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诗词，除了课堂与考试，也可以变成《中国诗词大会》这样的综艺节目，引发全民追捧；二胡，除了街头与舞台，也可以走进直播平台，中央民族乐团二胡首席蔡阳的一次演出，吸引21.5万观众；故宫除了景点与博物馆，也可以化身折扇、玩偶、便签，一年文创产品的销售额达10亿元…传统文化，正抖落历史的尘与土，脚步轻快地跟上了时代。

    日前，中办国办印发《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其中提到“厘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改造陈旧的表现形式，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普及中华诗词、音乐舞蹈、书法绘画等，举办经典诵读、国学讲堂、文化讲坛、专题展览等活动。鼓励媒体开办主题专栏、节目。利用互联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网络传播”。这为传统文化的开发挖掘指明了道路：既保有传统的魅力，又带着时代的创意。

    谈及传统文化，言必及深邃与厚重。同时，任何一种文化，其生命力也来源于开放性与多义性，来源于多维度阐释的可能。古语云：“爱如一炬之火，万火引之，其火如故。”传统文化也是如此，任何人取一星火光，都可收获智慧的启迪。正如一曲《琵琶行》，在陈寅恪先生的笔下，成就了《元白诗笺证稿》这样的名著；在今天“90后”“00后”的手中，变成了网络上一曲流行歌曲。正因为可以取之而不竭，文化才能呈现出多元丰富的包容。

    季羨林先生留学德国时，选修了一门梵文课，课堂上只有他一个学生，“绝学”的凄凉景象大抵如此。传统文化要避免“绝学化”，就不能只有“阳春白雪”一种样态，也不妨亲近“下里巴人”。综艺节目《中国诗词大会》的观众人数累计达到11亿人次，在这些人里，又有多少懵懂少年，喜欢上了诗词？有多少普普通通的人，感受到了诗词的韵味？诗词变身综艺，乐器走进直播，这些传统文化找到了新的落点，也就有了焕发新一轮蓬勃生命力的可能。当然，强调传统文化的创新，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要媚俗，自降格调来满足所有人的口味。传统文化的阐释不是没有下限的，它不能走上市侩化、神秘化、功利化的套路。我们对传统文化有足够的信心，平上去入、唱念做打、银钩铁画，自有它的魅力。对传统文化的诠释，如果从形变变成了神变，模糊了本来的面貌，反而是打着弘扬的旗号，却丢弃了内在的魂魄。

（摘自《光明日报》2017年5月10日期）

材料二：

    场二胡直播吸引21.5万用户，一位古筝主播年收入超千万元一一平日里许多传统艺术表演家想都不敢想的受关注度，真真切切地发生在一些进军网络直播平台的传统音乐艺术表演家身上。箜篌、古筝、琵琶……这些普通人在古诗词里读到，却没有什么机会看到的乐器，正由演奏者在直播平台上真实展现。平日里“冷门”的传统乐器，为什么放到网络直播平台上就“火”了？这首先要归功于互联网传播的助力。比如，中央民族乐团二胡首席蔡阳，平时如果到国家大剧院演出，观众最多的时候也不过2000人左右。这还是在文化资源和传统艺术爱好者集中的北京。但是，一旦网上直播，艺术传播突破了时空障碍，全国甚至全世界喜欢这门艺术的人都可以观看。

（摘自人民网2017年4月7日）

材料三：

    全国政协委员、非物质文化保护专家田青表示，传统艺术要坚守住本质的东西，不能为了迎合流行而搞“转基因”。田青委员坦言，在传统艺术保护问题上自己是“保守派”，传统艺术要坚持自己本质的东西，不能“转基因”。“转基因的结果就是迎合人，这不是艺术家要做的事，艺术家要有自己的坚持和创造。”田青认为，对于传统文化和传统艺术，让自己原汁原味保持自己的基因不变非常重要。“假如为了迎合年轻人，所有的戏剧都改成流行音乐了，那干吗还要200个剧种，”田青表示，传统艺术的从业人员要坚持自己的底线，比如昆曲古琴要有一定文化积累和修养才懂得欣赏，不能因为听众现在还没达到这一修养就迎合。

（摘自《中国日报》2015年3月3日）

材料一：

在日常生活中看起来像一件小事的垃圾分类，却是现代生态文明建设的行为共识。今年6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九部门在46个重点城市先行先试的基础上，印发通知，决定自2019年起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5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这意味着，中国城乡全面开展垃圾分类拉开帷幕。

