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里的老师

    他是我分管的病人当中比较坚强的一位。他不像有的癌症患者，以绝望、恐惧的态度对待疾病。他一直坚持自学大学课程。他叫阿明，某师范大学二年级学生。

    在阿明的隔壁病房，住着一个7岁的小男孩冬冬。不做治疗时，阿明常去给冬冬讲故事，辅导作业，有时还教几个外语单词。阿明成了冬冬的编外老师。

    一天上午，推开病房的门，阿明正在教冬冬写毛笔字，一笔一画，一撇一捺，那么认真，那么从容。阳光从窗外照进来，仿佛一道光环笼罩着他们。生命被抛至如此绝境，他们却用自己的方式顽强地抗拒着，不向命运低头。

    没过多久，冬冬死了，弥留时，冬冬拉着阿明的手说：“我要上学。”

    一连几天，阿明没再走出病房，只是闷着看书。有一天，他请求我10点以后为他亮一小时的灯。他说：“我要用剩下的时间学完全部课程，即使到了天堂，我也要当一名教师，去教像冬冬那样不幸夭折的没有机会上学的孩子。”我被他深深地打动了，含着泪花破例答应了他的请求。

    每晚到了10点，病房统一熄灯后，只有阿明的房间灯还亮着。那闪烁的灯光像一面旗帜在向人们昭示：生命也许很脆弱，但生命又真的很顽强。

    三个月后，阿明死了，死得很安详。

    每当夜深人静，仰望天空，穿过薄雾般的月光，我仿佛听到了琅琅的读书声。那儿有阿明，有冬冬，还有一群天使般的孩子……

童年________

    我的童年是五彩缤纷的，流淌着纯真和甜美，总会使人产生难以忘怀的回忆。

    记得在我5岁的时候，一个春光明媚的星期天，我正在房间里自由自在地玩耍着……忽然，从大厅传来一阵“嗡嗡嗡”的响声，我闻声赶过去，只见爸爸坐在沙发上，架起二郎腿，手里拿着一件奇形怪状的东西在剃胡子。我睁大眼睛，迷惑不解地问爸爸：“这是啥东西？”“噢，你问这个是吧？这是专门帮爸爸剃胡子的小助手！”话音刚落，爸爸又眉开眼笑地剃着胡子，那样子真让人羡慕。我呆呆地站在那儿，若有所思……

    第二天早晨，我起床后，无意中发现我家的小白猫的嘴边长着几根长长的胡子，顿时我眼睛一亮：嗨，用爸爸的“超级武器”帮小猫整理一下“发型”。我为自己的小聪明而手舞足蹈。说干就干，我环顾四周，觉得非常安全，我便采取了行动。我蹑手蹑脚地来到爸爸房间，哈，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那个怪东西，我又蹦又跳，甭提有多高兴了！来到院子，我抓起小白猫，不管三七二十一，三下两下就把小白猫的胡子剃得一干二净了。看着自己的“杰作”，我非常开心，心想：爸妈回来后，肯定会好好夸奖我一番的……

    夜幕降临，妈妈终于下班了，我嬉皮笑脸地向妈妈讲述了今天发生的事。妈妈听后，被我那天真的举动弄得哭笑不得，我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妈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猫的胡子对它有极大的帮助，不能随便乱剪的。等你长大后，自己去查资料就会明白。”

    随着岁月的流逝，这已是一个曾让我细细回味的“音符”了。每当想起这件事，我总会捧腹大笑。

    童年趣事总是让人回味无穷……

毛委员送银圆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东固革命根据地是赣西南革命的中心。1929年2月17日，红四军从井冈山浩浩荡荡地挺进到东固山。“毛委员来了！毛委员来了！”欢声雷动。东固山的群众敲锣打鼓，喜气洋洋；村村寨寨杀猪宰牛，盛情犒劳红军战士。

    第二天中午，阳光灿烂。毛泽东在警卫员的陪同下走进一家屋内。这农舍十分简陋，与其说是住房，不如说是一间四面通风的柴棚。这里住着一位年纪约二十七八岁的妇女，身边带着两个不满十岁的小男孩。

    毛泽东走进农舍，环视了一下，关切地问：“你是东固革命军第七纵队党代表和参谋长赖经邦烈士的妻子吧？”妇女望着眼前陌生的客人，点了点头，用手理了理额前凌乱的头发，平静地说：“是呀，我叫傅伏娇，你们是……”警卫员连忙笑着说：“大嫂，我们是昨天从井冈山来的，今天，毛委员特意来看你。”妇女身边的两个小男孩听说是毛委员，喜出望外。毛泽东轻轻地抚摸着孩子的头，亲切地问道：“告诉毛伯伯，叫什么名字呀？”两个孩子抢着回答：“我叫赖厚升。”“我叫赖鹏。”毛泽东会心地笑了笑说：“你们的爸爸是党的好同志哟！”傅伏娇连忙端了一条长条旧木凳请毛泽东坐，她要向毛泽东诉说积压在心头的悲愤。她用有点沙哑而又有些颤抖的声音激愤地说：“敌人杀了我的丈夫，还把我的房子也烧光了。多亏组织上照顾，我如今虽然拖着两个孩子，生活上的困难，总算还能克服。”毛泽东听了烈士妻子的诉说，沉默了片刻后，吩咐警卫员拿来了30块银圆，亲手交给傅伏娇，并再三嘱咐：“以后生活上有什么困难，要及时向组织上反映，不要苦了你和孩子哟！要好好把这两个孩子带大，这是烈士的希望哟！”

