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雎》中的“在河之洲”所指何地，多年来，从教科书到《诗经》的多种版本，均未明确注释。经我们考证，就在黄河中游，乃河南省济源市坡头镇西滩村也。

    翻阅《中国历史地图集》，在周代的版图上寻觅，便可以看到在万里黄河的中游，有一片像小岛似的滩涂，奔腾的黄河水，其主河道从这里一分为二，围绕着这片滩涂形成南北二水之势。然后，在滩之东端又合二为一，卷起滔滔巨浪，东流入海。这片多达万亩的滩涂，素有“万里黄河第一滩”之称。河南省济源市坡头镇西滩村的人们，世世代代就居住在这片被誉为“河心岛”的滩涂之上。

    从宏观上看，西滩与《诗经》十五国风“周南”所涵盖的地域有缘。《诗经》中的十五国风，是指周南、召南等十五个地方的土风歌谣。关于周南，《辞海》解释中有“《史记·太史公自序》：‘太史公留滞周南’。《集解》谓即洛阳；《索隐》谓陕以东皆周南之地”之语。西滩与洛阳仅一河之隔，应属周南的统治区域。国风中的不少诗篇也都是河南地区的民歌。

    从微观上说，黄河古代称河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我国江河众多，但在古代尤其是汉代之前，除黄河外，所有的水系都不能称河。

    在周代的版图上，西滩可以说是万里黄河之中唯一人类能够定居的岛屿。多少年来，黄河西滩绿树掩映，农舍点点，瓜果飘香，渔舟晚唱，人们自给自足，民不交皇粮，官不征田赋，不谙水性的兵匪毛贼，轻易不敢越河进滩袭扰。村民们如世外桃源般地在此生息繁衍，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和文明。尽管历史上黄河多次泛滥，但是西滩从未被洪水淹没。

    西滩的形成和存在，自然也为《关雎》一诗的创作，奠定了基础，表现诗意的载体也就更加明确。

    《关雎》中的雎鸠鸟和主人公“窈窕淑女”采摘的植物——荇菜，西滩可觅其踪。荇菜属于多年生草本植物，龙胆科类，今名莕菜，别称金莲儿、水荷、水葵。据《诗经植物图鉴》载：“荇菜分布于中国南北各省以及韩国、日本和俄罗斯等国，生育于池塘及流动缓慢的溪河中。”1987年，济源中草药资源普查领导小组，在普查过程中，也在济源王屋山区的小溪边和黄河沿岸发现了大量生长的荇菜，当然也就包括西滩了。

    另外，从唐诗中也可以看出，西滩在古代就曾是古人的游览胜地。唐代诗人温庭筠有《河中陪帅游亭》诗曰：“倚阑愁立独徘徊，欲赋惭非宋玉才。满座山光摇剑戟，绕城波色动楼台。鸟飞天外斜阳尽，人过桥心倒影来。添得五湖多少恨，柳花飘荡似寒梅。”曾在王屋山学道的唐代诗人李商隐，也有《奉同诸公题河中任中丞新创河亭四韵之作》诗云：“万里谁能访十洲，新亭云构压中流。河鲛纵玩难为室，海蜃遥惊耻化楼。左右名山穷远目，东西大道锁轻舟。独留巧思传千古，长与蒲津作胜游。”

    如今，随着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的建成，国家又在其下游15公里处修建了二坝——形成了一个23平方公里的西霞院反调节水库。昔日宁静的西滩，夹于其间。新西滩成为名副其实的一个小岛，但它无疑是一个充满人文特色的新景点。

（摘编自姚景强李立政《“河之洲”在哪儿？》）

大传统与小传统

    在西方国家，所谓大传统和小传统，也可以叫做“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正统文化和民间文化，学者文化和通俗文化”。在所有的社会里，有一种属于少数上层文化人的文化传统，叫做“大传统”，它是经学院、寺庙的教育而形成的，哲学家、神学家等其他文化人的这个传统，是有意识培养和延续的产物，主要是通过有计划的设计过的教育而传播；但是，还有一种属于非文人的文化传统，它产生于日常生活，而且这种传统也没有人专门去培养和发展，它是自然生成的。

