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城市内涝是指由于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致使城市内产生积水灾害的 现象。随着城镇化的迅猛推进，城市内涝防治成了汛期防灾的“新课题”。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以来，我国平均每年有185座城市受到城市内涝的威胁。

    实际上，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的城市内涝问题就已经凸显，但当时内涝造成的损失相比江河洪水的损失要小，因而尚未引起足够的关注。

    然而，自2004年以来，有4年洪涝灾害造成的损失超过了发生流域型大洪水的1998年（2551亿元）。面对损失与受淹城市数成正比的趋势，人们开始对城市内涝问题给予更多关注。

材料二：

    一旦城市遭遇强暴雨袭击，突然倍增的洪水如果无处可去，当然会在城市里肆意奔流，于是，道路瞬间成“河流”，广场立即变“湖泊”，建设在河道、湖畔等低洼地带的居民区、工厂等，随之成了泽国。现今的中国，城市内涝日趋严重。从国内城市生态环境来看，伴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山林湖泊等生态系统被肆意破坏。原本覆盖着植被的土地被柏油路、水泥路等硬化路取代，用来蓄水的低洼地被填平，湿地和湖泊变成了住宅，下凹式立交桥越建越多，城市地下空间开发越来越充分（如地下车库、地铁等），种种做法切断了自然的水循环，从而直接导致城市的雨水积存和渗透能力降低，仅依靠市政管网来排走雨水已是杯水车 薪。另外，受气候变化影响，每年的极端性强降雨频次呈现上升趋势，加之受厄尔尼诺等各 类极端天气现象影响，越来越大的降水量也带给城市越来越大的挑战。

（摘编自新华网《雨季总“看海”，城市内涝如何解？》）

材料三：

    城市的排水设置只是内涝问题最下游的原因，解决城市排水系统仅是治标。建设一个“海绵城市”，让城市的生态系统能够恢复，才是解决内涝的办法。

    所谓海绵城市，即通过“渗、滞、蓄、用、排”等技术，使城市能像海绵一样，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下雨时吸水、蓄水、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

我国自2015年启动海绵城市建设试点以来，截至2017年4月，海绵城市建设试点项目已建设面积420平方公里，完成投资约544亿元。全国已有370个城市提出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规划。目前，海绵城市试点虽已取得初步成效，但作为一个由点、线、面构成的庞大系统工程，海绵城市的全部功效尚需时间和过程加以检验。

（摘编自《经济观察报》文章《反思城市内涝建设海绵城市》）

材料四：

    理性看待海绵城市，首先应该将其至于城市生态的宏观视野，从而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尴尬。这个前提得到保证后，政策制定者还需要在决策时全面权衡。首先，从城市的现实规模、生态出发，建设海绵城市有没有必要？如果一个城市本身就拥有发达的水系足以实现有效排水，那么另投一笔资金建设海绵城市是否划算？其次，在制定规划时是否对整个城市生态进行过系统的统筹？假使主政者总是罔顾城市发展自身规律，肆意妄为，那么再有吸附力的“海绵”恐怕也有限度。

    解决城市内涝还有一个问题不能忽视：对海绵城市的建设成果评价，我们是否有可靠的评价系统？假使都像一些地方“治水”那样，钱花出去了却不问效果，到头来公共财政打了水漂，大家依然只能“看海”。

（摘编自《南方日报》文章《面对海绵城市须回归理性》）

材料一：

    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26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9.0%的受访者赞同“儿童分级阅读”。

    伴随着全民阅读活动的推进，家长为孩子购买童书或陪伴孩子阅读已经成为不少文化场所一道温暖的风景，但“究竟哪些书适合我的孩子”的确令家长很苦恼。

    如果一个孩子在10岁前还没有建立起阅读的习惯，他今后恐怕不太可能再喜欢上阅读了，所以创造更多条件把最好的阅读融入最珍贵的童年至关重要。如果孩子在儿童阶段就养成阅读的习惯、爱好，那么对于孩子一生的成长都是大有裨益的；另一方面，“童书分级”有助于儿童阅读精细化。通过精细化阅读，可以使孩子通过吸收文化知识获得更快的成长速度和更广的成长空间，有效避免“书不对路”对阅读积极性的负面影响。

