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圆梦正当时，中国梦激荡最大“海归潮”

    优惠的政府政策、全球最活跃的经济、快速发展的高新产业、持续投入的科教事业、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以及海内外“人才、项目、技术、市场、资本、场地、服务”全面对接的平台，正吸引越来越多海外学子归国追梦。

    国外媒体评价，全球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重视、这样大规模、这样专业化地吸引人才回国。

     “现在，海归回国主要是被‘吸’回来的。”中国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说，随着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靠近世界舞台中心，也比以往任何时期更有条件、更有能力吸引全球人才。

    詹天佑、茅以升、钱学森、邓稼先……纵观历史，一批又一批莘莘学子赴外求学、归国兴邦。

    今天，除了拥有前辈们的爱国之情、强国之志、报国之行，吸引大量海归人才归来的，还包括自我价值与个人梦想的实现。

然而，在全球竞争中发展成一个人才大国、人才强国，仍需下更大决心、更大力气。一份面向全国200多所高校的问卷调查显示，“编制过死、编制偏紧”是人才管理中面临的最突出问题。从人才发展上看，经过多年努力，我国人才队伍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还存在体制不顺、机制不活、布局不优、效率不高等困境，破解这些“瓶颈”，唯有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

（摘编自《圆梦正当时，中国梦激荡最大“海归潮”》，2017年2月22日《人民日报》）

附：

材料二：

    调查显示，大部分受访企业在招聘时更倾向与使用海归，仅39.5%的企业在招聘时没有明显区别，者表明海归群体在回国就业过程中仍存在一定优势调查显示，82.5%的单位均在一定程度上对海归员工采取了倾斜性待遇。如20%的单位认为海归员工在本单位的晋升途径更快捷。17.5%的单位海归员工的工作岗位更核心等。

    被调查者在分析自身回国就业劣势时，半数人认为自己“不了解国内的就业形势和企业需求”以及“回国时间晚，错过校招季”。还有三成被调查者认为“岗位海投效率低”和“缺乏完善职业规划”是自身的回国就业劣势。

（摘编自《2016年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

材料三：

    光明网评论员：日前，杨振宁、姚期智两位老科学家放弃外国国籍、转为中科院院士一事，引发热烈关注

    在舆论场上，以耄耋之龄回归故土的杨振宁更是备受关注现代文阅读答案 圆梦正当时，中国梦激荡最大“海归潮”阅读答案。已近百岁之龄的杨振宁，估计已不会如年轻时那般埋头扎根于科研一线，或许正如他本人所述，“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是文化的归属感让他对故土恋恋不舍。亦或是科学上的引路精神让他回来发挥“余热”，为后来者指引前路，如他自己在诗中所说：“学子凌云志，我当指路松。”

    杨振宁选择入籍，是他对晚年道路的选择，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与国家的道路选择是交叉的。得益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所创造的开放环境，对世界潮流的融入，杨振宁的归来方才有了现实的可能；而杨振宁等一批海外科学家的归来，又会给中国科研带来从项目到建制与世界接轨的机会。

    对于中国来说，迎来杨振宁为霞满天的桑榆晚年的同时，也不可否认，错过了杨振宁最辉煌的科研生涯。由此，未来的方向也当因之厘清：让更多科学家们愿意留在这片土地上，诞生出最精尖的科研成果，不仅是因为中华文化的血液，更因为是先进的设备、优厚的条件、社会的理智与尊重、环境的平和与包容。

（摘编自《杨振宁入籍入院，显中国引力效应》，2017年2月22日 网）

材料一：

    日前，文化部在其官网首页发布《各地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情况评估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颁布五年来，各地落实情况喜忧参半。

    2011年6月1日，《非遗法》正式实施。为掌握法律实施五年来的落实情况，总结经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文化部于2016年组织开展了《非遗法》贯彻落实情况检查，并委托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对贯彻落实情况进行评估。

