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经学

    经学的真正确立是在汉武帝时代。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设置五经博士，收博士弟子五十人。其后博士弟子屡经增加，东汉时多达三万人。五经博士及其弟子以五经为研习对象，这就形成了经学。所谓经学，是指专门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从中国文化史看，经学出现的前提是汉王朝运用国家力量将民间流传的文化经典宣布为国家经典，并设立博士制度予以专门研究，于是，五经成为国家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的根据。从国家制度层面保证儒家经典的传习，确立了儒家经典在中华文化经典中的主流地位，客观上也确立了经学在中国学术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儒学作为汉代主流思想，是与中央集权的统一相适应的。儒家主张的五伦、五常作为社会伦理道德，也因儒家的主流地位而得以明确确立。

    两汉经学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秦始皇焚书，造成文化典籍的浩劫，五经借助儒生记忆而保存下来。用汉代流行的隶书书写的经书文本，被称为今文经。汉景帝以后，陆续在孔府旧宅壁等处发现的与五经有关的用战国字体书写的文本，被称为古文经。古文经与今文经不仅书写字体不同，而且同一部经典的篇章多寡也或有差别，如孔府旧宅壁中友现的《尚书》就比汉初伏生所传《尚书》多16篇。此外，还发现了一些其他古文经典，如《周官》《左传》等。因汉武帝及其后所立五经博士皆为今文经博士，西汉末刘歆便要求把古文经也立于学官，但遭到今文经学家的阻挠，一时没有实现，于是引起今古文经学家之间的一场大争论。西汉时期，今文经学是经学主流。今文经学通经以致用，注重思想的阐发，强调经书的历史借鉴意义，但弊病是与谶纬结合而流于神秘。古文经学在东汉发展昌盛，注重文字训诂和对典章名物的解释，突出还原历史和文化传承，学术贡献良多，弊病是流于繁琐的文献考证而脱离思想和生活。东汉章帝时的《白虎通义》主张今文经学，强调经学大义与社会价值，借以维护主流思想，带有一定的理论总结性。东汉末古文经学家郑玄融合今古文经学，遍注群经，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今古文经学的分歧和论争促进了经学的发展，它们所代表的两种学术精神和方法，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对后来的中国学术史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对语文教材修订的思考

杨丽

    对学生时代语文课文的回忆，是贯穿生命始终的一件乐事。《丰碑》中身落白雪的军需旅长的凛然与无私，朱自清《背影》中老父亲爬月台时的心酸与伟岸，《少年闰土》中深蓝夜空下那个项带银圈、手捏钢叉的十一二岁的捕猹少年的机灵与果敢，让我们一遍遍感受着民族精神、亲情、友情的震撼人心。看，这些少时课本上的文字，都已经根深蒂固于青年人的成长中，成为构建精神世界的一砖一瓦，作为他们精神根基的一部分。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每次学生语文教材的修订都会掀起一阵大讨论。不论是2013年对鲁迅的散文诗《风筝》的替换，还是2014年上海市小学一年级第一学期新版语文课本对《寻隐者不遇》、《登鹳雀楼》等8首古诗的删除，或是如今对《谁勇敢》一文的撤换、《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被换为《智取生辰纲》、《洲际导弹自述》被改为《网络表情符号》，都引起人们的议论，对这些修改，除了诟病或挑剔，显然也有一些积极的解读。如避免学生理解偏难、减轻学生负担、为避免学生盲目勇敢导致受伤、更契合现代和谐社会导向、更切合互联网时代的学生生活……然而，这些修改到底该不该，进步还是退步，还都需要专家或使用教材的师生来认定，但可以肯定的是，教材没有几十年不变地原地踏步。

    语文教材一成不变或倒退复古，都不利于学生精神世界的构建与发展。用心的教材内容应该突出时代特征，把握时代精神，用灵动有力的语言描绘大美的中国梦。文学作品的意义就在于让学生能够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独立思考和积极思辨的精神，而不是寻章摘句或不假思索、人云亦云。用语文塑造青少年的思想之魂、精神之魂，中国梦的实现也才能有更加坚实的青年基础。

