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据韩国媒体报道，乐天集团董事会决定用星州一块地皮置换南杨州军事用地，用于部署“萨德”系统，此消息得到韩国国防部的证实。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并再次强调，中方反对在韩部署‘萨德’系统的意志是坚定的，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同日，新华社发文直接剑指乐天集团，抨击其配合美韩政府对中国“背后捅刀子”，警告这种不计后果的草率决定无异于为虎作伥，并强调“对于这样的乐天，中国不欢迎！”

材料二：

    据调查，1日，北京丰台区的一家乐天玛特内，基本看不到什么顾客。据估算，在这个占地上千平方米的仓储式超市里，当时只有不到50名顾客，看起来还没有工作人员多。

    同日，记者来到位于沈阳市区的乐天百货和位于天津河西区文化中心的乐天百货。与北京的情况类似，前来这些商场购物的顾客十分稀少。

    3月1日，卫龙食品官微发布微博说明：卫龙产品已陆续在全国范围内的乐天玛特渠道下架。卫龙宣布，今后不再与乐天合作，表示“民族的终归是民族的”。

    在江苏徐州，包括大润发以及银座商城在内的商家也已经将韩国乐天品牌全部下架。市区的乐天玛特超市不仅关店，零售商圈的大大小小商户也自觉开始下架韩国乐天的产品。

    据韩联社12日报道，正当中国发出“旅游禁韩令”持续发酵之时，韩国发生了乘坐国际邮轮来到济州的3400余名中国团体游客拒绝下船事件。当时济州方面的出入境、海关、检验检疫人员已经做好准备，因此对于中国游客的举动感到难以置信。目前有关这次中国游客集体抵制济州游的具体情况尚不清楚，而韩国媒体认为这与中国人抵制“萨德”在韩部署有关。

材料三：

    近来网上传言：韩国的《环球新闻眼》采访乐天集团会长辛东彬，当记者问及当前中国人抵制乐天，乐天集团有何打算时，辛东彬面露笑容说：“不用担心，中国人非常市侩，无骨气无血性，我们降价他们就买。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们最多抵制一段时间，像刮阵风。”

    后来证实这条消息却是一条“查无此证”的假新闻。无法从任何一家媒体上查到辛东彬说过这些话，韩国也没有“环球新闻眼”这样一个媒体。

    在某论坛，有网民列出了乐天集团在华的所有业务以及乐天玛特超市在华分布图，呼吁全体中国人集体抵制乐天集团。

    网曝某直播平台的女主播为响应限韩令，来到乐天超市，现场直播毁坏商品，引发网友热议。

材料四：

    3月10日，韩国宪法法院裁定通过朴槿惠弹劾案。根据韩国宪法，朴槿惠遭弹劾后，韩国须在60天内举行大选，选出新一届总统。按照韩联社的说法，大选很可能会在5月初进行。

    作为当前最热的候选人，文在寅在宣布竞选总统时曾表示，“在当前政治形势下部署萨德并不合适，部署问题应推迟至下届总统任内处理。”

    其他数名总统候选人也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过部署萨德的不同意见：

    安熙正倾向于认为韩国部署萨德已成定局，该决定在现实上很难出现逆转。

    李在明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如果他当选韩国总统，将宣布撤销部署萨德。

    8月15日是韩国的光复节假期。在“萨德”反导系统选定的部署地星州郡，近8000名当地居民聚集在星州邑城外森林公园，举行“撤回‘萨德’、追求和平誓师大会”。现场更有近千人一起以剃掉头发的行动抗议政府部署“萨德”，要求政府撤回决定，其中甚至还包括10余位女性。

材料一：

    随着城镇化的迅猛推进，城市内涝防治成了汛期防灾减灾的“新课题”。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以来，我国平均每年有185座城市受到城市内涝的威胁。

    实际上，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的城市内涝问题就已经凸显，但当时内涝造成的损失相比江河洪水的损失要小，因而尚未引起足够的关注。然而，自2010年以来，5年中有4年城市内涝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了发生流域型大洪水的1998年。面对损失与受淹城市数成大幅上升的趋势，人们开始对城市内涝问题给予更多关注，媒体报道也随之跟进。