    评估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8月31日，全国有24个省（区、市）颁布了非遗的地方性法规共72部。其中，17个省（区、市）的省级法规是在《非遗法》实施后制定的。但是，从全国范围看，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完善，北京市、天津市、内蒙古自治区、吉林省、海南省、四川省、青海省7省（区、市）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性法规尚未出台，立法工作亟待推进。

    评估报告显示，2011年至2015年底，全国各省级财政累计投入163731万元，有10省（市）累计投入5000万元以上。尽管五年来，各省财政投入逐年增加，但是依然不能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各省普遍存在保护经费不足的问题。

    截至2016年，文化部命名了四批共1986名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各省（区、市）批准公布了14928名省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评估报告显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老龄化问题较为突出，在世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中超过70周岁的已达50%以上，开展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迫在眉睫。有些传承人在抢救性记录过程中，就已经离开人世；一些传承人年事已高，无法完全展现技艺。部分艺术院团改制后，面临着经营压力，有的传承人待遇因此受到影响，出现了无人肯学、后继乏人的状况。

（摘编自李韵《<非遗法>颁布五年落实情况喜忧参半》，2017年2月15日《光明日报》）

材料二：

    “我们就是要把非遗文化传承作为工作、作为职业，通过现代工作室的打造和经营，希望能够找到一条非遗文化传承的职业化道路，避免因为入不敷出、生活难以为继而面临失传的窘境。”糖画传承人高光耀说。虽然近两年商业演出市场机会增多，但是相比于其他演出形式，他们的收入不算高，由此可以看出大众对于传统文化的接受度还有待提高，而这其中，既需要传承人自身的坚持与创新，也需要更多社会力量投入。

（摘编自李媛《非遗文化传承路在何方》，2017年2月15日《大众日报》）

材料三：

    《中国诗词大会》的成功形象地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只要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借鉴现代模式，激发出人们的兴趣，就能打造成现代时尚，就能成为“网红”，就能很好地“圈粉”。我们应该做好非遗+互联网这个加法，让非遗的文化魅力在互联网靓丽起来、普及起来、传播起来。可以采用动画开发、趣味知识比拼、全国非遗知识接龙等方式，非遗在互联网火了，关注的人就多了。

（摘编自殷建光《落实<非遗法>还需做加法》，2017年2月16日南方网）

材料一：

运动对少年儿童的快乐有很大影响，越是不爱运动的孩子快乐得分越低。而且，不爱运动的孩子经常存在孤独、忧郁、注意力不集中、焦躁、睡不着等不良情绪或感受。数据显示，不爱运动的学生，各种不良情绪比例更高，尤其是体育成绩下等的学生，孤独、忧郁、神经敏感、情绪不稳定、焦躁、注意力不集中、想叫喊骂人等情绪的比例均高出体育成绩上等的学生20多个百分点。这说明，经常进行体育活动的学生、体育成绩好的学生更善于缓解不良情绪。因此，体育较差的学生应多增强运动，使各种不良情绪得到纾解。但是，数据也显示，有近半数（47.1%）的少年儿童表示自己运动量不够。而且随着年级升高，学生认为运动量不足的比例越来越高，从小学四年级到初三共上升了30.4个百分点。然而，有的家长、老师为了让少年儿童多学习，减少了运动量，占用了运动时间。这不仅仅是剥夺了孩子的运动，更是剥夺了他们的快乐。

同样，和谐的亲子关系也会使少年儿童的快乐指数更高。调查发现，有近六成少年儿童经常与父母聊天。年级越高，与父母经常聊天的学生比例越低。相关分析还发现，经常与父母沟通的孩子，快乐指数更高。但是，有超过三成的少年儿童“投诉”父母边玩手机边与自己聊天，近两成与孩子聊天时说没时间，近一成不愿听孩子说话。而且，父母与孩子聊天的主要内容是学校、日常生活、学习，聊兴趣爱好的比例仅有两成多（22.8%），聊朋友尚不足两成（18.7%），均排位比较靠后。然而，少年儿童成长的过程中，给他们的快乐带来深刻影响的因素往往并非只有学习，情绪、兴趣、朋友等这些在成年人看来不那么重要的事情，反而深刻影响着少年儿童的快乐感受。