    “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在对蕴含思想深度的文章的选择和解读上表现得更加明显。教材编撰部门、学生、家长，针对不同的作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文章要符合所有人的口味本身就是一种妄想，所以我们也不必因为教材选择而焦虑。这个信息化的时代，学生获取知识和精神力量的渠道绝非只有教科书这一条。背负着从少年到老年的精神塑造重任的，除了教科书，更有课外读物、历史文物、人生经验与阅历。我们对教科书，不必过分盲目信仰，但在删改上仍需要无比认真地对待。

    对于极富思想性的文学作品，我们不能单纯地“贴标签”，用好坏对错来评价。时代是在发展进步的，文学作品的内涵和主旨在与现实的摩擦中契合而又不契合，那些曾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观点看法在今天有了新的价值。教科书内容的更迭正是体现了一个时代的社会气质和价值取向。所以，教材删改争议越大越不能大意、随意。在部分学生还没有足够的能力选择自己的教科书内容时，教育部门就要当好这个把关人。

    2014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师范大学看望一线教师。他当时曾说，我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而这次的“换血”中，也增加了古诗文及中华传统文化的比重，让下一代在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握紧青少年手上的“文化之根”，让中国梦的实现有着更加厚重的文化根基。

    修订版教材虽然引起了一些争议，但仍然值得人们期待。修订总是在争议之中不断完善的。彼时的真理也可能沦为此时的谬误，而唯一的方法就是与时俱进，步步完善。这样，既有利教育现状，也连接中国的未来。

（选自《中国青年网》2016年5月25日，有修改）

教授胡适

    胡适的教授生涯始于北京大学。1917年初，《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向北京大学新任校长蔡元培力荐胡适，同时动员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学习哲学的胡适回国任教。当时正在紧张写作博士论文的胡适，还没等博士学位到手便回国了，于当年9月10日到北大就任教授，这时他刚刚二十六周岁。

    初到北大任教的胡适，在哲学系讲授“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哲学史”是北大的老课了，在胡适之前由陈汉章讲授。陈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才讲到《尚书》的《洪范》篇。胡适授课却不管以前的课业，他发给学生的《中国古代哲学讲义》，一反前例。当时读大一哲学系的顾颉刚回忆说，胡适一开头就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直接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对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在他们学生眼里，这简直就是一场“思想造反”，有几个不安分的学生拉着读大二文学系的傅斯年，策划“扳倒”老师——将这个比他们大不了几岁的年轻的留洋教授赶走。当时傅斯年在北大已赫赫有名，此前他就曾将教授《文心雕龙》的教授、章太炎的门生朱蓬仙成功逐出门外。他将朱的讲义一夜读完，勾出了三十多条错误，将了他一军。校长蔡元培看了，只得将朱辞退，但傅斯年“鉴定”完胡适的课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个人书虽然读的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就这样，这件事才得以平息。第二学期，北大恰好也有一门“中国哲学史”的课，由一位老教授任课，当时冯友兰正在哲学系读三年级，据冯友兰回忆，某次课上，这位老教授手里挥舞着胡适的讲义，冷嘲热讽地对学生说：“我说胡适不通，果然就是不通，只看他的讲义的名称，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本来就是哲学的大纲，说中国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了吗？”好在胡适在学生那里基本站稳了脚跟，加之有校长蔡元培的鼎力相助，他在北大的教授位子也就此坐稳了。

    除了在北大任教，胡适还先后担任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并长期兼任教育部讲习所兼职讲习，至于胡适在国内外大学的演讲、讲学，那就难以计数了。

