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陶潜说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倘能如此，这也就够了。

语言学界的一代宗师——吕叔湘

钱汉东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留学英国的吕叔湘没等学业结束，于1938年初提前回国。当时家乡江苏已沦陷，吕老与流亡到湖南的家人会合后，转道云南，在云南大学文史系任副教授，教英语。著名学者施蛰存约他给《今日评论》周刊写文章。恰好早几天，吕老看到朱自清先生写的一篇文章说，每个句子总要有一个主词，觉得这种说法不全面。考虑再三，他就写了《中国话里的主词及其他》，这是吕老的第一篇有关汉语语法的文章。1939年暑假开学后，系里给他加了一门中国文法课。这时候，王力先生在西南联大讲授“中国现代语法”的讲义已经印出来了，他在教课中遇到一些问题，想找王力先生商讨，可是王力住在越南河内从事汉越语的研究，只好自己琢磨钻研。1940年暑假后，吕叔湘离开昆明，迁居成都，任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他的第一篇研究论文是针对胡适和王静如的文章写的，他们说“们”是从“俺、您、喒”的韵尾-m变来的，吕叔湘发现这个结论恰好把演变的历史颠倒了，引了许多材料加以说明。

    吕叔湘是一位道道地地的学人，非迫不得已，一般不参加社会上的种种应酬，而是潜心研究学问。吕老治学态度严谨，他的著作处处体现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作风。无论是长篇巨著，还是一二千字的短文，都要逐字逐句地仔细推敲，从不马虎敷衍。现在一些从事语言研究的人不屑于写一些小文章，认为“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上世纪80年代，吕老在一家大报上看到把“风花雪月”错写成了“风花秋月”，于是他写文进行纠正。他在《龙虫并雕琐谈》里也曾指出，小文章其实更难写。和他同一时代的学者，如叶圣陶、王力、朱德熙等大家都有这样的学术精神。

    吕老从1952年起直接参与了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的制定，不辞辛劳地为推进现代汉语语音、语法、词汇的规范化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他和丁声树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词典》迄今已发行四千多万册，成为各国人民学习汉语、研究汉语的最重要的工具书。

    “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现代汉语词典》这一宗旨的确立，和吕老有着极大关系。“主编”一词在如今的出版界是个水分最大的名号，有些如雷贯耳的大学者的名字，一年之内不知道要出现在多少大型丛书、套书的版权页上。其实业内人士都清楚，一年之内要出这么多书，即使有三头六臂也是忙不过来的，他们所做的也许仅仅是审读一遍样稿而已。而吕老当时从组建编辑室到一条一条仔细审稿定稿全部亲力亲为。吕老说：“要编好一本辞典，就要收集大量资料。比如编《现代汉语词典》，就收集了上百万张卡片的资料。要对资料进行全面、认真地分析、综合，工作相当繁杂。”在吕老等大师的带领下，编辑人员花了三四年的时间，才完成《现汉》这一浩大的国家工程的试印本。

    北京大学汉话语言学研究中心陆俭明教授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吕先生几乎每天都在词典编辑室工作，中午饭就是自带的馒头、咸菜加开水，晚上还在家加班到深夜。编写工作采取流水作业法，层层把关，吕先生和他的继任丁声树在《现代汉语词典》整个编纂过程中言传身教，创立了一种人们称之为《现代汉语词典》风格的标准词典编纂风格。”第一版面世后，吕叔湘先生依然关注着语言的最新发展，强调词典要跟上时代需求，不断地及时地进行修订。在一篇文章中，吕老谈道：“我最近做了一件有点傻气的事情，把1983年5月15日到26日的《文汇报》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查出有32个词语是《现代汉语词典》里没有收的。”这一年他已经79岁。（有删改）

相关链接：（吕叔湘）说，编词典是“名山事业”，需要找到一些真正的“字迷”。字迷是什么？他们是一个国家文化传承的宝贝啊!英国是一个产生字迷的国家，他们的《牛津词典》系列举世闻名。法国也是一个重视字迷的国家，有词典以来，他们出过各类词典达2万多种。（俞晓群《吕叔湘：那22封关于（读书）的来信》）②“文化大革命”后退还他几万元，他全都拿出来设立青年语言学奖金。前几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丁六卷本的《吕叔湘文集》，他又将这笔可观的稿酬全部捐给了家乡江苏的教育和其他公益事业。（李行健《素朴平淡才是真——痛悼吕叔湘老师》）

