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经典的重构指的是通过对现有的文学经典的阅读和阐释，在获得新的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上，对现存的经典书目进行修订使之变得更加完善和实用。因此，文学经典的重构不是把现有的经典推倒重来，而是在现有的基础上通过增添与删除，从而接纳被历史确认了的新的经典，剔除被历史证明为不是经典的作品。通过重构，文学经典才能与历史同步，文学经典的书目才会变得完备和可靠，文学经典的质量才会得到保障。事实上，重构最大的作用在于增补和删除，增补主要针对现在而言，即把现在被视为经典的作品补充进去。删除主要针对过去而言，即把过去误认为是经典的作品从经典书目中清除出去。因此，这一重构的过程也是文学经典化的过程。经典的确认受到文学传统、文学流派、艺术风格、审美趣味等的影响，文学经典书目实际上一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变化着。

    文学作品能够变为经典的原因是什么，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布鲁姆认为，作家及其作品成为经典的原因在于“陌生性”。他说：“一切强有力的原创性文学都具有经典性。”原创性对于文学经典是重要的，但是我们无法据此解释那些大量被排除在经典之外的同样具有原创性的作品。例如西方的骑士小说和我国的武侠小说，它们的陌生化特点往往让阅读它们的人爱不释手，但是它们却不能成为经典。这就是说，布鲁姆提出的原创性标志的陌生性，难以成为文学作品经典化的标准。布鲁姆接着又提出另一个标准：“神性与人性的爱恨纠葛”是文学作品成为经典的又一标志。但是，无论是陌生性还是神性和人性的爱恨纠葛，都难以成为大家所共同接受的文学经典化的标准。

    当我们从起源上对文学加以研究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文学作品的产生，从本质上说，完全是出于伦理道德的需要。古今中外发现的最早文本，都与记载宗教祭祀仪式的活动有关。在那些古老的极其简略的文字记载中，如我国殷商时代留在龟甲兽骨上的卜辞，就包含内容丰富的故事文本。这些记录宗教祭祀活动的古老文献，就是文学的最早的源头。这些文献的基本功用，就是教诲，并为其他人或后来者提供范例，建立规范，让后来者有例可援，有法可依，形成体制。一直到后来，文学始终保持着这一基本功用，如荷马的史诗，希腊的戏剧，莎士比亚的作品，弥尔顿的诗歌，18至19世纪的英国小说等，都显示出文学教诲的本质特点。

    文学的历史告诉我们，文学产生的目的就在于伦理表达的需要，文学的功能就是教诲，而文学的审美功能则只是文学教诲功能的衍生物，是为教诲功能服务的。文学缺失了教诲动能，即伦理价值，文学的审美价值则无法存在。文学价值的大小在于其所发挥的教诲功能的大小。作为文学经典，其教诲的功能都能够得到充分体现；反之，文学就难以成为经典。这就是说，文学经典的价值在于其伦理价值，其艺术审美只是伦理价值的一种延伸，或是实现其伦理价值的形式或途径。因此，文学能否成为经典是由其伦理价值决定的。

（摘编自聂珍钊《史学经典的阅读、阐释和价值发现》）

年三十夜的爆竹

    这些年，年三十夜几乎每年都是回乡下陪父母过。按乡下的说法，叫花子都有个年三十夜，这普天同庆的日子，无论你贫穷、富有，生活在城市、乡村，是在自己的出生地，或是流浪在异乡，在年三十夜，哪怕是远隔千万里的游子，都要不辞辛劳，奔赴自己的家乡，与亲人们聚在一起，团团圆圆，开开心心过个热闹的年！

