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汉字是方块字，这个问题虽然没有明确的考证，但从古人观察世界的方式中便可窥见一斑。《淮南子》说：“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在古人心目中，“天圆地方”，地是方形的，而且在这四方形地的尽头，还有撑着的柱子。从甲骨文可以看出，汉字基本上是方形。到了西周末年，汉字一字一方格的特点已经完全成形了。此后，春秋战国时从篆书到隶书，汉字完成了一次飞跃，表现在字形上，就是从以前的圆润瘦长变成了方方正正的方块字。这种方方正正的写法，体现了中国古人所追求的客观美——稳重、端庄、平衡对称，有一种周正之美。

    虽然后来有了“龙飞凤舞”的草书，但每个朝代的正体字，仍然沿袭着工整的书写模样。最早的金文，即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都写得规规矩矩，在当时写字是件极其庄重严肃的事。到了周朝后期，各国纷争，文字异性，但距离周围最近的秦国，其正体字仍然是规正的篆体字。秦国灭六国，建立秦朝之后，正式立小篆为正体字。但在官方规定的正体字之外，秦简上还出现了一种辅助性书体，即后来的隶书，到汉代汉武帝年间，隶书逐步取代篆书成为正体字。此后，在魏晋南北朝年间，楷书盛行，成为官方认可的正体字，一直流传至今。

    虽然书写方式不同，但对平衡对称、周正之美的追求却一直没变。唐朝时用科举制选拔人才，开了各种考试科目，书法就是其中一科。但是，不管是考哪一科，都要求“楷书字体，皆得正详”，文字与书写并重。因为文字书法的优劣关系到个人的功名和人生出路，所谓“升沉是系”，所以仕进者非常重视。当时颜元孙《干禄字书》的影响很大，这本字书是在颜师古的“颜氏字样”的基础上完成的，字分俗体、通体、正体三种写法。科举考试，官府文书，写字必遵正体。后来颜元孙的侄子颜真卿在湖州做官，将《干禄字书》书写上石。要想通过科举求仕进，就必须学习这样的干禄字。之后，端正秀丽的干禄字楷书成了一种程式化的写法，千字雷同，明朝时，为皇帝书写诏诰的宫廷书家，以沈度最著名，都擅长一笔这样的字，人称“台阁体”，清朝叫“馆阁体”。

    不过，这样过分求统一的书写方式却破坏了书法的灵魂——对“势”的追求。古人写字，讲求一个“势”字，不仅指通篇的气势，更指每一笔的手势动作。把字写“活”，就是这个道理，有口气顶着，才能透出字里的精气神，这便是“见字如见人”的所指。书写动作连贯，做到下笔不悔，一气呵成，才能气韵生动。而要达成这样的功力，日积月累的训练便不可缺少，使肌肉也形成记忆。这种日复一日的临摹、书写，培育了中国古人最早的美学情趣，甚至成为一种人格训练。所谓“字如其人”，虽然后来多从道德层面解读，但其本意仍是强调一种认真的精神，写字如是，做人亦如是。

（节选自《汉字为什么是方块字》，有删改）

人民日报评论部：谁来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

——创造一个更好的中国

    新技术是伟大的“改变者”。如果以山峰为喻，从山脚的村歌社鼓，到山巅的阳春白雪，不同层次、不同人群、不同类型文化构成的群落，拼贴出文化中国的四季春秋。而信息时代的到来，为文化的层峦叠嶂架起高速索道，不必费力攀爬，便可悠游其间、览尽风光。

    打开微信“朋友圈”，能看到一个完整的文化微缩景观：既有“小清新”，也有“情怀党”；既有痛心质问“传统文化怎么了”，也有娓娓道来“告诉你真实的美国”；既能看到古典乐迷的“高大上”，也能看到各种“非主流”……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偏好和审美趣味，他们是文化景观的观看者，也是文化风尚的制造者。

    然而，新技术的生死时速，是否会纵容“所见即所得”的肤浅，带来“既得繁花，亦生野稗”的乱象？已经有人痛心文化空气的日益稀薄，认为中国正在进入文化上的“小时代”。图书馆修得越来越好，好书和读书人却越来越少；实体书店和报刊亭逐渐凋零，城市正失去文化之肺……难怪有人疾呼，从电脑和手机中拯救阅读吧！甚至说拔掉网线、关闭手机，才能回到真正的文化生活。