梁启超面面观

    梁启超很欣赏孔子所说的“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并以此自励，大智、大仁、大勇的梁启超为后人铭记。

    在近现代学术史上，梁启超的成就和影响都非常大。他留下了1400多万字的著述，在33年的著述生涯中平均每年要写40多万字，他撰写《陶渊明年谱》三日而成，他用一昼夜完成《戴东原先生传》，他的著作中最有名的是《清代学术概论》，本是为别人作序，结果一发而不可收，用15天写成一部6万字的著作……而这一切都是在他自戊戌以后的政治运动无不参与的情况下完成的！梁启超的治学领域极其广泛，他的著作涉及哲学、史学、文学、图书馆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在学术研究上，他不动手则已，一动手便有极大的格局放在那里，不管能否成功。他喜于将某一件事物、某一国学术做一个通盘的打算，进行大规模的研究，永不肯安于小就，做一种狭窄专门的精密工作。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把敢于进取冒险作为新国民应具备的品德之一，他一生中至少有三次冒险，尤以1916年只身劝广东都督龙济光反袁护国最为惊险——此前梁启超的好友汤觉顿前往劝说摇摆不定的龙济光时，竟被龙济光的部下开枪打死。梁启超强压悲愤，冒险出马，与龙济光苦口婆心地谈了十几个钟头，龙济光当时表示心悦诚服，随后龙济光把他手下的军官聚集起来给梁启超开欢迎会，这帮军官个个拖枪带刀，一开始还客客气气，酒过三巡，凶相毕露。梁启超一看耐心说服已无可能，便索性豁出去了，对龙济光吼道：“我单人独马手无寸铁跑到你千军万马里头，我本来不打算带命回去。我一来为中华民国前途求你们帮忙，二来也因为我是广东人，不愿意广东糜烂，所以我拼着一条命来换广州城里几十万人的安宁，来争全国四万万人的人格。既已到这里，自然是随你们的便，要怎样便怎样！”梁启超滔滔不绝地演说了一个多钟头，声音之大就像打雷，一面说一面不停地拍桌子，把桌子上的玻璃杯震得叮当作响，一时举座皆惊，左右皆靡。梁启超这一吼，不仅救了自己一命，也逼着龙济光宣布独立。

    粱启超一生经历过多次大风大浪，但他成不了一个老练的政治家，这与当时的政局有关，也是他的性格使然。他特别看重趣味，曾说：“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底？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底’，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严格地可以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梁启超的学问涉及面广，就是因为他的兴趣特别广泛。他曾对子女说：“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

    梁启超一生多变，世所共知。他的多变颇遭时人及后人诟病。有人认为他一生所为学问除文学外都无大价值，不过于初学者有启迪之用，为他学问不能精深而感到惋惜；有人说他政治上“反复无常”——与康有为始合终分，与孙中山合作又对抗，对袁世凯先拥后反。梁启超晚年对自己的学生说，他是有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的，绝不是望风转舵、随风而飘的投机者。郑振铎认为，梁启超最伟大之处，最足以表现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之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他的变不过是他变他的方法而已，他的宗旨、他的目的并未变，那就是爱国。

（选自《梁启超：趣味人生》，有删改）

弃农学文

    在太平洋上航行了半个多月，胡适等70个留学生于9月9日在旧金山登上新大陆。随后胡适便改乘火车，横穿美国国土，来到纽约州南部的绮色佳城(Ithaca)，走进了康奈尔大学的校园。

    时当清朝末年，灾难深重的祖国处在极度衰败、腐朽、贫穷落后的黑暗年代，炎黄子孙的一些先进分子便纷纷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派往国外的留学生也多是有血性的爱国青年。

    胡适赴美留学，一方面是寻求个人的出路，他在辛亥年元旦作的小诗中曾自述说：“可怜逢令节，辛苦尚争名。”说的正是真心话。但另一方面，胡适也怀抱着“愿得西乞医国术”和“执笔报国”的爱国主义目的。他在日记中曾写道：连日日所思惟，夜所梦呓，无非亡国惨状，夜中时失眠，知“嫠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陨”，是人情天理中事也。这种身旅异域、眷怀祖国的感情在他的《藏晖室札记》中常有流露。