纵观世界历史，垃圾分类的法制化都是在工业化的关键阶段全面启动并发力的。在这一时期，有了前期的环境污染教训和环保宣传教育，社会公众对垃圾分类接受度更高；同时，工业化前期和中期积累的科技和经济成果也成为推进垃圾分类的管理基础。目前，我国正处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期、攻坚期和窗口期，党中央对垃圾分类做出统筹部署，符合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由于涉及社会文明观念的转型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垃圾分类是一项“慢工出细活”的系统工程。从国际上看，垃圾分类从试点到全面顺畅运行至少需要一到两代人的时间。考虑到我国目前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日趋完备，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正在全面培育，全民的生态文明共识已基本形成，因此与发达国家相比，这一时间可能会大大缩短。

    （摘编自常纪文《办好垃圾“小事”需大统筹》）

    材料二

    阻碍公众进行垃圾分类的主要原因

    材料三

垃圾分类是垃圾处理的一种先进理念和高级模式，有利于提升垃圾处理系统效能与二次污染控制水平，有利于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但其意义远不止于此。垃圾分类还可以促进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标准的逐步宄善，通过转变发展模式与调整产业结构，通过推行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将垃圾处理的重心前移，扭转目前“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局面，在生产过程和消费环节减少垃圾产生。居民通过持续参与垃圾分类，在“撤桶并点”“定时定点投放”等管理措施带来的相对不便利中，可以不断强化环保意识和环境责任，从源头减少垃圾产生。只有越来越多的人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垃圾分类才能由“盆景”变成“园林”，进而汇成“森林”，带来巨大的生态效益，推动绿色和可持续发展。总之，垃圾分类是个人文明的培养基、社会文明的试金石、生态文明的助推器。每个居民都应该成为垃圾分类的行动者而不是旁观者。各级政府应该将垃圾分类作为一项常态化、制度化的工作来落实，不宜抱着“应急”或“应试”思维，采用“运动式"或“表演式”的方式来推动。

（摘编自刘建国《垃圾分类：牵着民生，连着文明》）

没文化

（俄罗斯）安德烈·马卡罗夫

    科利亚•瑟罗耶戈夫继承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半年前，他的姑妈去世了。

    “这是上帝赏给我们的，”妻子说，“因为我们受的折磨。”

    “你胡说什么！”科利亚顶了妻子一句，“我们受了什么折磨？是上帝收去了。”

    “上帝把她收去了，”妻子也不甘示弱，“可赏赐了我们，就是那套房子，以示公平。一家三 口共居一室，难道不是一种折磨？”

    科利亚没有再争辩，公平就公平吧。半年过去了，失去亲人的哀痛渐渐淡忘，现在科利亚在这套房子里来来回回地踱步，四处打量着，手里拿着一串钥匙，脸上是灿烂的笑容，嘴角都快咧到耳根上去了。

    姑妈一生从教，是一个非常有文化修养的女人，仅书就摆满了五个古旧的大书橱。可她生活非常清贫，只有一个老式圆角冰箱、一台电子管电视机和一台单缸半自动洗衣机。现在他们要把这些宝贝当垃圾扔掉。妻子想把这些书也一块扔了，但科利亚没同意。

    “我要在整面墙上定做一个漂亮的书柜，”科利亚说，“这样我们家也有藏书了，也有文化 气息了，终于像个书香门第了。”

    他说完，像个孩子似的坐在了这堆书旁。

    “没有带图的。”妻子调侃了一句，就去厨房了。

    怎么没有！科利亚真的找到了几本图画书，小时候姑妈亲自给他读过，有《一只小灰鸭》《小红帽》《一个士兵》等。这几本书薄薄的，没多少页码。科利亚突然笑了起来，想起了故事 里那个士兵是怎么在一个吝啬的老太太家里用锤子煮粥的。

    科利亚把这几本书摞在了一起，心想，给儿子讲是晚了，孙子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呢。

    他挪了挪身子，又翻弄起各种文学典籍。他拿起一本涅克拉索夫的诗集使劲儿回忆了半天，也就记得在中学教学大纲中有那首《大门前的沉思》。普希金的诗还算强点儿，《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他零零碎碎地记得几个片段，可也都是两三行而已。

    科利亚着实埋怨了一番自己没文化，刚要潜心阅读，填补一下大脑的空白，妻子就喊他把那台洗衣机先拖走扔掉。

    他们举家迁入后，科利亚立刻叫来了一位师傅，让他测量了一下墙上要定做的书柜的尺 寸，计算了定做费用。那位师傅很快就给出了预算，但科利亚家的第一笔支出买的却是一台新电视机。他们选的那台电视机大得简直就像一块电影银幕，于是这些书暂时被挪到另一面墙边去了。一个月后，妻子又买了一套床具，那套床具实在太宽太大了，这些书只好又换了地方。又过了一个月，妻子偶然在一个展销会上买到了一套壁柜，带梳妆台，梳妆台镜子上方还安装着一盏镜前灯。

