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是儒墨两家措意最深的话题之一，它把罕言乃至不言“爱”的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同儒家、墨家区别开来，也把言“爱”心曲不尽相合的儒墨两家区别开来。孔子由“仁”说“爱”，“爱”只是“仁”心的发用之一；墨子以“兼爱”为其学说的主导取向。而“兼”以“爱”之的底蕴却是由“交相利”之“利”来申说的。从墨子与孔子在“爱”上的这一微妙差异，大致可窥见儒墨两种教化何以终究会各趋一途。

    随着平等意识的觉醒，清末民初以后的学人多以“兼爱”之所爱不分亲疏厚薄而赞许墨家，并以此贬责主张“亲亲”而爱有差等的儒家。立足于平等对“兼爱”和“亲亲”做褒贬之判，这在上个世纪的许多年中已被人们视为当然。但如此认同“兼爱”而厌弃“亲亲”，却在更大程度上出于人们对平等和爱的关系的误解。平等属于权利范畴，它只在权利的意义上构成一种值得人们肯定的价值；爱是一种情感，由衷的“爱”原是不能借着“平等”的尺度相强求的。单就爱的情愫尚应向更广博处推扩而言，墨子的“兼爱”当然是值得称道的，而孔子在从“爱人”的一角度上指点他所谓的“仁”时，却也未尝不曾教诲人们“泛爱众”。“泛爱”并不比“兼爱”爱得偏狭，所不同的是儒家的“泛爱”毕竟连着“亲亲”的根蒂；这由“亲亲”之爱到“泛爱”之爱固然显出爱的差等来。然而，却正是对爱的差等的认可表明了儒家比墨家更懂得作为一种情而不是作为一种理的“爱”。

    《礼记·礼运》把“爱”作为人“情”之一而由“情”说“爱”，意味着“爱”在先秦儒者这里达到了怎样的自觉。对“情”的反省可使人悟出一种“理”，但“情”并不直接就是“理”。墨子以“兼爱”立论，无论他出于怎样好的动机，事实上在他这样做时却是把“情”作为“理”来推证或辩说了。“爱”在儒家学说中从不曾像墨家著述中那样被标举为一个规范某种道理的范畴。“爱”既然终是被儒者视为一种“情”，而情的可贵又首先在于它必是出于自然而非强制，那么，它在儒家这里便永远只在于润泽或滋养那种与人的心性有关联的性理，而决不至于被直接以理相称。

    基督教把“要爱你的仇敌”作为教义写在福音书里，那“爱”是被一个外在的权威要求的，墨家学说的“兼爱”的训示在被要求的意味上似乎不像基督教那样决绝，但“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的说法显然给了一个有意志的“天”以“爱”的督责者的地位。如果说儒家的“爱”是出于人之自然的心性发动，因而可勉强以“自律”之“爱”相称的话，那么，墨家所倡说的“爱”则可说是一种有着“他律”性质的“爱”。“自律”之“爱”——根自人之心性中自然涌出的“爱”——不染涉利益，不权衡得失，因此儒者由“亲亲仁也”所崇尚的那种仁者之“爱”是超功利的，这“爱”本身即有着一种独立的价值。

（摘自黄克剑《儒墨之辨》，有删改）

    “大团圆”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审美心理现象，它大量出现在宋以后的戏曲小说中。如《窦娥冤》的申冤昭雪，《赵氏孤儿》的孤儿报仇，《汉宫秋》的“团圆梦境”，《琵琶记》的“玉烛调和”，《精忠旗》的满门旌表，《长生殿》的“蟾宫相见”等等。讲究“团圆之趣”已经成为我国极为普遍的传统审美心理现象。

    华夏初民对客观世界的考察，大概从“天”开始的。春夏秋冬的往复，白天黑夜的交替，日出日落的循环，使他们直观地形成了“乾为天，为圆”，以及“浑天如鸡子，天体如弹丸”的观念。由于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耕国家，“天”的好坏又直接关系到农业收成的多寡，因此，对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先民来说，头顶上的那圆的天，就成了他们顶礼膜拜的对象，这种对“天”的崇拜就导致了对于“天”的运行规律一一“圆”的亲和与崇尚。

    作为中国哲学源头的《易经》体现了中国古人的圆道观，循环即圆道是《易经》作者心目中的最重要的规律之一，对易学而言，“圆”不仅是神秘的示语，而且也是圆融无碍、无往不复的至高至美的境界。

    而老子哲学思想中的自然观，也是以周行不殆的圆来加以描述的。《老子》“九九”八十一章，象征着道的生生不息、变动不已、周行不止。韩非在《解老篇》中评析老子思想时说：“用其周行，强字之曰道”，揭示了道的周行循环的特征。这种“九九”循环往复式的“道”的结构，是离不开圆的。

