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路10号

      于德北

今年的夏天对我来说很重要。随着待业天数的不断增加，我愈发相信百无聊赖也是一种合理的生活方式。我母亲给我讲的故事无法诉诸数字，我依旧一天到晚吊儿郎当。所以，我说改变一个人不容易。

那个中午，我从一场棋战中挣脱出来，不免有些乏味。吃饭的时候，我忽然想出这样一种游戏：闲上眼睛在心里描绘自己所要寻找的女孩的模样，然后，把她当做自己的上帝，向她诉说自己的苦闷。这一定很有趣。我激动。名字怎么办？信怎么寄？潇洒地耸耸肩，洋腔洋味地说：“都随便。”

万岁，这游戏！我找了——张白纸，在上边一本正经地写了“雪雪，我的上帝”几个字。这是发向天国的一封信。我颇为动情地向她诉说我的一切，其中包括所谓的爱情经历（实际上是对邻家女儿的单相思），包括待业始末，包括失去双腿双手的痛苦（这是撒谎！）。杭州路10号袁小雪收。有没有杭州路我不知道，也不必知道。我说过，这是游戏，是一封类似乡下爷爷收的信。信寄出去了。我很快便把它忘却。

生活中竟有这么巧的事，巧得让人害怕。几天之后，我正躺在床上看书，突然一阵急切的敲门声把我惊起。我打开门，邮递员的手正好触到我的鼻子上。

“我的信？”我不想念是因为从来没有人给我写信。

“杭州路10号？”我惊坐在沙发上。仿佛有无数只小手在信封里捣鬼，我好半天才把它拆开，字很清丽，一看就是女孩子。信很短：谢谢您信任，向我诉说您的痛苦。我不是上帝，但我理解您，别放弃信念，给生活以时间。您的朋友雪雪。

人都有良心。从这封信可以知道袁小雪是个善良的女孩子，欺骗善良无疑是犯罪。我不回信不能回信不敢回信。这里边有一种崇敬。我认为这件事会过去，只要我再闭口不言。但是，从那封信开始，我每个月初都能收到一封袁小雪的信。信都很短，执著、感人。她还寄两本书给我：《张海迪的故事》、《生活的诗篇》。

我渐渐自醒。袁小雪，你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呀？我渐渐不安。四个月过去了，我无法忍受这种折磨。我决定去看看袁小雪，也算负荆请罪。告诉她我是个小混蛋，不值她这样为我牵肠挂肚。我想知道袁小雪是大姐姐小妹妹还是阿姨老大娘。我必须亲自去，不然的话我不可能再平静地生活。

秋天了，窄窄的小街上黄叶飘零。杭州路10号。我轻轻地叩打这个小院，心中充满少有的神圣和庄严。门开了，老奶奶的一头花发映入我的眼帘。我想：如果可以确定她就是袁小雪，我一定会跪下去叫一声奶奶。

“我，我找袁小雪。“袁？……噢，您就是那个……写信的人？”“是，是他的朋友。”我随着她走过红砖铺的小道直进一间整洁明亮的屋子里，不难看出是书房。“她不在么？”

“……”她转过身去，从书柜里拿出一沓信封款式相同的信，声音蓦然喃喃：“人，死了，已经有两个多月了，这些信，让我每个月寄一封……”

我的血液开始变凉。这是死的征兆。“她？”“骨癌。”她指了指桌子让我看。在一个黑色的木框里镶嵌着一张三寸黑白照片。照片是新的。照片上的人的微笑很健康很慈祥。照片上的人，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爷爷。他叫骆瀚沙。他是著名的病残心理学教授。

就在这间屋子里，我被杀死了。从那里出来，我就是另外一个了。

铁圈

索洛杜布

    一天清晨，一位妇人带着一个4岁的小男孩在郊区的街道上散步。那孩子天真活泼，面色绯红。那妇人年龄不大，穿着考究。她一边幸福地微笑着，一边细心地照看着自己的儿子。孩子正在滚着一个黄色的大铁圈，他穿着短裤，挥动着棍棒欢快地笑着，跟在铁圈后面跑。他把棒子举得高高的，本来没有那种必要，可他就是那么做的。真开心！方才他还没有铁圈，可是现在有了，真叫人高兴！一个双手粗糙、衣服褴褛的老头，身体紧靠栅栏站在十字路口，好让那女人和小孩走过去。①老头用那昏花的两眼凝视着孩子，脸上露出呆痴的笑容。