    事实上，翻阅近几个世纪的文化史，几乎每一次技术手段升级，都会引起文化焦虑。海德格尔以哲人姿态发问：技术化的时代文明千篇一律，是否还有精神家园？美国学者罗斯扎克更一针见血：相比在黄昏时分去附近的咖啡馆，网络真的能更有效交流思想？哲人的忧思从另一个角度给出历史的惯例：越是缺少文化话语权的草根，越能更早拥抱新的文化场；越是在原有格局中掌握话语权的精英，越是更晚接受新事物。看看互联网，微博是近6亿网友鼎力支撑的舆论广场，微信是无数中产白领激情互动的文化领地。在抱怨新技术让信息碎片化、文化浅表化时，谁愿用理性的思维、专业的智识、人文的情怀，主动涵养席卷天下的网络文化？文化之河能否源远流长，乃是取决于“最低水位”，谁来为时代的文化河床筑土培基，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

    学者说，当代中国正在“共时性”经历着传统、现代与后现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快速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反映在文化领域，将使我们在相当长时间内，面对传统与现代并存、高雅与“低俗”共舞的现象。对大众审美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主流文化的建设者不必过分沉溺文化乡愁、伤感于“吾道衰也”，也不能闭关自守、以和大众文化划清界限来标榜自我，但应该防止文化上的劣币驱逐良币，为整个社会的文化水位划定警戒线，并担任守护者。“士志于道”曾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文人的光辉传统，一代代士人无不“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为时代的文化河床筑土培基，理应是当代文化人的历史使命。

    古人云，“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时代变迁，技术条件升级，人心向善向美的文化情怀不会改变。我们要以更积极的态度、包容的气度、渊博的深度，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通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最终走向“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中国。

（摘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戌：早期王权的象征

    王者，一国之主。其形三横一竖，为何这样的构形？汉字早期在表达这个王字时，以器具“戉”的象形来指代“王”，表明了“戉”即“王”的含义。不过这个原初的字义，似乎很快就被淡忘了。两周到西汉时期对“王”字的解释，臆断成分很重。孔子曰：‘一贯三为王’。”董仲舒曰：“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孔子和董仲舒都没有将这个字解释准确。

    甲骨文的发现，为推定“王”字的本初意义提供了证据。文史学家吴其昌说，戊、戉、戍、成、咸诸字皆由石斧的形状演化而来，其锋刃左右旁向者衍为上述各字，其锋刃向下时则衍为工、士、壬、王诸字。这个斧头的形状，居然造就了如此多的字形，斧头的方向判定了字的意义，让我们见识了古人造字的意趣。考古学家林沄有专文《说王》，论“王”字本像无柄且刃缘向下的斧钺之形，本表示军事统率权，后来这军事统率权的象征演变为王的权杖。

    戉（ ）的象形，是王字定形的基础，这已经成为古文字学家的共识。历史学家徐中舒也说戉的写法，“像刃部下向之斧形，以主刑杀之斧钺象征王者之权威”。甲骨文存在的商代，钺已经是青铜质，而戉字的出现却是更早时代的事，良渚文化陶器上的刻画就是证据。良渚文化玉戉的背后，也许已经有了王权的定义吧。

    戉这个字，可以给相关的字形字义更多的提示。有研究者论“辛”，说最早的甲骨文“辛”，是一把执行最严厉刑法的割人肉用的锋利小刀，三面有刃，字的下尖或左偏或右偏，表示刀锋歪斜，类似雕刻刀。这样解释其实并不到位，“辛”（ ）的字形其实是一柄刃部向上的戉，下面那个尖尖其实是柄，刃在上方，那些学者显然是将它认倒了。

    再看看带有“辛”字根的“辟”（ ），甲骨文写成用戉砍掉了一个人的头的样子，所以这是一种极重的刑罚，砍头，古代谓之“大辟”。王是下达或者执行“大辟”的主体，所以王又有了“辟”这样奇怪的代称，这与用戉代称王的意义是一样的。《诗经》中有辟王，如《大雅·棫朴》有“济济辟王，左右趣之。济济辟王，左右奉璋”，这里说的“辟王”，就是周天子。汉代贾谊《新书·审微》说到这样一个故事：卫侯要朝见于周天子，掌管接见事务的周行人问他的名号，说是叫“卫侯辟疆”。周行人郑重地对卫侯说，辟为天子之号，诸侯是用不得的。卫侯不得已临时更改了自己的名字，如此天子才接受了他的朝见。