    在我们那儿乡下，年三十夜吃年夜饭前先要祭祖，家家户户，堂屋香火前八仙桌上摆上酒菜，焚香、化纸钱，对着祖宗牌位三叩九拜，然后放爆竹，但听得满村的爆竹声在群山回响，此起彼伏，经久不息。更为热闹的时刻则是凌晨“开财门”。我们那儿的习俗，年三十夜，吃过晚饭，约十点钟左右，每家每户都要大门紧闭，亲友串门只能从侧门进出，称之为“封门”；到了凌晨一至三点，在堂屋里点上红烛，斟上美酒，焚香，击磬，随着悠扬的磬声，化纸钱，祭拜天地，然后打开大门（即为“开财门”），燃放爆竹烟火，迎春纳福，迎接新的一年到来。谁家的爆竹声响得久、烟火放得多，喻意这户人家兴旺发达。一时间，爆竹声铺天盖地在群山回响，绵延不绝；黑暗的天空被焰火点亮，璀璨夺目，把年三十夜推向高潮！

    这几年回乡过年，有时我一个人回去，有时是带着妻儿回去；弟弟也偶尔带着弟媳回去；父亲长年病着，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家里有个病人，气氛难免有些压抑，年夜饭常吃得寡淡无味。斟上酒祭祀，遇弟弟也回去过春节的时候，为了烘托节日气氛，兄弟俩也喝上三两杯，浅尝则止，索然无味。隔壁的其敏表哥每年年夜饭吃得早，这几年常叫我去陪他喝酒，说与几个儿子喝不起兴，有我这个省城去的“客”，才能喝得尽兴。表哥礼数繁多，先是与他喝几杯，再安排三个儿子、媳妇，甚至于孙子分头向我敬酒，最后他还要作“总结”，几巡下来，常是一二十来杯酒下肚，让我醉意朦胧。这边还没喝完，屋下的其兵表哥又来邀了，说年三十夜，我这个贵客不能只光顾一家，他家那儿怎么也得去喝杯新年酒。又跟随着去，同样的礼数，“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喝得昏天黑地，不知身在东西南北矣！

    饭罢哪里还守得了夜，开得了“财门”，连有些串门来想见见我的寨邻都无暇顾及，早早地就去见周公，任凌晨“开财门”铺天盖地的爆竹炸响，我昏沉沉地，一觉即到天明。

    家父自2007年摔伤致残，行动多有不便，故土难离，不愿外出，母亲守着他；每年回去，想到父母不辞辛劳把我们兄弟三人养大，到了老年，妹妹远嫁他方，我们兄弟又在贵阳生活，家中只剩下他们两位老人留守，唯有寂寞相伴，心底未免郁郁于怀；前年秋，家父因病去世，春节回去陪母亲，百年老屋，只剩下母亲一人，人去屋空，触目伤怀，叫人情难自禁，唯有酒入愁肠，化作点点泪！

    母亲去年已到贵阳与我一起生活，快要过年的时候说是要回乡料理些事，还吩咐我别回去过年，她在乡下过完年即回来。因此，猴年的除夕，我没有回乡去，留在贵阳过。年三十夜，与岳父母，还有岳父弟弟一家及襟兄等，一大家子人，满满的两桌席，酒也喝了不少，幸而未醉。妻带着女儿在国外旅游，回到自己家里，我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屋子，听那窗外新年的爆竹声阵阵炸响。

    我是一只倦飞的鸟，此刻，故乡远隔千山万水之外，感知不到故乡年三十夜的欢腾。城里人的爆竹是图个喜庆，也没个讲究，常是没来由地有一挞没一挞地乱放。

    于是，在年三十夜，我一个人，听了城市半宿七零八落的爆竹声。

（有删节）

    2018年2月，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英文版三部曲（《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将分九卷陆续出版，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又一大事。中国人有“侠”情，且认为“侠”可以超越文化边界。西方文化中亚瑟王的圆桌骑士、罗宾汉式的绿林英雄，以及风靡当下的银幕上的超级英雄，在我国都有“侠”缘。

