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埃德加•斯诺

我于1913年入师范学校，1918年毕业。

在师范学校读书的几年，我一共用了160元——连所有学费在内。在这个数目里面，一定有1/3是用在报纸上面的，因为经常订阅，书报费每月约需一元，此外我还时常向报摊购买书籍和杂志。父亲责备我说是浪费，他说这是在废纸上花钱。不过我已经养成了读报的习惯，而且从1911年到1927年，当我和中国最初的红军中坚分子爬上井冈山时，我从未停止阅读北平、上海和湖南的日报。

是夏，我决定到北京去。当时，许多湖南学生都计划到法国去工读。我帮助他们实现这种计划。不过，虽然我帮助他们实现这个计划，并且他们受新民学会的帮助，但我本人并没有到欧洲去。我认为我对于本国还未能充分了解，而且我以为中国可以更有益地花去我的时间……

我是向朋友借钱去北平的，所以一到就得找事。那时湖南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杨昌济在北京大学做教授，我就去求他帮助我找事。他将我介绍给北大的图书馆长，这人就是李大钊。李大钊给我工作做，叫我做图书馆佐理员，薪俸每月8块大洋。

我的职位如此之低，以致人们都不屑和我来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不过这般人大半都不把我放在眼里。这许多人名之中，我认为有几个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袖，是我十分敬仰的人。想和他们讨论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过他们都是极忙的人，没有时间来倾听一个南边口音的图书馆佐理员所讲的话。

但是，我并不因此而丧气，我仍然参加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想借此能听大学里的课程。不过当时我还彷徨，还在“找出路”。我读了几本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和一个常来看我的北大学生时时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可能性。

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

1919年初，我到上海去，和准备赴法的学生一起。我又只有到天津的车票，也不知道怎样可以走下去。不过，中国有句老话，“天无绝人之路”，一位同学借了10元钱给我，使我能买票到浦口。旅途中，我在曲阜下车，访孔子墓。我去看了孔子和门徒濯足的溪水、圣人幼时所居的小村。我看见孔子所植的树。我又访问颜回的住处和孟子生地。在旅途中，我还登游过泰山。

不过，当我到达浦口时，钱用光了，而且车票也没有。没人有钱借给我，不知道怎样才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不过最倒霉的就是一个贼偷去了我仅有的一双鞋子！可是，我的运气非常好。在车站外面，我碰到了一个湖南的老友，他借给我足够买一双鞋子和到上海车票的钱。到了上海后，我知道有了大笔款子帮助学生留法，并且可以资助我回湖南。

回长沙以后，我就在政治上做更直接的活动了。自五四运动以来，我的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学生政治活动上，我是湖南学生报纸《湘江评论》的编者，这个报纸对于湖南的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在长沙，我帮助成立文化书社，这是一个研究新文化和政治趋向的团体，这个社和新民学会都激烈反对当时的湖南都督张敬尧。新民学会更是厉害，领导了一次学生大罢课来反对张，要求将他撤换，同时派遣代表到北平和西南去，去煽动反对张敬尧。当时孙中山在西南活动，张为报复起见，就禁止《湘江评论》出版。

这件事过后，我代表新民学会到北平去，并在那里组织了一个反军阀的运动，新民学会将反张的斗争扩大而为普遍反军阀的运动了。在北平我做了一个新闻社的社长，来推动反军阀工作，在湖南，这个运动得到了相当的成功。张敬尧被谭延阉打倒，并在湖南成立了一个新政府。

1919年，我第二次到上海，在那里我又一度的碰到陈独秀。我和他第一次相见是在北京，当我在北大的时候，他给我的影响也许比那里任何人所给我的都大。那时我也见过胡适，访问他，要他援助湖南的学生斗争。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我们的计划，组织一个湖南建设协会。过后我回长沙，开始组织这个协会。我在那里得到一个教员的位置，同时继续我在新民学会里的活动，那时协会有回湖南“独立”的计划。

