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和其他动物所不同的，是具有学习的能力。人的行为方式并不固执地受着不学而能的生理反应所支配。所谓“学”就是在出生之后以一套人为的行为方式作模型，把本能的那一套方式加以改造的过程。学的方法是“习”。“习”是指反复地做，靠时间中的磨练，使一个人惯于一种新的做法。因之，学习必须打破个人今昔之隔。这是靠了我们人类的一种特别发达的能力，时间中的桥梁——记忆。在动物的学习过程中，我们也可以说它们有记忆，但是它们的“记忆”是在简单的生理水准上。一个小白老鼠在迷宫里学得了捷径，它所学得的是一套新的生理反应。和人的学习不相同的是，它们并不靠一套象征体系的。人固然有很多习惯，在本质上是和小白老鼠走迷宫一般的，但是他却时常多一个象征体系帮他的忙。所谓象征体系中最重要的是“词”。我们不断地在学习时说着话，把具体的情境抽象成一套能普遍应用的概念，概念必然是用词来表现的，于是我们靠着词，使我们从特殊走上普遍，在个别情境中搭下了桥梁；又使我们从当前走到今后，在片刻情境中搭下了桥梁。从这方面看去，一个动物和时间的接触，可以说是一条直线的，而人和时间的接触，却比一条直线来得复杂。他有能力闭了眼睛置身于“昔日”的情境中，人的“当前”中包含着从“过去”拔萃出来的投影，即时间的选择累积。

    一个依本能而活动的动物不会发生时间上阻隔的问题，它的寿命是一联串的“当前”。但是人却不然，人的“当前”是整个靠记忆所保留下来的“过去”的累积。如果记忆消失了，我们的“时间”就可以说是阻隔了。

    人有此能力是事实，人利用此能力，发展此能力，还是因为他“当前”的生活必须有着“过去”所传下来的办法。人的学习是向一套已有方式的学习，唯有学会了这套方式才能在人群中生活下去。这套方式并不是每个人个别的创制，而是社会的遗业。小白老鼠并不向别的老鼠学习，每只老鼠都得自己在具体情境里，从“试验错误”的过程中，得到个别的经验，它们并不能互相传递经验，互相学习。人靠了他的抽象能力和象征体系，不但累积了自己的经验，而且可以累积别人的经验。上边所谓那套传下来的办法，就是社会共同经验的累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化。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持着的社会共同经验。这样说来，每个人的“当前”，不但包括他个人“过去”的投影，而且是整个民族“过去”的投影。历史对于个人并不是点缀的饰物，而是实用的、不能或缺的生活基础。人不能离开社会生活，就不能不学习文化。文化得靠记忆，不能靠本能，所以人在记忆力上不能不力求发展。我们不但要在个人的今昔之间构筑桥梁，而且在社会的世代之间也得构筑桥梁，不然就没有了文化，也没有了我们现在所能享受的生活。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瓷器是古代劳动人民的一个重要的创造。明人谢肇制在《五杂俎》中记载：“今俗语窑器谓之磁器者，盖磁州窑最多，故相延名之，如银称米提，墨称腴糜之类也。”当时出现的以“磁器”代窑器是由磁州窑产量最多所致。这是迄今发现最早使用瓷器（即“磁器”）称谓的史料。

    考古学证明，瓷器起于夏、商，成于战国两汉，从唐开始，文献中开始出现“越窑”“邢窑”等窑口名称。两宋时，农业生产、城市发展、工商经济、科学技术、教育出版、文学艺术、国际贸易等呈现出惊人进步，考古发现的“宋瓷”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展现了宋代文化的特质。

    宋瓷主体可分为十大窑系，相关窑口有百个以上。“窑口”是中国传统的瓷业命名方法，强调地域性和特色性的统一；“窑系”是考古类型学思想指导下的产物，强调不同地域的瓷业在特色性方面的彼此关联性、互动性。以窑口而论，“百花齐放”才是大美，“一枝独秀”是文化衰弱之表现。故就中华瓷史而论，两宋瓷业窑口“空前绝后”非为虚言。同时，两宋时代，不仅窑口众多，而且名窑辈出，各擅其能。

