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并不等于已经铸就的、一成不变的“文化的陈迹”，而是要在永不停息的时间长流中，不断以当代意识对过去的“文化既成之物”加以新的解释，赋予新的含义。因此，文化应是一种不断发展、永远正在形成的“将成之物”。显然，先秦、汉魏、盛唐、宋明和我们今天对于中国文化都会有不同的看法，都会用不同时代当时的意识对之重新界定。毋庸置疑，在信息、交通空前发达的今天，所谓当代意识不可能不被各种外来意识所渗透。事实上，任何文化都是在他种文化的影响下发展成熟的，脱离历史和现实状态去“寻根”，寻求纯粹的本土文化就不可能也无益处。正如唐宋时期的人不可能排除印度文化影响，复归为先秦两汉时代的中国一样。因此我们用以和世界交流的，应该是经过当代意识诠释的、能为现代世界所理解并在与世界交流中不断变化和完善的中国文化。

    要交流，首先要有交流的工具，也就是要有能够相互沟通的话语。正如一根筷子在水中折射变形一样，当中国文化进入外国时，中国文化必然经过外国文化的过滤而发生变形，包括误读、过度诠释等；外国文化进入中国也同样如此。常听人说唯有中国人才能真正了解中国，言下之意似乎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全都不值一提。事实上，法国的伏尔泰、德国的莱布尼兹都曾从中国文化受到极大的启发，但他们所了解的中国文化只能通过传教士的折射，早已发生了变形；今天我们再来研究伏尔泰和莱布尼兹，却又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来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别样的理解。这样，就在各自的话语中完成了一种自由的文化对话。这里所用的话语既是自己的，又是在对方的文化中经过某种变形的。

    当然也还可以寻求其他途径，例如可以在两种话语之间有意识地寻找一种中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就可以是这样一种中介，如文学中的“死亡意识”“生态环境”“乌托邦现象”等，不同文化体系的人对于这些不能不面对的共同问题，都会根据他们不同的历史经验、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做出自己的回答。只有通过这样的对话，才能得到我们这一时代最圆满的解答。在这种寻求解答的平等对话中，新的话语就会逐渐形成，这种新的话语既是过去的，也是现代的；既是世界的，也是民族的。在这种话语逐步形成的过程中，世界各民族就会达到相互的真诚理解。

（摘编自乐黛云《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十讲》）

城市的空间

周闻道

    每当回家，我便有一种踏实的感觉，那感觉牢牢地贴在心口。家里的门是一种呵护。记得幼时，妈妈就经常唠叨，在家千般好，出门一时难。当时，对这话总是似懂非懂，也就不屑一顾。现在想来，真是年少不识愁滋味。没有想到的是，这种踏实感，坚守了几十年的精神依偎，却在偶然之间，被一缕细风轻轻颠覆。

    风从窗口吹进，礼貌而轻柔。风是无意的，不应该对我有敌意，也不会给我带来什么痛苦，只是一种习惯。想家里既拥有阳光，拥有通风透爽，又拒绝霜露和飞蛾。有时就忘了，比如今晚。敞开的窗就像一个黑洞，漏出去的灯光很少，以致没跑多远，就被黑夜吞噬在路途，几乎看不出搏斗和挣扎的痕迹。风一吹，我就掉过头，顺着那一习凉，把目光聚焦窗口。不仅发现了窗外的一切，还看到了一种悬空。树枝轻轻地向我招手，晃动的只是它纤细的指尖。

    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已经悬空在这个城市中。一幢楼房，撑起双臂，轻轻地把我高高举起。然后悬空放置，身不由己。两脚之下，华丽的实木地板，还有地板上的茶几、沙发、电视、浴房、席梦思，都与我一样悬空着。我的心空荡荡的，仿佛一艘无法泊岸的船，飘忽在浩瀚的海面。天再蓝，离我太远，托起我的是我唯一的依靠——飘忽不定的水。随时都有可能倾覆，跌入万丈深渊，我感到迷茫和恐慌。在这个城市生存了这么多年，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被悬空的，面对黑洞洞的窗口，我找不到答案，孤独的身影，幻化成小孩的柔弱的手。

