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当今社会，有一样东西几乎让所有人都无可逃逸，那就是浮躁的风气。这话虽有些偏激，却道出了许多人欲言难言的自我困惑。

    杂乱吵闹是喧嚣的外在表现，其本质则是浮躁，是人们内心的急躁、失衡、不沉稳。浮躁，是丧失定力，随波逐流；是心急如火，投机取巧；是虚浮夸张，一片泡沫；是不要过程，只要结果。人生在世，谁都有各种各样的追求和欲望，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本无可非议。问题在于，面对浮华世界，人们的欲望变得更大、更多、更急切，由此衍生出浮躁的社会风气。

    浮躁之风盛行，会导致这样的现象：为官者盼望一步登天，为学者盼望一步到位，为商者盼望一夜暴富，为艺者盼望一举成名。也容易出现这样的结果：社会被浮躁之风笼罩，清静的人生、专心的工作、精良的产品，变得稀罕起来；因为求快而忽视了细节和质量，导致一些地方事故多发、反复折腾、劳民伤财。那些整日忙碌赶场子的人，那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人，那些跟风起哄盲目不安的人，看似日理万机，好像勤奋忙碌，到头来往往难成大事，原因就在于他们“用心躁”而无法“用心一”。

    对于浮躁，古人总结出了“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的道理。今天的社会日新月异，节奏加速，变化更快、更多、更大，人们对变化的感受极为敏感；但同时也不要忘记，变动不居之中也有恒定不变的规律——结果需要过程，成功必得付出。即便是插上了新技术的翅膀，站上了创新的风口，如果没有扎实稳固的知识和技能储备，成功终究是短暂而不稳固的。舒服与辛苦，安逸与劳顿，亦有着互相转换的辩证法。

    《道德经》里讲，重为轻根，静为躁君；轻则失根，躁则失君。人活一辈子，要想给社会给后人留下点东西，要想实现自我价值，就必须避开社会的喧嚣，拒绝外来的诱惑，祛除内心的焦躁，静下心定下神，扎扎实实、聚精会神地做事，而不要被外界的喧嚣浮躁所裹挟。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陶渊明所揭示的，乃是喧嚣之中的宁静心态。内心的宁静，是一种穿越世俗、撇开浮躁的力量，有了它，便可以每临大事有静气，便听不到外界的吵闹嘈杂，便能忍得孤寂、受得清苦、看穿陷阱、看淡诱惑。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有了静的底色，才有达的境界、定的气质、和的格调，才能让人生剧本脱俗雅致。能够保持内心的宁静，是“大家”风范，亦属常人能力所及。内心的宁静，是最为深厚的修行。让宁静成为心灵的常态，我们不必超脱凡尘，也一定可以专心致志、成就非凡。

（选自2016年4月《人民日报》，有删改）

拥有心智生活

周国平

    ①心智生活就是心灵生活和智力生活的合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精神生活。心智生活的特点是内在性和非功利性，心智的运用、真理的探究本身就是目的，并且能够从中获得最大快乐。

    ②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内在生活和外在生活当然都是需要的。只有外在生活，生活的全部内容是谋生和交际，这样的人是十足的庸人。只有内在生活的人极少，往往是某一类天才，同时往往也是世人眼中的或真正病理意义上的疯子，例如荷尔德林、尼采。有两者皆优的天才，例如歌德、拿破仑。真正的伟人必有伟大的心智，心智不伟大者不可能有伟大的事功，但心智伟大者未必有伟大的事功。

    ③是否拥有心智生活与职业无关。并非只有科学家、学者才能过智力生活，只有诗人、哲学家、宗教家才能过心灵生活。事实上，大学和研究机关里许多人并无真正意义上精神生活，只是在做死学问，或谋生谋利。职业化的弊病是：精神活动往往蜕变为功利活动；行业规矩束缚了真才之人的自由发展。所以，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精神探索者有意从事一种普通职业，而只在业余时间从事精神探索。