1920年冬，我将工人第一次政治地组织起来，并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苏联革命史的影响下，领导他们。我第二次到北平时，我读了许多关于苏联的事情，同时热烈地寻找当时中国所能见到的一点儿共产主义书籍。三本书特别深印在我的脑子里，并且建立了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它是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此后丝毫没有过动摇。这几本书是：<共产党宣言》，第一本以中文印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1920年夏，我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自此以后，我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摘编自埃德加•斯诺的《毛泽东自传》）

相关链接：①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五年制的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后第四师范合并到第一师范，他被编入第八班。湖南师范第一学校，创建于1903年，前身是湖南师范馆，最初是南宋著名理学家张拭创办的城南书院，与朱熹讲学的岳麓书院比肩。学校的教育思想先进，聘请了一大批学识渊博的教师任教。与毛泽东几乎同时的一批进步青年有蔡和森、何叔衡、李维汉和陈章甫等，当时的湖南第一师范堪称是“新青年”的摇篮。（摘编自<毛泽东传》）

②张敬尧（1881～1933），当时的军阀，1918年3月率北洋军进入湖南，任督军：他驻湘期间，曾纵兵抢劫，滥发纸币，盗押矿产，强种鸦片，钳制舆论，勒索军饷和伪造选举等等。湖南人民当时即有“张毒不除，湖南无望”的呼吁。1920年，张在一片声讨声中逃离湖南。同年7月9日，毛泽东在给胡适的信中兴奋地说：“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摘编自“百度”）

深情

徐建英

    我出生的鄂南地区，山高林密，各类野兽世代扎驻在深山之中，紧挨山边的庄稼跟着常遭罪，各村成立的护农小组中，父亲年轻时候就是其中的一位铳手。《枪支管理法》实施后，父亲的那杆双管猎枪被公安机关列入收缴之列，到父亲重新持证换上单管猎枪时，山下的庄稼人开始一茬茬往城里卷，山上的野兽下山无食可觅，也很少再来作孽，而父亲此时的年岁也大了。

    庄稼少后，荒地多了，从前热闹的围猎随着护农小组成员一样相继老去。父亲平日里侍弄完屋檐外廊墙角的几丘菜地，余下来的时间，还是喜欢一个人柱着那支老式的单管猎枪上山转悠。只是年岁大后，从前健步杠在肩上的猎枪，如今经被他柱在脚下，成了一支看起来很滑稽的拐棍。而他总是习惯说：“转转吧，习惯了咱湖村的山，转转也好。”特别是雪落的冬季，父亲每隔两日，必定在清早进山一趟。

    就是这样的一个冬季，父亲遇上了那个人。

    那个人，父亲时常在我们湖村周边碰到。笼着雾罩泊着小筏的湖边，袅袅升腾着炊烟的早晨，更多的时候，父亲会在密匝匝被夕阳涂得金灿灿的林子里遇到他，那些橡树，槲树，青杉，松柏什么的，平日里庄户人家司空见惯的树们，在那个人眼里像似镀过金的宝贝。有时他弓着腰，有时会曲膝半蹲着地，伴随着那个人手中的玩意儿“咔嚓”“咔嚓”的灯光闪过，有时还会哗啦啦一下跪在地下，样子庄严肃穆，像似要完成一件很重要的庆礼。再看那个人时，父亲就常常忍不着多瞅几眼，更多时会瞅他背上封得严严实实的洋玩意儿。

    那年冬季的雪很大，母亲的阻止没能如愿，反而加速了父亲进山的频率——隔日一趟转成了一日一趟。

    那天一大早父亲又柱他那杆老猎枪，鬼鬼祟祟地瞒着母亲从菜窖里拎出一条棉布小袋，踏着积雪穿过村口，走上了村后被雪落镶白过的南拢凹。那被大雪厚厚覆盖的山路上，一行脚印直向镶白的树林子，一股啸冷的雪风在父亲错愕的神情里吹动树条子上缀满的冰挂。