    曾经久久盯着鸟的巢穴发呆。我家住龙泉山脉之头，房子被许多树和竹簇拥着，空中的鸟儿成了我们的友好邻居。我曾看见鸟儿构筑鸟巢的情景，那是一对美丽的画眉，也许正是新婚燕尔，总是在林间追逐、嬉戏，好像有无尽的快乐需要它们去缔结。突然间，雄鸟不见了，雌鸟似乎早就心中有数，并不惊异和寻求。它守候在一枝竹杈间，安静、深情，像一位盼君归来的新娘。不一会儿，雄鸟回来了，嘴里衔着一截柔软的草叶。雌鸟柔情地接过草叶，安放在竹杈间，用嘴和足理了又理。我这才明白它们是在修房子，心里竟有几分感动。几天之后，当我再次来到竹林时，一个毛茸茸的鸟巢，已经稳稳地挂在竹杈间。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来到竹林，只见几只幼小的鸟儿从鸟巢里探出身体，张开口，接食大鸟衔回来的虫子。眼前的情景让我感动万分。现在，我们修了房，进了城，走过的脚印渐渐被风尘淹没。猛然回首，才发现我们已经越走越远。

    到达古罗马斗兽场，是在秋日的午后。天空清丽，没有欧洲大陆常见的艳阳高照，也不是川西平原旷日持久的阴沉忧郁，而是一种阴凉的晴。这古罗马的天，以一种特殊的阴柔之美迎接着我。曾以为斗兽场如竞技场一般，是一片平坦而开阔的场面。而呈现在我面前的却只是一片残垣断壁。规范有序的圆拱形外窗，左右合围，围成一个庞大的椭圆，上下重叠，一层一层，直上云霄。离椭圆壁很近，贴着残壁往上看，一种沧桑便与淡云连在一起。到了顶部，圆壁往外翻卷，卷出一溜浅浅的檐。许多阴阳交错的图案，精湛而优美，镶嵌在高高的檐上。据说，观看斗兽时，座位从下至上，便是地位的递增。

    现在看见的最高处，是斗兽场保存最完好的地方。事实上，完整保留的不足椭圆的一半。坍塌是依次递进的，像一只硕大的圆筒，被人用了一把锋利的大刀，斜斜地使劲一劈，留下一个椭圆的斜口。

    有位朋友来我家，打来电话，问我住在几层。我住的并不是最高层，至少还有两层在我之上。更为重要的是，透过窗口，就是这幢楼房的四周，还有许多楼层层叠叠。楼外有楼，天外有天。我弄不清楚在这个城市里，究竟哪幢最高，我自己处于一个什么位置。因此，即便是白天，天气晴朗，空间很大，我的视野也非常有限。

（有删改）

    ①有人说，当今社会，有一样东西几乎让所有人都无可逃避，那就是浮躁的风气。这话虽有些偏激，却道出了许多人欲言难言的自我困惑。

    ②杂乱吵闹是喧嚣的外在表现，喧嚣的本质则是浮躁，是人们内心的急躁、失衡、不沉稳。浮躁，是丧失定力，随波逐流；是心急如火，投机取巧；是虚浮夸张，一片泡沫；是不要过程，只要结果。人生在世，谁都有各种各样的追求和欲望，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本无可非议。问题在于，面对浮华世界，人们的欲望变得更大、更多、更急切，由此衍生出浮躁的社会风气。

    ③浮躁之风盛行，会导致这样的现象：为官者盼望一步登天，为学者盼望一步到位，为商者盼望一夜暴富，为艺者盼望一举成名。也容易出现这样的结果：社会被浮躁之风笼罩，清静的人生、专心的工作、精良的产品，变得稀罕起来；因为求快而忽视了细节和质量，导致一些地方事故多发、反复折腾、劳民伤财。那些整日忙碌赶场子的人，那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人，那些跟风起哄盲目不安的人，看似日理万机，好像勤奋忙碌，到头来往往难成大事，原因就在于他们“心躁”而无法“心一”。

    ④对于浮躁，古人总结出了“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的道理。今天的社会日新月异，节奏加速，变化更快、更多、更大，人们对变化的感受极为敏感；但同时也不要忘记，变动不居之中也有恒定不变的规律——结果需要过程，成功必得付出。即便是插上了新技术的翅膀，站到了创新的风口，如果没有扎实稳固的知识和技能储备，成功终究是短暂而不稳固的。舒服与辛苦，安逸与劳顿，亦有着互相转换的辩证法。

    ⑤《道德经》里讲，“重为轻根，静为躁君；轻则失根，躁则失君”。人活一辈子，要想给社会给后人留下点东西，要想实现自我价值，就必须避开社会的喧嚣，拒绝外来的诱惑，祛除内心的焦躁，静下心定下神，扎扎实实、聚精会神地做事，而不要被外界的喧嚣浮躁所裹挟。

