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最近，媒体公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文件中提出的“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引起了关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于2015年12月20至21日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分析了城市发展面临的形势，明确了做好城市工作的指导思想、总体思路，论述了当前城市工作的重点，提出了做好城市工作的具体部署。住建部解释，“封闭小区和单位大院确实存在问题，主要是它影响了路网的布局，形成了‘丁字路’‘断头路’，是造成交通拥堵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影响了社区居民的出行”，至于“逐步打开封闭小区”，住建部表示要全面理解好“逐步”两个字。

“逐步”就是要有计划，要有轻重缓急，并不是“一刀切”，也不是“一哄而起”，更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拆围墙”。“若干意见”只是对这项工作提出了方向性、指导性的要求，具体实施中还要制定细则，特别是各省份、各城市还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办法。住建部承诺“实施逐步打开封闭小区和单位大院的城市，都会考虑到各种实际情况，考虑到各种利益关系，依法依规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和居民的诉求，切实保障居民的合法权益”。

材料二

    “大院”问题在我国一些大城市已成痼疾，这也是国家下大力气推动“街区化改革”的重要动因。以交通为例，造成拥堵的一大原因是“微环系统”不畅通：大块大块的地被各大院占用了，公用的小街小巷少了，久而久之大家都跑到主干道上去，造成主干道堵塞。

    据统计，全球城市平均每平方千米有大约90至100个路口，北京却只有不超过20个。改革开放前。占地面积比较大的主要是机关大院、部队大院，而现在是房地产商修的商品住宅小区，往往是几百亩几百亩地“圈地”。这不仅给城市居民出行带来不便，也拖累服务业整体发展。

    “街区化改革”意见出台后，不少人表示担忧。比如害怕政府短时间内要求所有住宅小区都向社会开放，道路变为公用。事实上，“街区化改革”采取的是增量式策略，所谓“老区老办法、新区新政策”，近段时间应当将重点放在如何让新批准建设的小区不再封闭。新建小区没有形成固化的利益格局，权益、配套设施、法律等各方面问题比较容易厘清。存量改革即对既有封闭式商品住宅小区的改革，最关键、最复杂也最敏感，必须慎之又慎。

    “城市街区化”后是否会导致犯罪率上升是舆论关注的另一个焦点。随着高科技警用装备的使用，我们已具备街区开放的技术条件。国内绝大部分城市都安装了数十万个监控探头，能够实现对城市无时差、无死角的全覆盖。如果辅之以更加精细、高效的巡警制度，改变依靠街道居委会进行治安防控的封闭式管理，相信治安问题会迎刃而解。

材料三

    从城市规划的角度，街区制是城市建设布局的一种形式，特点是在城市规划的道路边建设房子，且不设围墙，优点是可以增加公共道路和路网密度，缺点是居住区楼下的车流增加、车速更快，增加了老人和小孩的交通安全隐患，增大了居住区的近噪音干扰，会降低居住的舒适度和生活品质；在国外，现在有许多国家意识到街区制的缺陷，开始推广适度规模小区制（边距不超过200米，总面积不超过50亩），有利于兼顾公共交通和居住品质。

    然而，街区制的意义不光是城市建设规划，还有一个社会治理模式变化的问题。从全国看，真正由业主们掌握的业主委员会并不多，许多小区建成十年八年仍然没有建立业主委员会，其管理权仍然掌握在开发商所掌握的物业公司手里。对此，不少地方政府是不好管、不愿管、不能管，由此引起的物业管理矛盾随处可见。实行街区制后，相应的物业管理法律法规应当修改，居民们应当有更大的话语权。

    对拆墙让路原则，有人认为住宅区内的公共空间属于全体业主，不能侵占。对公共交通影响不大的小区，业主们又不同意让路，当地政府不可以也没必要强行推动。但对于那些严重堵塞城市交通的小区，政府依据城乡规划和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在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的情况下，可以按照程序进行城市规划的调整和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收回，但是要按照征收征用的规定给予业主合理补偿，不能白占。

