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宝钗的悲剧人生

    住大观园蘅芜苑的薛宝钗跟林黛玉相比，从外貌到性格，以至才情，是两种不同的美：一个丰满如太真，一个苗条如西子；一个端庄凝重，一个天真孤傲；一个雍容典雅，一个俏丽明洁；“若两峰对峙，双水分流，各及其妙，莫能相下”。（俞平伯语）

    薛宝钗是一个特殊的悲剧人物。宝钗身上虽然也有少女的天真活泼，但她严格按照封建礼教做人：“罕言寡语”、“装愚守拙”，“不干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她“人情练达”，“世事洞明”。加之她“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脸若银盆，眼如水杏”的容貌和知书识礼，勤于“女红”，完全达到了封建世家要求女子的“德、容、言、工”的标准，成为一个“宜至宜家”的“窈窕淑女”，在她身上，体现了几千年封建社会所要求于妇女的伦理和教养的标准。但她太冷漠和超然，其冷静几近于冷酷，书中就多次以“冷香丸”、“冷美人”、“任是无情也动人”等隐喻强调她性格的这一特点。当我们读到金钏儿投井、尤三姐自刎、柳湘莲出家及抄捡大观园等震撼人心的章节时，不难发现她超乎常人的冷静。我们是应该叹服她的冷静还是应该感叹于封建的道德标准对少女天真的扼杀。

    就算对待爱情，宝钗也控制着，虽然她对贾宝玉并非全无感情，但她选择理智地听从于“父母之命”。在她的生命中不知道有没有贾宝玉之外的男人让她动心过，但估计她是早就把自己的婚姻交给了左右她的封建力量。而她的贤淑、冷静和大度等封建伦理女性道德标准的楷模让她在和黛玉相比的劣势中最终获胜，所谓“金玉良缘”之说，虽是出于癞头和尚冥冥之中的安排，实则反映出贾府这样的“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为迫使宝玉尽心“正务”，读书上进，以便继承祖业而在婚姻问题上作出的抉择。

    照理说，宝钗获得了她需要的婚姻，成了贾府年轻女性人心所向的宝二奶奶，但她没有收获爱情的幸福，她和宝玉的生活态度和人生理想却大相径庭。因此，“金玉良缘”对宝玉、宝钗来说，只是一杯没有爱情的苦酒。尽管薛宝钗能克尽妇道，象传说中的孟光那样“举案齐眉”，几近完美；但贾宝玉仍不能忘情于悲凄而逝的林黛玉；而薛宝钗也不免在孤寂冷落中抱恨终身。

    薛宝钗的悲剧很难引起人们的同情，却自有其发人深思之处。整个封建社会象张开的血盆大口，连拥护它的人也一并吞下腹去。说来可悲，封建伦理道德，可以让一个人顶礼膜拜，俯首贴耳到如此地步！宝钗实在是被吃的，但她是拿出以身殉道的精神，服服帖帖，泰然自若的面对悲剧结局，这是薛宝钗悲剧更深刻的体现。

涵养我们的“精神道统”

    一位诗人说过，“当灵魂失去庙宇，雨水就会滴在心上”。诚然，物质财富可以满足生存，但是精神庙宇才能安放心灵。一个国家，要有共同捍卫的信念天空；一个社会，要有一起坚守的核心价值。每一个人，在满足口腹之欲后，也深沉呼唤更加富足而充实的人生。

    “一个民族必须要有信仰，否则社会上什么‘恶性肿瘤’都会长出来”，有志之士的呼吁，折射出我们时代的精神需求。如车轮围绕中轴才能转动，苍鹰振动双翼才能飞翔，社会拥有核心价值观，才能产生具有凝聚力的强大磁场。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明辨是非、评判美丑、权衡得失的基本标准，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心理习性和行为操守。每个时代都需要这样的“精神道统”，人们得以从中寻求生命意义，寄托终极关怀。

    中华文化向来崇德尚义，孔子选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追求“舍生取义，杀身成仁”。 5000年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历史敬畏，也有“为天下人谋永福也”的理想情怀。正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道统”，孕育出中华儿女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的价值取向，己达达人、兼善天下的行为方式。

    时至今日，当代中国已经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经济发展高歌猛进的同时，拜金主义在一些人那里颇有市场，一些传统道德价值受到挑战，一些价值底线被弃守。“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的物欲追求，毒奶粉、地沟油带来的良心失守……如果利益的巨浪吞噬价值关怀，那么物欲横流、唯利是图的尽头，必然是良知的出局和信任的崩塌。

