骚扰电话该谁管？

    最近，网上流行这样一句话：“每天叫醒我的，不是闹钟，也不是梦想，而是骚扰电话。”虽有戏谑与夸张成分，但未尝不是人们深受骚扰电话之害的真实写照：

    理财推销、发票开具、中奖兑换、房屋租售、辅导培训，骚扰电话五花八门，商业推广与电信诈骗混为一体，让人感觉“接不完，不胜烦”。

    骚扰电话到底有多少？今年3月，百度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安全白皮书》显示，2015年，全国骚扰电话总量为948亿条，较2014年上涨57%。这么大的数量，即使设套诈骗的概率有限，最后被骗用户的绝对数也不少。最不可思议的是，很多人手机上显示，一些被安全软件标注了上千次甚至上万次的骚扰电话还能继续拨打，岂非怪事？

    客观地看，骚扰电话的界定确实不容易。以常见的骚扰号码400+电话为例，除非含有色情、暴力、淫秽等明显违法内容，否则很难认定哪些电话是骚扰、哪些内容属诈骗。更有人认为，电话通信是公众权利，在不能判定某个号码涉嫌违法的情况下，运营商没有权力擅自停止服务。这种似是而非的“付费就能使用论”，好像有一定道理，但听起来不免让人心塞。对每年数以几百亿计的骚扰电话，难道只能听之任之？

    据知情人透露，目前骚扰电话分工精细，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一些所谓高科技软件公司开发出的系统，既能批量外呼，还能语音自动群呼，更能随意更改主叫号码，为骚扰电话推波助澜；有的地方电信运营商为了追求利润，滥用透传技术，出售通道帮不法分子建立呼叫中心，提供交换机等设备支持，更助长了骚扰电话的气焰。有媒体报道，在这条黑色利益链背后，每通话1分钟，运营商能获得五六分钱的收益。

    打击骚扰电话，离不开电信运营商的主动作为。对个别地方运营商参与骚扰电话产业链牟利问题，各大运营商总部应严格行业规范，定期开展网络安全普查，清除内部害群之马。对授权出售常见骚扰电话号段的代理商家，切实担负起监督责任，在电信号源、号码发放、资质审核、投诉处理等环节都不能放松。在甄别骚扰电话的技术上，积极与相关互联网公司开展合作，不断改造升级屏蔽软件，让相关软件更有效。

    打击骚扰电话，需要创新监管方式，加大处罚力度。在这方面，一些国家的做法值得借鉴。比如，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开设专门网站，为电信用户申请“别打我电话”服务，把那些申请保护的电话编入“全国别打电话名录”，推销公司如果拨打列入该名录的电话，将被处以1．1万美元的罚款。德国法律规定，乱打骚扰电话者，将根据情节，除被处以数额不等的罚款外，还将面临最长3年的监禁。

    这几年，为打击骚扰电话，我国有关部门先后多次开展“清网行动”，查处了不少伪基站，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根本上管住骚扰电话，还需要相关部门共同协作。电信运营商应当尽到管理责任，工信、工商、金融、公安等相关部门建立应急协调机制，提高骚扰电话的拨打成本，加大对违法分子的处罚力度，为饱受骚扰的电信用户讨回一个清静。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最神圣的典礼，非封禅莫属。封禅是古代君王祭祀天地的典礼，是宣示天地认可帝王执政合法性的仪式。秦汉时期，在封禅的理论中，都是以泰山作为封禅地点的。在泰山上筑坛祭天叫作封，辟场祀地叫作禅。泰山成为封禅的圣地，不仅仅因为它的自然高度，更主要的是因为它的文化高度。

    封禅泰山的原因或许非常复杂，但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东方关于封禅泰山的理论和文化，不管是语焉不详的传说还是相互矛盾的故事，都在证明一种强大的思想文化传统的存在。孔子是泰山封禅理论的支持者，他认为泰山只能接受鲁国国君和周天子的祭拜。即使很多细节都无法证明，即使所有礼仪都无法施行，但是，要封禅就只能到泰山。面对传统，不可一世的帝王也只能低头妥协。

    秦始皇封禅之时，距离传说中的封禅已相去太久，封禅之礼，几乎无人能知。学者认为，秦始皇封禅泰山之前，只有封禅理论而没有封禅实践，也是很有道理的。汉武帝封禅，情形几乎雷同。但是，他们都还是请来众多儒生，认真讨论，直到最后讨论没有结果。主张封禅者，多来自东方，不仅有鲁国的儒生，也有滨海的方士。这种讨论虽然没有结果，但起码可以证明：来自西方的征服者和统治者，不管是秦始皇还是汉武帝，都为东方文化所折服、所吸引，沉迷不返，追求仙人和长生必然无果而终，但是封禅泰山却可以是成功的。泰山封禅，终于走出了传说的迷雾，变成了帝王心目中的神圣所在。何止是帝王，封禅大典，几乎就是一种历史创造。因为封禅不能随时进行，封禅的条件常常难以具备，所以古代帝王无数，而真正能够封禅成功者寥寥无几。