    毛泽东离开了农舍，傅伏娇和孩子久久地站在家门口，望着毛泽东渐渐远去的背影。

父亲的“野”孩子（节选）

冰心

    当我连蹦带跳地从屋外跑进来的时候，母亲总是笑骂着说：“看你的脸都晒‘熟’了！一个女孩子这么‘野’，大了怎么办？”跟在我后面的父亲就会笑着回答：“你的孩子，大了还会野吗？”这时，母亲脸上的笑，是无可奈何的笑，而父亲脸上的笑，却是得意的笑。

    的确，我的“野”，是父亲一手“惯”出来的，一手训练出来的。因为我从小穿男装，连穿耳都没有穿过。记得我回福州的那一年，脱下男装后，我的伯母、叔母都说：“四妹（我在大家庭姐妹中排行第四）该扎耳朵眼，戴耳环了。”父亲还是不同意，借口说：“你们看她左耳唇后面，有一颗聪明痣。把这颗痣扎穿了，孩子就笨了。”我自己看不见我左耳唇后面的小黑痣，但是我至终没有扎上耳朵眼！

    不但如此，连紧鞋父亲也不让穿，有时我穿的鞋稍微紧了一点，我就故意在父亲面前一瘸一瘸地走，父亲就埋怨母亲说：“你又给她小鞋穿了！＂母亲也气了，就把剪刀和纸裁的鞋样推到父亲面前说：“你会做，就给她做，将来长出一对金刚脚，我也不管！”父亲真的拿起剪刀和纸就要铰个鞋样，母亲反而笑了，把剪刀夺了过去。

    那时候，除了父亲上军营或军校的办公室以外，他一下班，我一放学，他就带我出去，骑马或是打枪。海军学校有两匹马，一匹白的老马，一匹黄的小马，是轮流下山上市去取文件或书信的。我们总在黄昏，把这两匹马牵来，骑着在海边山上玩。父亲总让我骑那匹老实的白马，自己骑那匹调皮的小黄马，跟在后面。

    父亲还教我打枪，但我扛的是一杆鸟枪。枪弹只有绿豆那么大。

    ①一个小女孩因为长得又矮又瘦，再加上她永远穿着一件又旧又不合身的衣服而被排除在合唱团之外。

    ②小女孩躲在公园里伤心地流泪。她想：我为什么不能去唱歌呢？难道我真的唱得很难听吗？想着想着，小女孩就低声唱了起来，她唱了一支又一支，直到唱累了为止。“唱得真好！”这时一个声音响起来，“谢谢你，小姑娘！你让我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小姑娘惊呆了！说话的是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他说完后站起来顾自走了。

    ③小女孩第二天再去时，那老人还坐在原来的位置上，慈祥地看着她。小女孩于是又唱起来，老人屏声静气、聚精会神，一副陶醉其中的样子。最后他大声喝彩，说：“谢谢你，小姑娘！你唱得太棒了！”说完，他仍顾自走了。

    ④许多年后，小女孩成了大女孩。她长得美丽端庄，成了小城有名的歌星。她忘不了公园靠椅上那个慈祥的老人。一个冬日的下午，她特意去公园找老人，但她失望了，那儿只有一张小小的孤独的靠椅。

    ⑤“他是个聋人，都聋了20年哩！”公园管理处的一位知情人告诉她。姑娘惊呆了。那个天天屏声静气、聚精会神地听一个小女孩唱歌并热情赞美她的老人，竟是个聋人！

节选

又过了一个小时，“唐卡德尔”号还没有到达上海，他们现在离上海还有3海里。显然，福克先生给他们的200英镑的奖金是吹了。船主对老天愤懑地骂个不停，他两眼直瞅着福克先生，希望从他脸上看出一点什么。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福克的脸上还是毫无表情，尽管这关系到他的整个命运。

“怎么办？”船主低着头，有气无力地说。就在船上的绝大多数人都焦虑不安的时候，一个又长又黑的烟囱冒着滚滚的浓烟，出现在浪花翻腾的河道上。“真该死！”船主约翰·班斯比绝望地把舵盘一推。

“快发信号！”福克简单地说。

原来，那正是准时从上海开出的美国邮船，也就是福克一行计划要搭的船。

“好！”一架小铜炮被船主拉到船头来了。这座铜炮本来是在大雾里迷失方向时发信号用的。铜炮里已经装满了火药，船主拿来一块通红的火炭正要去点燃导火线，福克先生突然走过来，拦住了船主说：“下半旗！”

船主赶紧将船旗下降到旗杆的中部，这是一种求救的信号。福克先生希望能被美国邮船看到，如果被他们看到了，他们就会改变航线向“唐卡德尔”号开来。降了半旗后，福克先生又让船主发了信号，小铜炮的声音响彻在大海的上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