    古人将天子、辟、璧相提并论。辟之名，可以是天子，也可以就是璧。金文璧（ ）字恰恰是借用了辟字的字形，借形亦借义，只是在字下加了个“玉”。璧是献给天子的，璧因此有了天子的称名“辟”。璧是由辟而来，辟即为戉。在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中，都发现过璧形戉，也许透露出了一个信息：璧与戉之间本来是可以画等号的，都是王权的体现。

    楚文化是我国古文化的重要一支，它是以江汉地区为中心，在原始宗教、巫术、神话的沃土中发展起来的一支由楚人创造的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开放而多元的南国文化。原始楚文化以卓然不屈的文化精神及神巫性、浪漫性的总体特征，不断对文学加以渗透，形成了南楚文学的独特风格，为后世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地处尚未开发的荒僻的江汉之滨的楚民族，其创业的历史是十分艰苦的。他们的先祖经历了举步维艰的创业艰辛，又长期遭受中原诸夏的歧视和侵伐，甚至到了战国时代，孟子还称其为“南蛮鴃舌之人”，把它划在中国之外。由于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地位，就导致了楚民族文化心理上的定向趋势:一是“僻陋在夷”的屈辱感，一是别于中原诸夏的独立感。前者激发了楚民族奋发图强的民族精神，后者促使其坚守自己的文化传统，走自己的路，从不把自己与中原诸夏混同起来。基于以上两点，形成了楚文化不拘礼法、卓然不屈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在屈原和庄子的作品中表现得最为鲜明和突出。

    在屈原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深厚的宗国感情，对理想与美政的深情呼唤和九死不悔的韧性追求，以及他那峻洁纯美、砥砺不懈、傲岸不屈的人格，正是楚文化这一精神的完美写照和突出显现。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把代表楚文化的屈原作品和代表中原文化的《诗经》加以比较，准确地指出了屈原作品与《诗经》的差异，并对其“异乎经典”表示不满。但这一点恰恰是屈原的贡献，是与儒家礼法文化的相异之处。屈原以“诡异之词”“谲怪之谈”来表现“狷狭之志”，这构成了其作品的基调，使他的作品不仅“惊采绝艳”，而且富有强烈的批判精神，而这一切恰是不拘礼法、卓然不屈的文化精神的突出表现。

    楚辞文化是这样，庄子的散文也是如此。他对现世的功名利禄视之如敝屣，他笑傲权贵，强调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不与世俗处的自由逍遥生活，这一切都显示了楚文化独特的文化精神。屈原和庄子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文化精神，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他们那种不畏强权的精神和坚守独立人格的节操，可以说垂范中国历史士林，形成了一种优良的传统，并升华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楚文化形成以后，一直对中原文化有较大的影响，丰富了中原文化的内容。

    汉朝统一天下以后，采取熔北南文化于一炉而治之的文化政策，以楚文化为表率的南方文化，终于同北方中原文化融合，成为层次比它们更高、范围比它们更广的汉文化了。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楚文化的个性从此消失，实际情况是楚文化和其他区域文化一起，转化成为全国的共性凌驾于区域的个性之上的汉文化了。

（摘编自殷义祥、丹枫《楚文化的特点及影响》）

一场雾霾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并已构成名副其实的灾害，与此事实相背离的是，迄今为止，它所受到的关注与其灾害性无疑不相匹配。延续早先对北京PM2.5话题的讨论，尽管其严重性一再被强调，舆论的批评，对空气质量的诉求彰显某种刻不容缓的态势，然而，无论是民众日常生活的调整，还是政府的响应，在此期间都存在重视不足的问题。现实生活中， 民众生活秩序依旧，尽管有的地方环保部门持续提供最新污染数据，并发布各种健康提醒， 然而，是否真正遵从这种提醒并采取相应措施，有待每一位遭受此次灾害的民众作答。