    城市内涝的“病根”主要源于内外两个方面。从全球气候大环境来看，受气候变化影响，每年的极端性强降雨频次呈现上升趋势。加之往年受厄尔尼诺等各类极端天气现象影响，越来越大的降水量也带给城市更大的挑战。从国内城市生态环境来看，伴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山林湖泊等生态系统被肆意破坏。原本覆盖着植被的土地大范围地被柏油路、水泥路等硬化路面取代，用来蓄水的低洼地被填平，湿地和湖泊变成了住宅，下凹式立交桥越建越多，城市地下空间开发的规模越来越大（如地下车库、地铁等），种种做法切断了自然的水循环，从而直接导致城市的雨水积存和渗透能力降低，仅依靠市政管网来排走雨水已是杯水车薪。

（摘编自新华网《雨季总“看海”，城市内涝之困如何解？》）

材料二：

    城市的排水设置只是内涝问题最下游的原因，解决城市排水系统仅是治标。建设一个“海绵城市”，让城市的生态系统能够恢复，才是解决内涝的根本办法。

    所谓海绵城市，即通过“渗、滞、蓄、用、排”等技术，使城市能像海绵一样，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下雨时吸水、蓄水、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

    我国自2015年启动海绵城市建设试点以来，截至2017年4月，海绵城市建设试点项目已建设面积420平方公里，完成投资约544亿元。全国已有370个城市提出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规划。目前，海绵城市试点虽已取得初步成效，但作为一个由点、线、面构成的庞大系统工程，海绵城市的全部功效尚需时间和过程加以检验。

（摘编自《经济观察报》文章《反思城市内涝建设海绵城市》）

材料三：

    理性看待海绵城市，首先应该将其置于城市生态的宏观视野，从而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尴尬。这个前提得到保证后，政策制定者还需要在决策时全面权衡。首先，从城市的现实规模、生态出发，建设海绵城市有没有必要？如果一个城市本身就拥有发达的水系足以实现有效排水，那么另投一笔资金建设海绵城市是否划算？其次，在制定规划时是否对整个城市生态进行过系统的统筹？假使主政者总是罔顾城市发展自身规律，肆意妄为，那么再有吸附力的“海绵”恐怕也有限度。

    解决城市内涝还有一个问题不能忽视：对海绵城市的建设成果评价，我们是否有可靠的评价系统？假使都像一些地方“治水”那样，钱花出去了却不问效果，到头来公共财政打了水漂，大家依然只能“看海”。

（摘编自《南方日报》文章《面对海绵城市须回归理性》）

材料一：

    荒漠化是全球生态领域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被称为“地球的癌症”。为了“治病”，联合国大会于1994年通过了《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2015年，联合国又确立了一个“世界日标”：到2030年实现全球土地退化零增长。

    中国是世界上受荒漠化、沙化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境内有八大沙漠、四大沙地。那我们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先后颁布了《防沙治沙法》《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防沙治沙工作的决定》《全国防沙治沙规划》，推行省级政府防沙治沙目标责任制，相继实施了天然林保护、京津风沙源治理、三北防护林建设、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石漠化综合治理等一系列生态修复工程，开展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和国家沙漠公园建设，对重点地区和薄弱环节进行严格保护和集中治理。通过实施重点工程，开展大规模治理，实现了荒漠化扩展态势整体遏制、荒漠化面积持续缩减、荒漠生态功能增强。

    为根治荒漠化这一“地球癌症”，我们开出了“中国药方”；为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这个“世界日标”，全世界需要继续努力。

（摘编自赵清建《根治地球癌症，中国成就几何》）

材料二：

    荒漠化是全球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在中国的内蒙古高原，历经30年的探索和努力。终于取得“人进沙退”的胜利，并形成了库布其模式，这一战胜“地球癌症”的良方为全球涉及10多亿人口的荒漠化地区和平、绿色和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信心与希望。

    中国历来高度重视荒漠化防治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就，为阅际社会治理生态环境提供了中国经验，库布其治沙就是其中的成功实践，日前，“库布其30年治沙成果总结暨服务‘一带一路’绿色经济推进会”在京举行。中国生态环境领域多家权威研究机构，对亿利库布其治沙30年的实践成果进行总结认定，就库布其治沙对区城环境特别是京津沙尘天气影响进行分析评估。

    到今天，库布其模式已走向浑善达克、乌兰布和、腾格里、塔克拉玛干、青藏高原等中国西部荒漠化地区和生态脆弱地区，并走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为更广袤的荒漠化地区带去绿色希望，也带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智慧。

