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文的自觉

    鲁迅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为艺术而艺术”是相对于两汉文艺“厚人伦，美教化”的功利艺术而言。以曹丕为最早标志，它确乎是魏晋新风。

    鲁迅又说：“汉文慢慢壮大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氏父子之功的，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曹丕地位甚高，后来又做了皇帝，极人世之崇荣，应该是实现了人生的最高理想了吧，然而并不。他依然感到“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两者并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帝王将相、富贵功名可能很快便是白骨荒丘，真正不朽、能够世代流传的却是精神生产的东西。“不假良史之词，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曹丕《典论•论文》）显赫一时的皇帝可以湮没无闻，华丽优美的词章并不依附什么却被人们长久传诵。可见曹丕所以讲求和提倡文章华美，是与他这种对人生“不朽”的追求相联系的。

    这样，文学及其形式本身，其价值和地位便大不同于两汉。在当时，文学实际总是宫廷玩物。司马相如、东方朔这些专门的语言大师乃是皇帝弄臣，处于“俳优畜之”的地位。那些堂哉皇也的皇皇大赋，不过是歌功颂德、点缀升平，再加上一点所谓“讽喻”之类的尾巴以娱乐皇帝而已。至于绘画、书法等等，更不必说，这些艺术部类在奴隶制时代(作者持“魏晋封建说”，认为我国秦汉时期仍处于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自魏晋开始。)更没有独立的地位。在两汉，文学与经术没有分家。《盐铁论》里的“文学”指的是儒生，贾谊、班固、张衡等人也不是作为文学家而是因具有政治家、大臣、史官等身份而有其地位的和名声的。

    在两汉，门阀大族累世经学，家法师传，是当时的文化保护者、垄断者，当他们取得不受皇权任意支配的独立地位，即建立起封建前期的门阀统治后，这些世代沿袭着富贵荣华、什么也不缺少的贵族们，认为真正有价值有意义能传之久远以至不朽的，只有由文学表达出来的他们个人的思想、情感、精神、品格，从而刻意作文，“为艺术而艺术”，确认诗文具有自身的价值意义，不只是功利附庸和政治工具，等等，便也是很自然的了。

    所以，由曹丕提倡的这一新观念极为迅速地得到了广泛响应和长久的发展。曹植在当时之所以具有那么高的地位，钟嵘比之为“譬人伦之有周孔”，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从他开始讲究诗的炼词造句。所谓“起调多工”（如“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精心练字（如“惊风飘白日”“朱华冒绿池”等等），音调谐协（如“孤魂翔故城，灵柩寄京师”）……都表明他是在有意识地讲究作诗，大不同于以前了。自魏晋到南朝，讲求文词的华美，文体的划分，文笔的区别，文思的过程，文作的评议，文理的探求，以及文集的汇篆，都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它们成为这一历史时期意识形态的突出特征，都鲜明地表示了文的自觉。

——摘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改）

    众所周知，当代中国实行依法治国，被视为“以武犯禁”的侠看似已无甚价值，但其实不然。侠早已成为一种泛化的精神气概与处世风范，沉淀在一代代炎黄子孙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侠文化更是作为中国文化的独特产品而闪耀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讲，侠的人格魅力在当今时代有增无减，这从如今武侠文学、影视的高度繁荣可见一斑。笔者以为，无论是中华文化传承与创新，还是针砭矫正社会时弊，抑或塑造理想人格模式，侠的当代价值都是圭璧连城的。

    尽管侠文化一直是以一种反传统、反正统的文化存在，但历史已经证明一直盘踞正统地位的儒家文化并不是万能的，有时甚至是脆弱不堪的，文化作为一个有机体，必然包蕴着多种面向，侠之于中国文化不仅仅是武功超凡的英雄形象甚或是舍己为人的仁人义士的典范，而早已化作融合这一切的一种独特而丰满的民族文化人格的图腾，其所蕴含的崇尚正义公平、自由进步、打破常规的思想价值，诚信重诺、见义勇为、不矜不傲的伦理精神，以及孤鸿烟月、断剑沧海、浊酒残阳的审美意蕴，都极大地丰富和提升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与品格，必将为文化传承与创新提供独特而不竭的精神动力。