④我们时代的特点是，人们普遍沉沦于功利性的外在生活，很少有人真正过内在的心智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人要保持清醒，认识到心智生活在人生中的重要价值。心智生活能使人获得一种内在的自由和充实。一个人唯有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用自己的灵魂去追求，在对世界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态度上自己作主，才是真正做了自己的主人。同时，如果他有丰富的内心世界，便在自己身上有了人生快乐的最大源泉。心智生活还能使人获得一种内在的自信和宁静，仿佛有了另一个更高的自我， 能与自己的外在遭遇保持一个距离，不完全受其支配，并能与外部世界建立恰当的关系；不会沉沦其中，也不会去凑热闹。这就是所谓定力。现在学界有一些人，自以为是指导时代的风云人物，但没有内在的心智生活，因而就没有一贯的学术志趣和精神立场。自己没有灵魂的人，怎么能充当拯救别人灵魂的导师呢？

    ⑤人们常常叹息，中国为何产生不了大哲学家、大诗人、大作曲家、大科学家等等。据我看，原因很可能在于我们的文化传统的实用品格，对纯粹的精神性事业不重视、不支持。一切伟大的精神创造的前提是把精神价值本身看得至高无上，在我们的氛围中，这样的创造者不易产生，即使产生了也是孤单的，很容易夭折。现在的开放是一个契机，我希望我们不要只看到经济上的挑战，更深刻长远的挑战是在文化上。中国要真正成为有世界影响的文化大国，就必须改变文化的实用品格。一个民族拥有一批以纯粹精神创造为乐的人，并且以拥有这样一批人为荣，在这样的民族中最有希望产生出世界级的文化伟人。

（节选自周国平散文集《安静》，有删改）

古典诗文中的“扁舟”意象

    “扁舟”是中国古典诗文中最常见的意象之一，承载着中国古代文人淡泊世事、悠然自得的情感，形成了独特的扁舟情结。最早的“扁舟”，并非失意文人所特有，也不具备悲凉或者超脱的韵味。《史记》载：“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乘扁舟浮于江湖。”这里的“扁舟”有隐遁之味，丝毫没有落魄江湖、身处世外的冷寂色彩。

    “扁舟”在古代文人眼里，不仅仅是一只小船，它随着无数文人跌宕坎坷命运的无限延伸，演化为一种绝处逢生的处世观。在儒家提倡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准则支配下，古代文人或积极入世，或隐身出世。对于潦倒困厄的人来说，“扁舟”是他们寻求再生的一支苇草。

    “漂泊”是古代知识分子的宿命，也是“扁舟”意象的基本蕴含。古代知识分子或为生计、或为科举、或被放逐，他们背井离乡，天涯漂泊，充满无尽的羁旅乡愁。“扁舟”既是游子漂泊的凭靠，也是其羁旅之愁的寄托。唐代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有“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的诗句，其中“扁舟”承载着游子无尽的漂泊之苦和思乡之情。杜甫诗中的“扁舟”意象出现得最频繁，表现漂泊思乡的意绪也最强烈。他诗中的“扁舟”意象，承载着诗人生活的苦难和不幸，是古代知识分子追求理想、历尽艰辛的典型写照。

    “扁舟”意象的另一典型蕴含是“自由”。庄子说“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这是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现实有太多压抑和束缚，他们渴望在“扁舟”中获得精神的自由。苏轼在《前赤壁赋》中借“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这一境象，表达了他面对被贬谪的处境，渴望摆脱精神苦闷，追求自由生活的强烈愿望。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以温和沉浸的心态，表达了与苏轼同样的心境：“玉鉴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怡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一条小船附着于万顷碧波之上，在碧波中自由自在地轻漾，充溢着一种皈依自然、天人合一的“宇宙意识”和自由精神。

    隐居是古代知识分子仕途失意的无奈选择及功成身退的理想归宿，是他们最后的精神家园。“扁舟”意象中既蕴含着他们人生的理想与期冀，也蕴含着他们失意的痛苦和灵魂的呼唤。范蠡是古代文人功成身退的典范，但更多人却是因仕途坎坷和无奈而萌生隐居念头，使“扁舟”成为他们仕途失意而隐居的一个意象。苏轼被贬黄州，写下“小舟从此逝，沧海寄余生”的诗句，流露出过隐居生活的念头。李白“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表明了他在现实压抑下，欲放浪江湖，过隐逸生活的强烈愿望。

    在常见的“扁舟”意象中，无论是矢志漂泊，还是追求自由，抑或是失意隐居，无不是中国古代文人心路历程的写照，虽蕴含仕途坎坷失意的无奈与消极，但为后世树立了忧国爱民、愤世嫉俗、自由洒脱的光辉典范。