材料四

    欧美早时的城市规划思路也是功能分离，如国际现代建筑协会1933年8月制定的关于城市规划的纲领性文件《雅典宪章＞所述，小区就是小区，道路就是道路，工厂就是工厂，商业就是商业，都是各管各的。相关的变革出现在上世纪60年代社会活动家简•雅各布斯女士1961年出版《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书中提到纽约应搞“小街道、小社区”的设想。该书对美国社会冲击很大，当时也有很多尖锐反对的意见，但后来欧美国家还是一步步发生变化。

    在美国芝加哥等大城市市区，封闭住宅小区很少。据《环球时报》记者调查，芝加哥市区基本上是街区制，初来者根据街区门牌号基本能纵横定位找到地址。在郊区，才有一些高档社区是封闭的。这些社区里的道路不对外开放，保安和门卫都由小区物业负担，物业管理费比一般小区高很多。

    为居民区内部交通安全考虑，芝加哥政府对过路车辆使用小区内道路有严格限制，比如非高速的干道限速一般每小时40英里，而在小区内部，无论是封闭还是开放小区，一般限速每小时25英里。很多开放社区套采取措施限制外部车辆流量或让司机减速，还有很多小区在高峰时段禁止路过车辆拐入小区“抄近路”。美国封闭小区的社区物业委员会由业主自己选举产生，管理小区的物业财务和各种计划，业主可以自己投票决定是要开放小区还是封闭小区。

材料一：

（图片来源于2017年11月新华网）

材料二：

    从21日早上起，一篇题为《疫苗之王》的自媒体文章迅速传播，到当日晚间，无数人的朋友圈已经被这篇文章刷屏。随着疫苗事件的持续发酵，恐慌、愤怒情绪蔓延，不少山东的家长们炸开了锅，纷纷用刷屏表达着愤怒。

    山东的家长之所以表现得格外恐慌和愤怒，原因在于几天前曝光的2017年11月的一起疫苗违法事件当中，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批问题疫苗共计252600支，全部销往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山东省家长的情绪反弹，有信息来源作为基础。

    而问题疫苗究竟销往哪里，自己的孩子是否注射过问题疫苗，如果注射了又如何补救等，家长们眼前如同一个信息黑洞，难以及时获得足够值得依赖的信息，只能用猜想来增补信息真空，进而加剧了恐慌情绪。

    因此，避免恐慌情绪蔓延的正确方法，不是简单呼吁民众保持足够的理性，而是相关信息必须及时、全面、准确地公开，既要跑在谣言前面，也要跑在猜想前面。

    首先，对于一些模棱两可的网络信息，要有权威部门及时发声。比如，《疫苗之王》所说“问题疫苗打入25万儿童身体”是否属实，就是一个对公众情绪可产生决定性影响的疑问，对于这类问题，不仅要迅速释疑，而且要用确保准确的数据来提高说服力。

    其次，后续将如何应对这起事件，要给出一个清晰的处理思路，让民众吃上定心丸。民众的恐慌不仅可以理解，而且值得深入分析，应该将之当成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根据疫苗流通规则，同批次的疫苗销往哪里，大方向是记录在案的。然而，就个人而言，接种的疫苗是否属于问题批次，是否也有详细的记录，已接种问题批次的儿童能不能得到通知并及时复检，以及是否应补种等事宜，都是压在家长心头的疑问，此类疑问不解，恐慌就难以消除。

（摘编自罗志华《“疫苗危机”：别让信息黑洞加剧恐慌》，《新京报》2018年07月22日）

材料三：

    这个周末，问题疫苗引发全民焦虑，无数家长连夜翻看孩子的接种记录本，一项项对照是否使用过问题疫苗。疫苗造假，曝光必须无死角，监管切莫轻飘飘。面对问题疫苗，忍耐后的质疑和冷漠，追问后的维权和用脚投票，都值得监管部门认真反思，慎重对待。

    近日，长生生物接连被曝出狂犬疫苗生产记录造假、百白破疫苗为“劣药”。国家药监局出手后，多家媒体跟进，引发社会强烈关注。在对事件的追问中，公众对于疫苗安全的焦虑不断升级，唯有尽快公开真相，才能回应质疑。

    疫苗乱象，非一日之寒。行业积弊已久，奈何每次处罚都轻飘飘。

    我们看到，某些无法无天、丧尽天良的恶企，在被查出问题之后，虽也受到一定惩罚，但与获得的孽利相比微不足道，根本不足以让其痛改前非。人命关天的闹剧后，受害者维权无力，企业“自罚三杯”，监管者惯性失语，如此“宽松”也是变相纵容造假、售假的重要原因。