    泰山封禅，可以看做是儒家思想礼制化的一个具体表现。孔子的成功，最重要的是思想和精神。孔子在周公的礼制中提炼出精神，把礼乐化为一种思想，并建筑了儒家的思想体系。经过春秋战国时代的大交融，孔子的思想体系由精神光芒的闪耀向可以操作的礼制转化。

    在儒家思想的传播过程中，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帝王先接受了封禅理论，然后才接受了儒家，最后儒家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秦始皇封禅泰山，汉高祖祭祀孔子，汉武帝设五经博士，这个思想传播的过程，其方向是一致的。以封禅泰山为代表的儒家礼制思想，因为与天地祭祀有关，与帝王的合法性证明有关，所以最先受到最高统治当局的青睐，而这正是儒家获得独尊地位的开始。

    作为帝王祭祀天地的最高礼典，封禅终于成为事实，而泰山几乎永久地独占了这个荣耀。可以说，自从秦皇汉武封禅泰山以后，泰山的五岳独尊地位才真正确立下来。泰山地位的提升，与儒家思想在中国的发展同步进行，泰山于是成为一种文化象征与符号。中国文化，如果用一个人来代言，那就是孔子；如果用一座山来代表，那就是泰山。

（《泰山的祭祀与封禅》）

    目前，随着中国传统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创新弘扬问题现在显得尤为重要。这里所说的创新弘扬，是把激活中国古代有价值的美学思想资源，加以阐释和发扬光大。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是当代美学建设的重要资源，这正是我们中华美学精神在当下应当发扬光大的原因。

    美学作为人文价值学科，应当重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价值。因此，我们不能心存偏见，依然怀抱全盘西化的那种矫枉过正的态度，总是误以为只有古希腊、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传统才对当下的美学思想发展有启示，而中国孔孟老庄、宋明理学以来的思想传统就不值得继承和发扬光大。我们既不粗率地鄙视和否定中国的传统美学思想，也不能盲目地迷信和简单地移植西方美学。实际上，即使在西学东渐、甚至有人主张全盘西化的时代，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并没有被全盘否定，并没有完全断裂。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中承载着丰富的审美经验，由这些经验归纳和总结出来的理论，乃至审美经验本身，值得中国当代美学和世界美学加以继承。这些传统的美学思想已植根于我们民族的生活方式之中，千百年来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价值观念、审美趣味以及艺术心理。因而，对于它们的继承与弘扬，是当代学人之使命所在。古代传统与当下发展的关系，是一种源与流的关系。譬如脍炙人口的唐诗宋词，在当下依然让我们获得审美的享受；古代的戏曲小说和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可以在当代新媒体艺术中得以再现；古代的器物造型等可以为当下的设计提供启示和灵感，等等。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包含着启迪学者智慧、引领未来发展的思想资源。中国传统思想中有一个重要传统，就是“返本开新”。这也是我们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的重要途径。我们应追溯中国传统美学的源头，切实把握其中有价值、有活力的资源，从而使当代美学别开生面。诸如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和谐的宇宙观、“立象言意”的传统、物趣人情浑然为一的艺术境界等等，都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光大。中国艺术的抒情传统虽然不能涵盖全部的艺术作品，但它确实是中国古代艺术具有独特民族特征的贡献，同样也值得我们珍视和发扬光大。

    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中有优秀的传统，就无限夸大其内容，或者固守中国传统美学中僵死的教条。中国传统美学资源在学科形态上、研究方法上确有诸多的不足，我们应当客观对待其中的生机和活力，客观地对待这批遗产。

（节选自朱志荣《中国传统美学的传承弘扬》，有删改）

    祭祖传统起源于商朝。商人把鬼神分为天神、地祗、人鬼三类，并且把人鬼（祖先）作为祭祀的主要对象。从孔子开始，儒家逐渐与鬼神信仰拉开距离。从根本上说，儒家并不反对服事鬼神，只是将对鬼神的祭祀放到整个道德教化的系统中去思考而已。