    顺着那行脚印，父亲很意外地在南拢凹岔路上碰到了那个人。他立在路边，像似在等着什么，背裹里封得严严实实的洋玩意儿缀上了一层薄雪。迎着父亲错愕的目光，他对着父亲笑笑算是招呼，然后跟在父亲身后，也上了山。

    父亲柱着猎枪的步子在前方停了下来，他紧了紧手中的棉布袋子，看着同时停下来的那个人，折返身向另一座山头走去。那个人在原地仅停了一下，也折转身子跟向父亲身后。

    父亲再次停下来，看着那个人，柱着的猎枪在雪地上不满地跺了跺，一动不动地立在雪地上望向那个人。那个人在父亲的目视下，后退了几步，复又走上前，父亲的猎枪再次在雪地上跺了跺，一动不动地望着他。那个人停在原地半响，才背着包一步一回地绕向另一个山头。父亲站在雪地中，直见那个人在林子里只剩下一个小黑点时，才折转身向南拢凹的深山走去。

    父亲在响午时柱着猎枪空着手走进家门，棉布袋中装着几粒不知名的树木坚果，他边拍打着肩上的残雪，边絮絮叨叨地唠着那个人的不是，唠那个人扰了他的好事。母亲见此很不满地在一旁接口：“就是没人惊扰你，你平素不也照样是空手回家的。”而父亲听罢，嘻嘻哈哈地笑了起来。对此，我们再一次把父亲所有的举动归辔于他老小孩的心理在作梗。

    这件事不久我返城找到了新的工作，应新同事约，我陪他参加一个摄影大赛的颁奖会。

    在获奖作品展厅中的一角，一幅叫《深情》作品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雪地里半蹲半跪着一位老人，老人的模样慈眉善眼，在他的手伸前的地方，是一只灰色的野兔，看到老人，灰兔眼神像极了委曲的孩子，挣扎着向老人身边挪近，一旁的雪地上，一只棉布小口袋散在雪地上，几只鲜红的萝卜露出袋口在雪地中格外醒目。远处一棵枫树，被积雪压弯的树桠下，隐隐有支陈旧的单管猎枪在雪风中飘。

（选自《小小说选刊》，有删改）

流光似水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圣诞节一到，孩子们又提出了买一条手划艇的要求。

    “行，”爸爸说，“等咱们回到卡塔赫就买。”

    但九岁的托托和七岁的乔尔比父母想象的执拗得多。

    “不，”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现在就要，在这儿就要。”

    “可是，”妈妈开口了，“要想在这儿航海，你们只能打开浴室喷头放水了。”

    她和丈夫的话都没有错。他们在西印度卡塔吉娜的家有个带海湾船坞的院子，还有一个可容两艘大游艇的棚舍。而在马德里，他们全家挤在卡斯特拉纳街47号的五楼公寓里。可是他俩曾经答应孩子们，如果他们得了全班第一，就送他们一艘有六分仪和罗盘针的划艇，孩子们做到了。于是爸爸把这些都买来，那是一艘漂亮的铝艇，吃水线有一道金色条纹。

    “小艇在车库里。”午饭时爸爸说，“问题是车库也没多大地方了，而且没法拿上来，走电梯或者楼梯都不行。

    可是第二个礼拜六下午，孩子们请同学帮忙把小艇搬上楼梯，好不容易才搬到女佣房。

    爸爸说：“恭喜！现在呢？”

    男孩子们说：“没怎么样啊，我们只是要把小艇在房间里，現在已经放进来啦。”

    又一个礼拜三。爸爸妈妈照例看电影去了。孩子们成了家里的大王兼主子，他们关上门窗，打破客厅里一个亮着的灯泡。一股清凉如水的金光流泻出来，他们任由它流到近三尺深；于是关掉电门，拿出划艇，就在屋内的小岛之间随意航行。