    在哲人看来，没有良知的快乐、没有是非的知识、没有道德的商业、没有原则的政治，这是现代社会的最大危机。一些经济学家更看重市场经济中的道德力量，认为“没有诚信、同情心这些最基本的道德观念，市场经济就会引发灾难”。的确，缺少自由平等，市场经济就可能异化为巧取豪夺的原始丛林；没有公正法治，现代社会也可能堕落为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

    今天，随着物质财富不断累积，富裕起来之后的价值追问，更加峻切地摆在国人面前；涵养我们时代的“精神道统”，同样需要每个人的努力。出国旅游，能否用自己的行为，展示一个大国的文明？汽车时代，能否遵守规则，让社会多一份法治意识？网络普及，能否尊重隐私，向他人释放出诚信和友爱？从这些点滴努力中，一个人能够获得自我升华，一个国家何尝不能实现从物质现代化向精神现代化的飞跃？

    总有一种情怀，能够让人超越争名逐利；总有一种追求，能够让人舍弃一时得失；总有一种感动，能够让人不禁潸然泪下。物质匮乏的时代，精神的力量可以弥补物质的不足。物质丰裕的时代，精神的星光则能照耀我们走得更高更远，去拥抱一个更加丰盈的人生，收获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

（选自2014年4月9日《人民日报》）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建设的发展，一些无序的过度开发和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导致城市悬浮物和污染物排放大量增加，空气质量下降，能见度降低，影响了居民的日常生产生活。雾霾天气已经逐渐被列为灾害性天气。

水平能见度小于10.0 km的空气普遍浑浊现象称为霾或灰霾，其是由大量极细微的干尘粒等均匀地浮游在空中造成的。霾使黑暗物体微带蓝色，远处光亮物体微带红、黄色。空气中的有机碳氢化合物、灰尘等粒子也能使大气浑浊，因能见度恶化导致视野模糊，这种非水性形成物组成的气溶胶系统造成的视程障碍在水平能见度小于10.0km时，该现象称为霾或灰霾。雾霾天气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的天气现象，是雾和霾的混合物，还没有被列入气象观测规范。

雾与霾的区别在于霾发生时相对湿度不大，而雾发生时相对湿度接近饱和或饱和。霾导致能见度恶化，其发生是相对湿度小于60%，且能见度小于10.0km时的大气浑浊导致视野模糊造成的。雾导致能见度恶化，其发生是相对湿度大于90%、能见度小于1.0km时大气浑浊导致视野模糊造成的。因此，霾和轻雾的混合物共同造成的大气浑浊、视野模糊、能见度恶化，大多是在相对湿度为60%－90%时的条件下发生的，但其主要成分是霾。霾与晴空区之间没有明显的边界，这点与雾、云存在差异，灰霾粒子的尺度比较小，且霾粒子的分布较为均匀，其粒子是肉眼看不到的空中飘浮颗粒物，粒子大小为0.001－10.000μm，平均直径为1－2μm。

    通常在低层大气中，气温是随高度的增加而降低的，但某些情况下会出现逆温现象，气温会随高度的增加而升高。逆温层是指出现逆温现象的大气层。在逆温层中，较暖而轻的空气位于较冷而重的空气上面，形成一种极其稳定的空气层，笼罩在近地层的上空，严重地阻碍着空气的对流运动。对流运动受阻导致近地层空气中的各种有害气体、汽车尾气、烟尘以及水汽等，只能飘浮在逆温层下面的空气层中，无法向上向外扩散，有利于云雾的形成，导致能见度降低，甚至由于空气中的污染物不能及时向大气中扩散，造成大气污染加重，给人们生产生活及交通安全带来严重的危害。

    随着空气质量的恶化，雾霾天气现象出现增多，危害加重。这些超细灰尘主要来自机动车尾气尘、燃油尘、硫酸盐、餐饮油烟尘、建筑水泥尘、煤烟尘和硝酸盐等，是雾霾有害颗粒的重要组成部分。雾霾天气时，大气中的气溶胶使空气浑浊受污染，进入人体后不易排出，停留在肺泡，会造成危害。长期吸入易致鼻炎、支气管炎等症。慢性支气管炎和哮喘病人在雾霾天长期停留，病情会加剧。雾霾天气还会使人们的心情灰暗压抑，影响心理健康。气溶胶颗粒凝聚后悬浮在空中，还会造成视程障碍，甚至引发交通事故。