    ⑥“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陶渊明所揭示的，乃是喧嚣之中的宁静心态。内心的宁静，是一种穿越世俗、撇开浮躁的力量。有了它，便可以每临大事有静气，便听不到外界的吵闹嘈杂，便能忍得孤寂、受得清苦、看穿陷阱、看淡诱惑。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有了静的底色，才有达的境界、定的气质、和的格调，才能让人生剧本脱俗雅致。能够保持内心的宁静，是“大家”风范，亦属常人能力所及。内心的宁静，是最为深厚的修行。让宁静成为心灵的常态，我们不必超脱凡尘，也一定可以专心致志、成就非凡。

认领

陈蔚文

    ①不久前，姐夫的车钥匙不慎在小区遗失，寻找未果。若去4S店重配钥匙要3000多元，无奈贴出公告，拾到者以500元酬谢。拾到者收取酬金似乎无可厚非，然而我的第一个念头——如果是我家任何一位成员拾到，断不会收取这笔钱，这源于家风。

    ②父亲是军人，在我和姐姐的成长道路上，他的要求有时严苛得近于粗暴。小至教导我们吃有吃相、站有站相，大至仁善礼俗、道德理想，还有“与人为善”“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等等，当年被父亲以这些“家规”训诫时不胜其烦，然而不知不觉中，它们已于日常生活中潜入我们的血脉，化育成人生的一部分。

    ③说来，这些不过是些农耕文化即有的“常识”伦理，与古老祠堂张挂的家训类同，只是父亲惯以口语表达，而先人们讲究遣词造句，使得家训更有恢宏的文化气度。如我的老家浙江兰溪诸葛村，迄今留有诸葛亮先生的《诫子书》：“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我曾到过鄱阳湖畔的汪山土库，这是一座气派的清代建筑，曾经的主人是“程氏家族”，有“一门三督抚”的佳话。据说程家三兄弟在早饭前必诵家规：“尊长敬贤，唯礼是尊；孝顺父兄，共敦友爱”“待人持物，仁义为本；自省其心，非礼莫为”……这些听上去非常古老的家规其实也很现代，因为直到今天，它仍然是许多家庭教育子女的理念，也是一个人立足于世且心怀坦荡的基石。

    ④“自省其心，非礼莫为”一句，用诗人的语言转译便是“一个人应该活得像自己并且干净”。

    ⑤我父亲奉行的人生信条也大抵如此。他不仅如此训导我们，本人亦是忠实的践行者。

    ⑥还记得儿时，从部队回来探亲的父亲带我乘公交，有个乡下孩子晕车，吐了我一身，孩子父亲惶恐，父亲的第一反应是掏出大手绢给那孩子揩拭，并连声安慰那对父子，还请旁边的乘客给那孩子让座。十几年前，他拾到一部九成新手机，那时手机还算贵重物品，他首先检查手机有没有电，还好，有电，于是开机等机主打来电话。邻居知道后笑父亲迂，父亲不以为然，他认为物归原主是基本常识。

    ⑦“将心比心”，这是父母常说的一句话。他们肯定不知道这个成语出自朱熹的文章：“俗语所谓将心比心，如此则各得其平矣。”父母只是按他们做人处世的朴素观念去理解并实践这句话，而他们的训诫对后辈人格的养成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无论子女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际遇如何，最基本的尺度在那，判人识物的旨趣在那。正如明末理学家、教育家朱柏庐先生所言，“纵不能建功业于天下，亦可以自善乎一身”。

    ⑧家风，就是一种律令，康德说过，“有两件事物我愈是思考愈觉神奇，心中也愈充满敬畏，那就是我头顶的星空与我内心的道德律令”——往往，对一个人处世行事影响最大的不是外界的法律和规限，而是在家庭中养成与习得的观念。换言之，“道德律令”便是家风，它决定了一个人会如何走他的人生之路。

    ⑨有一天，当我成为母亲，我发现自己向儿子喋喋宣讲的正是当年我烦父亲的那一套——要谦让、上进，勿与他人攀比物质，以及种种细枝末节的小事，譬如乘电梯左行右立，进电梯或地铁时，等里面的人先出来，要尊敬每一位看似身份低微者，哪怕是施予乞丐或卖艺者零钱，也要蹲下轻轻将零钱放下……这些小事将教会孩子善、教养、尊重，这会是伴随他一生的精神印记。