    这次神奇的冒险是我参加一期家用品诗歌研讨会，说了几句玩笑话的结果。托托问我为什么一碰开关灯就会亮，我没有勇气多思考。“光就像水，你一扭开龙头，它就出来了。”我说。

    于是他们每礼拜三晚上继续行船，学习使用六分仪和罗盘针，等他们的父母看完电影回家，总发现他们在干干的陆地睡得像天使。几个月后，他们渴望走更远，就要求全套的潜水裝，包括面具鳍状肢、氧气和压缩空气枪。

    父亲说：“你们把一艘不能用的划艇放在女佣房间已经够糟了。现在你们还要潜水装备，岂不更糟糕。”

    “如果我们第一学期赢得金栀子花奖呢？”乔尔说。

    他们的母亲惶然说，“不，已经够了。”

    他们的父亲责备她太强硬。

    她说，“这两个孩子该尽本分的时候，连根钉子都赢不到。可是为了得到他们要的东西，他们什么奖都拿得到，连老师的职位都能抢到手。”

    最后父母既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可是到七月，托托和乔尔各获得一个“金栀子花奖”，且获得校长公开表扬。那天下午，他们没有再开口，就在卧室里发现两套未拆封的潜水用具。于是下一个礼拜三 ， 他们的父母在电影院观赏《巴黎最后探戈》的时候，他们把公寓注满了深远两寻（约十二尺）的金光，像温驯的鲨鱼在床铺等家具底下潜游，从光流底部打捞出不少几年来迷失在黑暗里的东西。

    在年终颁奖大会上，两兄弟被赞誉为全校典范，获颁杰出奖状。这次他们用不着开口，父母主动问他们要什么。他们非常讲理，只要求在家个开宴会招待同班同学。

    下一个礼拜三 ， 他们的父母正在观赏《阿尔及尔战役》时，卡斯特拉纳街的行人都看见一道光瀑从一幢树影掩映的旧楼流泻下来，溢出阳台，一股一股沿着房屋正面倾注而下，呈金色洪流急奔下大道，一路照亮了市区，直亮到瓜达拉巴。

    救火队为应付这个紧急状况，撞开五楼的门，发现公寓满是金光，一直淹到天花板。豹皮沙发和安乐椅在吧台流出的酒瓶和大钢琴间高高低低漂浮着，钢琴上的马尼拉罩巾载浮载沉，像一条金黄色的软骨鱼不停地扇动。家用品诗意盎然，自己长了翅膀在厨房的天空飞翔。孩子们跳舞用的军乐队乐器，在母亲水族箱里游出来的彩色鱼儿间漂来漂去，那些鱼是浩瀚的金光沼泽里惟一活生生而且快快乐乐的动物。

    大厅那一头，托托戴着潜水面具和仅够抵达港口的氧气，坐在船尾，随浪潮摆动，手握紧双桨，正在找灯塔；乔尔浮在船头，还在用六分仪寻找北极星；满屋子漂浮的是他们的三十七个同学，有的正在窥视天竺葵盆栽，有的正在唱改了歌词来嘲弄校长的校歌，有的正从爸爸的酒瓶偷喝一杯白兰地酒，就这样化为永恒。他们同时扭开太多灯，公寓泛滥成灾，医院传教士圣茱丽安纪念小学的整整两个班学生遂淹死在卡斯特拉街47号五楼——在西班牙的马德里，一个夏天像火烧、冬风冷如冰、没有海洋也没有河流、内陆根性的居民永远学不会光海航行术的遥远城市。

