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一种理性的动物，但人对作为理性的核心成分的逻辑的了解还十分有限。正因如此，逻辑不是被戴上神秘、深奥、抽象的光环，被敬而远之，就是被轻蔑地视为虚无、刻板、教条、缺乏活力。很多人没有受过基本的逻辑训练，任凭外部刺激指导自己的行动。但对人类历史发展真正起作用的人来说，观念的力量尤为重要，而观念的运作正是一种逻辑运作。可见，具备良好的逻辑素质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对于应对复杂多变的世界，进而提升现代生活的人文精神非常重要。

    逻辑不仅是一门独特的科学，还是一门奇异的艺术。科学在知的方面使理性臻于完善，艺术在行的方面使理性臻于完善。从这一意义上讲，逻辑的目的就是艺术的目的。然而，除非逻辑既是一门艺术，同时又是一门科学，否则这一目的是不能达到的。人类理智的本性就是要成为理性。对于人来说，理智生活是一种发展着的东西。理性并非意味着不会犯错。人类理性的活动是推演性的，而推演活动又是一种生产性的或构造性的，理性并不保证它在生产或构造或构成中不会出错，相反，它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定义或划分，推理会出现瑕疵，思想会产生混乱。自在的理性需要一种逻辑的力量来克服它的这种先天的不确定性，从而使理性的德行臻于完善。从这种意义上说，逻辑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

    逻辑不仅仅是科学，是艺术；还是一种精神，一种理性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激发、促进、鼓舞和驱使人们将人类的思维得以运用到最完善的程度，并尽其所能地去探求和确立已经确立的知识的最深刻和最完美的内涵。公理化的逻辑体系表达出人类对臻至完美的理论所应当具有的形态的认识和向往。其中逻辑公理的选择体现出人们对理论本身的最深思熟虑的判断和洞察力。逻辑规则和定义体现出人们为追求无可置疑结论而对推论施加的严苛条件。推理链条的环环相扣反映出人们对思维编织的精细严密的要求。从公理出发，一些简单的定理立刻就能得到证明，这些定理进而成为那些更深奥的定理的基石。这样一座精美的大厦就严密地建立起来。可以想象，如果一个理论将其中所有的论证一一抽出，那么这一理论就会因只剩下一堆描述性语句而坍塌，理论的结构性力量和活力由此丧失净尽。而一个确立了逻辑有效性的理论意味着它获得了一种逻辑的品行。它因逻辑而变得简洁、精美、严格、强大，内部和谐、外部精巧、经久耐用。

    逻辑能力是存在于人的大脑中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在人的成长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由于这种能力是通过对世界的领悟内化而成的潜在逻辑，因此它具有某种“自然习得”，甚至“与生俱来”的性质。但它同时也具有模糊性、直觉性和不确定性，要使这种潜在的逻辑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深刻性、确定性、批判性和反思性，在语言表达上具有清晰性、规范性、一致性和相干性的显逻辑，就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强化逻辑训练。

（节选自《光明日报》2016年11月30日第14版，作者朱建平）

    据有几个文学史家的意见，诗的发展是先有史诗，次有戏剧诗，最后有抒情诗。中国诗可不然。中国没有史诗，中国人缺乏伏尔所谓“史诗头脑”，中国最好的戏剧诗，产生远在最完美的抒情诗以后。纯粹的抒情诗的精髓和峰极，在中国诗里出现得异常之早。所以，中国诗是早熟的。早熟的代价是早衰。中国诗一蹴而至崇高的境界，以后就缺乏变化，而且逐渐腐化。这种现象在中国文化里数见不鲜。譬如中国绘画里，客观写真的技术还未发达，而早已有“印象派”“后印象派”那种“纯粹画”的作风；中国的逻辑极为简陋，而辩证法的周到，足使黑格尔羡妒。中国人的心地里，没有地心吸力那回事，一跳就高升上去。梵文的《百喻经》说一个印度愚人要住三层楼而不许匠人造底下两层，中国的艺术和思想体构，往往是飘飘凌云的空中楼阁，这因为中国人聪明，流毒无穷地聪明。

    贵国爱伦·坡主张诗的篇幅愈短愈妙，“长诗”这个名称压根儿是自相矛盾，最长的诗不能需要半点钟以上的阅读。他不懂中文，太可惜了。中国诗是文艺欣赏里的闪电战，平均不过二三分钟。比了西洋的中篇诗，中国长诗也只是声韵里面的轻鸢剪掠。当然，一篇诗里不许一字两次押韵的禁律限制了中国诗的篇幅。可是，假如鞋子形成了脚，脚也形成了鞋子；诗体也许正是诗心的产物，适配诗心的需要。比着西洋的诗人，中国诗人只能算是樱桃核跟二寸象牙方块的雕刻者。不过，简短的诗可以有悠远的意味，收缩并不妨碍延长，仿佛我们要看得远些，每把眉眼颦蹙。外国的短诗贵乎尖刻斩截。中国诗人要使你从“易尽”里望见了“无垠”。

