旮旯是北方居民生活中一个常用的词，指屋子里或院子里的角落，或指一切角落。近年，北京人艺演出了话剧《旮旯胡同》，说的就是北京的一个不起眼的小巷子里发生的故事。

    旮旯这个词应该是阿尔泰语系的语言音译过来的，它的原意是表示居住地。今天的蒙古族居住地还有很多这样的地名，它们是与旮旯一词发音类似的词，像锡林格勒盟、霍林格勒市等。“旮旯”与“格勒”发音相似，写法不同，语源应该是相同的。汉语中使用“旮旯”一词的地区，正是我国长城沿线及华北、东北地区，是汉族与阿尔泰语系诸族长期相伴生活的地区，他们的语言影响了汉语是可想而知的。现在的北京方言中就有大量的蒙、满语词，如“窟窿”，即借用蒙古族语“库伦”（蒙语语意为围起来的地方）一词，都表示小的空间，汉语在词意上有所变化。

    那么，汉族是怎样借用旮旯这个词的呢？又怎样把它由表示重要的居住地的词，演变成一个表示边远小地方以至角落的词的呢？我想从我们现实生活的一些词汇演化过程，推测出过去演化的情况。例如，我们原本郑重地称来到中国的外国人为国际友人、外宾、外国人，后来，外国人越来越多，民间就称他们为“老外”了。“旮旯”一词的演变也应该符合这个规律。开始，阿尔泰语系某族人来到汉地，问他们从何处来，他们自然说某某格勒。后来，来的人多了，都说是来自某某格勒。时间长了，就演化为不发达的鲜为人知的边远、偏僻的地方，语音也打趣地变为“旮旯”。

    汉语里借用“旮旯”一词，可以单称“旮旯”，也可以和汉语里原来的词结合，叫犄角旮旯。从字形上看，能推测其音译自外族语。两个字不能拆开，这是很多外来语词的共同特点，如葡萄、唢呐、珐琅等。

    在阿尔泰语系中，“旮旯”表示宏大、雄伟、神圣的地方，从当初造字的字形上也能看出来。两个字都有日字。汉语中旮旯的本意是太阳的故乡或太阳神的住地，保持了阿勒泰语的原意。阿尔泰语系诸族，普遍有崇拜太阳神的信仰。但“旮旯”这个词译过来后，又经过演变，词义由神圣变为世俗，所指的地方也由大变小，但字形却没有变。

    意境是山水画的灵魂，意境就是景与情的结合。山水画不是地理、自然环境的说明和图解。它当然包括自然地理的准确性，但更重要的还是表现人对自然的思想感情，见景生情，景情结合。如果片面追求自然，花、鸟都会成为死的标本，画风景也缺乏情趣，没有画意。感动不了自己，更感动不了别人。古诗里往往有很好的意境，如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四句诗完全描写自然的景象，却使人深深体会诗人深厚的友情。古人说“缘物寄情”，写景就是写情。诗画有了意境，就有了灵魂。

    山水画意境的产生，有赖于思想感情。而思想感情的产生，又与对客观事物认识的深度有关。要深入全面地认识对象，必须身临其境，长期观察。齐白石画虾，就是在长期观察中，在不断表现的过程中，对虾的认识才逐渐深入了；也只有对事物的认识全面了，达到“全马在胸”“胸有成竹”“白纸对青天”“造化在手”的程度，才能把握对象的精神实质，赋予对象以生命。对客观对象不熟悉或不太熟悉，就一定画不出好画。写景就是为了写情，这一点，在中国优秀诗人和画家心里是很明确的。无论写诗还是作画，都要求站得高于现实，这样来观察、认识现实，才可能全面深入。毛泽东《沁园春》开头两句“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就充分体现了诗人胸怀和思想的高度境界。山水画不强调“光”，而是注重表现长期观察的结果。拿画松树来说，在山水画家看来，早晨八点钟或中午十二点，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表现松树的精神实质。像五代画家荆浩在太行山上画松树，朝朝暮暮长期观察，画松“凡数万本，始得其真”。一位画家出外写生，两个礼拜就画了一百多张，这当然只能浮光掠影，不可能深刻认识对象，更不可能创造意境。一棵树、一座山，观其精神实质，经过画家思想感情的夸张渲染，意境会更加鲜明，木然地画画是画不出好画的。一个山水画家对所描绘的景物，一定要有强烈的、真挚的、朴素的感情，有的画家没有深刻感受，没有表达自己亲身感受的强烈愿望，总是重复别人的，就不会有意境的独创性。