    但是，侠不是骑士，甚至不是武士。不管是骑士，还是武士，都是某种权威——往往是封建领主给予的一种身份。而侠，非身份，亦非职业。侠，其实是一种态度、一种行事方式。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说，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太史公的看法，其实太过理想主义。在笔者看来，侠不见得真有如此伟大，反倒是韩非子的话更为直接，“侠以武犯禁”。侠，是无视“禁忌”的（“禁忌”有好有坏），这种“无视”也自然是双刃剑，是一种直接、狂放的行事方式。

    侠讲究的是豪放不羁、快意恩仇。这种“豪放不羁”，如《笑傲江湖》所描绘的，不贪高位，不惧追杀、不恋亲情，只愿与知己合奏一曲《广陵散》。侠的“快意恩仇”，如王家卫电影《东邪西毒》中的洪七，他收了贫女一个鸡蛋后，冲入王府杀了一众刀客，为贫女的弟弟报了仇，自己则在交战中被削掉一个手指。洪七是侠，他做事的原则不是“付出与回报是否对等”，而是，做这事，心里是否“痛快”。相比之下，《史记·刺客列传》中所载诸人，虽勇猛如聂政，忠义如豫让，慷慨如荆轲等，都算不得“侠”，因为他们把做事看作一种工作，而工作讲究的是按劳取酬。

    侠讲究的是一份担当。在徐克电影《七剑》中，被清兵追杀，身受重伤的傅青主，对无助的村民们说，“上天山，找帮手！”为什么天山上的剑客要帮助素不相识的傅青主和村民们？因为他们是有担当的侠。电影《佐罗》中，迭戈代替遇刺的好友前往南美行总督之职并化身蒙面侠佐罗行侠仗义，解救被欺压奴役的殖民地百姓，也是一种担当。

    侠，其实很少存在于武侠小说所热衷描绘的江湖门派中，因为那些根本就是“地下政治组织”，而不是“豪侠”的聚集地。“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与其说是武侠的宏愿，倒不如说是野心家的梦想。如果说《鹿鼎记》《书剑恩仇录》中的帮会还有个“反清复明”的宏大目标，则《笑傲江湖》中的各大门派的纷争，则更是把“江湖”这个会党互相倾轧的修罗场，揭露得淋漓尽致了。武侠小说虽妙，但其对大众的影响力显然还是不敌武侠片。可惜的是，近年来，中国武侠电影势头亦渐弱。西方之侠，却风头正劲，蝙蝠侠、蜘蛛侠、钢铁侠、闪电侠、神奇女侠……一众奇侠不仅在各自电影中大显神通，更时不时地联合作战，《复仇者联盟》《正义联盟》等等，让观众应接不暇。

    其实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学、电影艺术作品中的侠士，哪里有不公，哪里就有他们，他们是正义的化身，他们代表着善良，勇敢，不畏强权，不慕金钱，他们有着常人所没有的本领、勇气和责任感。他们能为人们所不能，解救弱者于危难之中。他们身上，寄托着人们善永远打败恶、正义永远主宰世界的希望。

（摘编自王伟滨《中国武侠走进英语世界》）

    ①哲学家对读书的理解，往往不是关注读书的种类，或是读书的方法，而是关注读书的意义。从哲学的观点来看，读书的意义，不仅要从个体的知识需要来理解，更重要的，是把读书作为人类历史性活动的实践来理解，从人类文明传承发展的需要来理解。文字和书写的发明，其重要性在于，从此人类的经验可以超越面对面的授受而广泛传递。于是，书成为记载人类经验的载体，阅读、书写成为人类经验、知识和智慧得以超世代累积、传承、增长的最重要方式。“智山慧海传薪火”，知识与智慧的薪火相传，端赖于书写的文字，于是读书成为人类文明延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②中国古人早就重视读书，孔子的一生，既是教育者的一生，也是学习者的一生、读书人的一生“韦编三绝”“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是孔于热爱读书、勤奋读书的生动写照。孔子开创了儒家学派，而“濡”最广义的所指，就是“读书人”。读书人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受到高度尊敬，是中华文明崇尚读书的一种表现，也是中国文化的突出特色。