    一位中国诗人说：“言有尽而意无穷。”另一位诗人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用最精细确定的形式来逗出不可名言、难于凑泊的境界，恰符合魏尔兰论诗的条件：

    那灰色的歌曲

    空泛联接着确切。

    这就是一般西洋读者所认为中国诗的特征：富于暗示。我愿意换个说法，说这是一种怀孕的静默。说出来的话比不上不说出来的话，只影射着说不出来的话。

（节选自钱钟书《谈中国诗》）

田园中的诗意栖居是中国人最早的乌托邦理想，“田园综合体”则是当下的一个热词。

人们回归田园的渴望，是对工业社会和现代性的平衡，是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中的再次和重新定位，是传统生活方式重建自我认同的努力。钱穆先生曾言，乡村代表着自然、孤独与安定，而城市则是代表着文化、人群与活动，乡里人终须走进都市，城市人终须回归乡村，乡村与城市需要各自的智慧。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人与自然渐行渐远，在众声喧嚣中心生浮躁。于是便产生到乡村放松一下的需要，与大自然亲近以调整心绪。

身处乡村，寄情田园，人的心力体力得以恢复，在孤独和安定中反思与成长。“田园综合体”是沟通城乡的生活纽带，让城市人有机会体验真正的田园生活，在大自然中养精蓄锐，在这里重新出发，形成新的心理状态和生存状态，对自身有新的理解，充实城市文化和现代文明。

现代田园不仅仅是城市人寻觅的桃花源，是乡村里走出来的人们留得住的乡愁和回得去的故土，更是乡里人日日在其中生活劳作的家园。近年的新农村建设中，乡村生活逐渐实现现代化，然而由于配套设施和服务跟不上，垃圾处理难、过度商业化货币化、精神生活空虚等许多负面后果也凸显出来。“田园综合体”是探索“就地城镇化”的新方向，不仅要着眼于教育、医疗、社保、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均衡化，更要通盘考虑现代田园的社会和文化建设，创造新型田园社区和田园生活。

一些地区对农业的丰富内涵、特性与作用认识不足，只重视农业的经济功能，却忽略了农业的多功能作用，特别是文化和社会建设方面的作用。“田园综合体”之“综合”即着眼于此。宋代大儒程颢曾言，“观鸡雏可以知仁”。农事活动——饲养牲畜与种植庄稼都是一样，它的对象是活物，是整个的、生动而有活趣的，容易养成疏阔自然的心性，乡村也有了从容的社会风气。费孝通先生则认为，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具有“有机团结”的特性。在乡土社会中，人们之间不需要法律，由于熟悉而相互信任，也形成了其他一些好的品德。正是这些独特的文化意蕴，才构成了传统田园的深厚魅力。

中国农耕文化传统中形成的伦理与美德在现代城市已不多见，而在许多乡村却仍是“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正所谓“礼失而求诸野”，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让乡风美俗滋养世人，正是发展“田园综合体”的应有之义。

(节选自《人民日报》张源《挖掘传统田园的特有魅力》，有删节)

杜尚的质疑

    ①1917年，纽约正在酝酿一个大型独立艺术展。法国艺术家杜尚把一件从器皿店购得的陶瓷小便池送到展会。这件被命名为《泉》的作品，是作者刻意寻来的批量生产且“从任何审美角度来说都没有吸引力的东西”。它的到来掀起了一场艺术风暴。

    ②在传统观念中，艺术是独特的，应该看上去是美的。杜尚用自己的行动对习惯性的看法提出了质疑。自此以后，艺术并不只是追求表现崇高的美、和谐的美，现代艺术打破了古典艺术的壁垒 ， 拓展到了诸如荒诞、颓废、反讽、神秘等范畴。

    ③那么，从现代美学的视野来透视，究竟该如何看待艺术呢？美学上对艺术的讨论，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艺术是一个总体性的种概念，其中还包含一些具体的属概念，比如艺术品、艺术家、欣赏者等。在这方面，美国当代著名学者艾布拉姆斯提出了一个艺术四要素理论。他认为，艺术这个方程实际上包括四个基本要素：世界（指作品所反映的现实世界或情感世界）、作品、艺术家和欣赏者。他用示意图来加以说明：