    这背后有个政绩观的问题。如果对这些恶企处罚太重，动辄判处“死刑”，势必影响当地的GDP和税收的数据，因此，处罚多是些“软刀子”。

    药监部门最主要的职责是防患于未然。具体地说，就是要对流向市场的药品负责。对消费者而言，其权益只能由政府职能部门代表和维护。假疫苗横行，那就是政府职能部门失职，就该有人对此负责。如果做不到，设立这个部门干嘛？

    毋庸讳言，食品和药品的监管等，依然是人民群众普遍不满意和不放心的问题之一，应该引起足够重视，它不仅关系着人民健康，也关系着人心聚散。

（摘编自胡琴《面对疫苗乱象，监管部门应有所作为》，人民网2018年07月22日）

    材料一：

    本报讯中国银联昨天发布了2018移动支付安全大调查分析报告。据统计，当前我国手机支付用户规模已经达到了5.7亿，去年三季度，银行业处理移动支付业务的笔数，同比增幅高达7成多，移动支付已经成为餐饮、便利店、网购、交通、医疗、外卖等日常消费中，最常用的支付手段之一。

    调查显示，受调查人群去年使用移动支付每月平均消费了2600元。其中，创业人群月消费金额最高，超过3000元；全职主妇、IT从业人员每月消费也都超过2800元；学生群体每月消费金额为1952元，但他们每支出5元，就有2元是通过移动支付方式花出去的。

    调查还显示，实体零售店、网购、公共交通、外卖、购买火车票机票，是使用移动支付最多的5种场景。从地域来看，上海、浙江、江苏三地使用移动支付的人群最多。在支付方式上，二维码支付占据移动支付主流地位，占比超过八成。

    移动支付使用方便，但它所面临的风险也比传统支付方式更多。指纹支付等生物识别方式普及很快，在35岁以下男性中，生物识别已经成为使用率最高的验证方式。中国银联风险控制部高级主管王宇表示，生物识别技术的应用，既简化了用户的一些交互环节，同时也在安全的认证技术上有所提升，让持卡人在移动消费当中，更方便、更快捷，也更安全。

    (摘编自孙奇茹《调查显示：去年移动支付人均月消费2600元》，《北京日报》2019年01月24日)

    材料二：

    内地游客洪小姐来到香港，放下行李第一件事是去找“网红”牛腩店。尴尬的是，她忘了换港币，而小店老板娘只收现金。洪小姐举着手机找了十几家小店，最后沮丧地发现，街头小店只收现金。最后，她只有无奈地回酒店换钱。

    在深圳河两岸，移动支付的使用有天壤之别。对此感受深刻的，不只是内地游客，一向以金融科技领先为傲的香港特区政府官员，更急于改变这一现状。

    香港金管局总裁陈德霖，是金融科技的积极推动者。他直言，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必须有一个世界级的金融基建尤其是支付系统去支撑，才能成功。

    近年来，香港推动移动支付的步伐明显加快。但与内地城市覆盖达九成以上的移动支付相比，时至今日，香港移动支付比例仍不到两成，活跃用户更少，移动支付的使用场景也有些寥落。有些人费解，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为什么对于金融科技创新的接纳速度如此之慢？

    成熟支付社会养成的习惯是最大阻碍。香港移动支付虽然尚不普及，但“非现金”支付却已运行20多年。香港市民惯用的“八达通”卡于1997年面世，这张集交通、餐饮、购物、服务、门禁等功能于一体的卡片，发行已超过3500万张，已经覆盖香港市面逾1.5万家服务商的2.4万个零售场所，几乎满足了市民所有日常消费的支付需求。据统计，香港信用卡支付占比53%，超过95%的市民则经常用“八达通”和现金。

    香港市民对个人信息的安全顾虑，特别是移动支付需要绑定银行卡和获取用户资料，让谨慎的香港人望而却步。“从微信香港钱包的运行经验来看，香港市民对于隐私、数据的敏感是推行移动支付的难点之一。”腾讯金融科技部副总裁陈起儒说。