    中国人的祭祖信仰不外乎基于以下两种心态：一是饮水思源，追念祖先功德；二是祈求福祉，希望祖先保佑子孙。这里，体现了个人与祖先之间的生命关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些看似高深的哲学追问，在中国人的祭祖仪式中得到自然而朴实的回答。这里，还体现了个人与祖先之间的情感关联，甜酸苦辣的人生况味，喜怒哀乐的情绪波动，都可以毫无保留地向祖宗诉说，从而得到心理的释放，乃至问题的解决。在祭祖的芸芸众生看来，祖宗虽然不在了，但并没有变成虚无缥缈的鬼神，而是在生命上与自己同在，在情感上与自己分享。冯友兰先生说过：“行祭礼并不是因为鬼神真正存在，只是祭祖先的人出于孝敬祖先的感情，所以礼的意义是诗的，不是宗教的。”这种诗意的信仰、哲学的智慧，正体现出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精神魅力。

    家祭是祭祖信仰最基本最普遍的形式，但各地的具体做法不尽相同。这种家庭祭祖方式，有助于巩固以孝悌为纽带的家庭成员关系，维护家庭的安定和睦，也是讲述家庭故事、传授优良家风，进行家庭教育的最佳场所，实际上发挥了类似西方人“教堂”的作用。

    宗祠祭祖分为春祭和秋祭，其中最隆重的是每年春节期间开展的春祭，气氛庄严而热烈。不少地方现在祭祖仪式加上一条，就是为本族优秀子弟发放奖学金、为困难子弟发放助学金。这种宗祠祭祖方式，有助于增进族群内部人们的感情联络，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现在有些地方，尝试引入祠堂管理委员会议事制度，协助当地村委会进行美丽乡村建设，调解村民纠纷，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企业本来是现代市场经济组织，欧美的企业，因为处在全民宗教信仰的社会背景中，根本不必要也不可能考虑员工的精神信仰问题。广东东莞的一些企业立足中国人的信仰传统，专门为来自五湖四海的本企业员工设立了“祖宗堂”。“祖宗堂”供奉“天地国亲师”牌位，以及本企业所有员工姓氏祖宗的牌位。“祖宗堂”平时开放，员工在家庭的重大纪念日，或者在思念家乡和亲人时，均可自行前往祭拜、上香。在春节和清明节等重大节日，则请出所有牌位，放置在企业大礼堂，组织本企业全体员工举行隆重的集体祭拜仪式。其祭拜程序参照农村宗祠祭祖仪式而依据企业的实际情况而有所变动，祝文则包含有本企业本年度发展成绩及前景展望等内容。在他们看来，教化员工是企业不可推卸的责任，而教化的本质就是教做人，做人首先是行孝。把孝落实了，人的动力就出来了，能力就出来了，整个格局也就出来了。这种企业祭祖方式，是对中国传统乡村宗祠祭祖方式的继承和超越，既满足了个体的精神信仰需求，又增进了本企业员工之间的情感交流，为建设企业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必要的心理基础。

    祭祖体现着我们民族的精神信仰，祭祖信仰应该成为我们重建“文化自信”的起点，为中华民族在当代的重新崛起奠定坚实的精神基石。

（摘编自黎红雷《企业与社区如何祭祖》）

    唐朝内地与西域通过丝绸之路的交往，不仅表现在各种物品的输入与输出，更表现在不同文化背景人员之间多种形式的文化交流，内地有大量的戍卒、使节、文士、商贾等进入西域，而更多的还是西域人受到中华各地的吸引，纷纷前来通使，贸易、留学，甚至入仕、传教，因此丝绸之路成为中西文化频繁接触、交流的主要途径，唐代诗歌中的诸多西域名物品类以及文化事象均是这种交流过程的反映，丝路文化对唐代诗歌产生了重要影响。

    空间之于文化，不仅仅只是地理概念，还应当包括时间观念和思想空间。唐代诗歌的地理延伸从“阳关”“安西”到“葱岭”“西海”，直至“条支”“拂林”，正是汉代之后丝绸之路的发展与延伸。唐代承续汉事，积极开拓西北，经营西域，藉保关陇安全。唐诗以汉喻唐，包含了对古人英雄业绩的向往、渴望建功立业的豪情，更重要的是表达了对民族历史的崇敬和对国家实力的强烈自信。如果地域性和时间性是向外的延伸，思想性就是向内的省视，而对于唐代诗歌而言，外来的思想影响莫过于佛教。佛教于汉晋之间自西域传入，我国僧人又赴天竺求法，得佛教真传而使中国也成为佛教中心，佛教至唐代达到鼎盛。唐代文士礼佛及与佛教僧徒交往之风盛行，细密精深的佛理、意味幽远的禅意也使得唐代诗歌中弥漫着浓郁的佛学气息。这种自觉自愿的能动选择、直指内心的深层体验，激活了诗人创作的灵感，他们借助长于抒情达意的古典诗歌，深刻表达出了心灵深处的生命意向和对生存状态的终极关怀。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并存、多元文化共生的国家。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概念和理论，并认为这个不可分割的民族统一体是历经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唐王朝加强对西域的经营，通过一系列羁縻州府的设罝巩固了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其开明的民族政策得到了西北诸族的拥护，唐太宗还被尊奉为西北各族共同的首领“天可汗”，唐代诗人岑参两度西域入幕，远驻北庭、轮台，对边疆民族习俗感受至深，其诗歌就有对边疆和平安定、胡汉和睦共处的赞颂，《赵将军歌》：“九月天山风似刀，城南猎乌缩寒毛。将军纵博场场胜，赌得单于貂鼠袍。”岑诗凸显了中华文化的多元发展对各少数民族所产生的向心力与凝聚力，这种民族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也使得唐代成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极为重要的历史阶段。