    我们习惯以城市为单位来衡量天气的变化，当天气伴随着灾害时，它的后果势必以个体为作用对象，这就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遭遇极端天气的民众都成了灾民。北京持续多天的空气重污染给这座城市平添考验，去年年底北京出台《北京市空气重污染日应急方案（暂行）》，被视为很大的进步。方案对各政府部门有着明确的职能分工，比如市教委负责在重污染日时组织中小学及幼儿园减少或停止体育课、课间操及户外活动等，市经信委协调落实工业企业污染减排措施。如此细致分工意在发挥不同政府部门的职能优势，为天气恢复提供条件，这些规定的背后显然彰显这样一个事实，即极端天气应对不只是一两个政府部门的责任。与之相对的，去年多地颁布法规，禁止擅自发布灾害性天气警报、气象灾害预警信号的行为，其用意显而易见，即要排除不实信息带来社会恐慌，将信息发布的权力纳入政府一元，并重视政府的协调指挥。如果要让民众信任来自政府的信息，并习惯在灾害性天气应对过程求助于政府，这势必要以政府部门的应对能力和意愿作为支撑。此次雾霾天气对官方的应对体系是一次考验，据媒体报道，在此期间，北京市环保局担当重任，表现出较高的动员能力， 其持续提供的天气数据，回应了民间对环境数据的渴求。然而亦有批评指出，多数政府部门在此期间表现迟缓甚至冷漠，尽管迄今为止未造成直接后果，但就整个应对体系而言，无疑是一种缺憾。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波及全国的雾霾天气，不同地区相互影响，大有“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之势，鉴于此，今后的环境保护或应从中得到启示，需要明确一个基本的理念，即环境保护应该成为不同地区不同城市共同的事业，因为它既是自我保护，也是彼此保护。

早先北京市环保局提供的数据表明，煤炭污染是北京PM2.5的第二大污染源。石化能源造就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揭示了一个无奈的事实，借用《技术与文明》一书作者芒福德的话说便是：“一个地区一旦晴空万里，很可能就意味该地区工业不景气。”今天的中国，发展工业仍是头等重任，在环境保护日趋窘迫的今天，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已是国情所向，理应成为各方共识。

    所谓“被遗忘权”，即数据主体有权要求数据控制者永久删除有关数据主体的个人数据，有权被互联网遗忘，除非数据的保留有合法的理由，在大数据时代，数字化，廉价的存储器，易于提取、全球覆盖作为数字化记忆发展的四大驱动力，改变了记忆的经济学，使得海量的数字化记忆不仅唾手可得，甚至比选择性删除所耗费的成本更低，记忆和遗忘的平衡反转，往事正像刺青一样刻在我们的数字肌肤上；遗忘变得困难，而记忆却成了常态，“被遗忘权”的出现，意在改变数据主体难以“被遗忘”的格局，对于数据主体对信息进行自决控制的权利，并且有着更深的调节、修复大数据时代数字化记忆伦理的意义。

    首先，“被遗忘权”不是消极地防御自己的隐私不受侵犯，而是主体能动地控制个人的信息，并界定个人隐私的边界，进一步说，是主体争取主动建构个人数字化记忆与遗忘的权利，与纯粹的“隐私权”不同，“被遗忘权”更是一项主动性的权利，其权利主体可自主决定是否行使该项权利对网络上已经被公开的有关个人信息进行删除，是数据主题对自己的个人信息所享有的排除他人非法使用的权利。

    其次，在数据快速流转且难以被遗忘的大数据时代，“被遗忘权”对调和人类记忆与以往的平衡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在大数据时代不能“被遗忘”，那意味着人们容易被囚禁在数字化记忆的监狱之中，不论是个人的遗忘还是社会的遗忘，在某种程度都是一种个人及社会修复和更新的机制，让我们能够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面对现实，想象未来，而不仅仅被过去的记忆所束缚。

    最后，大数据技术加速了人的主体身份的“被数据化”，人成为数据的表征，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以数据的形式被记忆。大数据所建构的主体身份会导致一种危险，即“我是”与“我喜欢”变成了“你是”与“你将会喜欢”；大数据的力量可以利用信息去推动、劝服、影响甚至限制我们的认同。也就是说，不是主体想把自身塑造成什么样的人，而是客观的数据来显示主体是什么样的人，技术过程和结果反而成为支配人、压抑人的力量。进一步说，数字化记忆与认同背后的核心问题在于权力不由数据主体掌控，而是数据控制者选择和构建关于我们的数字化记忆，并塑造我们的认同。这种大数据的分类系统并不是客观中立的，而是指向特定的目的。因此，适度的、合理的遗忘，是对这种数字化记忆霸权的抵抗。

（摘编自袁梦倩《“被遗忘权”之争：大数据时代的数字化记忆与隐私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