    胡适课讲得好，这在所有听过他课的学生那里，基本上是公认的。1917年考入预科的田炯锦回忆说：“诸师长中，我最喜欢听胡先生的课，他不但有许多新颖的见解，而且擅长表达。”曾就读于北大的朱海涛回忆说：“适之先生在校中开的课——中国文学史是一门极叫座的课。他讲《诗经》，讲诸子，讲《楚辞》，讲汉晋古诗，都用现代的话来说明，逸趣横生，常常弄到哄堂大笑。”

    胡适讲的课，内容大多比较新颖，他特别注重运用他那套所谓“科学的方法”，尤其是杜威的实验主义方法，来分析和解释中国的典籍，有断制，新见迭出。在教学方法上，胡适推崇研究性教学，在教学中“往往把我不能解决的问题做题目，叫同学来研究”。胡适说自己并不喜欢上大课，而更喜欢上小型的研讨课，因为“班次太大，不能大家互相讨论研究”。

    胡适的日记、笔记中也多有对学生学习情况的记载和分析。1931年8月28日阅完“中古思想史”试卷后，对75位学生按分数排队，排出“皆有希望成才”“尚有几分希望”“中人之资”“绝无希望”的，甚至还依次“卜其人的终身”。

    常有同事向胡适讨教讲课的奥秘，他的回答是：“一小时的课，必须有四小时至八小时的准备。”杨亮功说：“胡先生做学问不苟且，教书也是不苟且的。”这也就是胡适自己所说的以“做小学生”的态度去对待教学。对胡适这样一位“大牌”教授来说，他在教学工作中能够这样“不苟且”，难得可贵。

（摘编自周川《教育家胡适：行动与思想》）

相关链接：①在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的同时，胡适以自己博士论文为基础，改写成《中国哲学史大纲》讲义，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该书由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亲自作序，是中国学者第一次用近代学术观点和方法整理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专著，出版后即风行海内，3年不到就再版7次，影响空前。（高丹《北大开会研讨胡适：他20岁一出场便是主角》）②在1916年他给友人的信中写道：“适以为今日造国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在教育．胡适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肖东发、李云、沈弘《风骨：从京师大学堂到老北大》）

敬畏伦理与和谐社会

    “敬”体现的是一种人生态度和价值追求，它促使人们“自强不息”，有所作为；“畏”显示的是一种警示的界限和自省的智慧，它告诫人类应“厚德载物”，有所不为。在中国，“伦”、“理”二字早在《尚书》《诗经》《易经》等经典中已分别出现。大约西汉初年，人们开始广泛使用“伦理”一词，以概括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准则。所谓“敬畏伦理”，是指人类在面对具有必然性、神圣性的对象时所遵循的警示、规约自身言行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准则。

    某种意义上说，“伦理”内在地包蕴着“畏惧”的内涵，敬畏伦理是在人类特有的敬畏感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敬畏感不是与生俱来的自发情感，即是说它不是单纯依附在人与动物身上的自发的畏惧或恐惧的感觉，而是在社会中培养的人性情感。它是社会、文化、历史的产物，是一切善恶观念的基础。敬畏感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始终处于生成性过程之中。敬畏感不是愚昧、猥琐的代名词，而是人类拥有伦理智慧的象征。没有敬畏感的时代是野蛮的时代，没有敬畏伦理规范的社会是无序的社会。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客观必然性、不可抗拒性，使得人类有足够的理由去敬畏它，而不是去冒犯和亵渎它。对必然性的认识、敬重与遵循，有利于人类的发展、社会的和谐。

    对和谐与秩序的追求是人性使然，这种追求使得人类必须对自身的言行进行约束和规范。康德对“头上的灿烂星空、心中的道德律令”的敬畏，中国哲人对“天人合一”境界的向往、对“慎独”“敬其在己者”的崇尚，都凸显了敬畏伦理为人类自身立法的恢弘气象。对神圣事物或力量的敬畏，不仅是人类的伦理义务和责任，而且是人类自身生命情感的内在诉求。