    画画要有意境，否则力量无处使，但是有了意境还不够，还要有意匠；意匠即表现方法、表现手段，简单地说，就是加工手段。齐白石有一印章“老齐手段”，说明他的画是很讲究意匠的。意境和意匠是山水画的两个关键，有了意境，没有意匠，意境也就落了空。杜甫说“意匠惨淡经营中”，又说“语不惊人死不休”。诗人、画家为了把自己的感受传达给别人，一定要苦心经营意匠，才能找到打动人心的艺术语言。

（摘编自李可染《山水画的意境》，有删改）

    经典是说不尽的。对于经典，人们总要追问，何谓经典？哪些是经典？经典是怎样确立的？又是什么时候被确认的？这些，自然是见仁见智了。在关于经典的多重含义下，我想是指那些真正进入了文化史、文学史，并在文化发展过程中起过重大作用，具有原创性和划时代意义以及永恒艺术魅力的作品。它们往往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历史文化完美的体现，按先哲的说法，它们是“不可企及的高峰”。当然，这不是说它们在社会认识和艺术表现上已经达到了顶峰，只是因为经典名著往往标志着文化艺术发展到了一个时代的最高表现力，而作家又以完美的艺术语言和形式把身处的现实，以其特有的情感体验深深镌刻在文化艺术的纪念碑上，而当这个时代一去不复返，其完美的艺术表达和他的情感意识、体验以至他们对现实认识的独特视角，却永恒存在而不可能被取代、重复和超越。

    经典作品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史书”。我们不妨拿出几部人们再熟悉不过的经典小说文本，说明它们是如何从不同题材和类型共同叙写我们民族心灵史的。比如，《三国演义》并非如有的学者所说是一部“权谋书”。相反，它除了给人以阅读的愉悦和历史启迪以外，更是一首宏大的英雄史诗。它弘扬的是：民心为立国之本，人才为兴邦之本，战略为胜利之本。正因为如此，《三国演义》在雄浑悲壮的格调中弥漫与渗透着一种深沉的历史感悟。它作为我们民族在长期的政治和军事风云中形成的思想意识和感情心态的结晶，对民族的精神文化生活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看《水浒传》，我们会感到一种粗犷刚劲的艺术气氛扑面而来，有如深山大泽吹来的一股雄风，使人顿生凛然荡胸之感。刚性雄风，豪情惊世，不愧与我们民族性格中阳刚之气相称．据我所知，在世界小说史上，还罕有这样倾向鲜明、规模宏大的描写民众抗暴斗争的百万雄文，它可不是用一句“鼓吹暴力”就可以简单评判的小说。《西游记》是一部显示智慧力量的神魔小说。吴承恩写了神魔之争，但叉绝不严格按照正与邪、善与恶划分阵营。它揶揄了神，也嘲笑了魔；它有时把爱心投向魔，又不时把憎恶抛掷给神，并未偏于任何一方。而就小说的主调来说，《红楼梦》既是一支绚丽的燃烧着理想的青春浪漫曲，又是一首充满悲凉慷慨之音的挽诗。小说执著于对关的人性和人情的追求，特别是对那些不含杂质的少女的人性美感所焕发着和升华了的诗意，正是作者审美追求的诗化的美文学。

    在反复阅读中建立自己的精神世界。经典的阅读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初读经典与重读经典、浅读经典与深读经典的过程，不仅仅是因为这些经典名著经过了时间的淘洗和历史的严格筛选，本身的存在证明了它们的不朽，因而需要反复阅读；也不仅仅因为随着我们人生阅历的积累和文学修养的不断提升而需要重读、深读、精读，以获得新的生命感悟和情感体验。这里说的经典阅读，是要从文化历史的发展过程着眼，摒弃种种错误阅读思想的影响，不断抵近经典作品的精神本质。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冲破禁区，经典名著重印，给读书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气。重读或深阅读却绝非“再看一遍”，如果仅仅停留于此，那可能是无用的重复。重读的境界应当像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一书中所言：经典，是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新发现的书；经典，是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它启示我们，初读也好，重读也好，都意味着把经典作品完全置于新的阅读空间之中，即对经典进行主动的、参与式的、创造性的阅读。而这需要的，是营造一种精神氛围，张扬一种人文情怀，也许只有这样才能感受到一种期望之外的心灵激动。

    当前，我国分享经济方兴未艾，已经渗透到交通出行、营销策划、资金借贷、餐饮住宿等方方面面，深刻改变着经济形态和生活方式。然而，社会各界对以分享经济促进绿色发展的探讨相对不够，在实践中分享经济对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发挥得不充分。因此，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与探索。