（摘自孙宏艳《影响孩子快乐的因素常被我们忽略》，《光明日报》2017年9月）

材料二：

图表：男女生快乐指数比较

（摘自孙宏艳、田丽《我们的孩子快乐吗》，《光明日报》2017年9月）

材料三：

    2012年，世界卫生组织（WHO）针对欧美39国青少年的健康与福祉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荷兰青少年最快乐，而且快乐程度超过美国同龄人。

    这项调查是针对11岁到15岁的青少年，共有39国约20万的青少年受访。

    调查发现，荷兰的青少年喜欢上学，结交很多朋友，且较少卷入打架和欺凌事件。他们与父母关系良好，自我感觉身心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不同于其他欧洲国家，荷兰青少年普遍都吃早餐。

    至于青少年模仿成年人抽烟酗酒的问题，调查也发现，在39国的受访者中，荷兰青少年很少接触烟酒，只有极少部分的人吸食大麻。

    5年前WHO曾调查学龄儿童健康行为，荷兰儿童的表现也是名列前茅，而这次调查中，95%受访的荷兰青少年为自己的生活打及格分数。

    分析荷兰青少年身心健康、生活快乐的原因，负责这项调查的研究员佛雷博格说，青少年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社会因素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她说，荷兰青少年普遍与父母、朋友关系良好，且荷兰的繁荣富裕与重视社会公平正义，也是青少年感到生活快乐的原因。

    相较于北美洲与欧洲其他国家的青少年，荷兰青少年不挑食，少生病，并且养成了运动的好习惯。

（改编自中新网《调查显示荷兰青少年生活最快乐 赶超美国同龄人》）

戏剧是时代演变中的人生

陆怡彤  远山

    她像极了一位童心未泯的邻家奶奶，有着正午阳光一般的笑容。侃侃而谈中，她的话语流露出对人生与戏剧的睿智思考，眼神里满是岁月沉淀的坚定之光。这便是我们对陈薪伊的印象。

    前不久，由陈薪伊执导的话剧《哈姆雷特》在国家大剧院结束了长达8天的演出。这位年届耄耋的中国女导演，以自己的人生感念和戏剧探索，为全世界纪念文学巨匠莎士比亚的2016年画上了一个韵味悠长的句号。

    陈薪伊说，自己与莎士比亚的故事始于20世纪50年代。那时，她看过两部莎翁作品的电影，苏联邦达尔邱克主演的《奥赛罗》和英国奥利弗导演并主演的《哈姆雷特》。她顺着他们的思路认识了一个忧郁的王子“哈姆雷特”。20世纪80年代初，陈薪伊开始学习导演专业，对戏剧的研读让她对莎士比亚的认识慢慢成熟起来，莎剧对人性犀利的解剖让她懂得“经典”与“大师”的含义。在中央戏剧学院的排演剧目中，她是《麦克白》分场导演之一，并在剧中扮演了麦克白夫人。1986年，陈薪伊执导的《奥赛罗》参加中国第一届国际莎士比亚戏剧节，引起强烈反响，她因此被评为当年“全国十佳导演”之一。时隔30年，在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的这个时间节点，陈薪伊再次走进莎士比亚的悲剧世界。

    如何才能排演出与众不同的《哈姆雷特》？如何才能引导中国观众读懂《哈姆雷特》？这些问题在陈薪伊的脑海中不断地徘徊着，直至她再次打开《哈姆雷特》的中文译本，翻译家朱生豪走进了她的视野。一个火花闪现，“答案就在这里”。