    ⑩当年我对父亲的训诫有多厌烦，如今对它们就有多认同，从反叛它们到变成一种精神自觉，如同回到原点，完成对一种文化的认领。

    ⑪这种代代相承的涵化是如此自然，又是如此重大。

（摘编自《光明日报》）

    周代，尽管关于食品安全事件的记载不多，但我们还是看到，由于食品安全关系重大，统治者对此非常重视并作出了特别规定。周代的食品交易是以直接收获采摘的初级农产品为主，所以对农产品的成熟度十分关注。据《礼记》记载，周代对食品交易的规定有：“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鬻于市。”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关于食品安全管理的记录。

    汉唐时期，食品交易活动非常频繁，交易品种十分丰富。为杜绝有毒有害食品流入市场，国家在法律上作出了相应的规定。汉朝《二年律令》规定：“诸食脯肉，脯肉毒杀、伤、病人者，亟尽孰燔其余。……当燔弗燔，及吏主者，皆坐脯肉赃，与盗同法。”即肉类因腐坏等因素可能导致中毒者，应尽快焚毁，否则将处罚当事人及相关官员。唐朝《唐律》规定：“脯肉有毒，曾经病人，有余者速焚之，违者杖九十。若故与人食并出卖，令人病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绞。即人自食致死者，从过失杀人法。”从《唐律》中可以看到，在唐代，知脯肉有毒不速焚而构成的刑事犯罪分为两种情况，处罚各不相同：一是得知脯肉有毒时，食品的所有者应当立刻焚毁所剩有毒食品，以绝后患，否则杖九十；二是明知脯肉有毒而不立刻焚毁，致人中毒，则视情节及后果以科罚。

    宋代，饮食市场空前繁荣。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追述了北宋都城开封府的城市风貌，并且以大量笔墨写到饮食业的昌盛，书中共提到一百多家店铺以及相关行会。商品市场的繁荣，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问题，一些商贩“以物市于人，敝恶之物，饰为新奇；假伪之物，饰为真实。如绢帛之用胶糊，米麦之增温润，肉食之灌以水，药材之易以他物”（《袁氏世范》）．有的不法分子甚至采用鸡塞沙、鹅羊吹气、卖盐杂以灰之类伎俩谋取利润。为了加强对食品掺假、以次充好现象的监督和管理，宋代规定从业者必须加入行会，而行会必须对商品质量负责。“市肆谓之行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不以其物小大，但合充用者，皆置为行，虽医卜亦有职。”（《都城纪胜》商人们依经营类型组成行会，商铺，手工业和其他服务性行业的相关人员必须加入行会组织，并按行业登记在籍，否则就不能从业经营。各个行会对生产经营的商品质量进行把关，行会的首领作为拉保人，负责评定物价和监察不法行为。除了由行会把关外，宋代法律也继承了《唐律》的规定，对有毒有害食品的销售者予以严惩。

    上述朝代对食品流通的安全管理及有关法律举措，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也可以为现今我国食品质量和安全监管模式的合理构建提供新的思路和路径选择。

（摘编自张炜达《古代食品安全监管述略》）

在旷野里①

柳 青

这是农村里迷人的夏夜——没有耀眼的电灯，月牙和繁星从蓝天上透过树丛，把它们淡淡的光芒投射到模糊的瓦房上和有两片竹林子的院落里。四外幽雅得很，街巷里听不见成双结伙的夜游人的喧闹，水渠在大门外的街旁无声地流过去，①各种爱叫的昆虫快活地聒噪……

一个人从嘈杂炎热的都市来到这里的第一天晚上，不要说他已经看见了今后一个时期要和他共同工作的许多人，光这个新的生活环境，也可以使他一夜不瞌睡。朱明山喝着茶，看见黑黝黝的山峰压在南边一排房顶上，仿佛秦岭就在院子外边。

“这里到山根底下有多远？”

“到最近的一个山口子四十里，”赵振国放下茶杯，开始给书记介绍总的情况，“这是个南北长条子县。城南七个区，城北八个区，四个区在渭河以北。城北主要是产棉区，城南原上的三个区是产麦区，溜南山根的四个区因为山里流出来的几条河，有一部分稻田……”

赵振国说着，转动着瘦长的身子，在黑夜里指给对方看那些区的方位。朱明山留心地听着，自他担负起各种性质的领导职务以来，从不愿在一些最简单的基本情况上重复地问人。当他听到这个县还有一部分稻田的时候，立刻感觉到这对他是种完全新的东西。

“稻田很多吗？”