（摘编自王润清《雾霾天气在气象学中的界定与防范》）

    “知人论世”最早见于《孟子·万章下》。孟子这里所谓的“知人论世”，其本义是指“交友之道”。后经文论家的发展，“知人论世”成为一种论文的方法，即“知人论世法”，是一种要理解文本必须先了解作者为人及其所处时代的论文方法。

    “知人”是指鉴赏作品时必须了解作者的身世、经历、思想状况及写作动机等信息；“论世”是指联系作者所处的时代特征去考察作品的内容。“知人论世”是广为人知、影响深远的传统诗歌鉴赏方法，其基本的原则是：分析理解和评价诗歌，必须将诗歌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以及作家的生平遭际等与作品联系起来。清人黄子云认为，在吟咏之时，应先揣知作者当时所处境遇，然后以“我”之心，求无象于窅冥恍惚之间。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也提出，不了解古人生活的时代，不可妄论古人的文辞，知其世，而不知古人的身处，也不可以遽论其文。王国维也认为，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人之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由此看来，在教学古代诗歌的过程中，必要的背景简介不可少。在高中语文课堂，教师要有意识地加以引导，通过持续的背景简介，帮助学生建构文学史的框架，这样学生就会在文学常识积累中逐渐拥有高瞻远瞩、触类旁通的文学鉴赏智慧和能力。

    鲁迅在评论陶渊明时曾说，陶渊明固然写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寄兴田园的篇章，却也写过“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等愤世嫉俗的悲壮之歌；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同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朱熹也曾评论说，陶渊明的诗，众人皆说是平淡，据我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不易察觉，露出其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的人，又如何写得出这样言语的诗句。由此看来，没有对作者及其时代全面而深入的了解，而是任意取舍，必定会影响到对其诗作的理解。

    唐代诗人朱庆馀的《近试上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这首诗表面上写一位新嫁娘精心打扮自己等待天亮见公婆时的忐忑不安，心理描绘惟妙惟肖，其人呼之欲出。而诗人的本意却是以此为喻，委婉试探自己的诗作合不合主考大人的评判标准。“洞房昨夜停红烛”喜举进士也，“待晓堂前拜舅姑”将见主考大人也，“妆罢低声问夫婿”以所作之诗请教于张籍也，“画眉深浅入时无”能否获主司之赏识也。张籍自是心领神会，于是用同样的手法做了巧妙的回答，《酬朱庆馀》：“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前两句是说朱庆馀德才兼备，文质彬彬，自知文章写得好，但是还不够自信；后两句张籍对其作了肯定的回答，同时流露出对朱庆馀的赞赏之情。不了解诗人这些进献、酬和文字背后的交往，就无法理解作诗的本意。

    “知人论世”对古诗文教学和文学作品鉴赏，对更深刻、更透彻的全面了解作家的创作本意和思想情感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王美智《知人论世与古代诗歌鉴赏》)

中国文学史的本与末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指出“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其本意为嘲讽新月派与创造社“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主张，孰料有人据此提出“魏晋文学自觉说”。中国古代文学自产生就自觉担负起传承道义的社会教化重任，“魏晋文学自觉说”乃至“文学的自觉”并不适宜用来描述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

    中国古代“文学”的内涵虽然有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新的文体也不断涌现，但正如曹丕《典论•论文》所说：“文本同而末异。”言志载道的传统是“本”，具体文体和文辞的变化是“末”，根本点并没有发生过动摇。近代以前，中国文人的主要学习及研究对象是经史、诸子、辞赋等著作，但20世纪以来，中国受西方文学观念尤其是19世纪初法国女作家斯达尔夫人《论文学》的影响，认为文学的特质为抒情性、形象性与典型性。照此标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如六经、诸子就不是文学，至多含有文学因素，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更侧重符合西洋近代文学分类的诗歌、小说、戏曲等文学种类的研究，这种现象限制了学者研究的范围，破坏了中国文学历时三千年的完整性和包容道统价值的深刻性。这种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学观是对中国古代文学及其价值的否定。探讨中国文学史，不能背离与古代文学共生共长的学术传统，更不能失去对传统的敬畏。若将六经、诸子等以原道载道为价值追求、引导社会向善为终极目标的著作从中国文学史中剥离，中国文学将失去自身特色，中国文学研究将不具有完整性。