    “一个富户人家的公子，”老头心里思忖道，“是个好孩子，你看他多么天真可爱，毕竟是阔人家的孩子！”

    当他——这个老头儿——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过的是苦难的日子。即使现在，他虽然不再挨打受饿了，但生活还谈不上美好。在他的孩提时代，他过的是挨打受骂、饥寒交迫的生活。那时，他没有铁圈，也没有其他这类阔少爷的玩具。他整个一生都是在艰辛困苦中度过的。他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事，也没有一件让人高兴的事。

    他咧开没有牙齿的嘴朝那小孩微笑着，心里不禁产生了嫉妒，心想：“这种玩意没有意思。”嫉妒又转而变成了烦恼。于是他回到工作的地方——一家他从幼年起一直工作到现在的工厂。

    那小孩边跑边笑追逐铁圈的情景萦绕在他的脑际，不管机器声多么嘈杂，他都忘不了那个孩子和铁圈，晚上也总梦见他们。

    第二天早晨，他又做起白日梦来。机器隆隆地响，工作机械单调，没有必要过多操心，再说他已干惯了这种活。厂房里的空气充满了灰尘，传送带平稳地运转着，远处各个角落声音嘈杂，光线晦暗。人们像鬼魂一样地走来走去，人的说话声淹没在机器声里。

    这个老头仿佛觉得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小男孩，他的母亲也是一位贵妇人，他也有一个铁圈和滚铁圈的棒子，他也在穿着白裤衩滚着铁圈玩耍。

    天天干着同样的活，做着同样的梦。

    一天晚上下班回家时，老头在街上看见一个从旧木桶上掉下来的又大又脏的铁箍。老头高兴得发抖，昏花的老眼流下了泪水。一种意外的，几乎没有想过的愿望进入了他的心灵。他小心地朝四面张望了一下，然后弯下腰哆哆嗦嗦地捡起那个铁箍，虽然他面带笑容，但还是不大好意思把它拿回家去。

    没人看见他，也没有人问他。这与别人有什么相干？一个小穷老头捡了一个无论对谁都没有用处的旧箍，谁会管呢？可他还是提心吊胆地偷偷把它拿走了。他为什么要捡？为什么要把它拿回家？他自己也说不清。只是由于它像那个小男孩的玩具，所以他才把它带回家来。

    铁箍在老头家破旧的房子里放了几天，闲着没事的时候，他就把它拿出来看看，因为这个肮脏的铁箍对他是个安慰，使那个经常出现在他梦境中的幸福的小男孩，终于变得更加真实了。

    一个晴朗、温暖的早晨，当城里树上的鸟正叫得比往常更加欢快的时候，老头早早起了床，洗漱完毕，便拿着他捡来的铁箍出了城。

    他一路咳嗽，穿过了枝叶茂密的森林。他不明白这些阴暗的树木为何这样寂静，还散发着奇特的香气，那些昆虫也令他惊奇。露水正像童话中描述的那样。那里既没有嘈杂声，也没有灰尘，树林后面是一片柔和、奇妙而暗淡的景色。

    老头折下一根干树枝穿上铁箍。

    他眼前展现出一片明亮寂静的田野，青草叶上的露珠闪闪发光。老头突然用那根树枝做成的木棒滚起铁箍来，铁箍轻松地在田野里滚动，老头跟在后面跑，他笑逐颜开，像那个跟着铁圈跑的小男孩一样，有时也将木棒高高地举过头去。

    他觉得自己仿佛再一次变成了一个有教养的幸福的小孩，并且好像感到母亲慈祥地微笑着跟在后面。

    灰白的胡须在憔悴的脸庞上颤抖着，不住的笑声和咳嗽声同时从他那没有牙齿的嘴里迸发出来。老头喜欢早晨到树林里来滚铁箍，有时他也怕人看见笑话他，一想到这里，他便感到有一种难堪的羞愧；羞愧又进而发展为恐惧，致使双腿开始发软，他一面滚铁圈，一面警惕地看着四周。