    在专业的选择上也反映出胡适当时所怀抱的爱国主义目的。当他准备在上海乘船赴美的时候，他的二哥特地从东三省赶来送行，并对他说因为家道中落，去美国应选学铁路工程或矿冶工程，学了这些回来可以复兴家业，并替国家振兴实业，并特别叮嘱胡适不要学文学、哲学，也不要学做官的政治、法律，这些都没有用。胡适到美国后同许多人谈论专业选择问题，那些人都对路矿不感兴趣，但他又不能辜负兄长的期望，便采取折中办法，选读农科，进了康奈尔大学附设的纽约州立农学院，想做科学的农业家，以农报国。

    但是，胡适对农学院的课程实在没有兴趣。胡适觉得学农实在违背了个人的兴趣，原来在中国古典文史方面胡适已有较好的基础，留学以来对英国文学又有了浓厚的兴趣，也涉猎了德国和法国的文学，加上当时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清朝，建立了民国，美国各界人士希望了解中国新政府的情况，胡适被邀请去作了几回有关中国问题的讲演，这样就促使他去研究辛亥革命的背景及革命领袖人物的生平，因而对政治史也发生了兴趣。这种种原因，便促成胡适于1912年春天放弃农科，转入康大文学院改学哲学和文学。

    改习文科虽是由兴趣所致，却也含有他“执笔报国”的心愿。就在转习文科的这年9月，胡适把法国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第一次译为中文，改名《割地》，登在《大共和日报》上。后来五四文学革命时又恢复《最后一课》原名收入他译的《短篇小说》第一集，列为首篇。从此，这脍炙人口的爱国名篇因胡适用白话译出便影响特大，在中国传诵数十年而不衰。稍后，他又翻译了拜伦的《哀希腊歌》，其词慷慨哀怨，也是激励希人爱国之心的名篇。这些表明胡适爱好文学，他从事外国优秀文学的翻译介绍，为的正是要“以此报国”，以此来激励中华儿女的爱国之心。

    康奈尔大学设有“卜朗吟征文奖”，以纪念英国19世纪诗人罗伯特·卜朗吟(Robert Browning 1812—1889)。1914年春天，胡适写了一篇论文《论英诗人卜朗吟之乐观主义》作为应此奖的征文。5月7日揭晓，胡适竟得了奖，获奖金50美元。他以一个外国留学生获得这项卜朗吟征文奖，在学校是少有的，因而各方面人士都有些出乎意料，报纸也作了报道和评论，各大城市报纸又加以转载，甚至登在著名的《纽约时报》上，于是影响便相当大了，一些相识的人都先后来祝贺。胡适也出乎意外的高兴，他在日记中写道：

    此区区五十金固不足齿数，然此等荣誉，果足为吾国学生界争一毫面子，则亦“执笔报国”之一端也。

    显然，胡适是把个人争得的荣誉同为祖国争荣誉联在一起了。

    材料一：

    2019年1月24日，华为北京研究所，全球首款5G基站核心芯片——华为天罡正式发布。

    秉承“把复杂留给自己，把简单留给客户”的理念，华为在5G领域积极投入、持续创新。华为可提供涵盖终端、网络、数据中心的端到端5G自研芯片，支持“全制式、全频谱”网络，并将最好的5G无线技术和微波技术带给客户。

    华为天罡在集成度、算力、频谱带宽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极高集成，首次在极低的天面尺寸规格下，支持大规模集成有源功放和无源阵子；极强算力，实现2.5倍运算能力的提升，搭载最新的算法及波束赋形，单芯片可控制高达业界最高64路通道；极宽频谱，支持200M运营商频谱带宽，一步到位满足未来网络的部署需求。同时，该芯片为AAU带来了革命性的提升，实现基站尺寸缩小超50%，重量减轻23%，功耗节省达21%，安装时间比标准的4G基站，节省一半时间，有效解决站点获取难、成本高等问题。

    2018年，华为奏响5G规模部署的序章，率先发布全系列商用产品、率先全球规模外场验证，率先开始全球规模商用。截至2018年底，华为已完成中国全部预商用测试验证，推动了5G进入规模商用快车道。目前，华为已经获得30个5G商用合同，25000多个5G基站已发往世界各地。

    2019年1月9日，华为“5G刀片式基站”凭借创新性采用统一模块化设计等技术突破，获得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该基站实现所有单元刀片化、不同模块间任意拼装，使5G基站的安装像拼装积木一样简单便捷。华为5G产品线总裁杨超斌表示：“华为全系列全场景极简5G解决方案，在兑现5G极致性能和体验的同时，能够大幅提升部署和运维效率，使5G部署比4G更简单。”