    ④在这四个要素中，杜尚并不看重“作品”本身。对于他来说，作品不必是某种精湛的手工技艺的结晶，“随便哪一个”都可以，重要的是艺术家以及艺术家对世界的认知。所以他信手拈来小便池这样一个“现成物”，把它作为服务于艺术家思想观念的工具，表现出对艺术和日常生活关系的思考。由此，当代很多艺术成为一种“观念艺术”，仅在观念的层面上存在着，甚至产生了“没有艺术这回事，只有艺术家而已”的慨叹。

    ⑤然而，在四要素示意图中，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是，艺术品被置于中心位置，其他三个要素都是通过艺术品关联起来的。工程师建造工程，商人制作商品，而艺术家所以为艺术家，是因为他创作的是艺术品，而不是其他什么产品。所以，对艺术的美学考察，还必须深入到艺术品中去。

    ⑥从常识角度说，艺术品是什么好像并不是一个问题，它不就是那些我们称为绘画、雕塑、电影、戏剧、小说、诗歌或音乐的事物吗？然而杜尚的质疑给我们带来了困惑：为什么我们把挂在墙上的绘画作品称为艺术品，而很少把家里日用的锅碗瓢盆说成艺术品？为什么我们可以把手头的某本小说说成艺术品，而不把报纸上的新闻叫作艺术品？

    ⑦在美学中，艺术品和非艺术品的一个重要分界在于，前者是专供人审美欣赏而存在的，即康德所说的审美“无功利性”。与此相对，实用的物品，无论是一把锤子，抑或一件衣服，它们都有具体的实用功能，比如锤子可用于敲击物体，衣服可用于御寒或社交目的。因此，这些实用物品本质上是功利性的。正因为两者之间的这个区别，所以，我们总是对艺术品作出“美”或“不美”的判断，而对实用物品则常常作出“有用”或“无用”的判断。

⑧尽管这样的说法有一定道理，可是在具体的情境中，尤其是面对复杂的对象时，我们很难加以区分。比如，有许多物品既是实用对象，也是审美对象，建筑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紫禁城是供人居住的皇宫，同时也是中国古典建筑艺术的典范；帕特农神庙是古希腊雅典城的一个重要祭祀场所，但我们同样可以把它当作西方建筑风格典范和理想艺术品来加以欣赏。

    ⑨于是，有的美学家修正说，实用物品同样可以成为艺术品，当它作为艺术品被欣赏者观赏时，人们看到的不再是它的实用功能，而是它的审美特性。比如希腊古瓷瓶，本来只是用以盛水或酒，然而，当它作为艺术品呈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观赏的是其优美的造型、和谐的色彩等等。如此说来，一件物品是否成为艺术品，主要取决于我们对它采取什么态度。当它经过人们慧眼的发现，被赋予某种审美的意义，在一个特定的欣赏背景中，它便有可能作为艺术品，成为我们的欣赏对象。

    ⑩从这个角度看，杜尚的《泉》或许是有意要打破日常实用物品和作为审美对象的艺术品之间人为的划分，拓宽我们审美欣赏对象的范围，让日常用品在特定条件下转变为审美静观的对象。

    ⑪当然，是艺术品和艺术品的高下是两种不同的判断。杜尚的《泉》在特定条件下可以成为我们观赏的对象，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件有很高艺术价值的艺术品。诚如迪基所指出的：“杜尚的‘现成物’作为艺术品价值并不高，但是作为艺术的范例，它们对艺术的理论却极有价值。”杜尚通过质疑重新界定了艺术，并通过这种方式改变我们看世界的眼光。

    经过长期开拓，我国文化产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如何发展好创意经济，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强大创新驱动力，值得认真思考。时尚产业作为创意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发展程度是衡量创意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并在国际经济、文化等各领域交流与合作中扮演重要角色。

    用源远流长的优秀传统文化滋养时尚产业。时尚根植于文化，我国独有的丰富文化资源及其独特韵味可以为时尚产业提供更多鲜活元素。当今全球市场，中国元素的运用已成为比较普遍的现象。在国际时尚界，花鸟龙凤、水墨禅意等具有典型中国文化元素的文化意象备受关注，“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得到了最好诠释。但同时也要看到，我们尚缺乏在世界范围内拥有足够影响力的时尚设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设计者通常只是把中国元素当作点缀进行简单移植和拼凑。只有深入挖掘中华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伦理规范，融入时尚设计开发之中，才能打造出具有独特魅力和时代风采的时尚产业。