（摘编自吴学安《“童书分级”并非多此一举》，2017年11月1日《北京青年报》）

材料二：

家长为儿童选购书籍主要参考依据（多选）

①A：以孩子兴趣为主

②B：根据教育专家推荐

③C：购买经典图书

④D：老师推荐的图书

⑤E：购买畅销的书籍

⑥F：自己决定

⑦G：听从书店购书建议

⑧H：随意挑选

（资料来源于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

材料三：

    分级阅读，是按照少年儿童不同年龄段的心智发育程度为儿童提供科学的阅读计划，为不同孩子提供不同的读物，提供科学性和有针对性的阅读图书。

    如果按照心理学和儿童发展的科学来判断儿童阅读分级必要性的话，年龄越小越适用。因为儿童的身心差异太大了，特别是婴儿时期，差一个月两个月就会有明显的认知上的不同。如果不分级，容易造成阅读压力，让儿童丧失对阅读的兴趣和信心。

    从阅读实践出发，7岁以后的阅读，视儿童在6岁前阅读习惯的建立与否，阅读水平开始逐渐拉开距离。也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很多阅读专家反对分级阅读，觉得分级会限制大部分阅读能力强的孩子。

（摘编自保冬妮《建立科学合理的儿童分级阅读》，2017年9月12日《光明日报》）

材料四：

    在电视、手机等大众媒体的影响下，现在的儿童在兴趣、语言、服装等方面的表现都与成人区别不大了。儿童之所以会有童年，重点是儿童和成人的媒介环境是不同的，他们的媒介环境应该经过筛选和过滤。儿童分级阅读就是在塑造适合孩子的媒介环境。不过，目前国内对少儿图书分级阅读还缺乏普遍的了解和认同。虽然有一些童书已经标明了“适合X岁儿童阅读”，但是，这不是全国统一的标准，也没有详细的说明，缺乏充分的实践检验。

（摘编自赵清源《分级阅读：别让“童年的消逝”成为必然》2017.11.1《中国青年报》）

材料一（光明网）：

    中国拥有3000多家制笔企业，年产圆珠笔近400亿支，堪称圆珠笔第一大国。但令人尴尬的是，这400亿支圆珠笔笔尖上的球座体，从设备到原材料，都高度依赖进口。明明是制造业大国，为什么连小小的笔尖都无法做到完全自主研发自主生产？

    时间流转，尴尬的局面终于发生了变化：中国有了属于自己的圆珠笔尖。

    圆珠笔笔头分为笔尖上的球珠和球座体。生产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头需要二十多道工序。笔头里面有不同高度的台阶和五条引导墨水的沟槽，加工精度都要达到千分之一毫米的数量级。而笔头的关键部位更是要细上加细——在笔头最顶端的地方，厚度仅0.3-0.4毫米。极高的加工精度，对不锈钢原材料提出了极高的性能要求，既要容易切削，加工时又不能开裂，小小“笔尖”着实考验着中国制造。

    科研人员们不断雕琢，精益求精，向世人展现了大国工匠应有的风采，笔尖钢的元素配比参数终于浮出水面。也正是因为他们贯彻了“工匠精神”，才能够将产品做到极致。一场关于“笔尖工艺”的硬仗，打倒了一批只会粗制滥造的企业，同时也让真正的精英们站在了行业的制高点上。中国是制造业大国，而当下，我们正努力走在成为制造业强国的路上。面对现实的挑战，我国制造业不断寻求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之路。而在转型提质的过程中，践行“工匠精神”则显得格外关键。相信在未来，“工匠精神”也定将引领中国制造业走向“以质取胜”的新阵地。

材料二（央视新闻客户端）：

    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头，也是中国制造业面临问题的缩影。要实现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转变，同样任重道远。