    可是没人看见他，也没人听见他。②他尽情地玩够了之后，平安无事地走回城去，嘴角上流露出轻松愉快的笑容。

    由于没出什么事，他太太平平地一连玩了好几天。可是有一天清早他着了凉，好长时间竟卧病不起。③在工厂的医院里，当他在陌生的人们中间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脸上还是堆着宁静的微笑。

    他感到欣慰，因为在他的想象中，自己也曾一度做了小孩，由亲爱的妈妈照看着，在树荫下的青草地上嬉戏笑闹。（有删改）

爱情与逻辑

马克斯·夏尔曼

    我在法律学院读书。我深知，一位贤惠的妻子对于我今后的律师生涯至关重要。我对波莉垂青已久。但她在聪明这点上达不到我的要求，我急需提高她跟我的匹配度。第二天晚上，我便约波莉出来。我们坐在学校的一颗橡树下。我给她开了一门逻辑课。

    “逻辑，”我清了清喉咙说，“我们先来讲‘轻率归纳’。你不会讲法语，我不会讲法语。由此得出结论：明尼苏达大学里谁也不会讲法语。”

    “真的吗？”波莉兴奋地说，“没人会？”

    我憋住一肚子怨气：“波莉，这是谬误。结论下得过早，证据又不足。”

    “接下来一个谬误叫做‘转移论题’。有个男人想来申请工作。老板问他的资历怎样，他回答说家里除了老婆还有6个孩子。老婆是个跛子。孩子们没吃没穿。屋子里床都没有。”

    波莉那桃红色的脸颊上滚下一串泪珠：“啊，太可怜啦。”

    “唉，是太可怜啦，”我应声附和道，“可这不足以为论点呀。那男人对老板关于他资历如何的问题避而不谈，却又想求得老板的同情。他是犯了‘转移论题’的错误，你懂吗？”

     “你手帕带来了吗？”她已泣不成声。

    我将手帕递给了她。“下面，”我压低嗓音说，“我们来讨论‘类比不当’。学生考试时该允许看教科书。毕竟嘛，外科医生在给病人做手术时可以参考X光片；律师为被告辩护期间可以查看辩护书；木匠盖房子的时候则可以对照设计图。那么，学生考试时为什么就不准看教科书呢？”

    “好主意！”她热情洋溢地说。

    “波莉，这论证全错了。医生、律师和木匠并不是在测验他们学到了多少知识，而学生却是在考试。这些情况完全不同，你可别把它们混为一谈啊。”

    “现在讲‘假设非事实’。假如居里夫人没有把一张照相板留在装有沥青铀的抽屉里，那么当今世界还不知镭为何物呢。”

    “对，对”，波莉颔首称是。

    我冷冰冰地说，“这个论证是谬误。也许居里夫人会在晚些时候的某一天发现镭，也许别的什么人会发现它的。你不能以一个不真实的前提作为开端，从而引出任何站得住脚的结论。”

    “下一个谬误是‘违反充足理由律’。有两个人在辩论。甲说：‘我的对手是个臭名昭著的骗子，他的话一句也不可信。’波莉，想想看，错在哪儿？”

    “这是不公平的，”她气愤地说，“人家还没有开口，就被骂成骗子。那人家还有啥机会辩论呢？”

    “正确！”我欣喜若狂地叫了起来，“波莉，我为你感到自豪。”

    我花了这么多时间，总算没白费。我们的关系由逻辑改为浪漫的时候到了。

    “波莉，”我们再次坐在那棵橡树下的时候，我说。

    “亲爱的，”我笑容可掬地说，“我们已经在一块儿呆了五个晚上了。相处得很融洽，显然是情投意合。”

    “轻率归纳。”波莉欢快地说。

    “对不起，你说什么？”我问。

    “轻率归纳。”她重复了一遍。“咱们只碰过五次头，怎么就说是情投意合了呢？”

    这小淘气学得倒挺不错。“亲爱的，碰五次头够多了。你要知道一块糕是好糕，总不必把它吃光吧！”

