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朴素为美是一种基本的生活观念，也是一种基本的美学观念。朴实无华，清新自然，成为美的最高形态。这一美学观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在强调“文以载道”的前提下，提倡文学艺术表现手段的质朴与简洁，更能体现文学的实用价值。

    从上古时代到春秋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一般观念上都强调满足人的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反对追求华丽的奢侈，不但老百姓不可能有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自身的社会地位的享受，就是贵为天子的君主，也不应该一味地贪图享乐。《尚书·五子之歌》把华丽的美与奢侈的生活欲望简单地等同起来，甚至认为追求华丽的美就是一个国家衰败和灭亡的根本原因。《国语·楚语上》：“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胡美之为？”这是倡导朴实之美的最基本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原因，与此同时，传统美学观也就把对美的鉴赏和崇尚纳入了政治风格和道德评价领域，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超美学的标准。

    朴素，作为一种美的形态，就是在这样一种前提下提出来的。老子在时代的变革面前，希望回到“小国寡民”的上古社会去，因此提出了把“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作为一种治国的原则。老子极端反对文学艺术的精巧与美丽，他认为，那种美丽的色彩不但对人的心理是一种摧残，而且对整个社会都是很可怕的腐蚀剂。在美与真的关系上，老子认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既然如此，艺术创作就只能对客观存在的现实作简单的描摩与再现，而无须作艺术的修饰，这正是老子的“无为”的政治理想、“大巧若拙”的社会理想在艺术创作领域的推广与贯彻，也正是朴素为美的美学观念的源头。庄子的美学理想从整体上看是追求宏大之美，其中的《逍遥游》《秋水》等篇都表现出壮美的气势，但在对美的形态作论述的时候，他却更多地强调朴素、自然、平淡的美，这使他与老子的美学思想有着明显的一致性。

    崇尚自然、平淡、朴素、简约，本来是老庄美学思想的精髓，但在先秦时期，其他派别的许多思想家也加入了对华丽之美的尖锐批判，这就很容易形成一种比较稳定的美学思想传统。墨家从下层人民的立场出发，提出“非乐”的主张，曰：“为乐非也。”法家对华丽之美的批判态度更加尖锐，认为文饰的目的就是为了掩盖丑的本质，不但把绚烂华丽作为“丑”的外表装饰，而且还同老子、庄子、墨子一样，把追求华丽之美同国运、民心联系起来，而且，儒家美学思想中本来就包含着“节用”的观念和“辞达而已矣”的主张。这样，儒、道、墨、法，这四家的美学思想在朴素、自然、平淡、简约、实用这诸多方面形成了合流，更强化了朴素为美在中国美学传统中的地位，华丽之美也就成为众矢之的了。

    伟大的文艺展现伟大的灵魂，伟大的文艺来自伟大的灵魂。歌德说过：“如果想写出雄伟的风格，他也首先就要有雄伟的人格。”一切艺术创作都是人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互动，都是以艺术的形式反映生活的本质、提炼生活蕴含的真善美，从而给人以审美的享受、思想的启迪、心灵的震撼。只有用博大的胸怀去拥抱时代、深邃的目光去观察现实、真诚的感情去体验生活、艺术的灵感去捕捉人间之美，才能够创作出伟大的作品。虽然创作不能没有艺术素养和技巧，但最终决定作品分量的是创作者的态度。

    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其中必然含有隽永的美、永恒的情、浩荡的气。经典通过主题内蕴、人物塑造、情感建构、意境营造、语言修辞等，容纳了深刻流动的心灵世界和鲜活丰满的本真生命，包含了历史、文化、人性的内涵，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审美的洞察力、形式的创造力，因此才能成为不会过时的作品。

    文艺要塑造人心，创作者首先要塑造自己。养德和修艺是分不开的。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崇德尚艺作为一生的功课，把为人、做事、从艺统一起来，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艺术训练，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努力追求真才学、好德行、高品位，做到德艺双馨。要自觉抵制不分是非、颠倒黑白的错误倾向，自觉摒弃低俗、庸俗、媚俗的低级趣味，自觉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腐朽思想。

    文艺创作是艰苦的创造性劳动，来不得半点虚假。那些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的文艺精品，都是远离浮躁、不求功利得来的，都是呕心沥血铸就的。我国古人说：“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路遥的墓碑上刻着：“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托尔斯泰也说过：“如果有人告诉我，我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用它来毫无问题地断定一种我认为是正确的对一切社会问题的看法，那么，这样的小说我还用不了两个小时的劳动。但如果告诉我，现在的孩子们二十年后还要读我所写的东西，他们还要为它哭，为它笑，而且热爱生活，那么，我就要为这样的小说献出我整个一生和全部力量。”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有“板凳坐得十年冷”的艺术定力，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执着追求，才能拿出扛鼎之作、传世之作、不朽之作。

（摘编自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近期的中美贸易争端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作为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中美两国之间的经贸摩擦对于全球贸易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其中对中美两国的共同重要贸易伙伴——欧盟的影响不容忽视。