（有删改）

    得益于中国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的卓著进步，人工智能在国内发展迅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将在自动驾驶、智慧医疗、智慧金融、机器人等领域获得蓬勃发展。从娱乐、出行到支付手段，人工智能悄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今年7月，国务院印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指出人工智能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带来社会建设的新机遇，同时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也带来了新挑战。在这些新挑战中，最令普通人关注的，或许就是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机关系”：高阶人工智能有没有失控风险？未来的机器会不会挑战人类社会的秩序，甚至获得自主塑造和控制未来的能力？随着人工智能日新月异的发展，很多人有了这样的担心。

    人工智能会带来福祉还是挑战，是许多文学、影视、哲学作品不断探讨的主题。近年来大众传播对人工智能的关注，无形中也加重了人们对“人机关系”的焦虑。以音源库和全息投影技术为支撑的“二次元”虚拟偶像上台劲歌热舞，人工智能用人脸识别技术与深度学习能力挑战人类记忆高手，“阿尔法狗”击败各国围棋大师，攻占了人类智力游戏的高地……尤其是一些以“人机对战”为噱头的综艺节目，通过混淆人工智能的概念，人为渲染了一种人机之间紧张的对立气氛，既无必要，也缺乏科学性。

    事实上，现在所有人工智能仍属于在“图灵测试”概念下界定的“智能”，无论是将要盛行的根据神经网络算法的翻译程序，抑或是基于量子计算理论的各种模型，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将是从属于人类的工具。作家韩少功提出了“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的有趣假设，从文学的角度解释了自己对于人机对立关系的看法。他认为价值观才是人类最终的特点和优势，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促使人们对自身存在的本质进行更加深刻的探索，并坚定人类本身存在的价值。

    尽管如此，行将迈入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仍需谨慎界定人机之间的关系格局。国务院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提出，“建立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政策体系，形成人工智能安全评估和管控能力”。未来，应通过对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的深入探讨，为智能社会划出法律和伦理道德的边界，让人工智能服务人类社会。这也是世界范围内的一项共识。微软、谷歌等巨头也因人工智能的发展风险而成立了AI伦理委员会。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专家呼吁，在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上安装“道德黑匣子”以记录机器的决定与行为。人们已经意识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以人类社会的稳定与福祉为前提。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迅猛，在未来构建人机关系格局上，也应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面对人工智能，既要通过法律和政策予以规范，也要用文明和伦理赋予其更多开放的弹性。在这方面，相信中国文明传统会比偏重逻辑与实证的西方文明传统更有用武之地，更有助于开拓兼顾科技与人文的“中国智造”。

（摘自《人民日报》2017年08月23日05版，有删改）

中国进入“新穷人”时代

汪晖

按照户籍统计，现在有2.4亿从农村移民城市的打工者，伴随着土地流转政策的实施，这一打工群体正在从拥有一点农村土地的半无产阶级化的工人群体向无产阶级化的工人群体过渡。这一新工人群体是经典意义上的穷人，同他们一道诞生的是那些曾在社会主义时期占据着特殊地位但如今衰落了的工人阶级，他们从具有某种主体地位的城市阶层迅速滑落至失业者，成为城市贫民。较之20世纪的工人阶级，新工人群体的人数与规模要庞大得多，但这一群体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却几乎没有自己的位置，以至于他们究竟是一个阶级还是阶层至今仍然是学者们争论的问题。

    而今，一种不同于上述经典意义上的穷人的“新穷人”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例如廉思在发表的著作中描写的青知“蚁族”：他们大学毕业，聚居于城市边缘或中心，拥有一定的工作和收入，却在消费社会的碾压下辗转反侧。用陈国战的话说，“‘新穷人’大都受过高等教育，工作于高档写字楼，外表光鲜亮丽，对自己的白领身份有很高的期待和想象”；但“在工作的枯燥程度上和收入水平上，他们都已与蓝领工人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与物质上的消费不足相伴随的，是所谓“精神贫困”、价值观的缺失等。如果说经典意义上的穷人是资本主义经济生产过程的产物，那么“新穷人”则是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的伴生物，但他们同样是资本主义经济从工业经济向金融资本、从实物经济向虚拟经济过渡过程中的产物。我们可以预期的是：这两者之间将会出现越来越多的重叠地带。