    宋代陶瓷业中的不同窑系甚至同一窑系的不同窑口、窑厂，都发育出自己的工艺体系，在印花、刻花、铭刻及釉装饰等各方面都创造出至高的水平。宋代几乎各个窑系或窑口的工艺内容犹如两宋书画词章一般美不胜收，展现了中国不同地域的民众各具风情和特色的文化创造力、审美力和表现力，是中华文明大格局内所具有的文化多样性与多样性文化能够彼此互动滋养但又坚守各自特色持续发展的生动写照。

    宋瓷在功能造型上也已驾轻就熟，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功能系列，如日用系、茶饮系、宗教系、观赏系等，每个功能系具体造型及其装饰图案和技法又是千姿百态，花样翻新，极具匠心。正是在这种强大的造型塑造能力的基础上，瓷器全面进入了人们的创作、生活、信仰、审美、典仪、交友、风俗、经济诸领域，成为中华文明在两宋时代进入高峰期的又一实证。

    中国瓷器外销，至迟起于东晋南朝，在唐代，瓷器已成中国外销产品之大宗，但只有到宋代，瓷器才完全取代此前的丝绸外销之地位，从而一举夺得中国外销产品之冠的地位。东亚、中亚、北非及东非沿海国家等都有宋瓷之出土。中国陶瓷技术在这一时期深刻影响了世界多个国家的瓷业生产。如朝鲜、日本、埃及、伊朗等都受到中国陶瓷工艺影响。这时，沿海地区都大面积兴起了外销瓷的生产，相关窑口、窑场难以计数，推动了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大开发、海港城市及国际化城市兴起和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的深度交流，“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达到了历史的高峰，“瓷都”景德镇和“陶都”宜兴也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获得发展的机遇并奠立了坚实的根基。

（摘编自贺云翱《瓷器中折射出宋文化的特质》等）

文学经典建构的内部要素

童庆炳

    文学经典就是指承载文学之“至道”和“鸿论”的各类文学典籍。不过，文学经典不是被某个时代的人们确定为经典后就永久地成为经典，而是一个不断的建构过程。在文学经典被建构的时候，意识形态像一只无形的手，形响着文学经典的建构。但我们不能认为文学经典建构的决定性因素就是意识形态的变动、文化权力的变动，而与作家、作品的状况无关。实际上，文学经典建构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作品内部要素对于建构文学经典有着重要意义。

    首先，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是建构文学经典的基础。如果一部完全没有艺术价值的艺术作品；它所描绘的世界、所表现的感情，真的不能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心理共鸣，不能满足读者的期待视野，即使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如何“操控”，最终也不可能成为文学经典。反之，能够建构为文学经典的作品，总是具有相当的艺术水准和价值，能够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心理共鸣。清代产生的人情世态、才子佳人小说很多，如《平山冷燕》《玉娇梨》等，这些作品并没有成为经典，只有《红楼梦》被后世建构为文学经典，这难道不是与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密切相关吗？

    在作品艺术价值方面，还必须考虑到某些文学经典写出了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和“共同美”的问题。就是说，某些作品被建构为文学经典，主要在于作品本身以真切的体验写出了人的情感，这些情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关键所在，容易引起人的共鸣。如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李煜的词也被列入文学经典，这与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并无密切的联系，李泽厚认为：“作者李煜怀着一种悔罪的心情企望着出世的‘彻悟’和‘解脱’，但同时却又恋恋不舍，不能忘情于世间的欢乐与幸福，作者痛苦、烦恼、悔恨，而完全没有出路。这种相当错综复杂的感触和情绪远远超出了狭小的个人的‘身世之戚’的范围，而使许多读者能从其作品形象中联想和触及到一些带有广泛性质而永远动人心弦的一般的人生问题，在情感上引起深切的感受”，此言得之。