    朱生豪，32年的短暂人生，翻译了31部莎士比亚剧作。提起译笔的那一刻，朱生豪勉励自己：“从今天起，我埋葬了青春的游戏，肩挑人生的负担，做一个坚毅的英雄。”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朱生豪曾听到一位日本学者说中国没有莎士比亚翻译，所以他决定要坚持翻译莎翁剧作，就好像他来人间就为了翻译这一件事。这仿佛是他一个人的抗战。他一个人在轰炸机的威胁之下，在轰炸上海的炮火声中，完成了自己的翻译。当《哈姆雷特》的手稿被炸毁以后，他又重新再来。陈薪伊忘不掉那昏暗的小屋与破旧的床，忘不掉朱生豪头上的轰炸机螺旋桨，忘不掉屋外的狂轰滥炸，仿佛被烧焦的手稿还挥不去地飘零在半空中。

    犹如一颗石子，在她的内心荡起波澜。这一次，她在朱生豪的《哈姆雷特》译本中读到更多的是共鸣。朱生豪将出场两次且只有几句台词的挪威王子小福丁布拉斯放在了人物表的第三位。在陈薪伊看来，满是亢奋与激情的朱生豪是在用言出即行的小福丁布拉斯来观照哈姆雷特。于是，她在话剧《哈姆雷特》中加入了朱生豪的故事，由演员佟瑞欣一人分饰二角来完成。她解释说：“朱生豪有着令我崇尚的理想人性，即莎士比亚崇尚的理想人性——激情与理智相结合的完美人性。”“在剧中朱生豪顽强的生命力、坚强的意志力与哈姆雷特怠惰延宕的性格、懦弱犹豫的内心形成了一种对抗。”在这部悲剧中，她期望“无冕之王”朱生豪和丹麦王子哈姆雷特的表演转换能够唤醒观众，希望人们可以用对比的思维重新判断那个被粉饰过的白马王子，从而拷问每一个和自己有关的细枝末节，去做一个言出必行的人。曾执导过京剧《商鞅》的陈薪伊，在大多数导演退居幕后的这个年纪，仍然选择了舞台第一线，“言出必行”何尝不是投射了她的艺术人生。

    这版《哈姆雷特》让人难忘的还有那些“中国味道”的细节。舞台布景里中国建筑元素的运用，昆曲《牡丹亭》音乐的加入，等等，都是现场观众的会心之处。如何令中西文化和谐融洽地共处一个空间，大概是每一个戏剧人都要探索的时代命题。陈薪伊说：“虽然许多戏剧的处理是在解剖哈姆雷特，但我不能让哈姆雷特失去莎士比亚戏剧中高贵的气质和高雅的风韵。因而，我用高贵的气质去融合不同的剧种。比如，我加了一段《牡丹亭》的音乐，因为无论是花园殉情，还是父亲在感情路上的阻隔，奥菲利亚和杜丽娘都是十分相似的。”

    “最重要的是，你必须对自己忠实。”这是《哈姆雷特》里的一句经典台词。这也正是陈薪伊的戏剧初心。因为忠于自己，她日夜琢磨如何更好地呈现那些也许只能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细节；因为忠于自己，她渴望用莎士比亚的精神去反观人性，让人类看一看自己发展演变的模型；因为忠于自己，她将生命和时间都交付于舞台，把舞台视为不能亵渎的神圣的殿堂，努力用思想和世界观去诠释戏剧作品，感召观众。“我的人生是随着时代而演变的戏剧人生，我的戏剧是时代演变中的人生戏剧。”这便是陈薪伊和她的戏剧人生观。

（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1月5日，有删节）

大家孙瀛洲

    当代中国文博界，被人称之为专家甚至“著名”专家好像不太难，但称得上“大”的不多，孙瀛洲先生即是这少数中的一个。

    孙瀛洲1893年出生于河北冀县一个贫苦的家庭。1900年到北京“同春永”古玩铺做学徒，后又到“聚宝斋”、“铭记古玩铺”任职。他聪明好学，积累了丰富的文物基础知识。