    分享经济是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经济。人们通常认为，生活要舒适方便，就必须取得对物品的所有权；物品拥有越多，生活就越舒适、越方便。这是我们熟悉的拥有经济的概念。与此相对，分享经济是只求所用、不求拥有的经济，它把物品的使用权和所有权予以分离，消费者可以使用物品，但不必拥有物品。这一方面可以使消费变得更加灵活，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物质生产。从这个意义来看，分享经济并不是全新的概念，而是早已存在于经济活动之中，如汽车租赁、图书借阅等。未来，虽然大多数人还将具有占有者和分享者的双重身份，但传统的个人不断购买、占有物品的消费文化将逐渐被提倡分享的消费文化所取代。

    分享经济能够用较少的物质存量满足较多的服务需求，这与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的要求是一致的。分享经济通过产品的分享和循环，能够盘活原先闲置或利用率不高的物质存量，满足比原先更多的服务需求，进而降低物质消耗、促进绿色发展。分享经济主要包括生产者对消费者（B2C）的分享和消费者对消费者（C2C）的分享两种类型，它们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促进绿色发展。例如，在城市交通中，B2C的共享单车可以减少私人对自行车的购买；C2C的汽车分享可以盘活闲置的私人汽车，减少城市汽车保有量。这些都对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具有积极意义。过去30多年里，我国的城镇化主要是通过土地等要素投入实现城市规模的扩张，与之相伴随的是物质消耗显著增长。今天我们大力推动绿色城镇建设，就是要实现从增量发展向存量优化的转型，发展分享经济可以为这一转型提供重要的实现路径。

    分享经济发展需要政府、企业和消费者共同努力。分享是一种清洁的、有机的、人文的生活方式，是绿色发展的努力方向之一。让分享经济更好促进绿色发展，需要在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政府应为从拥有经济向分享经济的绿色转型提供物质、制度、文化等方面的有利条件。例如，为促进共享单车的快速发展，可以在城市规划中设置相应的自行车道路、合理划分路权。企业应从供给侧提供更多既时尚舒适、又好用耐用的产品，同时从销售产品向销售服务转变，即通过发展产品服务系统，用较少的产品满足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消费者应改变传统的以拥有为导向的消费方式，形成以物质循环、分时租赁、分享利用为特点的绿色生活时尚。

（节选自2017年2月《人民日报》，有删减）

    明代地方学校建设力度之强、成果之大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是首屈一指的。这既源于明太祖朱元璋所提倡的“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理念，同时也和明代学校的制度设计密切相关。早在明朝建立之前，朱元璋就着手在自己的控制区内延师设学。洪武二年，他诏令地方设学，自此地方儒学逐渐在各地府州县铺展开来。洪武十七年，明朝开始在都司卫所建立学校，这一举措推动地方学校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明代地方学校最大的功用是为国家储备和培养人才。明朝建立之初，新生的国家机器需要大量的治理人才，但忠于元朝的遗民和囿于纲常的儒士不愿意入仕新朝，再加上战乱后人才匮乏，科举制度尚不完善，于是学校便成为为国家储备和培养人才的重要机构。朱元璋即位初期在南京设国子学，各部官员也多从国子学监生中选拔。地方学校通过岁贡这一方式为国子学提供充足的生员。随着科举制的日渐完善，明初科举、学校、举荐三途并重的选官方式逐渐被科举一家垄断，原本“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的状况也变成了“非科举毋得与官”，于是士人欲入仕必由科举，欲科举必入学校。

    明代的地方学校承担着宣扬国家意识形态的功能。出于对儒学的服膺，再加上对元朝动乱的反思，朱元璋认为元朝的崩溃固然是由于统治腐败，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教化的忽视，尤其是对儒学的轻视。事实上，明代地方学校的很多社会功能，都以増强社会控制为核心。明代统治者不仅将学校作为育人之所，也使其成为推行教化、管控地方的有利武器。因此明代统治者一方面认为地方学官应当关心时务，多言政事，但同时又严格控制生员的言行。此外，朝廷还通过指定教学内容等方式控制学校教育。在边疆地区以及新征服的地区，明代同样积极地进行学校建设，如广西、贵州、云南、陕西等当时的边疆地区，都有大规模的兴建学校的举措，其中大多数学校都是明朝首次兴建。