    “儿子，”科利亚恳求道，“把这些书放在你的房间里吧，能占一整面墙，看着多有文化。”

    “什么？”儿子把一只耳塞从耳朵里拿出来说，“不行，我这整面墙上就挂一辆自行车。你还是给我买电子书吧，最好是一部新款的iPad。”

    儿子说完又把耳塞塞进耳朵，伴着音乐迈着舞步走了。

    “怎么搞的！”科利亚把这些书一摞摞地塞进了电视机对面的角落里，百思不得其解。“原来我们一家三口在一个房间里都住得下，可现在一整套房子竟然连一本书都放不下了。老婆！”他怒吼道，“我们家就不能有点儿文化吗？”

    “那就看第五频道的文化台吧！”妻子回敬道。

    后来科利亚出差了两个星期。他回来时，姑妈的那些书已经没了踪影。他出差的时候，妻子发了一则启事：“藏书出售，传世经典。”书当天就被人运走了，而卖书的钱妻子则买了一套小转角沙发，正好摆在了电视机对面。

    科利亚难过了一段时间后又像从前一样该怎么过就怎么过了，不再想什么文化。

（有删改）

材料一：

    作为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官方配套活动之一，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共同主办的“一带一路”生态农业与食品安全论坛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

    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背景下，“一带一路”生态农业与食品安全论坛体现了中国政府推动新一轮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着力改善营商环境、提高监管效能，为农产品和食品贸易便利化创造条件的强大决心。论坛欢迎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在内的各国农业和食品企业抓住新的历史机遇，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高品质的农产品和食品。市场监管总局愿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各界同仁共同努力、携手共治，为保障人类食品健康与安全作出更大贡献，本次论坛正向世界传递这一强烈信号。

    中国政府顺应当前经济发展趋势，充分满足百姓消费发展需求，高度重视生态农业发展和食品安全工作。市场监管总局将通过改革创新，借鉴国际经验，健全最严谨的标准；创新监管方式，实施最严格的监管；完善基础制度，实行最严厉的处罚；落实监管责任，坚持最严肃的问责，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让中外民众在经贸交流中享受到实实在在的成果和收获，是当前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重要任务，也是民间友好工作赢得广泛支持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论坛愿与国内外政府部门、民间组织和企业加强合作，推介更多质量好、价格优的国外商品进入中国市场，进一步改善百姓生活品质、提升生活水平，让国内外民众共同分享贸易合作带来的发展机遇和成果。

（摘编自《张茅：通过改革创新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材料二：

说明：16.8对应口味，按顺时针依次对应。

（摘编自《中国健康报》）

材料三：

    食品安全治理属于世界性难题。若要有效破解这一世界性难题，需要进行系统的创新。我国属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研究我国食品监管体制改革，一定不能忘记这一基本国情。纵观全球，独立监管、统一监管和专业监管，已成为食品安全监管的基本定式。我国已经进入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新时代背景下，人民群众对食品消费的需求不会仅仅满足于食品的安全保障，对食品的质量、营养、美味等将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亚里士多德曾说：“事业是理念和实践的生动统一。”在新时代背景下，各级政府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食品安全领域，广大企业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通过系统改革创新，加快推进我国食品安全治理现代化，全面提升食品安全保障水平。

    全面提升我国食品安全治理水平，还需要企业创新食品安全治理文化，因为文化是社会治理的灵魂。从全球的范围来看，食品安全治理文化创新属于食品安全治理创新体系中最为艰难、最具创造、最富智慧的创新。文化是一个复合体，包括知识、艺术、法律、宗教、习俗以及其他社会现象，是由社会环境所决定的生活方式的整体。文化是分层次的，包括物质的、制度的、心理的等形式。文化具有传承性、渗透性、持久性等特征。食品安全的治理使命、治理愿景、治理价值、治理战略等，是食品安全治理文化中最核心、最本质、最精髓的内容。