    美国为了加强对华贸易战的效果，需要联合欧盟、日本等盟国对中国进行多边共同施压，使美国对华贸易战更加有效。目前美国政府暂时豁免对欧盟的钢铝关税，但美国是以欧盟在未来40天内要满足诸多苛刻条件为交易。它要求欧盟与美国合作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对中国的“贸易扭曲”政策提起申诉。美国国内对于这种施压方式也更为认可。在美国国内，那些出于自身利益反对贸易战的利益集团，大多也主张美国与欧盟等各方联合对华贸易施压，这样就能有效降低美国单方面遭受中国贸易报复的损失。

    为了应对这种局面，中国需要积极加强与欧盟在贸易问题上的合作。在应对美国的贸易压力方面，中国应与欧盟抱团取暖而非被美国各个击破。中欧双方互为重要贸易伙伴，中国是欧盟的第二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市场。2016年，中欧贸易总额为5470亿美元左右，其中中国出口3390亿美元，进口2080亿美元。虽然中欧之间也存在贸易逆差，不过这主要是双方的贸易结构和生产链不同造成的，体现了贸易互补性，符合双方的合作共赢。与此同时，中欧之间已经建立了多层次的贸易沟通机制，在反垄断调查、政策补贴和企业并购等领域展开了密切合作，对于双边贸易摩擦也能及时沟通和处理。

    为了防止在对华贸易战上出现“美欧合流”，中国要积极加强与欧盟的沟通，要让它认识到一旦追随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那么欧盟恐怕是为他人火中取栗，得不偿失。对于“美欧合流”对中欧合作的利害关系，中国要晓之以理，还要坚守中欧双方在维护开放贸易格局上的共同立场。当前，全球经济的增长依然要求维护开放的贸易格局，中欧双方在此问题上持有共同立场，对于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手段，中欧双方都持非常强硬的反对态度。维持开放的全球贸易格局对于欧洲经济增长的意义不言而喻。

    美欧贸易矛盾也是积怨很深，短时期并不容易化解。面对特朗普的贸易战的粗暴方式，欧洲一些国家认为需要“以牙还牙”。中欧可以在应对美国贸易战方面抱团取暖，比如共同应对钢铝关税等问题。只要中欧加强合作，欧盟应对美国的贸易压力才能更加强劲有力，不仅能尽可能维护欧盟的自身利益，也能更好地维护中欧合作共赢的友好局面。

（摘编自“光明网”2018年3月30日文章《应对美国贸易战，要防止“美欧合流”》）

    人工智能近来很火。普通人若要感受人工智能，跟阿尔法狗对弈也许不太好实现，但跟自己手机“对话”就容易多了。拿起手机，屏幕自动点亮，放下就自动锁屏；在早高峰的地铁里打电话，不再需要扯着嗓门嚷嚷，手机能将说话人声与背景噪音分开并增强，轻声细语也能顺畅交流……这些功能，依靠人工智能芯片，在国产手机上已经能实现了。

    在手机上显神通，应用从B端（商家端）走向C端（客户端），是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好现象，说明经过几起几落，人工智能的“虚火”在慢慢下降，一些人工智能技术开始跨越商业化鸿沟，从实验室走到生产车间再走进寻常百姓家。是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是鉴别人工智能真伪虛实的利器。诚然，人工智能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大量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取得技术突破。但是另一方面，我国企业提高竞争力和经济转型升级迫切需要人工智能提供动力，人工智能研究也需要更多地瞄准产业方向、消费需求。即便是代表当下人工智能技术最前沿的阿尔法狗项目，也在升级技术，瞄准新材料开发等更多重要的现实应用。

    人工智能将与互联网一样，融入各行各业中，它的发展潜力正是在于将来各行各业深度应用的前景，全球科技巨头对这一趋势的判断高度一致。我国虽然在部分技术与应用方面已经取得不少进展，但整体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差距。进一步挖掘应用，提升人工智能的通用性，应该成为有市场优势的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追赶的重要途径。

    从企业层面来说，要多挖掘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有大量行业和领域能够与现行人工智能技术融合，但技术并不是生搬就能用好，要细分研发、生产、制造、销售各个环节，分析人工智能技术具体如何融入，能否提高企业生产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满足消费升级需求。同时，人工智能应当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企业不仅要拿得出硬技术，还要提升软实力，加强精益化管理、全面质量管理。技术先进了，各项管理能力也要跟得上、相匹配，才能让好技术真正发挥效力。

    从政府层面来看，促进人工智能应用，扶持之余更要提供保障，加强标准建设和监管为人工智能应用创造公平宽松的环境。比如加大数据开放和共享，为技术提供更多应用对象；建立标准体系，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保障公平竞争等等。

    此外，还须建立和逐步完善统一的法律法规。不仅将今后一段时间内人工智能应用纳入有序监管的视野，也要确保在更远的将来，当人工智能像人一样思考的那天来临，人类仍能成为人工智能的主人。

（摘编自赵展慧《人工智能应用为重》）

    议论是人的理性思维，其基础是对具体的感性事物的抽象概括。这种能力，并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实践过程。有了一定的抽象能力后，还要从概念、判断、推理 、论证等方面进化为语言文字 ，还得从口头即兴交流升华为文体，这个过程是相当复杂、漫长，经历了多个阶段的跨越。