“多是不多，”赵振国见书记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谈兴更大地说， “这里的群众可有个特点，不要看他们一年种两茬庄稼，庄稼的样数可没咱陕北多；他们又从主要的里头抓主要的，把大部分本钱和工夫都纳上去了……”

“这就是说，一茬主要的庄稼瞎了，生活就成大问题了？”朱明山充满兴趣地接应着。他坐在躺椅上，身体却朝前倾着，两手捧着一个茶杯，在黑夜里探头注视着副书记。

“对，”赵振国咽了一大口茶，兴致勃勃说，“②不像陕北说的，坡里不收洼里收。”

朱明山连连点头说：“我们做工作就要抓住这种特点。你到这里就在县上吧？”

“不啊，乍解放那阵在区上，”赵振国好像对自己的经历很生疏似的回忆着，伸出手用指头计算着，“我看：剿匪、减租、反霸，反霸以后才到县上。”

“那你对老区干部和新区干部都摸得很熟啊！”朱明山高兴得眼里闪着光。

“熟顶甚？”赵振国显出苦恼的样子，“熟也是老婆婆的家务账，又没个头绪。土改以前没指望，土改以后我倒抓得紧，给地委一连打了几回报告，要求学习，结果常书记倒给调走了。我看我大约要不大不小犯上个错误，才能离开这……”

朱明山以前熟悉的赵振国那股牛性子，又在这里看到了。他解释说：“这是个普遍问题，要慢慢一步一步解决，不过主要的还要看在工作中学习。”

“那也要有个底嘛，一摊子不知从哪达抓起哇，”赵振国苦恼地诉说着，后悔莫及地说，“在陕北工作了那么多年，没注意学习，真是冤枉！那阵众人见你随常央一本厚书，还笑你冒充知识分子哩。”

朱明山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忍不住笑了笑。“各人有各人的情况，”朱明山毫不感到有什么值得自负地问，“嫂子和娃娃们都来了吗？我记得你的娃娃还不少……”

“来了就养了一个娃了，”赵振国负担沉重的样子，好像他的烦恼这时集中到这一点上， “生兰②不管怎么，还可以进党校学习。我那老婆往哪达送去？快四十了，斗大的字不识得一个。就算有个地方送，娃娃们又往哪达填？”他抽着一支烟，加添说，“不是咱熟，我不和你说这些。”

“我知道。”朱明山了解地说，他知道副书记从来就是一个不愿意诉苦也不愿意多解释的人，总是直截了当提出要求或直截了当承认错误。这就是人们常常用“坚韧”   “耿直”和“顽强”一类字眼所形容的性格；他的缺点就是有时有些简单化和执拗，但都是可以用一种适当的方式说转的。现在，朱明山听了他的苦恼，亲切地安慰他说：“在新局面里发生了许多问题，慢慢都要解决的；咱们的新国家成立还不到二年。”

赵振国显然不愿谈话沿着这股线继续下去，他知道书记的意思，就问：   “关于干部思想方面，总的情况在地委知道了吧？我就是典型。”

“看你又来了，”朱明山伸手在副书记的光腿上拍了一拍，“你才还说着，我又不是不了解你？”

“实在嘛，”赵振国略带惭愧地笑笑，然后郑重其事说，“老区干部没文化，一套老经验已经使唤完了。新干部起来了，有文化，虽说有些不实际，劲头大，开展快……”

③“这是好事情。”

“因此老区来的干部苦恼。怎办哩？旧前土改完了争取战争胜利，而今土改完了路长着哩，一眼看不到头，模糊得很，复杂得很。你给大家讲社会主义，大家要解决眼前的问题。说成了问题，什么都是问题……④我看干脆把这伙老土一脑子都调去学习算了。”赵振国烦躁地说。

“那怎么行呢？”朱明山不同意地看了眼副书记，觉得赵振国整个谈话中表现出一种带着主观情绪看问题的味道。朱明山心里想的是：茫然不知所从自然不行；形式上轰轰烈烈，实际上浪费群众的热情也不行。他说：“调学习的也要，可是不管学习也好、工作也好，要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他给赵振国解释没有真正懂得社会主义又懂得眼前该怎么办的人，社会主义总是遥远模糊的道理。“我今天在火车上看见群众爱国主义的热情那么高，就想我们一定要教育干部，怎么把这种宝贵的热情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去。”

【注】①小说写于1953年，原稿无题，因文中多次出现“旷野”而得名。②生兰，即高生兰，是朱明山的妻子。

（本文自节选《人民文学》2024年0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