    中国制笔协会理事长王淑琴说：“制笔行业现阶段与国外的差距，应该说不完全是技术上的。现在主要在心态上、在思维模式上，还在文化和环境上，这些都是有一定差距的。整个中国的制造业都比较浮躁，而且现在这种形势更是如此。”

    来自一线的制笔企业负责人陆宪明说，一次去日本制笔企业参观的经历让他难以忘怀：“在一个日本制笔企业，我看到在笔头的生产线上，一个女工，大概45岁左右，她从工位里面拿出笔头清洗好，推到边上检验台做记录，这么厚的本子，我一看这个本子她大半本记掉了，这样一本东西要从开始记到现在，没有五年十年是不会有这么厚的，说明他们的员工工作的那种专注仔细。现在中国企业的员工流动比较大，技术含量不够，积累不够，经验不够，这种差距，你就很难培养出那种专心细致的工匠来。所谓工匠精神确实是需要一种耐心的、踏踏实实的精神，心无旁骛、专心一意把一件事情做好。这是我们目前最差的地方。”

材料三（新浪网）：

    不久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太原主持会议时指出，“去年，我们在钢铁产量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仍然进口了一些特殊品类的高质量钢材。我们还不具备生产模具钢的能力，圆珠笔头上的‘圆珠’，目前仍然需要进口。这都需要调整结构。”

    事实上，圆珠笔头问题折射出了中国制造业深层的结构性的问题。有专家分析认为，企业创新能力不足，是结构性问题中最为典型的表现。一方面是技术含量低和附加值低的低端产品生产过剩，另一方面是技术含量高和附加值高的高端产品供给不足，这两种现象同时存在。这也正是当下中央提出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因。而要进行这样的改革，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从理念入手，从人入手。

    许多专家一致认为，中国专业技术人才严重紧缺。良好素质的技术工人，不应仅仅是掌握制造技术，而且还应该是有责任心的匠人，是能够对产品终身品质负责的匠人。但是在人才培养和使用上，我们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对技术工人重视不够，导致这部分人才严重缺失。

    显然，中国经济要转型升级，要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要从制造业重塑人力基因入手。企业首先要转变生产经营理念，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建立起一种超越世俗商业利益的成就动机。同时，整个社会要注重人才培养，特别是技术工人的技能培养，畅通其职业发展通道、提高其收入水平、改善其工作环境。

材料一：

    2018年1月2日，支付宝发布2017年全民账单。数据显示，去年全国5.2亿支付宝用户移动支付占比为82%。

    据统计，2017年，全国超过30个城市的公交、地铁先后支持支付宝；2亿多市民通过支付宝城市服务“窗口”共办理社保、交通、民政等12大类100多种服务；4000多万户小商家利用二维码贴纸实现收银数字化。

    移动支付城镇市场空间广阔。县城的移动支付用户占比为19.6%；省会城市占比为19.0%；农村地区占比为17.0%。

（摘编自新华网2018年1月3日报道）

材料二：2014—2020年中国移动支付用户规模及同比增长走势

材料三：

    所谓的条码支付，是指银行或支付机构应用条码技术，实现收款人、付款人之间货币资金转移的业务活动。

    出门打车，掏出手机扫一扫车上的二维码，轻松支付车费；下馆子吃饭，手机上的二维码被收银员扫码枪扫了后，立马埋单走人……扫码支付手段，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

    近年来条码支付业务快速发展，在小额、便民支付领域显现出门槛低、使用便捷的优势，市场份额持续增长，成为移动支付发展的重要体现形式。同时，条码支付的技术实现方式和业务风险相对传统银行卡支付具有其特殊性，部分市场机构在业务开展中也存在扰乱公平竞争秩序、支付风险防范不到位等问题。

    为鼓励并规范金融创新，促进条码支付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印发了《条码支付业务规范（试行）》，并配套印发《条码支付安全技术规范（试行）》《条码支付受理终端技术规范（试行）》，自2018年4月1日起实施。