过尽行人君不来

——梅岭古道随想

王威廉

    ①这世间已有太多的路，但只有极少数的道路，才能借助历史的机缘，在蒙蒙的时间尘埃里脱颖而出，被永恒铭记。

    ②我是站在梅岭古道的关隘处，想到这些的。两侧逼仄的山崖，逼人警觉，仰视，仿佛山石随时塌陷。向山脊南北眺望，是望不到边际的葱绿。梅岭古道山体上那些被墨绿色苔藓遮盖的斧凿痕迹依然鲜明，没有炸药的年代，面对顽石，人们只能以硬碰硬，山间全是叮叮当当的巨大回音，虎口震裂，石屑飞溅，才有了一道道或深或浅的刻痕，那样的艰辛，无法想象。我伸开双臂丈量，怀疑最宽处都不足五米，上上下下的石阶被上千年的踩踏，已经不成形状，我要不断低头看路，小心着脚下的石头。而路边的荒草，在风中摇摆着，显得更加茂盛，不可一世。

    ③这条路纵使早已废弃，却绝不会被遗忘。这条路就是那种从时间的尘埃里脱颖而出的道路。离古道向南再继续走一阵，就到了珠玑巷，据说那是北人南迁而来的第一站，正是从那里开始，一批批中原人扎进了岭南的密林，一直走到东亚大陆的尽头……

    ④这条路最让人怀念的，却不是它的地理意义，它和人类的其他事物一样，所能彪炳千秋的，依然是沉淀下来的文化风采。在这条道路上，数不清的杰出人物留下了他们的诗篇，赞美这儿绚烂的梅花。是的，若遇上对的时节，这里的梅花开得格外艳丽，尤其站在关隘高处向下望去，是一片灿烂热烈的花海。这样绝美的风景，怎能不引发诗心的吟唱？不过，只要读过古人的诗篇就会明白，这条道路打动他们的更本质的原因，是他们在这里感悟到了人生的道路。

    ⑤“鹤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合抱手亲栽。问翁大庾岭上住，曾见南迁几个回？”苏轼走上梅岭写的《赠岭上老人》格外打动我。秘密就在此：“曾见南迁几个回？”越过五岭，穿过梅关，在古代是一种流放，一种罪刑，此地虽有梅花千顷，此身却是戴罪之躯。理想就如这梅花般娇艳，可是该如何去实现呢？也许这一去就是一生，就是无法抵抗的微躯消亡，就是无法忍受的信念熄灭。古道梅关，是一道无形的界限，来和去，进与出，每一遭，都是一场命运的浮沉，无所适从的渺小个人，怎能不深深喟叹呢？

    ⑥人的命运，永远被某种更大的情势所裹挟。古道如人，像梅岭这样重要的道路，自然无法逃脱。文天祥的《南安军》一诗，读来至今让我觉得荡气回肠：“梅花南北路，风雨湿征衣。出岭同谁出？归乡如不归！山河千古在，城郭一时非。饿死真吾志，梦中行采薇。”写这首诗时的文天祥，已经被元军俘虏了，向北方押解走过梅岭，他的心碎裂了，红梅如血，白梅如尸布。岭南那原本的流放之地现在成了大宋的最后根据地，如今根据地也没了，山河彻底易主，向南向北的含义截然相反了。东坡向北路过梅岭，那是梦寐以求的还乡之旅，而文天祥的北上，却是“归乡如不归”的惨烈。国已倾覆，何来家园？对比同时期的胜利者，他们的心境是轻松明快的，率军南下灭宋的元主将伯颜，在走过梅岭时写了《度梅关》一诗：“马首经从梅岭归，王师到处即平夷。担头不带关南物，只插梅花一两枝。”伯颜是那么巧妙地写出了征服者的真正傲慢，看似不经意地在行囊上只插了一两枝梅花，却是一种更强大的宣告：不是不带走你们南关的物产，而是天下都是我们的了，用不着了！