    其次，文学作品言说空间的大小，也是文学经典建构的必要条件。文学作品本身描写世界是否宽阔，作品所蕴含的意味是否深厚而多义，对文学经典的建构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作品的思想意义比较狭小，就算是一部长期被列为文学经典的作品，也可能经不起意识形态风暴的摧残而被淘汰出局。反之，如果我们面对的作品思想意义比较开阔，可供挖掘的东西很深厚，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某部作品“说不尽”，那么，虽有意识形态风暴和文化权力的横行，也可能出现“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情形，从而在“文学经典”里立稳脚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西方的莎士比亚和中国的曹雪芹。由于《红楼梦》所描写生活的广度和深度达到极致，艺术表现的客观性与主观性所产生的巨大张力等，它成为一部具有广阔阐释空间的作品，经得起不同意识形态的冲刷和解释。

    总之，我们承认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对于文学经典建构的巨大作用，但那种认为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决定一切的观点，由于忽略了作品内部要素的重要作用，因而是不可取的。

（节选自《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2卷第5期，有删改）

    朱熹指出，儒家学说之所以与佛、老不同，就在于正统儒家的“极高明而道中庸”，“其精粗隐显体用浑然，莫非大中至正之矩，而无偏倚过不及之差”。其中既蕴含着“合乎义理之宜”的高明的思辨与实践智慧，也蕴含着极为深沉的德性。佛、老则多流于义理的玄谈，却无处着实。

    朱熹在与廖子晦的一封书信里，又进一步指出了造成儒、释两家这一差别的认识论根源：儒家重渐进之学，其“穷神知化”“随心所欲不逾矩”的极度自由境界乃是缘于真积力久的修养习炼而“豁然贯通”的结果，主要体现为一种下学而上达的道德修养功夫；佛家禅学重顿悟，追求的是“忽然有感如来喻”的认知境界，虽然也强调“豁然贯通”，但并不曾如此实下功夫，其实质是上达而下学。所以，儒家在人伦日用中“道中庸”“致中和”，“克己复礼”，践履人之良知良能，于细微点滴处体贴天理、分别道心人心，以炼养心性。佛禅虽然也注重这方面的修养，但并不曾落到实处，自然难以探及心性本原，从而无法与“真实知见，端的践履，彻上彻下，一以贯之”的儒家学说比拟。

    在朱熹看来，这一差异的实质则体现在儒家礼学的实践特性与实践活动上。他指出：佛家但知克己，“不曾复得礼也”，“下梢必堕于空寂”，而“圣人之教，所以以复礼为主”，因此“不失其则”。但事实上，佛学对朱子哲学的影响是巨大的，朱熹在哲学思维方式、哲学体系的逻辑建构以及本体论、心性论等哲学范畴的认识方面都对佛禅有较大程度的吸收借鉴。但这种吸收与借鉴又通常是在批判中完成的。

    同样，朱熹对老庄道家及道教在心性论、修养论等方面的批评也多落脚于此。在这一点上，他可以说是将佛、道基本视为了一体。不过，他亦认为佛、道之间对于礼乐之“道”有着认识上的高低之分。《中庸》为儒家礼学中至为重要的文献，中庸之“道”同时也就构成了礼学义理体系的核心范畴。朱熹常以这一儒家礼学范畴所蕴涵的本体论、心性论、方法论与佛、老之“道”的相关内涵作参证比较，并以礼学的实践性作为儒学的理论武器来批评佛、老之“道”的虚无性。朱熹不仅将佛、道视同一体加以批判，同时也以儒家之“道”的“费隐”特性为判断依据对两者作了一番比较，认为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虽“不肯去做”，但言道“句句有着落”，相比佛家“理会不得”礼乐之道要更为高明；然而老庄却属“智者过之”，亦犹佛禅之“不及”，相对于儒学而言，同样都不周延和不完整。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节）

    漾濞槭——一种云南大理漾濞县的特有物种，最初被发现时全世界仅存4株，经过10多年的保护，如今已经繁育岀数万祩。漾濞槭物种是怎样繁殖壮大、摆脱濒危境地的呢？孙卫邦介绍，漾濞槭的濒危和人类活动对其生境①的影响有关，也和其自身特性有关。漾濞槭本身花期短，单性花（雌花和雄花）和两性花同株。人类活动又导致其植株减少，现存植祩之间距离远，授粉有效性不高，结实率低。即使授粉成功结出种子，种子落地后，由于适宜种子萌发的生境遭到破坏，萌发也不容易。