    “类比不当。”波莉脱口而出，“我不是糕，我是姑娘。”

    我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波莉，我爱你。你对于我是整个世界。我的宝贝，请说一声你跟我。要不，我做人还有什么意思？我会消沉下去，我会饭菜不进，我会变成一个两眼凹陷、步履蹒跚的废物，到处流浪。”

    “转移论题。”波莉说。

    我咬紧牙关，说什么也得保持镇静。

    “嗯，波莉，”我强装笑容地说，“你已经把谬误都学到手了。”

    “这话一点不错。”她说着使劲点了点头。

    “是谁教你的呢，波莉？”

    “你呗。”

    “对啦，你得感激我才是，亲爱的，要是没我，你一辈子也别想晓得这么多谬误。”

    “假设非事实。”她迫不及待地说。

    我抹了抹眉头上的汗水。“波莉，你别这样死心眼儿了。这些不过是课堂上的骗人之术。你可知道，学校里学到的东西与生活是不相干的。”

    “外延扩大。”她顽皮地向我摇着手指。

    我暴跳如雷：“你到底跟不跟我？”

    “不跟。”她回答说。

    “为什么？”我问。

    “今天下午我已答应过佩蒂（波莉的另一个追求者），说我跟他。”

    我气得脚跟也站不稳了，“这骗子！”我尖叫着，“别跟他，波莉。他会撒谎，讲话从不算数。他是个骗子。”

    “违反充足理由律。”波莉说。

    “好吧，”我说，“既然你已成了逻辑学家，那么请问，你跟佩蒂的逻辑原因何在？”

    “他有温度。”

（选自《爱情与逻辑》，有改动）

知事下乡

【法】阿尔丰斯·都德

    知事先生出巡去了。驭者导前，仆从随后，一辆知事衙门的四轮轻车，威风凛凛地，一径奔向那共阿非。因为这一天，是个重要的纪念日，所以知事先生，打扮得分外庄严。你看他身披绣花的礼服，头顶折叠的小冠，裤子两旁，贴着银色的徽带，连着一把嵌螺细柄的指挥刀。在他的膝上，正摊着一个皮面印花的大护书。知事先生端坐四轮车内，面上堆着些愁容，只管向那皮面印花的大护书出神；他一路想，几时他到了那共阿非，见了那里的百姓们，总免不了要有一番漂亮而动听的演说：“诸位先生，诸位同事们……”知事先生，把这两句话，周而复始地，足足念了二十余次，可是总生不出下文。

    四轮车内的空气，热不可当！道上的灰尘，在正午的阳光下，兴奋奔腾地跳舞。道旁的树林，一齐遮着白灰，只听得整千整万的蝉声，遥遥地在那里问答。

    知事先生，正在纳闷的当儿，忽然瞥见了一丛小的槠树林，在山坡的脚下，招展着树枝，好像正笑嘻嘻地欢迎他。

    知事先生，居然中了诱惑了。他一面吩咐仆人们停车；一面从四轮车里，跳了下来，迳自走进那片小的槠树林里。

    树林里，有成群的鸟儿，在头上唱歌；有无数的清泉，在草地上流淌；还有紫堇花，在旁边发香……他们瞧见知事先生，和他一条这样体面的裤子，一个皮面的印花的护书，登时大起恐慌。那鸟儿，一齐停止了歌唱；那泉儿，也不敢再作声了；那紫堇花们，更是急得低着头，向地下乱躲……这些小东西们，自从出世以来，从没有见过一个县知事，在这光景里，大家都私下地互通猜度：这样体面的裤子的主人，究竟是一位什么人物？

    知事先生，对于如此寂静而清凉的树林，头脑清醒不少。他撩起了衣裳，摘下了帽子，在一块草地上，端端正正地坐下，把皮面印花的护书，张开了放在膝上，又向那护书里面，抽出一张四六开的大纸。

    “这竟是一位美术家呀！”那秀眼鸟先开口说。

    “否，否，”接着说的是一只莺鸟，“这那里会是美术家，你不看见他裤子上的徽带吗？照我来看，十之八九，还是一位贵族哩。”