    在人类进化的历程中，敬畏伦理警示着人们的思想，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是人类培养理想人格、安身立命的根本，从而对自然的合理演化、社会的有序发展、人类的文明进化起着积极的作用。东西方贤哲们大多都表达过他们的“敬畏”之情。孔子曰“君子有三畏”，其首畏是“畏天命”，即对不可抗拒之必然性的敬畏；老子则表现出对生命本身的敬畏：“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海德格尔认为：“畏之所畏就是世界本身。”正是出于敬畏之心、出于人性中蕴涵的与宇宙万物共生共荣的内在诉求，人们才崇奉被称为敬畏伦理的道德规范，并将拥有这种道德品格的人称为君子、圣贤。

    当今时代，随着人们认识世界的水平愈来愈高，改造世界的能力愈来愈强，一些人的敬畏感却愈来愈淡漠，敬畏伦理所具有的神圣性、警示性和规范性也在逐渐弱化。这种趋势的存在，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张扬了人的主体性，但也相应地滋生、助长了人类病态的痴狂，增添了社会的不和谐因素。

    和谐社会的构建有赖于公民的人格完善，而公民的人格完善取决于仁爱之心的培育、社会责任感的加强、道德境界的提升和对必然性律令的敬畏。人类应该有所敬畏。对敬畏感的褒扬，并不意味着宣传愚昧与迷信、抹杀人的主体能动性，而是主张对人的主体性加以适度限制，即对人的狂妄浅薄、妄自尊大、不自量力等予以合理规约。这种限制和规约，使人类不至于毫无顾忌地为所欲为，进而才得以拥有自己的自然和精神家园，这有助于人类心灵的净化、人格的完善，特别是在人的主体性已得到极大张扬的今天，尤为必要。

    “恭敬”连用，表示态度温顺和蔼。古时候，这两个字却各有侧重，“敬”是内心修养，“恭”则是这种修养的外在反映或者显现。

    先说“敬”。在儒学看来，人心（性）至善至妙，但是作为个体，人在出生之后，就会受到各种后天欲望、情绪的干扰，从而使至善至妙之“心”受影响、被遮掩。如何才能保证不失本性之真呢？也就是说如何才能保住个性且使之与集体意识一致呢？这就必须要持“敬”。朱熹曾说“主一无适之谓敬”，他所说的“一”，不是特指某一具体事或物，而是具有丰富儒学内涵的哲学概念，是“道”所生之“一”，也就是最为纯真的人之天性。而“无适”并不是无所适从，而是持守专注，不起别念。可以看出，朱熹所理解的“敬”就是将全副心思用到对“道”的体悟和把握上。宋儒曾拿《礼》中“执虚如执盈，入虚如有人”这两句话解释“敬”：拿一只空杯子，也应该像拿一杯盛满开水的杯子那样；走进空无一人的房间里，也要像走进有人的房间里一样。不能因为没有开水，就掉以轻心，马马虎虎；也不能因为房间里没有人，而生轻慢之心和不好之念。否则，杯子会因大意而摔掉，心性也会因邪念而亏损。“敬”在日常实用当中，其作用也是如此之大！

    再说“恭”。所谓“恭”就是“敬”的外在表现。现代心理学已经揭示出，有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就必然会有相应的表情或身体语言表现出来。“敬”的内养，也无一例外地会表现在外表上，那就是“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一幅端庄肃穆的样子。宋明以来，道学家们往往方巾葛袍，严于治家待人，不苟言笑，“坐如尸，立如斋”，透出来一股僵腐之气，所谓“道貌岸然”，指的就是这种形象。在儒学统一的价值标准下培养出来的道学家，也有着统一的行为规范和言行举止。表面上看，似乎是超凡脱俗的必然产物，事实上它不仅扼杀了个性，而且也从根本上与孔子“因材施教”的精神相违背。“道貌岸然”，恰好是儒学走向僵化的标签。