    ⑦如今，我的微躯站在隘口，被苍老的风吹着，我真切意识到时间的诡异，一切都烟消云散了，只有地球上的这个地址还没有变，虽然也是暂时的，但这是唯一可以确信的事物了。因为石头的“暂时”，要长过无数人的生命。我只欣赏东坡先生的道风仙骨。只要能超越眼前的这一切，就能看到没有不变的中心与边缘。今日岭南无疑已成中心之一，五岭的山壑也被科技的发展轻松逾越，今天要是说句“曾见南迁几个回”，恐怕有点儿戏谑和玩笑的含义了，我便是其中的一员，过五岭迄今已经十五年。来岭南不再是流放，而是相反——寻梦。那么，东坡写梅岭的诗，今天还能打动我吗？我相信东坡就是东坡，他总有在千百年之后依然直击人心的本领。

    ⑧这一次，东坡先生终于遇赦北回了。他往北走，往回走，不急不缓，终于，又到了梅岭，不管心境还是思绪与以往全然不同。他又赋诗一首《赠岭上梅》：“梅花开尽杂花开，过尽行人君不来。不趁青梅尝煮酒，要看细雨熟黄梅。”我们看到的已经是一个成熟审慎的东坡，他也许是带着些许希望的欢悦的，但这欢悦已经被流放的生活化成了一种内心的笃定与超然。君虽然还没来，我却没有格外的焦急，我有的是旷达的耐心，哪怕青梅变成了黄梅，我却觉得那更美。只因为，我已经不再是一颗酸涩的青梅。

    ⑨同行者都返回了，我一个人走下梅关的另一侧，坐在一处石台上，享受一会儿天地间的孤独。附近只有一家小店，我要了一杯褐黄色的土茶，慢慢喝着，满口苦涩，心中竟然充满了“过尽行人君不来”的感慨。我没有在这里约过、错过什么人，但依然渴望遇见什么，也许遇见的就是这一番历史的感慨吧，归根结底，渴望遇见，这是生而为人的那一份固有的期盼之心。正是这份期盼之心，让我们在道路上启程、停歇并最终抵达。

（取材于《散文》2016年第5期）

文本一：

算细账

乔叶

叔叔仍是隔三岔五地打来电话，主题永远是盖老房，核心永远是算细账。前些时候的重点是结构设计。因只有三间宽的地皮，老宅就成了细长的一块。叔叔说他找了好几拨人商量方案，共同的结论是：房子必须换个朝向，就是面对着路，坐东朝西。这样的话长就变成了宽，咱房的格式就大不一样啦。盖三层没必要，上头早就放出了话，两层以上的都不包赔。那就只需盖两层。整块地皮差不多三十米长九米来宽，留出楼梯，每层能盖出八间来，也就是二百七十个平方。上下共十六间，是五百多个平方。

听得我一个头两个大，我说，叔叔你做主，你都做主。

方案敲定后便是施工。叔叔说如今盖房有两种方式：包工包料和包工不包料。我说包工包料省事，被他否决，说，青萍，这是房子呢，哪能光图省事，不得虑虑成本？等到盖妥当了，上头要是几年不拆迁，那不得虑虑出租？就不能盖得太差。包工包料就是全托给人家，你知道他从哪给你进的水泥钢筋？用多少标号？啥价？还是咱们自己进料，光包工给他们就中。分分钱花光家当，蒙蒙雨打湿衣裳。这些都不能不细算。

无论他怎么谋划，我自然都是完全同意。下一阶段又商量定什么档次的建材。有高中低三档。他说高档的话最好是自住，咱这情况肯定不是自住，那就犯不上用高档。一来包赔时也是按面积的，不按用料的贵贱，高档也是白高档，折不出钱来。二来若是不拆迁就得出租，租户也不会因这多给价，里算外算都不合算。用低档建材虽然看着省钱，那盖出来却不好租的，只能单等拆迁，若是几年里拆不了——这情况还真不少见，咱村的情况确也难说——也还是得去出租，可这种房子即便有人租，咱也得担着风险，一旦有啥差池不是耍的。来回忖度，唯有中档最合适，花钱虽比低档多了些，却能落个踏实。尤其咱这地块紧临街，如今很多快递公司和物流都往咱村这边投靠，租的话咱这房可是一点儿不愁，一年进项个三五万不在话下。