（摘编自《新世纪我国食品安全治理改革探索》）

走进塔里木

贾平凹

    ①八月里走进塔里木，为的是看油田大会战。沿着那条震惊了世界的沙漠公路深入，知道了塔克拉玛干为什么被称作死亡之海，知道了中国人向大漠要油的决心有多大。那日的太阳极好，红得眼睛也难以睁开。我们喉咙冒烟，嘴唇干裂，浑身的皮也觉得发紧。突然间起风了，先是柏油路上沙流如蛇，如烟，再就看见路边有人骑毛驴，倏忽飘起，像剪纸一般落在远处的沙梁上。天开始黑暗，前边一直有四辆装载着木箱的卡车在疾驶，一辆在风中被掀翻，另外三辆摇晃如船。司机说，在修这条公路和钻井的时候，大沙暴卷走了许多器械，单是推土机就有十多台没踪影了。我们紧张得脸都煞白了，沉甸甸的雾和沙尘，使车灯打开也难见路，风沙大得车门推不开，谁也不敢张嘴，张嘴一口沙。

    ②我们走进了大沙漠腹地，大漠让我们在一天之内看到了它多种面目，我们不是为浪漫而来，也不是为觅寻海市蜃楼。塔里木号称第二个中东，它的石油储量最为丰富，地面自然条件又最为恶劣，地下地质结构又最为复杂。国家石油开发战略转移，二十一世纪中国石油的命运在此所系。那么，这里演绎着的是一场什么样的故事，这里的人如何为着自己的生存和为着壮丽的理想在奋斗呢？眼前的塔里木，自然条件恶劣，但生活区的活动房里却也很现代化了，有电视录像看，有空调机和淋浴器，吃的喝的全都从库尔勒运进，竟也节约地下水办起了绿色试验园，绿草簇簇，花在风沙弥漫的黄昏里明亮。艰苦奋斗永远是石油人生活的主旋律，但石油人并不是只会做苦行僧。不论是筑路、钻井、修房和运输，生产体制已经与世界接轨，机械和工艺是世界一流，效益当然也是高效益。新的时代，新的石油人，在荒凉的大漠里，为国家铸造着新的辉煌。

    ③接触了不同岗位不同层次的石油人，所到之处，工人们让字。我写惯了那些唐诗宋词，工人们却自己已想词，他们想出的词几乎全是豪言壮语。这里的工人将这语言渗进自己的生活，他们实实在在，没有丁点虚伪和矫饰，他们就是这样干的，信仰和力量就来自这里。于是，我遵嘱写下的差不多都是“笑傲沙海”¨生命在大漠”“我为祖国献石油”等等。这里真是一块别种意义的净土啊，这就是涌动在石油战线上的清正之气，这也是支持一个民族的浩然之气啊！

    ④回到库尔勒，我们应邀在那里作报告。我们是作家，却并没有讲什么文学和文学写作的技巧，只是讲几天来我们的感受。是的，如何把恶劣的自然环境转化为生存的欢乐，如何把国家的重托和期望转化为工作的能量，如何把人性的种种欲求转化为特有的性格和语言，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了石油人。如今社会，有些人在扮演着贪污腐化的角色，有些人在扮演着醉生梦死的角色，有些人在扮演着浮躁轻薄的角色，有些人在扮演着萎靡不振的角色，而石油人在扮演着自己的英雄角色。石油人的今生担当着的是找石油的事，人间的一股英雄气便驰骋纵横！

    ⑤从沙漠腹地归来，经过了塔克拉玛干边沿的塔里木河，河道的旧址上是一眼望不到头的胡杨林。这些胡杨林证明着历史上海洋的存在，但现在它们全死了，成了死亡之海的依据。这些枯死的胡杨粗大无比，枝条如铁如骨僵硬地撑在黄沙之上。据说，它们千年不死，死了千年不倒，倒了千年不烂。胡杨林如一个远古战场的遗迹，悲壮得使我们要哭。我们大喊大叫，为什么呐喊，为谁呐喊，大家谁也没说，但心里又都明白。塔里木油田没有雕塑馆，但有这个胡杨林，这些树就是石油人的形象，一树一个雕塑，一片林子就是一群英雄！我们狂热地在那里奔跑呐喊之后，就全跪倒在沙梁上，捧着沙子装进矿泉水瓶子带走。这些沙子现在存放在我们各自的书房，那个八月长留在记忆中，将要成为往后人生长途上要永嚼的一份干粮了。

（有删改）

材料一：

中华读书报：20世纪70年代您就开始诗歌创作，诗歌使您的作品具有怎样的底色？

梁衡：诗歌是时代的号角。我写诗也是受到时代的影响，1975年我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一首写大寨的诗歌。我小时候受古典诗文的熏陶，被父亲逼着背《千家诗》。大学赶上激情澎湃的时代，《回延安》《雷锋之歌》《向困难进军》《祝酒歌》等等，我都背过。诗歌对我的创作的影响，一是陶冶情感，二是锤炼语言。旧诗给人意境，新诗直接点燃人的激情。