    宋儒忽然从先秦经典里找到一个“敬”来解释修身的手段，很可能是受佛教重“定”的影响。儒士们持敬的态度，跟僧侣日常的修为做早晚功课很是类似。更主要的是，持敬要求专心一致，也跟“定”中之境有几分类似。一般所谓“入定”指思绪不起，使慧心呈现；而持敬也是专心于一处，不作他想，以便内养充盈，真性流露，通于大道。若果真如此，那么，宋儒重敬，还说明了另外一个儒佛融合的问题。不过，敬到底还有儒学色彩，因为敬时精神守持一处或专注某物，而“定”则打断了与现实生活的一切束缚，是精神自由生慧得“悟”的必要手段。二者一重“有”，一重“无”，这也许可以说是儒佛二教价值指向上的不同的必然结果吧。

    虽然“恭敬”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有着很浓的封建色彩，甚至给人僵化和腐臭之味，但是，作为内修的一种手段，恭敬要求个体以温和的态度待人接物，却是值得肯定的。任何时候，盛气凌人总是给人留下坏印象，而且也损害了自己的人格，不如温厚和顺给人亲切感，这一点，却是必须记住的。

（选自《传统文化导论》）

    如何增进我们的数据安全感，是“大数据时代”必须回答的一道考题。然而，近日有不少网友反映，一些APP（手机软件）在“偷听”说话，并进行相关推荐；在国外，“脸书”等也陷入“窃听”用户的质疑中。

    不过，尽管有关推测很多，但大都还未证实，业内专家也观点不一，呼唤监管部门给出权威说法。换句话说，权威的声音慢一拍、行动迟一步，用户数据安全感就少一分。与此同时，相关手机软件接连“喊冤”，均保证只会合法合规地获取和使用用户信息。即便如此，许多用户的担心还是无法打消，因为互联网公司此前滥用大数据的行为并不少见。实际上，这种不信任的源头，在于手机软件获取用户信息权限的模式。当用户注册某个手机软件时，就会弹出要求用户授权各类信息权限的条款，包括通讯录、麦克风、地理位置等。这种情形下，用户要么接受“霸王条款”，要么被“隐形套路”，否则就无法使用手机软件。没有选择权——个人信息第一道关口的失守，是用户缺失数据安全感的重要原因。

    今天，数据价值堪比石油，引得商家“争抢”，是因为我们的生产生活已经被算法包围。企业利用算法挖掘分析用户数据，可以精准判断用户的消费需求，从而精准“推销”产品、谋划产业布局。但是，对用户而言，乐也算法，忧也算法。乐的是算法带来服务个性化，忧的是算法提供的服务“太精准”。一旦数据泄露或者被滥用，骚扰电话、网络诈骗等也可以从过去的“误打误撞靠运气”变得“精准定制有底气”。保留免受骚扰的权利、自主选择的权利，正是用户重视数据安全感的根本原因。

    捍卫数据安全，就是在守护美好未来。在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把关，不仅要养成安全使用手机软件的习惯，而且还要在发现隐私被侵犯时勇于拿起法律武器。近日，一位法律人士发现“抖音”“多闪”等手机软件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向他精准推荐了多位“好友”，便在北京互联网法院起诉并获立案。企业亦如是，如果不是目光短浅，便一定能看得清，一旦安全事故的“灰犀牛”来临，商家将丧失更多用户；只要数据安全受到威胁，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商业前景就会受到挑战。放弃窃取、滥用数据的眼前利益，共同守护数据安全才是明智之选。以制度构建立体防御体系，形成个人、企业与相关部门共同发力的监管网络，方能阻断窃取隐私的“不法之手”。

    据悉，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列入立法规划。这意味着我们将告别个人信息保护分散立法的状态。未来，有了专门法律做“靠山”、各方合力当保障，企业非法收集、滋用数据的“灰色空间”将越来越小，用户的数据安全感也将越来越实。

（姜赟《共同守护数据安全》，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