走进寻常百姓家。是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是鉴别人工智能真伪虛实的利器。诚然，人工智能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大量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取得技术突破。但是另一方面，我国企业提高竞争力和经济转型升级迫切需要人工智能提供动力，人工智能研究也需要更多地瞄准产业方向、消费需求。即便是代表当下人工智能技术最前沿的阿尔法狗项目，也在升级技术，瞄准新材料开发等更多重要的现实应用。

    人工智能将与互联网一样，融入各行各业中，它的发展潜力正是在于将来各行各业深度应用的前景，全球科技巨头对这一趋势的判断高度一致。我国虽然在部分技术与应用方面已经取得不少进展，但整体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差距。进一步挖掘应用，提升人工智能的通用性，应该成为有市场优势的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追赶的重要途径。

    从企业层面来说，要多挖掘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有大量行业和领域能够与现行人工智能技术融合，但技术并不是生搬就能用好，要细分研发、生产、制造、销售各个环节，分析人工智能技术具体如何融入，能否提高企业生产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满足消费升级需求。同时，人工智能应当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企业不仅要拿得出硬技术，还要提升软实力，加强精益化管理、全面质量管理。技术先进了，各项管理能力也要跟得上、相匹配，才能让好技术真正发挥效力。

    从政府层面来看，促进人工智能应用，扶持之余更要提供保障，加强标准建设和监管为人工智能应用创造公平宽松的环境。比如加大数据开放和共享，为技术提供更多应用对象；建立标准体系，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保障公平竞争等等。

    此外，还须建立和逐步完善统一的法律法规。不仅将今后一段时间内人工智能应用纳入有序监管的视野，也要确保在更远的将来，当人工智能像人一样思考的那天来临，人类仍能成为人工智能的主人。

（摘编自赵展慧《人工智能应用为重》）

货币形态：从古典向现代的理性转变

    货币的使用始于物物交换的时代。在原始社会，人们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交换自己所需的物资，比如一头羊换一把石斧。但是有时候受到用于交换的物资种类的限制，不得不寻找一种交换双方都能够接受的物品，这种物品就是最原始的货币。牲畜、盐、稀有贝壳、宝石、沙金等不容易大量获取的物品都曾经被作为货币使用过。早期的这种货币形式被称为实物货币或原始货币。它们有着共同的特征，即自然性，也有是说，它们都是纯粹的自然物，没有任何人工施加于其自然属性之上的性质。

    纯粹的自然物如何成为货币？韦伯式的经济社会学认为：从纯粹自然物到货币是一个长期的观念演变过程。货币是一种工具，它的产生始于人类的理性对社会交换媒介的反思与构建，其最初形态是人类理性对自然物进行加工的结果。这是一种意识层面而非物质层面的加工，即自然物本来的物理属性并没有改变，而是被人类理性赋予了货币的功能。当自然物作为货币被使用的时候，它原本作为自然物的意义就被“去自然化”而成为人类理性的加工品。这种“去自然化”操作，使得抽象的商品价值具体化为共同的衡量标准，成为人类社会交换的一般等价物。

    经过长期的自然淘汰，作为货币使用的自然物在绝大多数社会里逐渐被金属取代。人类理性在实践中发现原始实物货币存在易损耗、不易携带、质量不均匀、易被仿造、难以控制数量等问题，同时意识到金属具有价值比较稳定、易于分割保存、便于携带的特征，特别适合于作货币。马克思对此评价说：“货币天然不是金银，但金银天然是货币。”

    金属货币本身还经历了从称量货币到铸币的演变。最初的金属货币是原生的块条形状，并以重量为单位，每次交易都要鉴定成色，计称重量，然后按交易额大小将金属进行分割。鉴定、称量、分割金属极为不易，甚至会因成色不一而引起诉讼，于商品交易极为不便。一些富商巨贾凭借其信誉在金属条块上加盖印戳标明成色和重量，形成最初的铸币，即私人铸币。

    当商品交换突破区域市场的范围，贵金属的重量和成色就必须有更具权威的证明，于是国家开始管理货币，并凭借其政治权力铸造货币。经国家证明、具有规定重量和成色、铸成一定形状的国家铸币就出现了。不过此时，国家或其他政治权威进行铸币并不意味着货币的发行和流通是以信用为担保，人们接受和使用铸币的原因依旧是因为金银等所具有的天然内在价值。

    贵金属作为货币在人类经济历史中占据了相当长的时间，在古典世界范围内最终形成了以金银两种贵金属为主要价值尺度以及流通、储藏和支付手段的货币形式。

    金属货币的最早替代物出现在我国北宋的成都，即历史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与金属货币相比，纸币的制作成本低，更易于保管、携带和运输，避免了铸币在流通中的磨损，因而可以在较大范围内使用，有利于商品的流通，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纸币对于金属货币具有两个质变：一是彻底摆脱了自然属性，完全“去自然化”而以人造物的形式出现；二是本身不再具有价值，而与贵金属相挂钩或者以发行者的信用为各种职能依据。第一个质变是非常显著的，能够明显观察到；第二个质变则体现为观念上的长期演进过程。

    纸币对金属货币在内容上的“去自然化”比形式上的“去自然化”更深彻，也更重要，因为这涉及人类货币观念的转变，是抽象的价值符号逐渐取代具体的贵重自然实物的过程，也意味着货币的价值基础由天然稳定的实际价值向可计算的货币数量（即货币的供给量）与对货币的需求量之间的关系的转换。

（摘编自《中国周刊》《货币的发展与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