    ③虽然读书也曾被一些人当作求取功名、财富的阶梯，但应看到，历经几千年的文化陶养，读书已成为多数读书人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读书本身就成为目的，成为享受。中国文化史上津津乐道的“孔颜乐处”，恐怕指的就是读书之乐吧！颜回是孔子唯一认定的“好学”的弟子，所以，至少读书是这种孔颜之“乐”的重要部分。在当代读书人中，人文学者读书大概最接近于以“无功利”的美学态度读书，也比较接近以读书为乐的古风。

    ④现代人读书无非两种，读专业之书和读非专业之书。有一种说法，提倡“好读书，不求甚解”。我以为，读非专业的书，大可“好读书，不求甚解”；而读专业的书，则切不可不求甚解。用司马迁的话说，应该“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不同的书要求不同的读法，而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读书习惯，没有固定的模式。如果读中国文化的经典，这里我推荐宋代大儒朱熹的读书诀：“敛身正坐，缓视微吟，虚心涵泳，切己省察。”朱熹在这里讲的主要是读经典之书的方法，也就是把读书作为修养自己心性的一种活动。这虽然是古代哲学家的读书观和读书法，但同样值得今人思考。

    ⑥读书与修身有着密切关系，修身的首要一条就是读书。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存在分歧。理学认为要成圣贤既要读书又要修身，脱离读书去修身或脱离修身去读书，都不可取；而心学则认为，要成圣贤，只要修身，增进心性修养就可以了、读书是没有用的。所以，人如何才能成为圣贤，是两条办法还是一条办法，就构成了从宋代到明代思想史的主要背景。现在看来，光读书并不能一定增益你的道德品质，但如果不读书，仅仅从事心性修养，那么道德发育程度也是有限的。因为如果对社会、人以及人际关系的认识不能建立在健全理性的基础上，就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而要达到理性的自觉和明澈，就离不开读书。

    ⑥如果从中国思想史来看，读书跟“学习”亦有密切关系。中国思想有一个特点，就是“学习”和“读书”很早以前就成为中国文化中备受关注的问题，相关讨论也就变成中国思想史的一个传统。《论语》一上来就讲“学而时习之”，不是随意的，也不是偶然的。因为孔子的思想体系，如果从伦理道德观念来讲，“仁”是最主要的，但若从整体上来讲，从后来的学术发展的争论来讲其核。观念则是“学”。虽然孔子时代的“学”是“六艺”，但也得承认，在这种人文知识的学习中，读书是一个重要方面。

    ⑦到了宋代，重视读书和学习的文化得到加强。朱子的出现把孔子的传统大大加强了，因为朱子讲“格物致知”，“格物”归根结底就是读书。从整体上来讲，朱子学这个庞大的体系，有一个基本的背景，就是学习。朱子的哲学就是为学习的精神、学习的必要性、在学习上下功夫的重要性做一个哲学论证。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中，从孔子到朱子，其主要基调是强调学习、强调读书。

    ⑧今天要建构学习型社会，就不能不追溯到我们自己的学习文化和读书传统。在这方面我们有先天的优势。其实在民间也是一样，明清以来，“读书人”在基层社会里都是很受尊重的。士大夫就是做官的读书人，所以“读书”和“读书人”在中国文化中很受重视。

（摘编自陈来《读书的意义》，人民日报，2019年2月19日）

    作为文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很长一段时间里，文艺批评似乎远离了普通公众的视野。它们或是化身为高头讲章，仅仅作为“学术成果”，流传于学院内部；或是被出版商包装成各式各样的书评或“软文”，充斥报刊网络。文艺批评褒贬甄别功能弱化，缺乏战斗力、说服力，不利于文艺健康发展。