    至于很多小店只收现金，则是因为生存不易需精打细算，接受信用卡需要安装设备，还要收手续费，只能婉拒。

    (摘编自王旭、张欢《移动支付，香港急起直追》，人民网2019年01月11日)

    材料三：

    2014－2020年中国第三方移动支付交易规模统计及增长情况

    (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2018年1月2日)

    材料四：

    如今，移动支付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支付方式和生活方式，也逐渐改变了民俗习惯。当线上支付成习惯，实体红包被线上红包替代，“年味儿”正在被科技重新定义。

    随着移动支付的普及，春节期间，除了贴对联、买年货、包饺子、看春晚等传统习俗外，抢红包、扫“福”字等活动逐渐成为新习俗。

    春节期间的线上红包为人们创造了新的感情沟通方式，通过参与抢红包等活动增进与亲人朋友的沟通，让春节更有“味道”。

    有专家说：“社会的发展变化使过去的‘年味儿’有所削弱，但新媒体通过流量构建新的民俗，让人们参与狂欢，从而获得春节新的仪式感。”

    与此同时，业内人士提示，在参与春节抢红包等活动的同时，用户应注意个人信息安全，不要贪图小利、因小失大。春节期间，有不法分子借此机会制作虚假的二维码或分享链接，一旦用户扫描或点击链接，有可能被盗取个人信息甚至被盗取钱财。开心过春节、幸福领红包的同时，也要擦亮眼睛，不要误入陷阱。

    (摘编自刘峣、刘奇《春节“红包大战”硝烟再起》，人民网2019年02月01日)

    材料一：

6月25日2时9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第46颗北斗导航卫星。

    截至目前，北斗三号已成功发射21颗卫星，包括18颗MEO卫星，这一轨道的卫星因小巧灵活加之英文简称谐音而被网友称为“萌星”；1颗GEO卫星，这一轨道的卫星被北斗人称为“吉星”；以及两颗IGSO卫星，被北斗人称为“爱星”。

    “萌星”是全球组网的主力，不辞辛劳地绕着地球满场跑，以求覆盖到全球更广阔的区域；“吉星”则始终随着地球自转而动，以便时刻聚焦祖国；“爱星”则像辛勤的蜜蜂一样，让自己的星下点轨迹始终聚焦亚太地区跳8字舞。此次发射的第46颗北斗导航卫星，是北斗三号系统的第二颗“爱星”。

    （摘编自2019年6月27日“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应用管理中心”网站）

    材料二：

    第十届中国卫星导航年会5月22日在北京召开，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北斗最新成果得到全方位展示。据了解，我国今年还将发射6至8颗北斗三号卫星，继续加快全球组网步伐。

    20余年来，我国北斗导航实现“三步走”。去年，北斗三号卫星更是以一年19星的佳绩在太空中刷新了“中国速度”。在北斗背后，是一支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为主的研发团队，他们秉持“北斗精神”为国家托举国之重器。

    北斗一号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范本尧回忆，国产化从北斗一号的太阳帆板做起，“当时很多卫星都不敢上，北斗是第一个'吃螃蟹'的，硬着头皮上。”之后的国产化攻关更为艰苦，凭借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以总指挥李祖洪、总设计师范本尧等为代表的老一辈北斗人逐一攻克，于2003年建成了北斗一号系统，使我国成为继美、俄之后第三个拥有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

北斗二号研制在国产化的道路上迈出更大步伐。为实现快速形成区域导航服务能力的国家战略，以谢军、杨慧等为代表的北斗人设计了国际上首个以GEO/IGSO卫星为主、有源与无源导航多功能服务相融合的卫星方案，攻克了以导航卫星总体技术、高精度星载原子钟等为代表的多项关键技术，建成了国际上首个混合星座区域卫星导航系统。

北斗三号更是一马当先，开始了从并跑到领跑的征程。五院卫星团队在谢军、迟军、王平、陈忠贵等的带领下，率先提出国际上首个高中轨道星间链路混合型新体制，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星间链路网络协议、自主定轨、时间同步等系统方案，填补了国内空白。

    （摘编自2019年5月27日《经济参考报》）

    材料三：

作为一个重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北斗直接牵引带动着数百家单位、上万名研制人员。北斗三号工程副总设计师谢军告诉记者，这些人在过去20多年的研制过程中共同锻造了主动协作、顾全大局的精神。“这是一项团队工程，没有个人英雄，航天事业的成功是一个团队的成功。”