    这种说法，在中国也大体适用。大传统在中国古代是由私塾、学校、书院的教育来传播的。现在受过新式学校教育的人可能会看不起私塾，虽然那些私塾先生很早以前就常常是文学讽刺的对象，比如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嘲笑先生摇头晃脑念“金笸箩”，但是，他们实际上在文化传播中是最重要的。这个大传统，就通过一些有财产、有教养的家庭环境的影响，和上层社会的通行规则，逐渐建立起来。在古代中国，一个在这样传统里生活的人，从小就受家塾教育，从小就读经典，长大考经典，成人以后按照经典的礼仪规则参加社会活动，依靠书信、诗词往来的必要知识，就形成互相认同的一个阶层。他们的行为、举止、谈吐是他们互相认同的标志，这个传统的延续，也由一代一代的教育来保证，同时，他们还通过科举考试、婚姻关系，使这个阶层保持开放性和流动性。

    而民众有民众的传统，我们不要以为民众没有“知识”，他们只是没有书本的、抽象的、学校教出来的“知识”，实际上他们有另一套“知识”。这些知识构成小传统，而这些知识主要通过一些途径来传播。

    乡土中国在几千年里已经形成一些习俗和规则，像亲与疏、责与戏、荣与耻、好与坏、怎么对人、如何做事，一个人在家中、在乡下、在和小时同伴一起玩的时候，就渐渐受到这样的教育，这种教育是无形的。

    这些不识字或识字有限的人，也会受到文化阶层的影响，比如识字的人讲一些通俗的书，如福建的“礼生”、北方的“乡秀才”，在乡村是很尊重的，古代中国乡村有一个好习惯，就是对读书人的仰慕和尊敬。很多关于宗教信仰的知识和道理，被记录在民间善书、皇历、家族规约等里面。有时，乡村学校教书，在教书中间，不知不觉就把这些道理和知识传到了下层社会。

    在农村的节庆日、祭祀日等，会有祠堂、婚礼、丧葬等仪式，那些仪式就告诉人们祖先的重要性，而祖先的重要就意味着家庭的重要。家庭放大就是家族，家族是互相认同和互相支持的共同体。而仪式上的站位、先后次序，也传达了很多道理，比如男尊女卑、家族关系、父党母党、家族的中心和边缘、道德伦理的报应等。

    乡村生活中很重要的，还有演戏、说书之类的娱乐活动，戏文、故事很有用，常常把最通俗也是最简单化了的伦理道德规则传达给大众。比如“四郎探母”，其中就有家庭与国家、个人、爱情和民族大义之间的大道理；“十五贯”，就有关于偷盗等的因果报应问题；“隔江救阿斗”，就传达了忠义的伦理。看了戏，人们就接受了这套知识和道理，他们常常会引用戏文说事，也会引用戏曲故事来教育小孩子。

所以，古代中国民众的小传统和上层社会的意识形态是不同的。

（节选自葛兆光《古代中国文化讲义》，有删改）

“微时代”，读什么?

    ①信息技术代有更替，近两年来，微信成为很多人的移动聊天室，用户已超过6亿。君不见，候机室内，人人运指玩手机；地铁车厢，茫茫一片低头族。对许多人来说，“微信阅读”业已成为重要的阅读方式。

    ②订阅号渐渐增多，“选择”的问题也浮出水面。将各种内容推送给我的公共号，的确是我订阅的；而我订阅的，又是我感兴趣的。看不懂、不感兴趣、不认同其观点甚至仅仅是“讨厌这个帐号名”，都可以成为我不订阅、不看的理由，何况，订了我也可以不看，更不用说还随时能“取消关注”了。在这样的“自由选择”下，我的阅读趣味乃至知识水平，决定了我能看到什么。我读到的固然是我喜欢的，但我抛弃的却可能会更有价值。这就像是进入了一个认知的丛林，我无法走出“自我”这个陷阱。固化的欣赏口味与阅读取向，很可能让我无法去拥抱更为广阔的世界，寻求更为深刻的精神享受，甚至让我对世界的想象力开始萎缩。简单点说，太舒服的阅读。让我无法“突破”，甚至原地踏步。

    ③虽然没有大数据支撑，但微信的普遍状况，却也证明着这样的观点。朋友圈中分享的公共帐号页面，很多都有“揭秘”“爆料”“有染”等种种令人惊悚词汇，更不乏“不得不看的人生格言”“30岁之前要明白的50个道理”等或浓或淡的心灵鸡汤。多有无法深究的八卦，多有似是而非的劝诫，多有浅尝辄止的思考，多有不知所云的感悟……有人调侃说，这样的分享，说者未必懂，而听者也未必信，不过是在寻求饭局上的谈资。这样的阅读状况，难免会让人担心背后日渐失血的心灵图景。

    ④更重要的是，每天更新的订阅人数、页面访问量，让公共帐号的提供者们，精准地掌握着读者的口味，从而不断满足甚至迎合着读者的阅读偏好。这样的“正反馈效应”，将使这个新的阅读市场越来越像一个提供廉价用品的超市。你的选择，也决定了你可能有的选择。人人爱八卦，则高谈阔论种种内幕、秘闻的内容就增多；个个爱鸡汤，则励志类、成功学、创业经难免泛滥。