    在斯达尔夫人《论文学》之前的欧洲，文学观念也包含了修辞学、诗歌、历史、哲学和宗教等复杂内容，并非仅限于在虚构意义上。斯达尔夫人的文学观既不适用于中国古代文学，也不能涵盖19世纪以前的西方文学。有学者提出要兼容并包，汇通中西，但我们的“兼容并包”应有选择性，“汇通中西”应坚持立足中国文学本位。有责任的当代学人并非一味排斥西方文学观念，而是在披沙拣金、去粗取精的过程之后，借鉴吸收其中契合中国实际的文学观念。

    倡“魏晋文学自觉说”者多以曹丕《典论•论文》之“诗赋欲丽”为据，认为魏晋时期文学从政治、教化和社会责任感的束缚中挣脱，重视表现个人情感。对艺术审美性有了自觉追求。事实上“文学的自觉”这一概念并不适合中国文学的实际状况，中国文学自产生起就有自身的审美标准与价值追求，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言说目的很明确，即言志载道；二是先秦文学已对文辞之美有深刻认识并自觉追求。《文心雕龙·宗经》说六经“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的叙述特点，说的就是六经的审美价值。《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引孔子之言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钱基博《中国文学史》说“孔子以前，有言有文，直言者谓之言，修辞者谓之文”，足见孔子之前中国文学已有建言修辞的良好传统。

    中国古代文学包括魏晋南北朝文学从未有过“为艺术而艺术”的时代，曹丕对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评价与《左传》所载的“三不朽”思想一致，都表达了建功立业、名垂后世的终极人生理想。陆机《文赋》最早系统地探讨文学创作的问题，他将文学的根本目的归结到载道教化一途。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绝大多数时代的绝大部分文人都能始终将明德、载道与经世致用作为首要目的，这一社会价值被历代作者和读者共同认可。研究中国文学史，描述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就不能否定中国文学发展演变的这个根本特征。

    退学读私塾、父母担当读经“家教”、课余“读经班”异常火热……据报道，针对少儿读“经”不断涌现的讨论，日前在孔子故里山东曲阜举行的第八届世界儒学大会特设“少儿读经利弊得失之检讨”专题论坛，与会专家认为，中国教育正在逐渐回归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语境。

    “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沉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不竭动力。读经热、诵典潮，近年来风生水起，已成时尚，这是对传统文化抱持“温情与敬意”。更何况，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将传统融入当下，融入国民教育、道德建设、文化创造和生产生活，教育是最重要的抓手之一。目前，从戏曲、书法、武术进校园，到新教材增加古诗文比重，无不说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国民教育，既可行可操作，效果也可期可赞。

    不过，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也不能一提读经就退学读私塾，也不能陷入读死经的泥淖之中。如果把读经简单理解为死记硬背，却不知其意，实属本末倒置。媒体曾报道，某读经少年“花了10年时间背诵了30万字的儒家经典，结果竟然连常用字都认不全，一篇800字的作文错字连篇”，这是不折不扣的读经悲剧。还有人读经，以背诵了多少万字经典而自矜，时不时卖弄于公共场合，炫技于亲朋面前，这种小聪明反衬此人并未真正读懂经。

    今人读经，贵在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王国维认为：“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现代人读经诵典，读进去才有可能读得懂，知其深邃，跳出来才能更客观地审视经典，并在审视过程中观照内心，有选择地指导自我。对待古代经典，用业内人士的话就是做到“客观、科学和礼敬”。否则，妍媸不分，全都拿来，像鲁迅所说的那样“随手拈来，大口吞下”，把“新袋子里的酸酒，红纸包里的烂肉”也当成了滋补品，后果自然是“吃得胸口痒痒的，好像要呕吐”。

    读经诵典，“怎么读”重要，“读成什么”也重要。在品味与诵读过程中，如果深切领悟到古人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气节品格，并能把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继承和发扬下去，就意味着读出了真意，读出了滋味。

    “有没有印度帝国没有关系，我们可不能没有莎士比亚！”曾有英国人如是感慨。但凡对本国历史稍有了解者，都会明白民族文化的分量和意义。今天，只有我们在读经诵典中领悟到传统文化的哲学智慧、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才是真的明白了读经的意义，才能谈得上传承与弘扬。

（摘编自王石川《读经典贵在“入乎其内，出乎其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