    侠从一开始就具有深刻的平民性，且在历史上几乎一以贯之，这也是其能深入社会肌理，进而针砭时弊、纠偏矫正的原因。当今中国虽经济发展、物质繁荣，但拜金享乐、急功近利、浮夸炫耀之风四处蔓延，究其本源，乃个体文化人格的偏颇与缺失，侠之“仗义疏财，赴人困厄，重诺守信，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精神气概与人格风范正是一剂对症的良药，试想如今不少骄奢淫逸的“富二代”如果能有些许真正的侠者气概，那他们能产生的正面能量将是不可估量的，尤其是在传媒高度发达的今天。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侠义与侠行在普罗大众中的散播，毕竟平民性才是其本质特点，聊可欣慰的是，国人在危难关头的表现约略浮现出了侠的影子，或可视为侠心未泯的象征。

    归根到底，侠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人格而穿越千载，尽管中国传统上推崇儒、释、道合一的人格模式，但无论是儒家的仁和谦冲，还是道家的虚静无为，抑或佛家的明心见性，都无法触及理想人格模式的全部内涵。事实上，侠早已成为一种独立的人格流品而与儒、道、佛并驾齐驱，尽管侠没有系统的理论思想，但它在道德实践、社会影响等诸层面并不在此三家之下，在某些历史阶段甚至实现了超越，尤其是在近世演化中所出现的明显的“儒侠互补”倾向，更是证明了侠在近代理想人格模式重构中的重要地位，而侠在当代的最大价值正是体现在对中国人传统人格的建设性重构之中，有侠参与构建的人格，才是一种更加健康的中国人的理想人格，这也是对中国传统的一种创造性转化。

    今年是话剧进入中国110周年。话剧初入中国之时，启发民智，旁不可挡。之后的几十年，话剧对现实产生巨大影响。百余年来，话剧界涌现出众多优秀的艺术家、演出团体以及《雷雨》《北京人》《茶馆》等大批优秀的本土原创作品。随着政府大力发展文化艺术，有关部门制定和实施了许多扶持政策，对于当代本土戏剧的发展助力很大，形貌多样的演出剧目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各种鼓励原创的政策和措施激发了戏剧从业者的创作热情，盘活了演出市场。同时，难免有各种力量争相加入戏剧的运作，只为资助和奖励，而置艺术于不顾。这也是全国上演的剧目数量虽多，但具有时代特征、民族特色，能够引人思考的佳作依然稀少，在舞台技术和表演、导演技艺大幅提升的同时，很多戏剧作品的精神品质反而下滑的原因之一。

    戏剧常常是社会的缩影，折射出世态人情。伴随着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娱乐化的浪潮，近年来，戏剧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震荡和变化，戏剧乃至艺术的生存环境、审美情趣都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应该引起注意的是，放任票房、收视率成为作品效果唯一的衡量标准，功利主义对于制作方、创作者乃至观众的引导作用不可小觑。一些原创剧目舍本逐末，追求外在呈现形式的新奇，却忽视作品的内涵和本质；一些剧目明知文本基础差、有硬伤，却由于种种原因仓促上马；盲目投资、拔苗助长等问题也陆续出现。精美的舞台呈现配上严重缺失舞台剧特质的电视剧化、空洞、平庸的剧本，都阻碍着戏剧的进一步发展。戏剧作品若是缺失了精神世界、丧失了思想的光芒，任何所谓的新技术、新方法甚至薪形式都难逃被迅速遗忘和淘汰的命运。在舞台技术性大幅提升的情况下，戏剧返璞归真，加强剧作和演出的精神内涵越发显得迫切。