（摘编自《亿利库布其治沙30年，为治愈“地球癌症”献良方》）

材料三：

    曾经，沙尘暴是北京主要的天气灾害，是北京人心中的痛。但如今强度和频次都在快速下降，最近的一次对沙尘暴的记忆还停留在两年前。这个已有1600年历史的农耕时代的产物在慢慢消逝，有哪些人在帮助我们忘记这段“天昏地昏”的记忆？

    为了探寻这个秘密，周刊君加入到现代汽车集团“内蒙古正蓝旗宝绍岱诺尔盐碱干湖盆治理”项目的媒体志愿者团队中，与来自京津高校的120名大学生志愿者一起，和现代汽车集团共同完成2017年的治沙之族。历经8个小时车程，自北京一路向北来到了内蒙古正蓝旗宝绍岱诺尔。

    这里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地方，既能看到芳草鲜美、牛羊成群，也能看到赤地千里、满目疮痍。

    这是北京现代汽车集团开展内蒙古治沙工作的第10个年头，再有1年，“内蒙古正蓝旗宝绍岱诺尔盐碱干湖盆治理”项目将圆满完成，与一期查干诺尔项目合计完成约9000万m²的植被种植。

    十年历程，呈现了“荒漠变绿地”的努力和奇迹；任重道远，荒漠化治理之路仍需更多投入与坚持，现代汽车在这条路上踯躅前行，用实际行动兑现“绿色承诺”，还原“环保初心”。

    现代汽车用实践证明，被称为“地球的癌症”的荒漠化，是能够治理的。在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内蒙古农业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专家的支持下，现代汽车为盐碱干湖盆治理总结了一套科学、有效的方法。

（摘编自《他们用实践证明地球的“癌症”可以治愈》）

    材料一：

    本报讯中国银联昨天发布了2018移动支付安全大调查分析报告。据统计，当前我国手机支付用户规模已经达到了5.7亿，去年三季度，银行业处理移动支付业务的笔数，同比增幅高达7成多，移动支付已经成为餐饮、便利店、网购、交通、医疗、外卖等日常消费中，最常用的支付手段之一。

    调查显示，受调查人群去年使用移动支付每月平均消费了2600元。其中，创业人群月消费金额最高，超过3000元；全职主妇、IT从业人员每月消费也都超过2800元；学生群体每月消费金额为1952元，但他们每支出5元，就有2元是通过移动支付方式花出去的。

    调查还显示，实体零售店、网购、公共交通、外卖、购买火车票机票，是使用移动支付最多的5种场景。从地域来看，上海、浙江、江苏三地使用移动支付的人群最多。在支付方式上，二维码支付占据移动支付主流地位，占比超过八成。

    移动支付使用方便，但它所面临的风险也比传统支付方式更多。指纹支付等生物识别方式普及很快，在35岁以下男性中，生物识别已经成为使用率最高的验证方式。中国银联风险控制部高级主管王宇表示，生物识别技术的应用，既简化了用户的一些交互环节，同时也在安全的认证技术上有所提升，让持卡人在移动消费当中，更方便、更快捷，也更安全。

    (摘编自孙奇茹《调查显示：去年移动支付人均月消费2600元》，《北京日报》2019年01月24日)

    材料二：

    内地游客洪小姐来到香港，放下行李第一件事是去找“网红”牛腩店。尴尬的是，她忘了换港币，而小店老板娘只收现金。洪小姐举着手机找了十几家小店，最后沮丧地发现，街头小店只收现金。最后，她只有无奈地回酒店换钱。

    在深圳河两岸，移动支付的使用有天壤之别。对此感受深刻的，不只是内地游客，一向以金融科技领先为傲的香港特区政府官员，更急于改变这一现状。

    香港金管局总裁陈德霖，是金融科技的积极推动者。他直言，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必须有一个世界级的金融基建尤其是支付系统去支撑，才能成功。

    近年来，香港推动移动支付的步伐明显加快。但与内地城市覆盖达九成以上的移动支付相比，时至今日，香港移动支付比例仍不到两成，活跃用户更少，移动支付的使用场景也有些寥落。有些人费解，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为什么对于金融科技创新的接纳速度如此之慢？