    由于“圆”以其圆满而使人感到审美的满足，所以，“圆”经常在“圆满”“至美”的意义上为佛家所推崇。佛教称般若真智为“圆智”，称般若真智对世相的观照为“圆照”，称善根为“圆根”，称修行到最高阶段为“圆成”，称涅槃境界为“圆寂”，将美好至极的事物称做“圆圆海”。这里，“圆”均可作为“圆满”、“大美”和“至美”来解。

    圆在中国哲学中意味着道境和禅境，易、庄、禅不约而同地将圆作为最高的精神境界，其中具有深刻的美学内涵。儒家的不偏不倚的中庸、道家的有无相生的哲学思想、佛家的因果报应的轮回观、《周易》用以解读宇宙人生奥秘的太极思维模式，以及本文论述的“大团圆”的审美心理，似乎都存在于同一个圆的图式之中。“圆”既是完满的象征，是循环往复的表现，也是华夏民族对社会、人生，以及自身理想的一种构想、理解和追求。体现在中国古代的戏曲小说中，则一切都应该圆满无缺，缺则有憾。中国古代悲剧最悲的要算是关汉卿的《窦娥冤》了，剧中不但有血溅白练，而且还有六月飞雪。可谓惊天地泣鬼神，充分显示了窦娥冤屈之大、痛苦之深。但作者笔锋一转，却来个“窦天章为女申冤昭雪”，由悲转喜、由缺为圆。对圆的崇尚似乎已成了一种弥散性的文化——审美理想的规范，“大团圆”既是审美主体对规范的崇尚与屈从，也是审美主体对传统规范的迎合与妥协。它虽然推进了中国文学艺术对中和之美的追求，以及向圆熟精致的技能方面的发展，却也遏制了中国艺术，特别是悲剧中美的、崇高的、善良的事物或人物被毁灭的怵目惊心的震撼，以及撕肝裂胆的残酷。尚圆的传统观念不光是“大团圆”审美心理形成的重要原因，而且，它也使中国，审美文化的心理欲求往往更多地趋向于圆态，趋向一种柔性与韧性，以及圆融浑化的中和之美。

    包容性发展最先由亚洲开发银行提出：发展必须具备包容性、可持续性，更为民众所认同。包容性发展在国际、国内受到高度关注，但至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尽管学者们对包容性发展的理解各异，但综合来看，学者们都认同机会平等和成果共享是包容性发展的核心内涵。包容性发展既是目的，也是手段，它是一种把经济增长过程和结果有机统一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模式。

    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相对立，包容性发展在发展理念上强调公平正义，在发展目的上注重以人为本，在发展方式上追求可持续发展。

    公平正义是人类永恒的价值追求，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追求公平正义的过程。包容性发展强调人人有平等机会参与增长过程，并分享增长成果。过大的或者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使得增长成果难以惠及所有民众，长此以往会削弱社会凝聚力，降低政策的有效性，最终会损害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世界银行区分了“机会的不平等（包括受教育等）”和“结果的不平等 （包括收入等）”这两个相关而又不相同的概念。从公平角度看，机会平等要比结果平等更为重要。因此，促进和实现包容性发展，除了要重视努力实现高速、有效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机会，努力消除民众尤其是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所面临的权利贫困和社会排斥外，还要倡导和保证机会平等，通过机会平等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缩小结果的不平等，增强增长的广泛共享性和共享的公平性，不断提高民众的福利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机会平等和社会公平正义正是包容性发展的核心要义所在。

    经济增长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工具和手段，但是经济增长并不是发展的全部内容。包容性发展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改善民生联系起来，明确转变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是以人为本，而衡量转变发展方式成功与否、成效大小的一个根本标准就是看民生保障和改善状况。同时，包容性发展强调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强调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改善的和谐统一。

    中国需要包容性发展而非单一的GDP增长。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出现了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当前，中国逐渐形成并确定了以“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新的发展观。中国要建立包容性的社会政策，就必须在某些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如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在培育和提升人力资本方面的基础教育，以提高社会成员的基本素质和能力；注重生态环境保护，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等。

（摘编自向德平《包容性发展理念对中国社会政策建构的启示》）

    方言作为一种文化，可谓博大精深。各种方言版的影视，比如四川方言版《猫和老鼠》，可谓是小孩子的最爱，电视剧《武林外传》里面更包含了陕西、天津、东北等多个地方的语言。由于各个地方的语言文化特色，也产生了很多笑话。