    时尚产业是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紧密对接的重要载体，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遗余力把传统文化注入时尚设计中。设计者要以虔诚的文化敬畏态度，系统梳理和挖掘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例如，绚丽斑斓的苗绣、历史悠久的夏布、寓意吉祥的图案等都可以成为时尚的元素。当设计给人以文化的内涵并直击人的灵魂深处，引起强烈共鸣，我国的时尚产业才能在世界时尚舞台拥有一席之地。

    用生态文明理念引领时尚产业发展。生态文明是新型的文明形态，生态文化是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创新性文化。我们要发展的时尚产业应通过生态文明理念和文化创意设计的有效结合，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引领人们生活方式不断改进。一方面，把生态文明理念贯穿时尚产业发展全过程；另一方面，把生态文明理念融入时尚产业，使人们对时尚的追求转变为对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的美好生活方式的理性回归。

    推动时尚产业“走出去”，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如何利用“一带一路”创造历史性机遇，推动我国时尚产业“走出去”，在全球时尚产业快速发展中占据一席之地，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作为高创意、高附加值的新型业态，时尚产业“走出去”，不仅是一种设计与创意的传达，也是一种设计理念与生活方式的传播，更是在世界时尚舞台展现中国气魄和历史文脉的重要途径。

（摘编自李采姣《时尚产业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创新驱动力》）

美育一般有两种用法，一种是美术教育，一种是审美教育，后者大体可以涵盖前者。审关教育不仅包括美术、音乐、舞蹈、文学等艺术素养的培育，还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审美教育；不仅包括美学和艺术理论的教育，也包括各种审美实践场景中艺术技巧提升、审美能力培养、审美价值观塑造等。美育的整个过程与我们所处的文化环境、文化背景密不可分，与现实中的文化理念、文化价值融合在一起。可以说，文化是美育的底色，文化精神是美育的灵魂。如果忽视了文化精神的培养，美育就是不完整的。

欣赏人类流传下来的芑术作品，深入理解艺术作品的美学蕴涵，需要掌握一定的文化史和艺术史知识，联系艺术作品产生时代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精神，许多困难和障碍就会迎刃而解。比如我们鉴赏西方绘画时，必须要掌握各个时期、各个民族的文化特征，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绘画要联系宗教精神来赏析；我们欣赏中国绘画，其空间留白、用笔运意、墨彩浓淡等，无不浸润着中华文化的精神意境，如果不了解中国绘画中计白当黑、浓淡生趣、意境天成等艺术手法和精神追求，就很难体会到艺术作品的神韵。

文学的鉴赏也是如此。从孔子论《诗》的“兴观群怨”开始，中国诗歌创作和批评就将个人情志的抒发与社会风俗民情的描摹乃至现实政治的讽喻结合起来，儒家诗教传统深深地影响了诗歌的发展，阅读各个朝代的诗歌，都需充分考虑诗人共同秉持的基本价值观念，才能体会诗中比兴寄托所表达的种种意味，才能明白诗句所传达的哀怨悲欢的情感。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美育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曾被作为一个启蒙郑重提出，承載了爱国救亡、除弊振新的重任。从梁启超的“趣味教育"理论、蔡元培的“美育代宗教”说、鲁迅文艺“拯救国民性”的啐吁，到丰子恺、刘海粟、林风眠等艺术家提倡以艺术教育推选美育的观念，都深深地融入关注国家和民族发展未来的責任意识。也就是说，将美育代入社会文化改造、国民精神重塑这一宏大目标，成为当时美育思想的主线。因此，孤立地谈当代美育，狭隘、庸俗地理解美育的内涵，既拋弃了百年美育积累起来的宝贵资源，也丢失了美育所包含的塑造中华文化精神的价值理念。

当下美育思想和美育方法存在着重技巧侍递而轻文化传承、迎合刺激体验而忽视趣味涵育、趋附西方审美而贬抑民族审美等问题。人们对审美教育的理解往往就是艺术技能培养，家长送孩子到各种培训班学乐器、学绘画、学舞蹈等，却很少从培育艺术潜能、提升人文素养出发来制定教育方案。

此外，当下美育还出现重西方而轻传统的倾向，我们的美育应充分吸纳传统文化内容，自觉传承民族文化精神，将西方的与民族的、古典的与现代的充分融汇起来，从民族角度观察世界，自现代眼光观照传统，形成既能包容人类文明的所有优秀成果，又能彰显我们民族文化特色、体现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精神风貌的审美教育体系。

总之，培养健康自信的文化精神，不仅是推进美育的一种有效手段，也是美育最终的目标之我们应将美育当作传承文化、培养国民精神的传世工程，接续中华文脉，延续百年美育思潮，将美育推向社会每个角落，让美育产生润化人心的力量，守护每个人的精神健康，提升整个社会的文化素养。

（摘编自黄仲山《美育重在培养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