    ⑤有人说，世界上种种变动中的关系，只有两种状态，要么是良性循环，要么是恶性循环。而让人欣慰的是。这两种循环是可以转化的。在微信阅读可能出现的循环状态中，只要有一方愿意迈出一步，就会改变其发展的走向。对于读者来说，走出心灵之宅，克服懒惰或是畏难心理，努力寻找“高一层次”的阅读，去理解那些你或许不同意的观点，去欣赏那些你或许不喜欢的表达，在这个过程中肯定能发现那一片“林中空地”。而对于微信公共帐号——这些文化产品的提供者们来说，则需要保持恒定的审美价值观，在分析与把握受众需求的同时，以更高远的眼界开拓更丰富的资源，不被枯燥的数字牵着鼻子走。

    ⑥希望那些微信阅读时代的公共帐号，以及那些不远的未来将会发生的更多阅读变革，在改变我们阅读的同时，也能给予我们以真正的幸福。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美国文化人类学者克利福德•吉尔兹曾提出著名论断：“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法国启蒙思想家、法学理论奠基人孟德斯鸠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中试图从地理、宗教、民情、风俗中追寻法的精神。他们虽然都没有洞悉法最终根源于特定社会的经济物质条件，但都从德与法的关系角度，阐释了一个民族的德性惯习极大地影响到法的内容与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德与法相互交融，德乃人们心中之法。

    道德是人们心中的法律，法律是成文的道德。法律与道德相互促进与融合的成熟形态，即表现为法律信仰与法治观念，亦即形成法律至上的规则意识。法治成功的内在标志，是法律被民众所普遍尊重和信仰，而不是畏惧、忌惮法的强制力，即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于日常社会生活之中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引导并赢得“人心”

    法律与道德并非浑然一体。一般而言，国人擅长整体性和综合性思维方式，因而常常容易将道德与法律做一体性认识和处理，然后如太极八卦一般，讲究两者的相互转化。这也是中国古代法律道德化与道德法律化的根本原因之一。然而，现代社会，道德与法律相对分离，法律获得相对独立性和自足性，有助于形成适应现代工商业社会生活的法律体系、树立法律权威、构建现代法治国家。当然，在分析法律的相对独立性、看到法律与道德相对分离的同时，充分认识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一致性，对法治国家建设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法律与道德相对分离的命题，既解释了在社会稳定时期，法律可以作为相对独立的系统看待，又肯定了道德与法律的作用其实难以决然剥离。但是，当命题转向治国方略，亦即究竟是“依法治国”为主，抑或是“以德治国”为要，答案当然毫无疑问地指向前者。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主次有序，依法治国是主体，以德治国为辅助，这是由法律与道德自身属性所决定的。现代法律是高度建制化的制度性事实，具有确定性、可预测性和程序性特征，体现出适应现代社会的形式理性化和科层化的实践要求。相较而言，道德治理则可能陷入混沌的非技术化、非建制化和非程序化状态。总体来说，在当代复杂社会形态下，道德治理难以独自构成一种“治式”，无法提升至治国方略的层次。

    需要强调的是，“法主德辅”绝非否定道德的作用，而仅仅是指在治国方略的层面上，法治更适合作为主体，也更应该成为主体，而以德治国是建构法治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具体战略。换句话说，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既是互为支撑的结合，也是主次有序的结合。法律与道德相对分离，法治与德治主次有序，但我们的认识和实践并不止步于此，而是为了最终获得更高层次的复归，形成良法善治的辩证统一体。

（节选自《道德与法律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光明日报》2015年04月，有删改）

    从简陋的石器到高精尖仪器，从茹毛饮血到各式精致菜肴，从原始粗糙的石洞到豪华的别墅，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强大能力当让天地惊叹畏惧。最初的人类，食物和住所没有稳定的保障，面对经常的频繁迁移，天然住所成为他们最好的选择，洞穴、树木都是躲避天敌的良居。当满足了吃穿这些身体基本需求之后，人类开始致力于打造一个舒适的栖息环境。于是，农耕取代了狩猎，天然的洞穴变成了巧手搭建的房屋。随着建筑技术不断更新，人们开始按照设计好的方案建造房屋。从木石合用的点式建筑，发展到规模宏大的宫殿建筑群和寺庙建筑群。到了现代，房屋建造从根本上发生了变革。人工材料取代了天然建材，结构更加稳固，外观愈加独特美观。钢筋水泥打造的城市群从某种意义上宣告了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