    “也不是美术家，也不是贵族，”一只老黄莺抢着来打断他们俩的辩论，他曾经在那知事衙门的花园里，足足唱了一个春天的歌。“只有我知道，这是一个县知事呀。”

    这时那些细微的语声，不知不觉地渐渐地放纵起来了。

    “这原来是一个县知事！这原来是一个县知事！”

    一会儿，紫堇花发问：“他可含有什么恶意？”

    “一点儿也没有。”那老黄莺儿接着答复。

    于是那些鸟儿们，重新一个个地，去恢复他的唱歌；那些泉儿们，照常在草地上，汩汩地流，那些紫堇花们，也依旧放着胆去发他们的香气……在这喧哗而又恬静的林子间，知事先生，又起了念头，要继续去筹备他的演说了。

    不料还没起头，身旁突然传来了笑声。知事先生侧头看时，只见一只黄绿色的啄木鸟，歇在他的帽子顶上，嬉皮赖脸地，正向着他笑。知事先生，把肩胛一耸，露出不屑睬他的意思，回转头来，想继续去筹划他的演说；哪知道那啄木鸟很不知趣，索性大声地唱将起来。

    知事先生，气嘘嘘地涨红了脸，一面随手做个手势赶开那顽皮的畜生；一面加上些气力，回头来重新干他的本行：“诸位先生，诸位同事们……”

    但是事有不巧，那啄木鸟方面的交涉，才刚结束，一丛小弱的紫堇花们，觑着知事先生思绪缭乱的当儿，也一起翘起了他们的梗儿枝儿，和着一种甜而且软的语气，沙沙地唱起歌来。于是一唱百和，那些泉儿们，登时就在他的脚下，潺潺地奏起一种文雅的音乐；那些秀眼鸟儿，也在他头顶的树枝上，使尽毕生的本领，唱出一阕优美的调子；其余树林周围、上下左右一切的东西，没有一个不是效尤着，全体一致地来阻止知事先生演说的起草。

    知事先生，鼻孔里熏醉了香味；耳朵里充满了歌声；他未始没有意思，想摆脱这些妖媚的蛊惑，可是他办不到了。

    此刻，知事先生正舒舒服服偃仰在草地上，他衣服上华美的装饰已被解去，他正打算把已成的演说，艾艾……艾艾地，从头再述两三回：

    “诸位先生，诸位同事……”

悬赏举报人

    新生废品店的老板李云放出话来，说自己愿出两万块钱感谢当年那个举报他偷窃的人，只要那个人说清楚他那天晚上是怎样行窃的，就可以把这两万块钱拿走。

    有人说，只怕是李老板想钓那小子出来。然后再收拾他一顿吧。在里面待过的人，有几个是省油的灯？

    大家都纷纷点头。

    李云从小就好吃懒做，读书也不认真，经常逃学打架。

    李云初中毕业后，就和社会上的人混到一起去了。他母亲打他，他蹿得比猴子还快；他母亲骂他，他这只耳朵进那只耳朵出，照样白天吃饭睡觉，晚上三更半夜不归。他母亲一边叹气。一边偷偷地抹眼泪。

    李云刚开始和社会上的哥们儿在一起的时候，也没干什么大的坏事情，无非是今天摸一只鸡，明天偷一只狗。随着年龄的增大，他的开销也大了，他感觉钱越来越重要了，于是决定去干一票大的。

    这天白天，李云踩好点后，晚上，他趁着月黑风高，偷偷地出了门。由于是头一次干这样大的事情，李云心里很虚，总感觉身后有一个影子跟着自己，可是回过头来，却又发现没有人。

    偷窃很顺利，李云背着一袋子偷来的贵重物品翻出那户人家的院子后，撒腿就跑。在李云跑的时候，他还是感觉自己身后有一个影子跟着，可是他几次回过头来看，却还是没发现那个影子。