    如果仅仅从消费的角度看待“新穷人”就有可能忽视了这个群体的政治能量。与欧洲和美国在去工业化过程中诞生的“新穷人”有所不同，中国的“新穷人”萌芽于社会主义体制向后社会主义体制的转变过程之中。但与欧洲和美国的状况相似，这一群体是新兴媒体的积极参与者，显示出较新工人群体强烈得多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动员能力。过去，我们不难在阿拉伯的反抗运动、美国占领华尔街的运动和莫斯科的街头示威游行中看到“新穷人”的身影，如今，中国的“新穷人”也异常活跃，从微博和各种网络传媒直至纸面媒体，其话题遍及各个社会领域。但中国“新穷人”的身份似乎更不确定，“新穷人”身上的政治潜力也是一个有待探索的领域：他们是不满的源泉，却又未能展开全新的政治想象；他们在消费不足中幻灭，却又不断地在生产着与消费社会相互匹配的行动逻辑。

    对于新工人群体而言，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遗产，他们与乡村的联系仍然维系着。就“新穷人”群体而言，他们是市场扩张中拥有一定教育背景的、怀抱上升梦想的、消费不足的群体，他们对个人权利及其相关变革十分关注，与这个正在生成中的新的社会经济体制的基本价值观没有根本性的冲突。恰恰是在媒体高度发达的当今时代，分隔现象日趋严重，在新工人群体与“新穷人”之间难以产生真正的社会团结和政治互动，从而也无从通过团结或互动产生新的政治。不过一切才刚刚开始，离真正的戏剧还有一段距离，各种新因素迅猛涌现，规模空前，它们预兆着一个正在降临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新工人、“新穷人”将是历史变动的重要力量。

黄河文明的变革精神

    以往，变革精神这个黄河文明的显著特色，一直未被人们重视，即人们总是给这种文明冠以保守性的特征，这种认识误区，应该得到扭转。

    过分强调大河流域文化、平原文化反农业文明的保守属性，主要是源自于黑格尔的影响，黑格尔按照地理特征把世界区分为三种类型：高地居民的性格是好客和掠夺，原上居民的特性是守旧、呆板和孤僻，海岸居民的性格是勇敢、沉着和机智。这便是将平原流域的农业文化或农业文明打上保守性特征的基础性论证。

    《周易》“革卦”曰：“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意思是说，革卦原象征变革，在“巳日”（祭祀的日期）推行变革并取信于民众，前景就至为亨通。革卦的《彖传》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不仅求变，而且倡导顺乎天而应乎人的革命性变革。

    社会的变革如此，对于人的基本素质的培育也是如此，要求个体的修养，成长也要日日求新，《大学》就反复教海人们要去创造，去求新，《大学》云：“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这样一种强调求新求变的思想，既是历史本身的观念反映，也反过来催生历史的变革和发展。三代的历史沿革就具有明显的文明变迁意义，夏商周三代只有千余年的历史这对于早期文明历史进程来说并不算长，但却经历了多次重大的变迁。

    黄河文明的变革精神，深深影响了政治文明的进程及其特点，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变革，就是这种文明内生性的历史巨变。中国历史的这场深刻变革，既是黄河文化区域内的政治变革，也在思想层面上受到“天地革而四时成”的变革精神的支撑。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内的变法运动，大都继承这样清晰的变革思想，正是这样的变革思想，支撑了长达数百年的变法运动，终于把行之千余年的贵族制推进到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

    中国的政治体制也不是一成不变，不管是官僚制度，还是经济制度。选官制度、文化思想等等各个方面，从秦到清发展变化的脉络也清晰可循，以往所课“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说法，说中国古代社会长期迟滞或停滞不前，较之欧洲的封建时代要显得特别漫长。其实，这完全是一个认识误区，而且也是一种不恰当的历史比较，这种所谓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超级稳定，迟滞发展的说法，完全无法解释中国在长达千余年的时间里毫无争议地走在世界前列的历史事实。

    事实上，古代中国并没有传统所理解的农业社会那种无限依赖于土地所造成的孤僻、呆板和保守，而是在平原流域丰厚的土壤条件上，创造了中央集权制度，创造了科举制度，创设了官僚制度，更是创造了直接影响西方政治进程的四大发明。

    黄河文明作为一种农业文明，相对于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来说，没有保守性的文化因素是不可能的，但一种显示了巨大创造力的文化，只注意到它的保守性的一面，显然是不客观不公允的。

（节选自李振宏《谈黄河文明的变革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