（摘编自中计网2017年12月28日报道）

材料四：

    据介绍，我们进行扫码支付时，手机或者商户的收银机每次生成的条码都是不同的，对于这种动态条码支付，人民银行规定，采用两种有效方式进行验证，其中包括数字证书或电子签名的，可以自主约定每天的累计交易限额；采用两种有效方式进行验证，但其中不包括数字证书或电子签名的，同一个客户单日累计交易金额不应超过5000元；采用一种有效方式进行验证的，同一个客户单日累计交易金额不应超过1000元。

    而对静态条码支付，也就是我们常见的商户贴在墙上或者打印好的二维码支付，无论采取什么交易验证方式，同一个客户单日累计交易金额都不能超过500元。若个人客户需更多条码支付额度，可采用包括数字证书或电子签名的方式对交易进行验证。

    在不少移动支付用户看来，国家出台针对二维码支付的相关管理规范，在对日常使用影响降到最低的情况下大大提升了移动支付的安全性，无疑是一件从用户角度出发的“大好事”。

（摘编自《南方日报》2018年1月4日报道）

材料一：

    在北京大学教授陆绍阳看来，引进大片、建设影院、拍摄类型片和降低拍摄门槛，是中国电影能在改革开放后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后步入快行轨道的核心推动力。可是，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电影市场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观众流失严重。

    上海大学教授陈犀禾认为，40年来，主旋律电影在建构国家形象、弘扬正能量方面作用巨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诞生的《开国大典（大决战）》等一批主旋律电影，通过叙事对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进行区分，帮助观众进一步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如何取得胜利、反动势力怎样走向失败的历史事实。创作者将党的历史、革命历史进行像化处理，让观众对国家、民族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

    中国加今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但为何电影创作的高峰并没有随着市场的繁荣而出现？陆绍阳坦言，如果中国电影依旧照此路径前行，可以预见其面貌不会有本质的改观，这种完全寄希望于市场调节的发展略径，其实是需要反思的。陆绍阳说：“未来，我们要从追求数量转变为以质量提升为中心的内涵式发展。”

（摘编自《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后，未来的路该怎么走？》，《中国艺术报》2018年11月12日）

材料二：

    春节期间，中国电影《流浪地球》在北美等海外市场同步上映。上映首周，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的票房合计达263万美元，创近年来华语电影海外开画最住成绩。《流浪地球》的出现，证明中国可以制作出足以比肩美国好莱坞的科幻大片。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认为：“《流浪地球》意味着中国电影升级换代，是中国电影从大国走向强国的一部标志性作品。”这部作品填补了国产硬科幻电影的空白，值得自豪的是，这部电的核心主创国队成员都是中回人。

    澳大利亚影评人特拉斯・约输逊称，《流浪地球》或许是2019年最好的科幻片。在他看来，这部电影摒弃了美国式的个人英雄主义，选择了中国文化中的责任、谦卑、自我牺牲与对家庭、社会的忠诚。

（摘编自《中国电影工业体系正走向成熟》，《光明日报》2019年2月17日）

材料三：2012—2017年中国电影播映收入年增长率及电影广告收入年增长率走势

（摘编自《2019—2025年中国电影行业市场调查及发展趋势研究报告》）

表1：2017年中国内地票房排前十名的电影

（数据来源于艺恩网）

材料四：

    对于春节的电影市场而言，一直以来“票房之争”都是大众媒介主要关注和聚焦的核心问题。然而，对于2019年春节档而言，与其将视点聚焦于票房收益，不如将关注点转向票房之外，毕竟，以刘慈欣作品为代表的中国本土科幻文学和中国本土视效田队才是2019年春节档的最大赢家。

    从《流浪地球》到《疯狂的外星人》等，本土视效团队无论是在概念设计的艺术创造性、技术手段的应用、云计算的特效渲染等层面，还是在工业化的制作流程层面，整体的工业化水准都得到了全面提升与快速发展，其中，影片《流浪地球》中75%的视觉特效都来自中国视效团队的制作，已然体现出本土视效团队现阶段较高的制作水准。