    成熟支付社会养成的习惯是最大阻碍。香港移动支付虽然尚不普及，但“非现金”支付却已运行20多年。香港市民惯用的“八达通”卡于1997年面世，这张集交通、餐饮、购物、服务、门禁等功能于一体的卡片，发行已超过3500万张，已经覆盖香港市面逾1.5万家服务商的2.4万个零售场所，几乎满足了市民所有日常消费的支付需求。据统计，香港信用卡支付占比53%，超过95%的市民则经常用“八达通”和现金。

    香港市民对个人信息的安全顾虑，特别是移动支付需要绑定银行卡和获取用户资料，让谨慎的香港人望而却步。“从微信香港钱包的运行经验来看，香港市民对于隐私、数据的敏感是推行移动支付的难点之一。”腾讯金融科技部副总裁陈起儒说。

    至于很多小店只收现金，则是因为生存不易需精打细算，接受信用卡需要安装设备，还要收手续费，只能婉拒。

    (摘编自王旭、张欢《移动支付，香港急起直追》，人民网2019年01月11日)

    材料三：

    (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2018年1月2日)

    材料四：

    如今，移动支付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支付方式和生活方式，也逐渐改变了民俗习惯。当线上支付成习惯，实体红包被线上红包替代，“年味儿”正在被科技重新定义。

    随着移动支付的普及，春节期间，除了贴对联、买年货、包饺子、看春晚等传统习俗外，抢红包、扫“福”字等活动逐渐成为新习俗。

    春节期间的线上红包为人们创造了新的感情沟通方式，通过参与抢红包等活动增进与亲人朋友的沟通，让春节更有“味道”。

    有专家说：“社会的发展变化使过去的‘年味儿’有所削弱，但新媒体通过流量构建新的民俗，让人们参与狂欢，从而获得春节新的仪式感。”

    与此同时，业内人士提示，在参与春节抢红包等活动的同时，用户应注意个人信息安全，不要贪图小利、因小失大。春节期间，有不法分子借此机会制作虚假的二维码或分享链接，一旦用户扫描或点击链接，有可能被盗取个人信息甚至被盗取钱财。开心过春节、幸福领红包的同时，也要擦亮眼睛，不要误入陷阱。

(摘编自刘峣、刘奇《春节“红包大战”硝烟再起》，2019年02月01日)

    材料一

8月30日晚间，一款名为“ZAO”的AI换脸软件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病毒式传播，用户只需上传照片，便可一键换脸影视作品明星，高度的趣味性、便捷性和社交性让这款软件在短时间内获得海量下载和转发，牢牢攥住朋友圈和热搜榜。然而，“ZA0在一夜爆红后，迅速遭到舆论反噬，其“霸王条款”和技术隐患引发全网声讨。

“ ZA0”引发争议的一个关键是其对用户信息使用权的过度索取。在大多数人都会不假思索同意的“用户协议”中，“ZA0”运营者要求：“你同意或者确保实际权利人同意授予‘ZA0’及其关联公司以及‘ZA0’用户全球范围内完全免责，不可撤销、永久、可转授权和可再许可的权利…… ”在引发网民讨伐后，“ ZA0”方面很快耐除了相关内容。然而，当媒体将这一条款摘出来摆在用户面前时，很难不引起用户的恐慌。

蚂蚁金服方面很快公开回应，支付宝的3D人脸识别技术能够“有效地避免各种人脸伪造带来的身份冒用情况”。至于用户肖像滥用问题，极棒实验室安全研究员宋宇昊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 ‘ZA0’从用户处获得的信息主要是肖像图片，从技术角度而言，它并不比其他上传照片的APP有更多风险，但 ‘ZA0’向用户索取了肖像使用授权，这意味着用户会暴露更多的风险。”

“ZAO”引发网络争议的另一个关键在于版权问题，为了避免版权纠纷，“ZA0”在版权声明中表示：“短视频和表情素材，除了特别声明是‘ZA0跟合作方进行版权合作的之外，均来自于用户自发的上传，‘ZA0’不享有素材的商业版权。”而如果用户使用“侵犯他人名誉权、肖像权、知识产权、商业秘密等合法权利”，造成任何第三方损害，用户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还要一并赔偿“ZAO”及其关联公司遭受的损失。

“中国人对隐私问题的态度更开放，也相对来说没那么敏感。如果可以用它来换取便利、安全或者效率。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就愿意这么做。”去年，百度CEO李彦宏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的发言曾引起轩然大波。这一言论指向中国互联网用户在“隐私”问题上的的某种隐忍，也暴露了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对于用户信息使用的心态。