    艺在于技，更在于心，如果创作者没有发自内心的创作冲动，戏剧人物的心灵碰撞与选择必然显得虚假。创作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作品艺术水平的高低，敬业和操守是一切成长和发展的前提与保证。创作者若果仍处于就事论事或者堆积材料的阶段，作品就会在整体上缺少创意和思想的火花，更多的是以戏剧的形式来讲述一段生活、故事，侧重展示现象而忽略对本质的抓取，这就没有深入到塑造独特角色，探索人物心灵轨迹以及体现独特情感色彩的创作轨道上来。

    戏剧水平的提升不是一日之功，只有精益求精，才能破除创作上的僵硬化、同质化和模式化，从而让戏剧作品透过外在形式，深入人物的内心，找到直抵人类心灵之路，焕发出戏剧创作内在的精神力量。当戏剧创作者自觉抵御外部环境的各种诱惑，更多关注作品的内涵及其内在精神提炼的时候，中国话剧的潜力和活力才能真正迸发。

（摘编自2017年6月28日《光明日报》）

学者的本分

胡成

    ①学术研究的要旨，在于知识创新意义上的发现和发明。就其成败得失来看，如果套用托尔斯泰的那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那么似可以说成功的学者都很相似，不成功的学者各有各的烦恼和伤心。一般说来，学术上能够成功之人，是在正确的时间里研究正确的问题，需要天赋、训练、勤奋，当然还要有点运气。这就注定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脱颖而出，成为学术研究的佼佼者。毕竟，在未知世界里的探索，前面充满了太多不确定性，大多数人终生只是在黑暗中跌跌撞撞，虽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却不见得能有收获。

    ②当然，有幸做出点成绩者大有人在。不过，倘若不能进入学术史意义上的“发凡起例”，或者说带来科学革命意义上的“范式转换”，那点成绩也只是为他人建造巍峨大厦增砖添瓦。这就像吾人进到北京故宫，首先映入眼帘而赞叹不已的，是炫丽的房顶、威严的大殿、堂皇的拱门、挺拔的圆柱；不会有多少人注意修造这些建筑所用的青砖绿瓦。好在，终生以学术为业之人，多多少少都有些病态的自恋情结。即使生不逢时、身处逆境，也没有太多想到知难而退。

    ③由此说来，学术生涯确如马克斯·韦伯所说是“一场疯狂的冒险”，多数人注定一无所获，失意而归。韦伯语重心长地质问那些年轻学生：“你能够年复一年看着平庸之辈一个接一个爬到你的前面，而既不怨怼也无创痛吗？”在他所谓学术生涯是“一场疯狂的冒险”的讲述里，很难说没有自己心理不平衡和受挫感的投射。

    ④韦伯的这一质问怕还有实实在在物质生活上的羞涩和失落。目前很多大学的薪酬制度，采行的是“竞赛制”，教授分为“基底工资”加“岗位津贴”。就基底工资而言，几乎所有学者都无法过上体面的生活。作为补偿，基底工资之上加了一定数量的“岗位津贴”，评定标准是所谓数字化的业绩考核。所以，当下“不成功”的学者，最终如果能够坚持下来而不至于魂不守舍，一定比当年的韦伯更能经受住各种“折腾”。

    ⑤人生的坎坷和困蹇，本来就不只是单一负能量。尤其上天赐予学者的一小点睿智，是普通人对不幸多默默承受，而他们则能咀嚼、回味、反思，乃至言说自己的伤痛和苦恼。就像尼采把思想者称为“有病的动物”，认为人的尊严只在感受巨大痛苦的精神之中——即痛苦使灵魂敏感，当灵魂不愿屈服之时，意志愈加激昂，思想也就愈发活跃。实际上，孟子在两千多年前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就已经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古代学人作为自由职业者，运蹇时乖而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可将自己不为当下接受的创世之作，“藏诸名山，传之其人”。然而，现代学者作为职业研究人员，参与的是一种集众的工作。他的任何研究都需要经过同行仔细验证，以及学术共同体的认真审查，故不太可能“朝闻道夕死可矣”。重要的是，“不成功”的学者置身底层和边缘，较多发愤之作，难免没有一点离经叛道，自然比成功的学者更期待一个能够鼓励自由表达意见，公开交换观点的外在宽容环境。