    挽救处在濒危状况的漾濞槭，必须突破授粉和种子萌发两大关口。

    最初，科研人员曾指导张国树尝试嫁接但未成功。无奈之下，张国树想了个土办法：到了漾濞槭花期，他将一棵树上开花的枝条砍下，绑在了另外一棵树上，没想到竟然授粉成功了。秋季，他收获了一批漾濞槭种子。

    孙卫邦收到种子后，他的团队攻克了漾濞楲种子育苗的关键技术，通过人工技术处理让种子萌发，隔年2月，终于用张国树寄来的两三千粧种子培育出了1600株漾濞槭幼苗。这些幼苗有的种在了昆明植物园，有的回迁到苍山西坡上张国树家附近漾濞楲的原生境中。

    经过遗传学分析，研究人员发现，张国树寄给孙卫邦的种子均来自同一植株，但花粉还有来自这5棵树以外的其他植株。据此判断，应该还存在其他尚未被发现的漾濞楲植株。2014年，孙卫邦的学生陶丽丹开展了漾濞楲的系統调查与种群生态学硏究，最终发现，漾濞楲头有12个分布点、577株。

2016年，研究人员又采集了一批漾濞楲种子，并于2017年培育出5万株漾濞楲苗木。前后繁育的5.1万余株漾濞楲苗木中，昆明植物园专类园保育了50余株，苗圃保存了约3.8万株供下一期回归自然试验工作。此外还分别在大理云龙自奔山林场和红河州芷村林场迁地保育各4000株，在漾濞槭原生境回归了4600余株。现在，2009年在昆明植物园种下的第一批漾濞槭已经能够开花，产生成熟的种子。

    为了保护漾濞楲，206年以来，硏究人员平均每年去漾濞县4次，开展调查、采种、回归种子实验、开花观察等工作。此外，每年还要不定期去两个漾濞槭重建居群进行幼苗生长监测等工作。

（节选自《漾濞械重生记》，《人民日报》2019年3月26日，有删改）

【注】①生境：指生物的个体、种群或群落生活地域的环境，包括必需的生存条件和其他对生物起作用的生态因素

    ①中国文化中的“超越”因素比世界上任何文化都少。中国人没有超越世界之上的上帝观念，也没有来世观念。中国的知识阶层里纵有对世俗采取批判的态度，也只是用一个放在古代的被理想化了的人间关系，来批判眼前的世俗关系。士大夫阶层可以将对一般人来说是外在的人间关系内省化，由“格物致知”出发，经“正心”“诚意”“修身”，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士大夫阶层没有真正推翻按等级与层次“做人”的方式，只是透过内省的过程，给予它一个理论基础而已。

    ②因此，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显然地，这种“由己”而不是“由人”出发的“为仁”，仍然是为了成全“仁”这个“二人”关系的。

    ③这种情形，与站在“自我”的基地上超越外在的世俗关系的情形是不同的。后者的范例莫如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借娜拉说的：“在我是女儿和妻子之前，我首先是一个人。”易卜生是具有新教文化背景的，因此才会产生个人可以超越世俗及为世俗所负累的旧“自我”的思想。

    ④中国文化却反其道而行之。个人只有进入世俗关系中，才能成其为“人”。他如果要作自我提升，也必须通过同样的渠道去进行，亦即用由内而外的“致良知”的方式，将这种世俗关系重新肯定一遍，并使之臻于完善。

    ⑤当然，士大夫阶层的思潮中还有逃遁世俗的倾向，如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之类，这种倾向到了道家的手里就变成了全面性的生活形态。然而，后者亦不能使“个体”在世俗中全面盛开，它只提供了有限的个人天地，其表现方式主要是“独善其身”的超脱飘逸状态以及在艺术方面的灵感。至于道家思想的其他功能，如“退隐终南”的仕宦之术，在不测的世道面前的“明哲保身”之术，在人情磁场中“利吾身”的阴谋术，则基本上是适应这个世界的态度。

（节选自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