    早在20世纪30年代，孙瀛洲先生就对历代瓷器了如指掌，先于他人准确鉴别宋代五大名窑瓷器以及元代至明代的永乐、宣德、咸化、弘治瓷器。1956年，孙瀛洲受聘到故宫博物院专门从事古陶瓷研究、鉴定工作。面对故宫数以万计的陶瓷藏品，孙先生如鱼得水，他曾说：“活到60多岁，没想到还能为人民做一点事，内心很乐意接受这一工作，并愿意把我几十年在文物认识上的一点经验贡献给祖国的文化事业。”孙先生对自己在古陶瓷鉴定方面的经验进行总结，先后发表了《明嘉靖青花加彩鱼藻罐》、《试谈永乐、宣德景德镇官窑瓷年款》、《元明清瓷器的鉴定》等有关瓷器研究鉴定的论文9篇，文章中归纳的鉴定经验，对古陶瓷鉴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期间，有一次孙先生让人们把宋代官窑、哥窑、汝窑瓷器及一些明清的仿品放在一起，他背过身，人们打乱摆放次序，他闭上眼，转过身来，用手摸，一一准确地说出了各自的名称。

    明清时期的墓葬出土瓷器很少，带纪年的更少；造型不像唐宋及更早期的瓷器那样有相对固定的标准。明清各个朝代的年限不长，瓷器的品种又繁杂，连续性又较强，因此明清瓷器的鉴定有自己的特殊性，对其进行精确的断代是非常困难的。孙瀛洲先生以明清带年款的官窑瓷器作为标准器，把不同朝代的瓷器所具有的不同时代特征排比出来，进行研究归纳，并将这些“鉴证”提到理论化的高度再用以指导鉴定实践，为明清瓷器的科学鉴定奠定了基础。孙瀛洲先生是我国采用类型学方法对明清瓷器进行排比研究的第一人，他使明清瓷器的鉴定从朦胧走向清晰。

    孙瀛洲先生还是一位真诚待人、诲人不倦的教育家。身为古陶瓷界德高望重的大专家却从不摆架子，热心培养青年一代，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知识、经验传授给同行。有时生病在家休息，还让学生到家中听讲，对年轻一代寄予莫大的期望。孙老桃李满天下，培养出一大批文物鉴定人才，其中既有耿宝昌先生这样堪称古陶瓷鉴定“泰斗”级的专家，也不乏为数众多、各领风骚的中青年栋梁之材。

    孙瀛洲的生活是朴素的，平日一身素衣，一日三餐也是极其简单，每星期只吃一次肉——二两猪头肉。过春节，自己动手给孩子们做糖葫芦吃。可是，为了收购绝世珍品成化斗彩三秋杯，孙瀛洲当年一掷就是40根金条。旧北平古玩商会会长要高价收买，孙瀛洲不为所动，坚决拒绝。

    孙瀛洲的子女曾说过，觉得父亲好像就因为文物才来到这个世界，全身心投入到文物当中，生活在文物当中，就像他只有文物。据女儿回想，视古玩如命的父亲是向来不会让家里人看他的珍宝的，常常自己关门把玩甚至忘了吃饭。私藏丰盛到不可想象，但家里的日子却非常简朴，她冬天戴的手套都是母亲用袜筒改的。正是这种对陶瓷的热爱，使得孙瀛洲收藏了一大批高质量的陶瓷精品，从晋唐名瓷，宋代五大名窑瓷器到明清瓷器，无所不包，自成系列。

    1950年，为抗美援朝，孙瀛洲拿出一批珍贵文物义卖，所得款项全部捐献国家；1956年以后，出于爱国热忱，孙瀛洲毅然将毕生收藏的文物精品2900余件全部捐献故宫博物院，陶瓷占2000多件，其中25件珍贵瓷器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国家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森先生说，孙瀛洲先生“从学徒到经营者，从经营者到收藏家，从收藏家到文物鉴定专家，从文物鉴定专家再成为文物捐赠大家，这是一条自学成才的道路，也是由小我到大公的升华过程”。