    ⑥除此之外，“不成功”学者还应比成功的学者，更注重学术共同体的内在环境。这也是因为现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注重同僚之间的合作与竞争。谁也不会否认，与杰出之人作为同事相处，可能将永不停止地追求卓越；如果周围都是些平庸之人，则会让自己变得乏味而无生气。这也可以理解当年的韦伯，尽管很长时间里辞职而离开大学，却时刻关心学术共同体的坚持和恪守。一九○八年他在《法兰克福报》刊发文章，尖锐批评普鲁士教育部大学事务部门将曾在地方大学任教之人，擅自任命为柏林大学经济学正教授。韦伯认为这一任命不合法，践踏了十九世纪德国业已确立的大学教师聘任的自治传统。因为让当局反感的一位学者占据了教授职位，执事者会惩罚性地任命另一位迎合上级之人，在学者之间制造矛盾和争斗。

    ⑦讲这些，是想让那些“不成功”学者，或那些将要毅然步入这一“疯狂的冒险”之年轻学人，能有稍微多一点的从容不迫和气定神闲。面对那么无奈的现实世界，学者最重要的责任或许不是拯救这个世界，而是首先设法拯救自己。既然尽了自己的本分，肯定拥有一个自由的灵魂；纵使在职业生涯结束之时，吾人仍然无所建树，壮志未酬，那又何妨？

（有删改）

草堂·诗魂

    ①细雨蒙蒙，落叶飘飘。

    ②当我来时，又是茅屋为秋风所破的季节。老天像有意在营造一份思古幽情，像有意让人来品味一种人生意蕴——文章憎命达！

    ③茅屋而草堂，草堂而杜甫草堂，这绝代诗圣生命的一大栖息处，这和着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一个伟大灵魂沉吟的处所——杜甫草堂，早已成了成都的杜甫草堂公园。草堂公园由大廨、诗史堂、工部祠和柴门等景观组成，给成都人一个清幽的休息场所，也给远方慕名而来的游客以精神的慰藉。设施是对过往的纪念，也是对现在的经营。只是草堂，作为一个诗人艺术生命的凝结处，作为中国文学史的一个纠结点，作为一段历史的观象台，太有特点了，情绪也太浓重了。“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读清人顾复初的“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盘虎卧几诗客；先生亦流寓，有长留天地，月白风清一草堂”那副对联，更让人嘘唏不已。草堂的文化意义与杜甫在世时命运的反差也太大了。然而，又让人坚信只要确实灿烂过，也就注定会占有辉煌。

    ④草堂足供观赏，甬道曲折，尽可徜徉，更何况又是细雨迷蒙，黄叶铺地！草堂，草堂，此时此际的草堂在诉说什么呢？从开元到天宝，《壮游》，《三吏》《三别》，《北征》，《秋兴八首》，直到《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代诗史再现了一个时代，仅这些就足以彪炳青史了。这是杜甫的不朽，这是杜甫的辉煌，这也是杜甫的价值所在。舍此，我们又何以了然在一个大起大落的时代里，有一个愈老大愈清瘦愈苦寒的杜工部！这些是不必说的。但仅仅如此，就远不能了然杜甫诗歌抑郁沉雄的内在生命力，也远不能了然士人的用世之志与命运悲剧。这正是文章憎命达的命意所在，是其深层的人生意蕴所在，也是中国历史上人才的成就与命运的二律悖反。

    ⑤中华传统，士人总有一份天下之志、用世之心，更何况出身于奉儒守官世家的杜甫！杜甫曾抒写人生抱负“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希望一出山就占据要津，而且充满理想色彩——要让君王赶上传说中的尧舜，要使全国民风淳朴敦厚。志莫大焉！然而，命运总是跟人开玩笑，历史也总在捉弄志士仁人。由开元而天宝，张九龄罢相，李林甫上台，唐王朝也已今非昔比，贤能之人想说什么做什么都已不可能了。这是国家的不幸，时代的不幸，也注定了杜甫一生宏图大志的落空。肃宗即位后，杜甫表面上拥有一官半职，比如左拾遗、华州司功参军、工部员外郎，而实际上却难有作为，薪俸也不足以养家。离开中原后，其行迹大略是同谷—锦城—夔州—潭州，同时他的生命也如一片黄叶飘到了尽头。