    西域独特的自然景现、文化艺术、丰富物产及民俗风情为唐代诗人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现实内容和想象空间，唐代诗人作为时代精神的代表，及时地将这些文化养料有选择地吸收到具体作品中去，创造出后世难以企及的“一代之文学”。另一方面，西域宗教艺术对唐代诗歌形式的演变也有重要的影响，佛教传播不仅影响了诗歌创作的思维方式，扩大了创作题材，佛教经典的传播还促成了四声的发现以及格律诗体的形成。魏晋南北朝以来，各民族之间交往频繁，西域音乐逐渐传入，并与中原音乐相结合，形成新的音乐形式，配合这种音乐用以演唱的长短句也开始出现，这就是曲子词。因此，总体而言，唐代律诗与曲子词从某种程度上也许可以说是中华文化吸收西域文明所孕育出的瑰丽的艺术奇葩。

（摘编自郭文庭《唐诗中的丝路文化》）

    文学经典是读者认知需要的代表，那么读者究竟为什么需要文学经典呢？

    首先，文学经典是人认识自身和自身处境的最好方式。文学经典作为超越世界的世界，超越生活的生活，将会以其仿佛完整的人生模式，给读者提供处境性和体验性的审视空间，来思考自己所遭遇的问题。文学之所以是人认识自身和自身处境的最好方式，是因为文学是一个形象的世界，而不是抽象的命题，是给读者提供一种想象性的人生情境，让读者去自我经历、自我体验、自我提升，并在此过程中使人实现了人的独特属性。这是人的一种深沉的自我实现，其审美愉悦当是不言自明的。

    其次，文学经典能够帮助读者实现对世界的自由支配感。人在文学中所获得的审美愉悦，不仅仅来自对自我认识的把握，还表现在对自我实现的关怀，通过精神阅历实现对世界的介入并从中获得某种支配感。读者在文学经典中徜徉，必然伴随的是艺术沉思。这就是说，审美沉思能够通过我们的想象介入生活，而这种介入实际上是自由地控制或支配生活，这时，我们的精神欲求会得到“绝对的满足”。为此，H•帕克区别了同样面对生活时人们的两种不同态度，他说：“对于精通世故和自我中心的人来说，生活只是在包含骄傲、野心或激情的时候，才是有趣的。但是，对于有宗教意识的人和有审美意识的人来说，生活的任何部分都是有趣的。”这里的意思很明确，如果我们不是以审美沉思的态度对待生活，我们就会觉得生活有时是桎梏，如果我们以审美沉思的态度面对生活，生活的全部就都是有趣的，就能够允许我们借助自由的想象来参与和支配，能够让我们的各种感情得到宣泄和陶冶。

第三，文学经典是迷惘者必要的向导。读者在阅读活动中通过艺术沉思所实现的自由支配感既是学习和领悟的结果，同时自由支配感溢出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人的本质表现为某种不断生成的过程。人的自我塑造总是朝着理想进行的，现实世界本身并不能提供理想的样本，只有在文学经典这样一种象征系统中，人们才能找到富有张力的答案。读者与文学经典的攀谈、体验经典的情境和生命气息、打榜经典的价值和意义，并把这―切都内化为自我的精神结构和外在气质，是一种自我塑造的践履，也是在确证着和被确证着人的某种身份。鲁迅又何尝不是借助他笔下的那些审美叙事为人们树立着正反两方面的样板呢，谁读了鲁迅的小说都会拒绝做阿Q、孔乙己、闰土式的人物。

    文学经典对人的意义是多重的。阅读经典永远是一种探险，读者伴随着阅读探险历程而打捞到的深刻意义和体验到的愉悦或许只能在经典的阅读活动中才能体悟得到。人们自觉选择经典来阅读，其主要动机并不是为了消遣和快感，而是出于对文学的认知，正是在这样一种与经典的交往中，以往记忆、当下处境和未来向往才有可能构成一个必要的连贯过程。

（摘编自王确《文学经典的合法性和存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