    作为国家在全社会推行教化的重要机构，明代地方学校还承担着举办地方礼仪活动的职能。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乡饮酒礼和孔庙祭祀。明代对乡饮酒礼的要求十分严格，有固定的举行时间、固定的参与群体和严格的座次安排，无故不赴宴之人要受到严厉惩罚。在乡饮酒礼的仪式过程中，最重要的事项之一便是习礼读律，府州县官员于地方学校召集社会的各个阶层，如良民者、年高有德者、无过犯者，大家共坐一堂，颂读朝廷律法，通晓教化之意。明代地方学校一般都有先师庙和明伦堂等建筑。先师庙是祭祀孔子等儒家先贤之地，而明伦堂是生員的讲习场所。学校从国子监到地方儒学，学官从祭酒至训导，每月朔、望于文庙行释菜礼，地方官知府以下至知县及其佐贰等官，则每月朔、望于文庙行香。明朝政府旨在通过这种定期的儒家祭祀以及乡饮酒礼，达到教化地方、扶正民风的目的。

    然而，任何制度、机构都不是固定不变的，明代的地方学校亦是如此。由于生员的逐渐冗滥以及书院的兴起等原因，明代的地方学校逐渐走向衰败。

（摘编自吴晗、苏建文《明代地方学校的兴衰》）

    ①据2018年相关统计，中国网络文学用户已超4亿，注册作者超过1000万。“零门槛”使网络文学拥有有史以来最庞大的作者队伍。其中一些作家通过筛选，获得和网站签约资格，再经过激烈竞争，一部分成为职业作家，只有极少数脱颖而出，成为一线作家，而最终能进入文学史的可能更少。如何评判这个金字塔生态系统里塔基的价值呢?有人说，在以类型文学为主体的网络文学界，绝大部分写手都是跟在流行类型后面模仿炮制。然而，这些似乎千篇一律的“套路文”为什么能吸引这么多读者乐此不疲呢?其价值在哪里?

    ②网络文学读者们有自己一套语汇称呼那些跟随模仿的“套路文”，如“速食”快餐”“粮草”“千草”，背后的心理是，这些“套路文”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套路本有价值，并且是原创价值，就像老北京炸酱面的独特配方。只不过，网络文学套路配方是开放式的，有开创者，没有专利拥有者，是在无数“跟进”创作者的积累中自然形成的。可以说，类型套路是网络时代的文学发明，扎扎实实的类型构成网络文学的“核心资产”。

    ③一般说来，套路是对一种流行类型的模式总结，是一套最易导向成功的成规惯例和写作攻略，那么，那种流行类型是怎么来的呢?答案却是不可预测。网络文学发展20年，借助媒介优势，创造出远远多于纸质类型小说的类型，但是，基本没有哪一种类型是作者或网站设计的结果。往往是一本书火了，引爆一个类型。网络文学自建立VIP在线收费制度以来，无数作者想迎合读者口味，但问题是不知道怎么迎合。原因是，读者也不知道自己还喜欢什么。他们知道的都是已经被戳中的“萌点”，那些已成套路。

    ④所以，一本引爆潮流的书，就是把一个时期一个人群的心理（甚至是潜在心理）赋予文学的形状——这本身就是一种发明，如果再能发明一种特殊的设定（如穿越、重生），就能把这种心理放置在一个叙述模式里，放大其尺度，以便全方位地开掘、拓展，有层次有节奏地满足——这就发明了一个类型。在类型文发展的过程中，就会形成类型套路。

    ⑤在网络文学的创作实践中，类型套路的形成总是一项众人参与的群体工程。当一个类型空间被打开后，就会引来很多跟进者。这些跟进者未必只是模仿，很可能同时也在创造。他／她未必是很有文学才能的人，但在一个“新大陆”被勘探之际，想出一个脑洞、戳中一个萌点、开发一个桥段，都可能引起读者关注。待积累到一定程度，可能会有“集大成”的作家将该类型推向高峰。这样的作家还可能同时出现几个，那就会有几种不同的风格。之后，可能还有升级换代。直到所有功能都被开发尽，招数变老，就会形成“套路”，这时可能出现“反类型文”，这就意味着这种类型被“终结”了。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套路是某种类型的背影。类型过时了但并没有消失，会成为后来类型的背景设定，所有的类型元素都将进入一个庞大的数据库被反复重组挪用。

    ⑥如果说媒介是人的延伸，网络类型文学就是它的创造者们心理愿望模式的文学延伸。网络文学20年的发展，无论从社会功能而言，还是从文学成果而言，都值得肯定。我们今天总结网络文学20年发展的成果，可以从类型入手，这些类型本身就是重要的文学成果。

（摘编自《网络文学在类型写作中不断进化》，2019年4月9日《人民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