    ⑥可是，他的诗作却从此更加如长河激浪，深潭照物，映现出一代河山的风云、生灵的状貌。它们如钟，如鼓，回响在中华历史的长空。杜甫的命运就这样确定了，杜甫的历史角色及其创作成就也就这样确定了。这时我们再吟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诗句，就会发现，个人的遭际，在诗圣眼中已不算什么了，此时他所想的只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苦寒到此已极矣，而忧患、仁慈至此亦已极矣！杜甫之胸怀，杜甫之心地足以光照日月！“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或者说经邦济世，要的不就是这种德与才么？但是，风雨飘摇中的唐王朝抛弃了杜甫，而历史却于风雨飘摇中造就了另一个杜甫。这究竟是杜甫的不幸，还是杜甫的幸运呢？历史总是把一份生命的朴素，让人咀嚼得百味丛生。

    ⑦流连一番，天色已晚，该走了。细雨依然。

    新批评是英美现代文学批评中最有影响的流派之一。它认为文学的本体即作品，作品本身是文学活动的本源与目的。具体而言，一首诗即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和任何其他的事物一样，它就是自己，以其本身的存在而存在。每一首诗都是一个客观的、自足的、独立的艺术品的存在。这种主张把诗首先当作诗而不是别的什么来考虑，使批评者得以将注意力聚焦于文本，其重要意义在于它将语言还原为文学的主体，颠覆了偏于文本外缘研究的传统批评形态，使文学研究回到它的形式本原。

    在作品本体论的基础之上，新批评认为，作者的感情或意图不能等同于诗的意义。他们批评那种在诗或文艺作品与作者的个人经验或意图之间划等号的观点，斥其为“意图谬见”。根据新批评的观点，以作者的心理动机作为批评依据，结果必然导致传记式批评与相对主义。新批评称，任何一首诗都是一个公共文本，批评者可以使用公共话语的标准和规则对其予以解读，而无需诗人个人经验、兴趣爱好及性格等因素作为条件。

    在新批评之前，文学批评界占统治地位的是传记的和历史的方法，这种方法研究文本的历史背景和作者的生活状况，研究者努力在这些因素和作品之间建立联系，确定相互间的影响美系，从而印证文本的意义。虽然新批评并不绝对否认作品产生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对于研究作品可能会产生有益的作用，但是，他们坚决认为，作者个人的生活和历史，如作者的意图一样，与作品的意义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一首诗并非诗人的个性与情感的告白，相反，诗人致力于用语言表现人类普遍的情感、新批评理论强调的是，意义栖居于文本之内，而不是之外。

    将作者、作者的生活以及当时的社会历史因素从文学的本体分离出去之后，新批评进一步地将读者也予以剥离。他们认为读者对作品的情感式的反应也不能成为有说服力的解读，对于这种错误，他们也有一个名称，叫做“感受谬见”。其错误的原因在于混淆了诗的意义及功能。谈一首诗对读者的心理影响属于印象主义批评，在新批评看来，这不是客观的批评，是非科学的。

    艺术品，它有自己的结构和构成要素。这个结构及其形式要素和规则是可以分析的。通过科学的方法，人们可以发现存在于作品中的，赋予诗作以统一性并统领作品整体的结构。也就是在这一发现的过程中，诗的意义会逐渐显露出来。

    新批评立足文本本身的分析不失为文学批评的方法之一，它给当代文学批评留下了一些可被接受的观念和概念。既然意义既不存在于作者的意图之中，也不存在于读者的情感好恶之中，更不能简单地将社会和个人历史的原因作为获得意义的可靠通道，那么，意义到底在哪里呢？新批评认为诗的意义存在于诗自身的结构之中，存在于它的形式之中。它论证说，任何复杂的事物都有一个结构，诗也不例外，作为。

（摘编自李屹《新批评与诗歌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