    此外，华为常务董事、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还发布了全球最快5G多模终端芯片——Balong5000（巴龙5000）。这颗全新的5G芯片，体积更小、集成度更高，这是先进技术和设计的体现，用户也不担心网络问题，它能够在单芯片内实现2G、3G、4G和5G多种网络制式，可以有效降低多模间数据交换产生的时延和功耗，显著提升5G商用初期的用户体验，在5G领域无疑是一次很大的突破和成功。

    （摘自《华为天罡奠基极简5G》）

    材料二：

    美国彭博新闻社2019年1月24日发布题为“美国恐惧华为的另一个原因：物美价廉”的报道：在美国俄勒冈州东部的偏远地区，华为远非美国官员口中的来自中国的“大坏狼”，而是通往21世纪的生命线。

    东俄勒冈电信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总经理约瑟夫·弗兰内尔说，这家中国最大的技术公司生产高质量网络设备，卖给农村电信运营商的价格比其竞争对手少20%到30%。华为的设备还帮助二十多家美国电信公司向许多最贫困、最偏远的地区提供座机、移动服务和高速数据。事实上，包括弗兰内尔的公司在内的一些电信企业并没有联邦政府补贴，它们在向偏远贫困地区提供服务时成本较高。但华为能让奇迹发生。华为在网络设备制造方面已成为世界领先者，它正在努力主导被称为“下一代无线技术”的5G。

    “他们（华为）的设备非常非常好，”同时担任俄勒冈州议会宽带咨询委员会主席的弗兰内尔说，“我们还没有在市场上找到类似的设备。”正是因为物美价廉，并且其领先的技术和优惠的价格在市场上很难找到替代，华为令美国政府担忧起来，并试图破坏这个“奇迹”。

    （摘自《美媒：美国害怕华为的另一个原因》）

    材料三：

    互联网数据中心公布的2018年第二季度全世界的智能手机排名前五的出货量（以百万为单位）、市场占有率和年增长数据。

材料一：

材料二：

    业内人士称，5G与以往无线通信技术最大的区别是服务的对象。以前服务的主要是人，而5G将真正实现万物互联。可以说，5G所要承担的是改变整个社会、行业的使命。

    国内三大运营商已在4G领域投资超3000亿元，目前仍处于成本回收周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酝酿建设5G的原因何在？业内人士分析，这是因为我国正在迅速进入智能社会，产业互联网、人工智能、AR/VR等应用在迅速普及，它们的规模化应用需要新一代网络来承载。比如建设自动驾驶城市，就需要依托5G网络实现车辆、信号灯、道路感应线圈、智能总控平台间的无缝连接和互动，且时延需要在毫秒级别。

    “物联网时代，一个家庭往往会有超过100样东西需要连接网络，所以需要新一代网络--它对整体网络频谱利用率更高，能够连接更多终端的新系统。不过，我预计未来4G和5G会并存，并不是5G来了4G就会全部被淘汰掉。”业内人士说。

    （摘编自宋杰《5G将至，中国领跑》）

    材料三：

    虽然5G网络将改变社会已成为行业共识，但在探索具体应用和商业模式时仍有诸多困难。4G从标准提出到完成经历了4到5年的时间，而5G标准的完成到真正商用只有一年左右的时间。产业链成熟度上看，非主流频段需要我们在全球去推动，将其从非主流变成主流。专家认为我国在高端芯片制造上差距还较大，特别是在射频芯片上。这方面不仅需要有相当强度的投入，还需要有很长时间的技术和经验积累才行。同时还要解决4G与5G网络建设的矛盾，解决好二者之间的协同问题。目前新的商务模式还没有真正的形成，如此巨大的投资如何获得回报，又能带来多大效益？怎样能够让5G更加健康可持续发展？通信行业仍然在摸索。此外，5G的发展实现了从移动互联网扩展到物联网的阶段。为了满足复杂场景和垂直行业的需求，5G对于网络灵活性提出了更高要求，端到端的网络切片给网络运维管理带来了很大挑战，依靠传统的网络优化方式已是难以为继。在行业融通方面，5G要赋能各行各业。我们怎样去洞察行业需求？需要跟行业本身共同投入、联合创新。目前通信行业技术体系在变革，而技术的变革也要求价值体系和管理体系做出相应变革去适配，不发生变革就难以应对5G的发展。该专家表示，想要跨越这“三座大山”，构建开放、智慧和融创的5G产业环境是必须的。

（摘编自《5G商用：前所未有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