再接下来便是定哪个村的工程队，工价多少，怎么付款，从哪里进砖，哪里进水泥，什么渠道定预制板，种种繁杂事宜，使得我前听后忘，难以备述。我几乎从不敢主动不提头儿问他什么。你一条语音发过去，他能有一堆语音发过来。简直就是请神容易送神难，不好招架。我能尽力做到的便是及时接听并反馈，同时贡献出一副好态度，嗯嗯嗯地应，是是是地答，且备有充足的表情包点赞，夸好，666，疯狂鼓掌，献花，你真棒。

今天的微信电话里，叔叔已经开始谈及出租，畅想着是租作旅馆还是餐馆，我诧异问，谁来住？谁来吃？叔叔笃定道，青萍，这你就别操心了，有的是家儿。东半拉不是成学校了嘛，咱这也是学区房。你可不知道学区房的生意有多好做。

这口口声声的“学区房”让我忍不住笑起来。他反应还挺敏感，问，你笑啥，我说得不对？学校进了学生，家长来看孩子不住店？还有……我都打听得清清儿的。

餐馆呢？谁来吃？

那更是大有人在。你可不知道城里人都多好吃农家乐。

咱这还能叫农家乐？

咋不能叫？那些比咱还靠市里的郊区村开了多少农家乐，咱这要开农家乐，不比他们货真价实？他不耐烦道，这些都是后话，先把房子盖出来再说。

挂断后看看时间，便给坤打了微信电话聊了一会儿。他问这房子一盖一拆能落多少钱，我说按照西半拉的行情，应该能挣个大几十万。他笑道，好吧，也算是一笔钱，不枉叔叔和你费这些心思。我说其实也不只是钱的问题，还有面子问题。

什么面子问题？

人家都翻盖了咱们不翻盖，就没面子。人家都知道能挣拆迁款咱们不去挣，就没面子。

咱们都不在老家，管他们咋看呢。

叔叔在老家啊，碍着他的面子了。你能说叔叔跟咱没关系？

有有有，哪能没有呢。坤在那边笑道，不过亲爱的姐姐我求求你，这事儿你不用每一步都跟我说，真的，全权做主就行。

叔叔说你是正经房主，必须得让你知道。

唉，你不也是吗？

我笑。我这傻弟弟。在叔叔眼里肯定不是我的。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哪有我做主的份儿。

将来这房子有了拆迁款，也没你的份儿？

嗯，按老家规矩肯定没我的份儿。没事儿，我不介意。

我介意。坤说。沉默片刻又道，姐，我做主，如果将来真有拆迁款，咱俩必须一人一半，你必须要。

好啊，天大的便宜干吗不要，谢谢老弟。我笑道。

谢啥啊谢，不许说谢。那是你该得的。

一边笑着，收线后，泪水还是很没出息地掉下来。虽然对未来的那笔拆迁款确实不介意，可听坤这么说，不知怎么的，我也确实抑制不住难过，莫名难过。

（摘编自2022年乔叶《宝水》）

文本二：

《宝水》的故事构思和叙事策略，体现的是现实主义家族里的新生代风采。在凸显人物与故事的非凡一面与描摹它们的素朴常态中，《宝水》偏向于描摹素朴常态。在编织故事情节和营造情境氛围中，《宝水》侧重于营造情境氛围。在勾勒历史变迁与刻画当下社会风貌中，《宝水》选择了更多更琐细的当下社会风貌刻画。这种收缩了视野、拉近了焦距、削弱了情节的波折跌宕和人物形象的独特性及复杂性，同时，却加大了静态微观视角下故事情境的渲染力度、描写密度和内容占比的现实主义手法，或可称为“情境现实主义”。

（摘编自李林荣《乡土文学的新开掘和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