    在孔子时代，人们交流主要是对话，连标题都没有。孔子的言论之精彩，在于大部分都是深刻的格言式警句。当然，光是形成独特而全面的观点，也还只是属于逻辑中最初步的概念、判断层次，要言之有理，必须进入更高层次：推理和论证。

    到了孟子那里，他一方面继承了孔子的辩证格言，另一方面进一步用类比推理来说明观点，不但增强了论点的可信度，而且把抽象的逻辑感性化。如“揠苗助长”“五十步笑百步”“弈秋诲人”这样的寓言在逻辑上属于类比推理，多少具有论证的功能，这比孔子进了一步。用寓言与、做类比推理是当时的风气，也是汉人思维经过多年的积累，突破孔子时代局限于判断的表现，体现了国人推理能力、抽象能力、论证能力的发展。但类比推理和比喻一样，只是在某一点上相通，难以全面。而事物是复杂的、多面的，故类比推理鲜能全面。

    孟子晚孔子一百多年，中国人在交流中最明显的进步，是表达观点时正反结合转化的模式普及了。孟子对于与自己论点不符合的例子不但不回避，而且加以分析，用“他说圆己说”，这就是把正例和反例、论证和驳论结合起来，达到了雄辩的境界。这与20世纪西方科学学者波普尔的“证伪比证明更有理论”的突破性学说不谋而合。

    光有这样的自觉，还只限于思维方式，并不等于文。从思维方式到形成文章，除了语言、逻辑以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那就是文体。

    与生产力的提高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一样，传播方式的进步推动了文体的发展。有了做文章的意识，文体就随之而丰富起来。“说”在最开始有现场即兴、口头交际的性质，“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如《邹忌讽齐王纳谏》《触龙说赵太后》，虽不像“论”那样强调全面和严密，但是具有言说的智慧、机敏，特别是比喻的巧妙。其一：不直接正面说理，而是从侧面以比喻引出论点。其二：不是单层次宣告，而是多层次的逐步深入。而“论”作为一种文体，论证上显然比“说”要复杂的多。“论”是直接推理，从肯定、否定两方面进行分析，把握全面资源，深思熟虑，把所有的可能加以权衡，严密到没有任何漏洞，让论敌反驳无门。总的来说，“论”的要求就是全面、反思、系统，《过秦论》《六国论》就是这样的典范。

（选自孙绍振《古代散文的解读观念和方法》，有删改）

    各人有各人的境界，没有两个人的境界是完全相同的。人所有的境界，由低到高可以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一个人看见一棵树，但不知道那就是树，今天看见一棵树，明天又看见一棵树，看到一千天，他才知道那就是树。此时，“树”并不是第一千零一棵树，而是树的概念。如果他进一步了解到什么是概念，而又自觉其了解，他的精神境界就开始进入概念世界了。有概念而且自觉其有概念，是人之所以高于其他动物者。一只猫，它知道饿了就吃，累了就睡，看见可怕的东西就跑。人就不然了。人不但有概念，而且自觉其有概念。

    金岳霖曾说“哲学是概念的游戏”，他用了一个似乎自我解嘲的词。人们或许以为这句话是一个戏论，这是因为他没有把这句话同人的精神境界联系起来。一个人所有的概念就是他的精神境界；一个人所有的概念的高低，就分别出他的精神境界的高低。例如一个人没有宇宙这个概念，他就根本不可能有“天地境界”。

    明代杨椒山就义时曾作二诗，一曰：“浩气反太虚，丹心照千古。平生未了事，留与后人补。”二曰：“天王自圣明，制作高千古。平生未报恩，留作忠魂补。”一般看来，两首诗是同等地位，但其实迥然不同。第一首是就人与宇宙关系而言，是为天地境界中的话。第二首就君臣关系而言，是为道德境界中的话。

    又如张巡、颜果卿死于王事，其行为本是道德行为，人也在道德境界。但正如文天祥《正气歌》所说，“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此等行为意义又不同，虽本是道德行为，但《正气歌》以之与“天地有正气”连接起来，则是从天地境界的观点看这些行为，又不止是道德行为了。这些分别，以前儒家的人似未看清楚。

    这里就牵涉到宋明理学中，理学和心学长期争执的一个问题：在修养功夫中“理”的地位。

    程颢说：“学者需要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一方面“浑然与物同体”，这是直觉。一方面又需要“识得此理”，此理是个概念。直觉所得，须用概念固定，这是概念在哲学中的作用。由此可见，概念在哲学中不可少。没有受益于哲学的人，当然也有他的精神境界，那就是自然境界。

    中国传统哲学所说的圣贤，都指人的精神境界而言。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说，一个人如果真正了解什么是概念，他就像一个长期被监禁在洞穴中的人，一旦被释放出来，忽然看见天地广大，日月光明。这个人就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可以当“理想国”的王，所谓“哲学王”。“哲学王”类似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圣王”。他们所行之道，称为“内圣外王之道”。

（摘选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