    李云心中很纳闷儿，是不是遇见鬼了？

    李云一口气跑到后山的破庙里，藏好东西后，正准备回家睡觉，不料几个黑影冲了进来，不由分说就把他扭了起来。愣过神的李云一看，是警察！

    真是怪了，警察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了呢？李云的双手被戴上冰冷的手铐的时候，他没有忘记问上一句，你们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了？一个警察冷冰冰地说，有人举报了。李云被劳动教养了两年。在劳教所里，李云结识了一个朋友，那个朋友是因为销赃而被关了一年，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李云从他那儿学到了很多收废品方面的知识。李云出来后，就踩着三轮车收起了废品，然后送到那个朋友那里。

    通过一年的努力，李云有了一点儿积蓄，自己也开了一个废品回收店。没几年，李云就盖起了房子，娶了媳妇儿，媳妇儿又给他生了一个大胖儿子。

    有了钱后。李云想找到当年那个举报他的人。李云对那些心存疑虑的人说，我是真的很感激那个人，没有那个人使我悬崖勒马，就没有我李云的今天。

    过了好多天，没有一个人来领这两万块钱。报社的记者知道了这个消息后，对李云进行了一次专访，写成了一则纪实新闻上了报纸。不料这则新闻没有帮李云找来举报他的人，反而给他的回收店做了一次免费的广告，给他的人品做了一次很好的宣传，很多人都往这儿送废品，好多单位打电话来让他过去收废品。

    李云的生意越做越大。后来开了一家废品回收公司。摩托车也换成了小汽车。李云于是把奖金提高到了五万块钱。

    许多人又在一起议论这事，有的人说，这小子脑子太精了，真是一石几鸟啊！既做了广告，也挽回了自己的名声，还有可能找出仇人来。

    大家又都纷纷点头。

    但是那个人好像从人间蒸发掉了一样。

    这年，李云的母亲病重。她把李云叫到了床边说，你帮我送五万块钱到劳教所里，让他们发给那些表现好的即将释放的孩子，让他们也像你一样，有点儿本钱自己去赚一碗饭吃。

    李云惊讶地说，为什么要送给他们钱？

    李云的母亲说，孩子，是劳教所的警察们让你重新做了人，你应该感谢他们，更应该帮助一下像你一样一时糊涂做了错事的人，鼓励他们早日出来，早日能自立生活。况且20年前那个举报你的人就是我，我有权支配这五万块钱。你不知道吧，我当时看不住你，就几乎天天晚上跟着你；管不好你，我就决定让政府来管教你。儿子，我害得你关了两年，你不会怪我吧？

    泪流满面的李云说，娘啊！我怎么会怪您呢？

    我这下就放心了。李云的母亲说完就闭上了双眼。

    李云朝着母亲的遗体“砰砰”地磕起了响头，直磕得额头鲜血直流。

    不久，市报就登出了一条消息：新生废品回收公司总经理李云向市劳教所捐资10万元，用来奖励那些表现出色的劳教释放人员。李云还表示，他将呼吁社会上的有识之士，成立“新生基金会”，他每年向基金会捐资五万元……

与白马在一起的夏天

威廉·萨洛扬

    凌晨4点，整个村庄都在沉睡中。突然，一阵轻敲窗户的声音惊醒了我。“阿兰姆。”一个声音在窗外轻轻叫唤道。

    是我的堂兄穆拉德！我从床上一跃而起，迅速打开窗户。

    我简直无法相信我看到的一切。虽然还不是早上，但因为是夏天，黎明前的亮光足以让我知道我不是在做梦。我13岁的堂兄穆拉德正骑在一匹漂亮的白马上。

我把头伸出窗外，揉揉眼睛。“你没看错，”穆拉德用亚美尼亚语说道，“是一匹马，你没有在做梦。如果你想骑的话，就快点出来。”

    我知道穆拉德是所有同龄人中行为最疯狂的一个，但是我仍然无法相信眼前的事实。

    我最早的记忆就是关于马的记忆，我的第一个愿望就是骑马。但我们很穷，就是因为穷，我无法相信我所看到的。我们没有钱，我们整个部落都处于贫困之中。每个家庭的钱都只能勉强维持一日三餐。然而，我们很诚实，我们因为诚实而闻名。因为诚实，我们甚至相信我们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我们以诚实为荣，而且我们是非分明。我们不会利用任何人，更别说去偷别人的东西。