    材料二

我国法律体系中尽管有涉及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规定，但是没有针对个人信息保护的专门法律及相应实施细则。国家互联网应急响应中心在2019年4月发布《2018年我国互联网网络安全态势综述》显示，个人用户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个人资产银行账户、地址等隐私遭到窃取的人数多达150万，移动应用APP在高权限下获取用户信息，假冒“热点”APP等诱骗用户下载并提供个人信息等，都使得用户隐私信息遭到泄露。2018年圆通快递公司外泄约10亿用户信息，华住酒店集团泄露约5亿用户信息，万豪酒店泄露约5亿用户信息，顺丰速运泄露约3亿用户信息，这些只是影响较大而被披露才为人所知，实际上被泄露的个人用户信息可能还有更多。而作为用户个人，并不知道自己的信息何时被收集、何时被用于何事，除企业机构未能较好地保障用户信息原因外，无明确的可落地的实施细则也是重要因素。

此外，互联网环境本身是一个匿名化网络环境，尽管不像暗网、深网等对网络内容实施高度匿名化，但是也并非真实世界环境。由此也引发了如网络暴力、虚假消息传播、不良信息传播等负面影响事件。对此，因家通过网络实名制的方式，希望改善网络环境并为更有力的监管提供条件。

对于网络实名制，尽管中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法规逐步完善，但推行完全网络实名制还处于的        阶段。网络实名制的初衷是好的，是为了促进网络环境更加健康，但是网络实名制需要考虑其推行程度，即权衡匿名化是否不能存在于未来网络之中。网络实名制也有其积极作用，但是网络匿名化并非一无是处。网络匿名化本身使得一部分人能够更为理性的发表言论而无需担心遭到恶意报复，这在人民监督政府工作以及举报不良行为上有着积极作用：而实名制对于利用匿名网络而随意发动网络暴力、散播不良信息的行为有着遏制作用。因北，应在需要实名化监管的领域推行实名制，而对于容易泄露隐私信息的领域采取匿名化。当然，匿名化不意味着肆意而为，匿名表达也需要受到约束和限制，对于违反约束的匿名表达可以依靠技术手段进行控制。

    材料三

大数据在深刻变革社会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伦理问题。“世界数据化”引发的伦理争议，对当代社会秩序与人伦规范构成了严重冲击，传统伦理价值观亦遭受前所未有的解构与破坏。

一方面大数据造成的“数据垄断”无处不在，导致信息侵权与权益分配不公。首先，大数据的挖掘和使用被行业巨头、政府主导，如国内的百度、腾讯，国外的Facebook、微软、谷歌，这些公司牢牢把握数据源与技术优势，几乎垄断了大数据市场。无论个体还是国家，皆有可能成为垄断的牺牲品。“棱镜门”事件即是一则典型案例。事件被揭露后，美国政府及谷歌等几大公司，都没有进行有效回应，且有迹象表明这一监控他国的“棱镜计划”仍在继续，这严重破坏国家间的互信；其次，一些公司或组织通过大数据深度加工，精确地了解市场需求、用户心理，预测竞争者动向，使公司业绩突飞猛涨。

然而这些“数据红利”源于所有用户数据信息的让渡，先不论已享受智能化便利的人群，那些偏远山区的民众也在忍受各类推送信息干扰，成为大数据营销下的广告靶子。此外微信6.1版本为展开广告营销的背后，不少用户更不情愿忍受屏蔽之苦，这些都折射出数据垄断背后的应用伦理困境。

另一方面，大数据带来的“数字记忆”或人的自由发展问题，无时无刻不令人忧虑。所谓数字记忆，即指数字化生存的状态下，所有行为留下的数据足迹，会被永久记忆，一般人无法删除，“遗忘的权利”被剥夺，这颠覆了生物规律。甚至可以说，这一“数字记忆”模式会使每一个人都成为“数据的奴隶”。英国的维克托·克托舍思伯格在《删除》一书中也提到，数字技术与全球网络正在瓦解我们天生的遗忘能力，“数字王国”记住了那些有时最好被遗忘的信息，如Facebook 照片上会被网络永远铭记，谷歌记得所有我们搜索过的信息和时间，甚至会影响到一个人的职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