    一切优秀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源于人民，一切优秀文艺创作都为了人民。从具体的层面说，文艺批评所为的是创作者和读者。一方面，文艺批评是为了创作者的批评,它敏于发现创作者的长处和短处，帮助创作者扬长避短、取长补短，不断提高自己技艺反复打磨作品。另一方面，文艺批评是为了读者和观众的批评。批评家是一群特殊的读者、观众，是连接作品和普通读者、观众的桥梁，他们以批评引导读者、观众，并对读者、观众的最终评判施加积极有效的影响。说到底，读者、观众才是作品最终的接受者和评判者，而读者和观众鉴赏水平、审美能力、艺术修养的提高，有赖于批评家们专业性的工作。故而，文艺批评不是出于人情、面子，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是为了助益于作家，服务于读者，从而繁荣文艺创作。

    文艺评论家要提高批评的素养和能力，一方面要进行系统的理论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一方面要接地气，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断提高认识社会、把握现实的能力；另一方面要直面文艺创作的现场，细致深入地研究作品，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审美鉴赏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和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

    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这要求批评家有真诚的态度，有敢于批评的精神。俄国19世纪大批评家别林斯基的行为最好地诠释了文艺批评所应有的爱憎分明的态度和敢于批评的勇气。当年，别林斯基从年轻的果戈理的作品中发现了“高于时代精神”的可贵禀赋，在当时社会各界对作者的一片攻讦中挺身而出，给予坚定的支持。而当多年后功成名就的果戈理在其新作中流露出对专制农奴制的妥协时，别林斯基不惜破裂友情，立即给予尖锐无情的谴责。这样的批评，才能够体现出批评的尊严和价值。

    批评家和文艺家之间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古罗马美学家贺拉斯用磨刀石和钢刀来描绘批评家和诗人的关系。他说，诗歌仿佛一把刀，只有经过批评的不断磨砺，才能变得锋利。批评家和文艺家应既是朋友又是对手，在思想和审美的较量中，在不间断的挑战和应战中，相互砥砺，彼此成就，共同促进了文艺的繁荣。

（摘编自饶翔《文艺批评和文艺创作应彼此借力、相互砥砺》）

木耳

在阿勒泰连绵起伏的群山深处，凡有生命的东西，都甘心遁身阴影之中，安静而绝美；当然，包括一排排半透明地立在倒木上的木耳。它们是森林里最敏感的耳朵，总会比你先听到些什么，多知道些什么。

我们在深山里的森林边上开店，也算为方圆百里的牧人提供了方便。

日子寂静，我们更为寂静地做着各种简单的事，愿望也简单。走过长长的草地，走过独木桥，到远远的泉眼边打更干净的水，回来淘米做饭。食物也简单。各自端碗，围着一碟粗糙腌制的野菜，寂静地吃。偶尔说些寂静的话。那时没有木耳，我们安心打理小店。

一天午饭后，我妈进入峡谷北边山阴面的那片黑林子。她回来得很晚，手持一根小树枝，枝梢上凝结着指头大的一小团褐色的、嫩嫩软软的小东西，像是活的、能蠕动的小动物。那就是木耳。

我们的采木耳生涯就有了第一根小线头。无数种生活的可能性像一朵朵花渐次开放，满胀在心里。为采到更多木耳，我妈出去得一天比一天早，回来得一天比一天晚。每当她疲惫地回到家中，无论收获如何，我都觉得她像是又离我们远了一点……

我们把木耳摊在门口晾，来买东西的牧人都会问这是什么。他们再来时，纷纷从口袋里掏出这种东西给我们看。我妈非常高兴，大方地掏钱买了下来。

那时候，除了牧人之外，知道这山里有木耳的，还只有很少的一些人。他们采摘木耳也只为给自己家里人尝尝鲜，改善改善伙食而已。

当晾干的木耳攒够六公斤时，我妈仔细分装好，一手拎一只箱子，搭一辆卡车去了山下。搭车回来时，六公斤木耳全卖了，一公斤八十块，一共四百八十块，远比我们靠小店做生意赚得多。我妈得意坏了。