无论是从情感还是文化传承方面讲，说方言，学方言，懂方言，都是乡土文化传承的重要内容。方言是历史留给每个人的珍贵遗产，是本土文化积累之后注入每个人灵魂深处的信息。无论现代文明如何洗礼，乡音的基本信息永远丢不了。由于方言众多，就难免会产生一些笑话。这些笑话逐渐成为人们忙碌的学习与工作中的小插曲，并被人收集。一天，两个四川人去北京打工，两人下了火车，不知道路，咋办呢？走路又不知道路，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打的，上车后，都不敢说话，一个就对另一个说：你开腔我不开腔。另一个也对他说：你开腔我不开腔。司机想，“你开枪，我不开枪”，遇到抢劫的了，于是把他们送到了派出所。方言笑话牵起了方言生命的脉搏，很多人爱方言，因而编制方言笑话。

    方言的魅力不仅仅局限于方言笑话给人们带来了愉悦身心的好处，更多的是方言作为一类独特的语言使人类的语言趋于多样化和丰富化，但是方言也存在着危机。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钱乃荣认为，方言里有比普通话丰富得多的生活、情感用语，在动作的细微区分、事物的性状描绘等方面都更具体。这是方言比普通话往往要生动幽默、有趣传神、在文艺表达里更受欢迎的原因。方言作为一个地方的特色，理所当然应该使其发扬光大。如果方言消失，很多地方戏曲，如浙江的越剧、上海的沪剧、广东的粤剧等都可能会消失，那将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哀。

    在方言文化陷入如此的尴尬局面时，一些我们曾经耳熟能详的方言歌曲，比如湖北的“龙船调”、“山路十八弯”等，已被冷落一旁，为流行的英文歌曲和标准的普通话歌曲所替代。现代的年轻人必须因为工作或者家庭的原因而不得不使用普通话，很难想象多年以后，当其他地区的人来询问关于自己家乡的方言时，自己一概不知，那又会是如何一种尴尬的场面。

    方言与俗文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是俗文学产生的基础，民歌、传说、民间故事、地方戏曲、曲艺等是方言性最强的文学样式。方言本身属于地域文化，而方言又是厚重的地域文化的载体，是地域文化生存的根基，与地域文化具有一种水乳交融的密切关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五花八门的方言存在，也就没有五光十色、五彩缤纷的地方文化。一种语言，就是一种文化，一种语言（方言）的消失，就意味着一种文化的消失，这种多元文化的消失，其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所以，在方言笑话给我们带来如此多的乐趣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正视方言的促进一国文化多元化的重要性，必须看到方言文化现阶段所处的不良地位，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请先保护好方言，这样我们的民族才更有生命力。

    “谐”就是“说笑话”，它是喜剧的雏形，王国维认为中国戏剧导源于巫与优，优即以谐为职业。在古代社会中，优往往是一个重要的官职。《左传》《国语》《史记》诸书都常提到优，优往往同时是诗人。汉初许多文人都以优起家，东方朔、枚乘、司马相如都是著例。

    谐趣是一种最原始的普遍的美感活动。凡是游戏都带有谐趣，凡是谐趣也都带有游戏性。谐趣的定义可以说是：以游戏态度，把人事和物态的丑拙鄙陋和乖讹当作一种有趣的意象去欣赏。

    谐最富于社会性。艺术方面的趣味，有许多是为某阶级所特有的，谐则雅俗共赏，极粗鄙的人喜欢谐，极文雅的人也喜欢谐，虽然他们所喜欢的谐不尽相同。在一个集会中，大家正襟危坐，每个人俨然不可侵犯，彼此之间无形中有一层隔阂，但是到了谐趣发动时，这一层隔阂便涣然冰释，大家在谑浪笑傲中忘形尔我。

    尽善尽美的人物不能成为谐的对象，穷凶极恶的人物也不能成为谐的对象。引起谐趣的大半介乎二者之间，多少有些缺陷而这种缺陷又不致引起深恶痛绝，最常见的是容貌的丑拙。民俗歌谣中嘲笑麻子、瞎子、聋子、驼子等的最多，嘲笑容貌丑陋的风气自古就很盛行了。品格方面的亏缺也常为笑柄，如一首民歌：“门前歇仔高头马，弗是亲来也是亲；门前挂仔白席巾，嫡亲娘舅当仔陌头人。”寥寥数语，把中国民族性大缺点——刻薄势利写得十分脱皮露骨。除这两种之外，人事的乖讹也是谐的对象，例如：“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后汉书•刘玄传》）事情出乎常理之外，可恨亦复可笑。

    谐都有讥刺的意味，不过讥刺不一定就是谐。例如《诗经•伐檀》中对奴隶主的讥刺：“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这也是讥刺人事的乖讹，不过作者心存怨望，直率吐出，没有一点开玩笑的意味，就不能算是谐。