    我知道穆拉德家没有马，他本人更不可能有钱买马。这匹马一定是他偷来的。可是我拒绝相信他偷了这匹马。我们部落的人不可能是贼。

    我盯着我的堂兄和他胯下的马。“穆拉德，你从哪里偷来的马？”我问道。

    穆拉德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以平静的语气说道：“从窗户跳出来，如果你想骑马的话。”

    看来我的猜测是真的了。

这匹马是他偷来的。然而我对马太痴迷了，在我看来，偷一匹马来骑跟偷别的东西（比如偷钱）似乎是不一样的，也许这根本不算偷。

    我迅速穿好衣服，然后从窗户跳到了院子里。穆拉德轻轻下马，把我扶到了马背上。在我们的房子后面是田野、果园、灌溉沟渠、乡间公路。几分钟后，我们来到了乡间公路。空气无比清新，骑在马背上奔跑的感觉真是爽极了。穆拉德不由自主地唱起了歌。在这里，在这个时候是不可能有人发现我们的。

    “阿兰姆，坐稳了。”穆拉德提醒我。然后，他双腿用力一蹬马的肚子，喊道：“驾！”白马后腿站立，前脚扬起，长嘶一声，然后像一支离弦的箭一样蹿了出去。马穿过田野，跨过灌溉沟渠，向乡间公路跑去……我们跑了一圈又一圈，马和人都大汗淋漓。

    太阳就要升起来了。“我们得回去了。要不大家都起床了，我们的秘密就藏不住了。”穆拉德说道。

    “我们把它藏在哪里？”我问道。“我知道一个地方。”穆拉德答道。

    大约十分钟后，我们悄悄地牵着马走进了一个废弃的谷仓。谷仓的地上有一些燕麦和干草。

    那天下午，我正在穆拉德家玩，一个叫约翰·拜伦的农民来穆拉德家做客。约翰·拜伦的家在另外一个村庄。“我丢失了一匹马，一个月了还没见它回来。”约翰·拜伦对我的伯父、穆拉德的父亲扎拉布说。

    “你知道，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很多亚美尼亚人失去了自己的家园，我们的部落被迫迁徙到这里。你只是丢了一匹马，不要在意。”扎拉布伯父大声说道。

    “可是这匹马花了我60美元啊！”约翰·拜伦回应道。他们接下来说了什么，我不知道，我已经跑出去找穆拉德。

    穆拉德正在一棵桃树下救治一只受伤的小乌。“你居然已经私藏了那匹马一个月！”我盯着他说道。

    穆拉德没有看我，只是专心地给小鸟受伤的翅膀涂药。

    “干脆，我们把马留下来一年时间吧。”说完，我热切地看着穆拉德。

    “我知道你需要一年时间才能学会骑马，但我们不能留它这么长时间。”穆拉德头也不抬地回答我。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把马还回去？”

    “最多六个月。”说完，穆拉德站起来，用力把小鸟抛向天空。小鸟努力拍打着翅膀，几乎要掉下来，但最终，它还是飞走了，而且越飞越高，越飞越稳。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穆拉德每天凌晨都来接我出去骑马。我们在田野旁的公路上尽情地驰骋。太阳升起来之前，我们就把马牵回那个废弃的谷仓。那是一段多么快乐的日子啊！

    可是这一天还是来临了。那天早上，我们在牵马回去的路上碰到了正赶往镇上的约翰·拜伦。他盯着白马问道：“孩子，你这匹马叫什么名字？”

    “小心肝。”穆拉德答道。

    “我可以看看它吗？”约翰·拜伦问。

    “当然可以。”穆拉德说。

    在仔细查看了几分钟后，约翰·拜伦说：“如果你们部落不是享有诚实的美誉，我几乎就认为这匹马是我丢失的那匹马。嗯，也许它跟我的马是双胞胎。”说完，他转身就离开了。

    我看着穆拉德，穆拉德没有说话，只是平静地把马牵回了旧谷仓。

    三天后，约翰·拜伦又来到了穆拉德家。

    “我的马回来了！而且，它比以前更强壮了！”他高兴地说道。

（摘自《现代青年》 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