（摘编自《科幻当红：时尚背后是品质》，《中国文化报》2019年2月16日）

材料一：

    “什么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近日，某位名人在演讲中的一句话一下子又成了网络热点话题。

    话说得有些极端，但放在演讲的语境里，也并无不可，无非是劝说年轻人在创新创业过程中要有胆量，不必唯学历是举。但舆论纷纷中，难免也有人把这番话进行歪解，有的甚至从而推演出了一个极端的结论：读书无用。

    的确，这些年来，大学教育的日益普及让大学生不再是“天之骄子”，如果把“有用”等同于物质上的成功，老实说，想通过读书上大学来实现“挣大钱”的确没那么简单了。同时，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也给普通人创造了很多人生出彩的机会，即使没有大学学历，只要敢闯敢干，一路坚持下来也能有不小的斩获。但这是否说明，我们就不需要读书了？

    读大学，不仅在于学习知识，作为将来的职业生涯储备“资本”；而且还有其更高的价值：养成终生读书的习惯，培养训练自我学习、教育并进步的能力。与其说大学教育教给学生的是具体专业的学科知识，不如说是一种可以受益终生的技能。读书的“有用”，就在于其丰富个人素质的“无用”之用。大学教育能使人视野宏阔、见识丰盈，并塑造人的价值观，其“回报”未必能用量化的金钱体现。

    当然，“读书无用论”的回潮也值得社会反思：我们的社会，通过知识获得上升通道的道路是不是变得更狭窄了？但无论如何，在这个越来越需要通过知识来创新发展的时代，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对读书丧失信心。

（选自《人民日报》）

材料二：

    在1月3日晚上的直播中，两个90后网红姑娘原本只是在盘点近日收到的生日礼物，最后却演变成为撕书直播。

    她们对礼物中的书本不屑一顾，并表示读书没用，自己从来不读书，照样做老板开跑车，给自己打工的都是大学生。

    如今，“读书无用论”渐渐流传，一是因为不少辛辛苦苦读书的年轻人，进入社会后取得的经济效益还不如不怎么读书的人多；二是因为读书多年，一朝进入社会，大部分知识内容都会忘记。

    读书有何用？对于这个问题，有个外国网友的回答很有意思：“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吃下了许多的食物，它们中的大多数对我来说已经消失并忘记了，但我确定其中有一部分变成了我的骨血。我想，阅读也是一样的事情。”

    读书学知识，或许不能直接赚到钱，但是之所以要学，不仅我们学，下一代也要学，是因为这些知识是正确的。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生活的世界很大，波澜壮阔、不可名状。

    所以，网红们读不读书真的不重要，“你”读不读书才重要。

（选自“红网”）

材料三：

    “读书无用论”在不少农村贫困地区大有市场。让人惊诧的是，有极个别的农村走出了成百上千名大学生，成为远近闻名的“高考名村”。那么这就引出了一系列问题：“读书无用论”在农村到底有多大的市场？一些村子为何能够如此重视教育？有何经验可供其他地区借鉴？

    这些“高考名村”的村民并非毫无缘由地对教育“情有独钟”。有两点需要引起注意：一是，这些“高考名村”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出过大学生，他们成为“知识改变命运”的鲜活案例，促使后人争相效仿；二是，尽管生活贫穷，但这些地区的村民并没有外出打工，而是过着简单的生活，全力供应孩子读书，并时常向他们灌输“教育改变命运”的思想。

    要想彻底铲除“读书无用论”的土壤，需要教育部门在制度层面上，均衡城乡教育资源的分配。诸如高校自主招生、校长推荐、名校联合招生等教育改革举措，应该向农村考生重点倾斜，从而疏通贫寒子弟向上层流动的通道。

    这些“高考名村”所取得的经验，也在警示我们，要重塑贫困阶层对教育的信仰，既要树立和宣传正面典型人物，也要重点解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

（选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