    从几方面看，谐都具有两面性。首先，就谐笑者对于所嘲弄对象的感情来说，谐是恶意的而又不尽是恶意的。如果尽是恶意，则是直率的讥刺或咒骂。一个人既拿另一个人开玩笑，对于他就是爱恶参半。恶者恶其丑拙鄙陋，爱者爱其还可以打趣助兴。因为有这一点爱的成分，谐含有几分警告规劝的意味，可以说，凡是谐都是“谑而不虐”。其次，就谐趣情感本身来说，谐是美感的而也不尽是美感的。它是美感的，因为丑拙鄙陋乖讹在成为谐的对象时，就是一种情趣饱和的意象；它不尽是美感的，因为谐的动机都是道德的或实用的，都是从道德的或实用的观点看出人事物态的不圆满，因而表示惊奇和告诫。第三，就谐笑者自己说，他所感到的是快感而也不尽是快感。它是快感，因为丑拙鄙陋能带来一时乐趣。不过可笑的事物究竟是丑拙鄙陋乖讹，是人生中一种缺陷，多少不免引起惋惜的情绪，所以同时伴有不快的感觉。

（选自朱光潜《诗与谐隐》）

    在人类智慧发展的不同的历史阶段，科学（本文特指自然科学）和艺术之间在内容或者形式方面都有各不相同的联系方式，考察二者在不同阶段相互联系的特征对于理解二者的关系很有意义。古代文明中，艺术与萌芽时期的科学的结合是通过神话传说和宗教来完成的，有关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后来的古希腊的史料几乎都是神话与宗教。据记载，古埃及的医学史涉及一个有关“贺鲁斯之眼”的神话，这个神话使埃及人将“贺鲁斯之眼”崇敬为守护与康复的象征，以至于“R”这个象征着贺鲁斯眼睛的神秘符号便出现在后来医生的处方笺上。金字塔的修建可以看成是神话幻想和科学的完美结合，这些埃及王朝的法老们幻想能够使之再生的陵墓以最简单的几何形状获得最抽象的艺术效果。古代的宇宙论思想也与神话直接相关，很多民族的神话传说里都认为大地是被某种有力的能够负重的动物驮在背上的，并以这些动物因为过于劳累导致腿脚抖动来解释地震的成因。古代科学与艺术神话的这种从内容到形式近乎自然的融合，既与当时的科学发展状态有关，也与神话的性质和形成背景有关。

    文艺复兴后，科学与艺术的联系主要是通过绘画和文学的形式来实现的。将绘画艺术和科学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早期人物之一是意大利的达·芬奇。他创作了一系列详细记录人体结构及功能的笔记和素描，具有艺术作品和科学研究的双重价值。近代以来，将艺术与科学联系在一起的还有诗歌和小说等文学作品。英国优秀的诗人亚历山大·蒲柏的童年时期恰好是牛顿确立经典力学并在数学和天文学、光学等领域取得辉煌成就的黄金时代，他在诗中这样赞美牛顿：大自然及其规律，隐匿在黑暗中，神说，“让牛顿去吧”，一切变得光明。不仅是诗人，思想家们还用其他的文学形式来赞美科学，比如托马斯·莫尔以水手对话的形式写成幻想小说《乌托邦》，书中的“乌托邦人”竟然掌握着当时最高水平的科学技术并广泛地加以运用。空想主义者康帕内拉所著的《太阳城》也描述了公有社会里所拥有的先进科学和技术。

    当代艺术与科学的结合呈多元化和复杂化趋势。从20世纪后期直到今天，现代科学和当代艺术又以一种完全不同于古代和近代的结合方式呈现给世界，二者交融的侧重点不仅在于内容或者形式，更在于成果的相互利用，这一特点主要是由于科学和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向社会的广泛渗透。首先，当代艺术的发展需要多种科技手段的参与和支持。各类艺术形式无不充分利用科学，尤其是当代技术的最新成就，艺术家们正是巧妙地利用现代高新技术塑造了众多的利用传统表现手段根本无法实现的艺术形象，来满足当今社会不断变换的审美需求。当然，科学和技术不仅是手段，很多科学成果的内容自身就显示出极强的艺术性。比如数学家们用透代方程在复数平面上产生的分形图案奇幻迷离，这种全新的艺术格调带给人们以对称与和谐的美感。其次，科学自身的发展与普及也需要艺术家的帮助，只要留意就会发现在很多国家的城市里都有艺术家们参与科学普及和教育所做出的贡献。

    科学与艺术都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学问，二者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相互渗透，成为人类灿烂文化的两翼。当科学与艺术寻找到一个完美的结合点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必将散发出无尽的光彩。

（摘编自《讨论科学与艺术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