谢军说，即便是团队中的泰斗和“明星”人物，也不“藏着掖着”。他们相信“教会徒弟才能解放师傅，一代更比一代强”，从而醉心于推进知识转移和人才培养。

    （摘编自《中国北斗的自主创新之路——将“命脉”牢牢把握在自己手里》）

    材料四：

    北斗系统被称为“太空丝绸之路”。英国皇家联合军种防务与安全研究所的亚历山德拉・斯蒂金斯表示：“这期间肯定有涉及扩大影响力的因素，但更多则是关于经济安全的。他认为，能够与全球定位系统（GPS）匹敌的全球导航系统，是中国成为太空领域全球领导者雄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2018年9月25日网易科技报道《BBC：中国北斗导航系统走向全球》）

    材料一

    党的十九大明确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一道，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要增强“四个自信”，反映了我们党对文化地位和作用认识的极大深化，体现了我们党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担当，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难以自立自强，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文化自信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的文明内涵和价值底蕴，成为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强大精神力量。文化自信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经验和历史成果得以在文明的层次得到总结和提升，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必将极大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来源于2018/08/30《经济日报》）

    材料二

    近代以来，中国遭受了西方列强的长期欺凌，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人心中开始弥漫着一种自卑情绪。从技不如人，到制度不如人，再到文化不如人，似乎中国的一切都不如人，甚至连西方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在这种自卑情绪的作用下，国人渐渐丧失了文化自信，甚至形成了崇洋媚外、全盘西化的扭曲人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都取得了伟大成就，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但这种文化上的自卑心态并没有因此而绝种，甚至在有些人那里还拥有广泛市场。在他们看来，西方道路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道路，而中国则“冒天下之大不匙”，背离了世界文明发展之路，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那么，他们凭什么说中国基于自身国情、历史和文化传统选择的道路是逆流，而西方道路就是人类文明共同发展之路呢？归根到底，就是文化不自信。

    （来源于2018/03/28《群众》）

    材料三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发展史，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文化之根。我们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抱有尊崇和礼敬之心，这是应该的，但文化自信并不能简单地仅仅归结为对传统文化的自信，还应当包括革命文化和红色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这是一个统一过程。没有传统文化就没有根，但没有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没有中华文化的延续和创造性发展，就是中华文化的断流。如果断流了，就谈不上文化自信。文化不能断流，不能光靠祖宗过日子，更要依靠子孙后代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因此，文化自信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如果对自己的革命文化、红色文化都不自信，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自信，那么文化自信就会缺乏现实的社会根基。

    （来源于2018/03/28《群众》）

    材料四

    如果将文化自信理解为一个理论命题的话，从文学艺术的角度看，它是源头活水，也即由中华民族瑰丽灿烂的文艺经典的宝库及丰富独特的审美意识传统为其基础，以当代的文艺精品及积极高远的审美取向为其活力，以未来为数众多文艺经典的铸就及优异的民族审美生态为其目标，从中华文艺的层面来考虑，文化自信在笔者的臆测中是有着这种历史感的，但它的指向仍在于当下的文艺创作现实。我们又会看到，举凡在文艺发展史上占有一席地位、具有创新性成就的作家、艺术家，都有着植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强烈自信。而我们的文化自信，正是建立在中华民族层出不穷的文艺经典的基础之上。离开这些给国人带来历久弥新的审美享受的文艺经典，文化自信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经典是文艺创新的果实。在文学艺术发展史上的经典之作，必然是有超越前人的创新因素在其中的。

（来源于2018/08/22《光明日报》）

    ①地铁在叮咚声中关上门，车厢里的人挤作一团。手机不在手上，你开始默不作声地观察周围的人。这个符合审美的多看几眼；那个不敢恭维的就此作别。前方的小伙子满头大汗，大概是要迟到了。短短几站，你感觉自己已经观察过了车上各人的喜怒哀乐，他们却对你一无所知。

    ②别被这美好的感觉骗了——其实别人也一样在观察你，只是你没意识到而已。最近，耶鲁大学心理学院的一项研究表明，人们倾向于认为自己对其他人的观察总是要多于其他人对他们的观察，仿佛他们在挤地铁或者在餐厅吃饭时，都是穿着隐形斗篷在看别人。