    当人类为自身驾驭自然的能力信心满满时，生态的反作用力也开始困扰我们。工业社会的经济体系建构在亚当·斯密“利润最大化、产量最大化”的理论基石之上，而对能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有所失虑。高发展带来的是高消耗、高污染与二氧化碳的过量排放。如果说，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破坏的只是局部的生态系统而导致区域性的文明衰败，那么工业文明、城市化进程破坏的则是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大面积与大规模的建筑消耗了大量宝贵而有限的资源。文明在经过数十世纪的成长与进步之后，正在面对“拐点”到来的可能。

    除了高楼，我们还能住在哪里？低碳，正成为解救地球危机的一把重要钥匙。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充分利用太阳能、风能、水能……低碳重构着人类未来的生存发展。几年前的上海世博会宣扬了“和谐城市”的理念，以回应“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诉求。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都认识到了低碳经济和低碳生活对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意义。其实，人类过去和现在的一些住宅，似乎也可以与和谐的城市理念遥相呼应。成本低廉、环保节能的草屋，冬暖夏凉的窑洞，结构简单、远离喧嚣的穴居，默然回归自然的极地冰屋，像鸟儿一样搭建的树屋，就连海上货运划时代的产物——集装箱也可以变身循环经济住房……这些并不是哗众取宠或所谓的行为艺术，它们能与钢筋水泥建筑物并存，体现了一种对文明的尊重态度，是人类善待地球的最亲近方式，一种认知抑或精神上的享受。

    在这样的房屋面前，我们不再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并对自然发号施令，而是充分尊重并善待自然，维护环境的稳定与和谐。住房的回归、维持与创新，迈出的是一小步，对人类文明进程而言却是一大步。

（摘编自贾欣、孟睿《除了高楼，人类还能住在哪儿》，略有改动）

    中西方在饮食、服饰与住房等方面的消费习惯存在着很大的冲突，但从现实来看，每一种消费习惯都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沉淀与积累，因而不存在着“孰优孰劣”的问题。

    具体来说，在服饰消费习惯方面，中国侧重于外在的气质，西方则侧重于内在的舒适；在饮食环境方面，中国侧重于热闹的气氛，西方则侧重于宁静与优雅；在住房方面，中国侧重于稳定，西方则侧重于自由。因此，每一种消费习惯都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各自的合理性，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西方也通过改变消费习惯的方式，来体验彼此的历史文化，甚至在某些场合，一种消费习惯也会成为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商业服务。

    与消费习惯不同的是，中西方消费观念的融合并不是表现在相互对等地位的借鉴上，而是表现为西方精神消费与享乐主义的消费理念以强大的渗透力影响中国消费者，这也是我们在全球化进程中不可否认的事实。一方面，当前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文化传播媒体，从根本上变革了国家贸易信息传播模式，并产生了诸如世界经贸信息咨询平台、经贸期刊、网络互动平台等新型媒介，进而使得世界各国的消费者在满足消费需求的同时，也在精神层面获取了丰富的消费文化。另一方面，西方社会通过目不暇接的信息化文化传媒方式，把享乐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消费观念迅速渗入各个国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人们物质与精神消费的“普世价值”。从现实来看，这种享乐主义消费理念对我国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使意识形态领域的价值观念产生动摇。

    中西方消费方式的融合首先表现在消费方式趋同化的趋势。伴随着当今社会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的持续深入，国际贸易市场也在很大程度上由各固定地区的闭塞模式发展为开放性的全球化市场。在这种形势下，区域性的商品消费需求也随之发展为开放性的全球化需求。例如说，在当今社会，我们已经完全不能通过一个人是否身穿李宁的运动装，是否吃麦当劳快餐来判断这个人的国籍。总之随着当前世界贸易的全方位发展，各类商品的无国界流通，中西方人民的消费方式日益趋同。

    此外，中西方消费方式的融合还表现在对待各类具体消费方式的理性判断上。这一点在货币消费和信贷消费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总之，在中西方消费理念的彼此碰撞中，消费者对各类消费方式具有了理性的认识，而不再一味地迷信某一类消费方式。

    从现实来看，西方消费文化是建立在发达生产力基础上的意识形态范畴，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先进生产力发展的现实需要。而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程度也有待进一步深化，而由生产力所决定的消费文化在其先进理念上也必然会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对此，我们应当消除意识形态的偏见，汲取西方消费文化的先进理念，从而为重构我国本土消费文化积累经验材料。

（摘编自姜鹏飞《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方消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