中华读书报：进入新时期举办第一次“全国好新闻奖”，您的人物通讯《一个农民养猪专家的故事》（《光明日报》1980年11月14日）就得了奖。新闻和文学，您是如何转化自如的？

梁衡：首先是时代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我正好抓住了。英雄人物是时代的主角，记者是时代的主笔，我写《一个农民养猪专家的故事》就赶上了这个时代的关口。但那篇通讯只有几千字。正好《青年文学》创刊号要出版，我以此为题材写了篇报告文学，发表后获得几个文学奖项，这是时代给予的。

中华读书报：20世纪90年代，即使您担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创作也没有停止。《觅渡觅渡，渡何处》《大无大有周恩来》等政治散文被誉为“红色经典”。创作这类作品，您是否愿意谈谈是如何把握的？有何特点？

梁衡：写政治散文和我的经历有关。自古作家分两种类型，一种是政治家、思想家兼作家，比如范仲淹和唐宋八大家，他们的文章是站在政治舞台上的思考；一种是专业作家，比如李白、司马相如。那时兼职作家多于专业作家。当然现在专业作家多了，倒过来了，多于政治作家。作为官员作家，我认为有责任从我理解的高度为下一代讲清楚历史。我写的都是大家熟悉的人物，但我走的一条特殊的路子，把伟人的思想人格提炼出来，用辩证的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问题，把历史的面貌剥清楚，挖掘其轨迹和情感。文学是人学，当然也应该是伟人之学。

我的政治散文把握这样几点，一是直接抒写同时代的重大政治人物和事件，剖析理事，不避尊讳。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共产党六位总书记我写过三位，包括瞿秋白、张闻天、毛泽东等，其他重要领袖人物如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方志敏等也都写过。二是书写前代人物、事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进行审视，找到独特的切入点，关照现实。

中华读书报：对于散文创作，您的主张是什么？

梁衡：我的文学主张是“二为三境五诀”：“二为”指文章为思想而写，为美而写。散文唯美是对的，但文章只有美的技巧，作家就成了一个杂技演员。我主张文以载道，要有思想。“三境”是指文章要达到三个境界，一是客观的描述之美，“形境”；二是情感之美，创造一种精神氛围教人留恋体味，“情境”；三是哲理之美，说出一个你不得不信的道理，谓之“理境”，这三个境界一个比一个高。“五诀”是：形、事、情、理、典。指要达到三境的方法，文中必有具体形象，有可叙之事，有真挚的情感，有深刻的道理，但还有可借用的典故。

中华读书报：我发现您谈的最多的是“时代”。您的文学创作与国家命运总是连在一起的。无论为人还是为文，为什么您有这种大格局、大胸怀、大气魄？

梁衡：一是来自家庭熏陶。我父亲是个老教育工作者，解放后担任霍州县长。他读了很多书，我受他的思想影响。二是来自时代和大学教育的影响。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和大家一起照相，他坐在前边的椅子上，后面的同学很清楚地看到他肩膀上的补丁。人大就是那样艰苦奋斗的氛围。当年我们学雷锋学焦裕禄，每到周末同学们找地方帮别人义务干活。时代造就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三是受马列主义、西方科学史和共产党的世界观的影响。

（摘编自舒晋洽《梁衡：从学术中拎出一条文学的彩线》）

材料二：

自宋代起，司马相如就被尊为“赋圣”，与“骚圣”屈原、“史圣”司马迁、“书圣”王羲之等一起，共同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

元朔二年，汉武帝实施“推恩令”，真正结束了绵延一千余年的分封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司马相如代表作《子虚赋》《上林赋》（又合称《天子游猎赋》）完成于推恩令的酝酿期。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司马相如敏锐地感觉到了诸侯王横行的时代即将过去，大一统的时代即将到来，于是他以当时刚刚兴起的赋体文学，纵笔讴歌了这一历史转变。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称：“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尽管从经学的角度肯定了司马相如赋的成就和地位，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是对相如赋主题的误读。笔者认为，《天子游猎赋》有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歌颂汉朝的统一、强大、文明和昌盛，肯定朝廷对诸侯王的规范与管理；第二个主题是劝导汉武帝戒奢从俭，实行德政。第二个主题，只是司马相如顺便对汉武帝做的一个提醒与劝诫，并且是以“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大奢侈”即自我悔悟、改弦易辙的方式体现的，用语十分含蓄。

“赋圣”崛起，离不开那个伟大的时代，那个从分封制走向郡县制，从国家分裂、诸侯割据、战争连绵、民生涂炭，走向天下一统、经济繁荣、各民族和谐共处的时代。

（摘编自踪凡《“赋圣”何以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