    我看你，我看他，你们却不看我？

    ③研究者艾莉卡·布斯比等人做了六个实验来证明这“隐形斗篷错觉”的存在。他们先从网上招募被试，让他们在完成一个无关测试后回答一系列问题。这其中，就包括“你会多常观察自己周围的人”或“一个普通人会多常观察他周围的人？”这样的问题。结果表明，被试们倾向于认为自己会比一般人更常观察别人，而觉得随机某个人对自己的观察会较少。

    ④这种效应并不只存在于想象的场景当中。他们的另一个实验地点更加生活化——耶鲁大学一个大受欢迎的食堂门口。刚吃完饭的学生们被要求回忆自己刚结束的午餐，回答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在观察别人，又在多大程度上感受到有人在观察自己。提交答卷之后，研究人员会给学生们发糖作为酬劳。

    ⑤结果显示，尽管这些学生认为自己与他人在对诸如餐桌这样的物体上投入的关注度没什么差别，但96%的被试认为自己在餐厅里看别人的次数要比别人看自己来得多。后续实验发现，哪怕这个“别人”不是某个陌生人而是自己的朋友，结果也是一致的。甚至，就算只有两个人共处一室，这种错觉也还是存在。

    （上图）：隐形斗篷错觉示意图。箭头的颜色从浅到深表示观察量从少到多。研究显示，被试(自己)相信他或她观察他人最多(路径a)，他人观察自己最少(路径b)，而他人之间的相互观察介于两者之间(路径c)。但自己和他人对非社交物体的观察大致等同(路径d、e、f)。

    ⑥更显尴尬的是，就算出现了两人目光相接的情形——你都看到对方在看你了——也还是只有24%的人相信这是有人观察自己被自己发现了，而剩下的76%都认为那应该是自己在偷偷观察别人然后被对方发现了。不得不说，这真是无药可救的谜之偏见。

    为什么会有这种错觉？

    ⑦康奈尔大学的心理学家托马斯·基洛维奇表示，隐形斗篷错觉体现了人类那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主义——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基洛维奇自己也发现过类似的偏见：当他让学生穿上图案令人尴尬的T恤时，他们会认为自己获得的关注变得高于平时(尽管事实并非如此)。这种偏见叫做“聚光灯效应”。

    ⑧乍看之下，聚光灯效应与隐形斗篷错觉描述的心理似乎恰恰相反呀？但实际上，两者是并行不悖的。在最后的实验中，布斯比等人召集被试两两会面，一人负责看对方，另一人负责被看。当被看的人穿上一件正面印有巨大人脸的长袖T恤时，他们会显著高估对方对T恤的关注，尽管对方其实不在乎他或她穿的是什么。然而，当评价对方对自己(这个人)的关注程度时，他们又会低估了对方。换言之，他们显眼的T恤触发了聚光灯效应，却没能让他们感到自己也引人注目起来——隐形斗篷错觉得以同时存在。

    （上表）：在目标穿着自己的衣服或实验室提供的特殊衣服这两种状况下，研究者调查了观察者观察、注意及想到目标(图a)或目标的衣服(图b)的频繁程度，以及目标认为对方投入这些关注的程度。评价通过一个7分量表进行，1表示从未关注，7表示很多关注。

    ⑨为什么这个错觉看起来如此稳固？研究者推测，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人们总是能很容易意识到自己在观察别人，却很难捕捉到他人观察自己的目光，这加剧了偏见本身。

    ⑩在多数人的生活中，观察别人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常。察言观色可以帮助我们预测别人的行为及态度，也许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在社会上生存。研究者指出，人们总是更愿意相信自己获得了更多关于别人的信息，而非相反。这种“掌控世界”而不被世界掌控的感觉，可能给人带来了某种心理上的安全感。这可能成为人们愿意躲在隐形斗篷错觉中生活的动机之一。

    ⑪现在，轮到你来选择了。我知道无论如何你都不会停止观察别人的(因为这实在是有趣)，那么，你会愿意沉浸在隐形斗篷错觉中获取一些虚无的掌控感，还是面对现实，接受观察你的人比你想象中多？——摘自果壳网，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