虽然木耳能赚钱，但我们却说服不了更多人干这个。

那天晒木耳时，西面沟谷里的老牧民阿勒马斯骑马路过。他瞅了一眼：“这是什么？”

我们很努力地解释。

“哦，”他说，“我们那里多得很呢。”

我们大喜，报出诱人的价格。谁知老头淡淡地说：“这样的事，让孩子们玩吧。”我想起了近年发生的一则故事：一个商人到牧场收购活羊，看中了牧人家的一头大尾羊，但牧人对报价不满意，于是双方讨价还价。一直折腾到天黑，商人只好留宿。结果晚宴时，牧人直接把那只大尾羊宰杀待客了。

我妈每次下山卖木耳都被抢购一空，我们就涨到了一百块钱一公斤。再后来，可可托海甚至乌鲁木齐也有人来收购。我们顺势涨到了一百五十块钱一公斤。

采木耳的队伍悄然扩大。才开始大家只是为近水楼台，工作之余赚个零花钱。到了后来，就开始有人专职干这个了。最壮观的是娘子军。她们都是打工者的家属，跟着男人带着孩子来到新疆。她们特别能吃苦，往往揣几个馍，腰里塞一张塑料纸，带一只天大的编织袋就敢进林子。一进去就好几天，晚上把塑料纸往结满冰霜的草窝子里一铺，裹着大衣就捱过一宿。

木耳生长的速度极快，尤其在下过雨后。但还是赶不上采摘的速度了。我妈就不断开拓新阵地。

等待我妈回家的日子里，我天天在门口遥望。那些森林，那些大幅倾斜的碧绿草坡，还有我看不到的、山的另一面的巨大峡谷，高耸的崖壁。想象那些我尚未去过的地方，是怎样在他们的脚下和眼里，因变得过于熟知而再也不能令人惊奇了。我久久张望。

那年，远在甘肃、宁夏的人也来了。木耳明显少了。

从秋天到冬天再到春节，木耳从两百块飙涨到三百甚至四百块。那些人大量买下木耳，他们自己肯定是吃不完的。木耳恐怕已不是用来吃了吧……外面大地方的人总是有着更灵活更繁杂的心思，木耳一定还有我们所不知的用途。

第三年，木耳的世界疯了！伴随着木耳的狂躁，同时暴发了牲畜的大规模瘟疫，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新型瘟疫。大批牛羊被活埋。山上的人不准下来，山下的人不准上去。山里一片混乱，抢劫不时发生，弄得所有人都很恐慌。那一年，牧人手头都紧，商店的生意也惨淡。

来年春天，桥头爆满了，到处都有人依偎着自己破旧的行李露宿废墟。还来了个铁匠，专门给大家打制挖野货时使用的工具。似乎在一夜之间，旧马路边出现了好几家非常便宜的小饭馆和小旅店。采木耳的队伍分成几派，矛盾不断，深山里出事的传闻也就不断。

树林里堆满了以塑料制品为主的垃圾。老早以前，这里的居民产生的垃圾主要是煤灰和柴灰。更早以前，我听说煤灰和柴灰也有用。那时，万物滴水不漏地循环运行，世界一定无懈可击。

所有伴随着木耳到来的事物，在你终于感觉到它的到来时，已经强大到不可回避了。

又一个春天，来买木耳的人据说开价到了五百块钱一公斤。

但是，就在那年——木耳出现后的第五年或第六年——再也没有木耳了。

是的，木耳没有了，我们加以它的沉重愿望也没有了。总有一天，它的这场“没有”也会让人觉得其实也没什么不可思议的。

那天我一个人进山，看到前面有人，那是我妈，她还在找。她手边有一朵木耳，那是整个世界的最后一朵。但是她没有发现。我呆呆站在那里，没有出声。

（取材于李娟的同名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