    相关链接：

    ①明清瓷器鉴定有四个要点，即：造型是鉴定瓷器的重要依据；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纹饰与色彩；掌握住明、清两代款识的规律；细致观察胎釉的特征。如果满足于局部的特征相符而失于整体的条件不合，或只看外表而忽略器里，或但观釉色而不问胎质，都是片面的。所以说造型、纹饰、款识、釉质与胎质等鉴定方法必须同时并用，方能收到全面一致的效果。

（摘自《孙瀛洲先生谈元明清瓷器鉴定》）

    ②孙瀛洲先生捐献给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明成化斗彩三秋杯、宋代哥窑弦纹瓶、元代红釉印花云龙纹高足碗等25件瓷器被定为一级文物，即国之重宝。如今，故宫馆藏数十万件古陶瓷中只有几百件是国家一级文物，这意味着孙瀛洲捐献的藏品奠定了故宫陶瓷收藏的基础。

    材料一：

    大城市比中小城镇更有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首先，大城市的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更低。大城市的经济活动和公共服务成本会因城市规模的扩大而摊薄，聚集在大城市中的个人、企事业单位都将因相互之间的协调而从中受益。其次，相比中小城镇，大城市土地利用率更高。根据住建部数据，从整体来看，2017年我国小城镇、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人均占地面积依次递减，分别为130平方米、125平方米、118平方米、113平方米、99平方米。再次，大城市控制污染的能力更强。在创造相同GDP的条件下，大城市污染物排放量远低于中小城镇。而且，由于规模经济效应，大城市降低单位污染的成本也远低于中小城镇。最后，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和超大城市能为外来人口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由于大城市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的主要依托，它们远比中小城镇更能为农村转移人口提供就业机会。

    （摘编自潘家林《大城市的聚集效应与规模效应》，《城市发展论坛》2019年第1期）

    材料二：

    图表1：北京、上海、首尔、东京四城市中心城区出行情况比较

    图表2：全球部分都市人口总数及人口密度比较

    （摘编自熊柴等《大城市病主因是人口分布失衡》，《财经》2017年2月）

    材料三：

    城市的核心是人，城市的发展本应服务于人的需要，但是许多城市如偏离了人本轨道，一味追求经济总量的增加，引发了严重的“城市病”。

    城市化不是楼宇化，而是家园化。但是，一些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却只重表面工程，认为修建高楼大厦就是城市化，违背了城市建设与人类发展的规律，使得许多城市出现了“千城一面”的情况。城市的功能化不是产业化。城市的功能包含生产方面的功能，即人们通常理解的产业规模化，但产业发展不是城市唯一的功能。城市是人、境、业的综合体，产城一体，人城和谐，才是城市发展的归宿。不应该把城市看成是一个生产产品的机器，城市应是人类成果融合发展的一个有机体。

    （摘编自 阎明《“差序格局”探源》，有删改）

    材料四：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城市“构造致密而紧凑，专门用来流传人类文明的成果”，但过犹不及，过度的人口资源聚集，带来宜居度和各种边际效用下降，问题由此而生。

    21世纪的北京，繁华前所未有，却受到“大城市病”的困扰，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北京集聚了过多的非首都功能。把脉问诊、开方抓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为治理北京“大城市病”望闻问切、全面谋划，推动破解“大城市病”的中国探索。“要坚持和强化首都核心功能，调整和弱化不适宜首都的功能，把一些功能转移到河北、天津去，这就是大禹治水的道理。”北京正面临一次历史性抉择，从摊大饼转向在北京中心城区之外，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集中承载地，将形成北京新的“两翼”，也是京津冀区域新的增长极。

（摘编自《破解“大城市病”的中国探索》，新华网2017年9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