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兰花

李德霞

    大清早，马兰花从蔬菜批发市场接了满满一车菜回来。车子还没扎稳，邻摊卖水果的三孬就凑过来说：“兰花姐，卖咸菜的麻婶出事了。”

    马兰花一惊：“出啥事啦？”

    三孬说：“前天晚上，麻婶收摊回家后，突发脑溢血，幸亏被邻居发现，送到医院里，听说现在还在抢救呢。”

    马兰花想起来了，难怪昨天就没看见麻婶摆摊卖咸菜。三孬又说：“前天上午麻婶接咸菜钱不够，不是借了你六百块钱吗？听说麻婶的女儿从上海赶过来了 ，你最好还是抽空跟她说说去。”

    整整一个上午，马兰花都提不起精神来，不时地瞅着菜摊旁边的那块空地发呆。以前，麻婶就在那里摆摊卖咸菜，不忙的时候，就和马兰花说说话，聊聊天，有时买菜的人多，马兰花忙不过来，不用招呼，麻婶就会主动过来帮个忙……

    中午，跑出租车的男人进了菜摊。马兰花就把麻婶的事跟她男人说了。男人说：“我开车陪你去趟医院吧。一来看看麻婶，二来把麻婶借钱的事跟她女儿说说，免得日后有麻烦。”

    马兰花就从三孬的水果摊上买了一大兜水果，坐着男人的车去了医院。

    麻婶已转入重症监护室，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门口的长椅上，麻婶的女儿哭得眼泪一把，鼻涕一把。马兰花安慰了一番，放下水果就出了医院。男人撵上来，不满地对马兰花说：“我碰你好几次，你咋不提麻婶借钱的事？”

    马兰花说：“你也不看看，那是提钱的时候吗？”

    男人急了：“你現在不提，万一麻婶救不过来，你找谁要去？”

    马兰花火了：“你咋尽往坏处想啊？你就肯定麻婶救不过来？你就肯定人家会赖咱那六百块钱？啥人啊!”

    男人铁青了脸，怒气冲冲地上了车。一路上，男人把车开得飞快。

    第三天，有消息传来，麻婶没能救过来，昨天她女儿火化了麻婶，带着骨灰连夜飞回了上海。

    男人知道后，特意赶过来，冲着马兰花吼：“钱呢？麻婶的女儿还你了吗？老子就没见过你这么傻的女人!”

    男人离开时，一脚踢翻一只菜篓子，红艳艳的西红柿滚了一地。

    马兰花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

    从此，男人耿耿于怀，有事没事就把六百块钱的事挂在嘴边。马兰花只当没听见。 一天，正吃着饭，男人又拿六百块钱说事了。男人说：“咱都进城好几年了，住的房子还是租来的，你倒好，拿六百块钱打了水漂儿。”

    马兰花终于憋不住了，眼里含着泪说：“你有完没完？不就六百块钱吗？是个命！就当麻婶是我干妈，我孝敬了干妈，成了吧？”

    男人一撂碗，拂袖而去，把屋门摔得山响。

    日子水一样流淌。转眼，一个月过去。

    这天，马兰花卖完菜回到家。一进门，就看见男人系着围裙，做了香喷喷的一桌饭菜，马兰花呆了，诧异地说：“日头从西边出来啦？”

    上小学二年级的女儿嘴快，说：“妈妈，有位阿姨给你寄来了钱和信，爸爸高兴，说是要犒劳你的。”

    马兰花看着男人说：“到底咋回事？”

    男人挠挠头，嘿嘿一笑：“是麻婶的女儿从上海寄来的。”

    “信里都说了些啥？”

    男人从抽屉里取出一张汇款单和一封信，说：“你自己看嘛。”

    马兰花接过信，就着灯光看起来。信中写道：“兰花姐，实在是对不起了。母亲去世后，我没来得及整理她的东西，就大包小包地运回上海了。前几天清理母亲的遗物时，我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小本本，上面记着她借你六百块钱的事，还有借钱的日期，根据时间推断，我敢肯定，母亲没有还这笔钱。本来母亲在医院时，你还送了一兜水果过来，可你就是没提母亲借钱的事。还好我曾经和母亲到你家串过门，记着地址。不然麻烦可就大了。汇去一千元，多出来的四百块算是对大姐的一点心意吧。还有一事，我听母亲说过，大姐一家住的那房子还是租来的，母亲走了，房子我用不上，一时半会儿也卖不了，大姐如果不嫌弃，就搬过去住吧，就当帮我看房子了，钥匙我随后寄去。”

    马兰花读着信，读出满眼的泪水……

（有删改）

清名

梁晓声

    倘非子诚之缘故，我断不会识得徐阿婆的。

    子诚是我以前的学生，关系近好。今年清明后，约我去他老家西南某山区的茶村玩。 斯时茶村，远近山廓，美仑多姿。树、竹、茶垅，浑然而不失层次，绿如滴翠。

    翌日傍晚，我见到了徐阿婆。

    那会儿茶农们都背着竹篓或拎着塑料袋子前往茶站交茶。一路皆五六十岁男女，络绎不绝。子诚与一老妪驻足交谈。我见那老妪，近一米七的个子，腰板挺直，满头白发，不矜而庄。

    老妪离去，我问子诚她的岁数。

    “八十三了。”

    “八十三还采茶!”

    我不禁向那老妪背影望去，钦佩之。

子诚告诉我——解放前，老人家是出了名的美人儿，嫁给了镇上一名小学教师。后来，丈夫因为成分问题，回村务农。每年清明前，换长衫游走各村“说春”。 “说春”就是按照黄历的记载，预告一些节气与所谓凶吉日的关系而已。她丈夫以唱代说，出口成章。使人们开心之余，自己也获得一碗小米。不久农村开展“破除迷信”运动，丈夫进了学习班。“说春人娘子”一急之下，将他们的家卖到了仅剩自己穿着的一身衣服的地步，买了两袋小米，用竹篓背着，挨家挨户一碗碗地还。乡亲们过意不去，说她太过认真。她却说——我丈夫是“学知人”，我是“学知人”的妻子。对我们，清名最重要。理解我的，就请将小米收回了吧!……”

    我问：“现在她家状况如何?为什么还让八十三岁的老人家采茶卖茶呢?”

    子诚说：“阿婆得子晚，六十几岁时，儿子病故，媳妇带着孙子改嫁。从那以后，她一直一个人过活。”

    “这么大岁数，又是孤独一人，可怎么活呢?”

    “县里有政策，要求县镇两级领导班子的干部，每人认养一位农村的鳏寡高龄老人……”

    我不禁感慨：“多好的举措……”

    “办法是很好，但阿婆的命太不好，偏偏认养她的那位副县长，明面是爱民的典范，背地里贪污受贿，五毒俱全，三年前被判了重刑……

    “阿婆知道后，如同自己的名誉也受了玷污似的，一下子病倒了。病好后，开始替人家采茶，一天也就挣个五六元钱。她一心想要用自己挣的钱，把那副县长助济她的钱给退还清了……”

    “啊!”我一时失语。

    “今年年初，老人家患了癌症。不过，她装作自己一点也不知道的样子，仍然省吃俭用，早出晚归地采大叶茶。”

    听了子诚的诉说，我沉吟良久。那天晚上，我要求子诚转告老人家，有人愿意替她“退还”尚未“还”清的一千二三百元钱。

    第二天，还是傍晚时，我站在村道旁，望着子诚和老人家说话。才一两分钟后，二人的谈话便结束了。老人背着竹篓，尽量，不，是竭力挺直身板，从我眼前默默走过。

    子诚也沮丧地走到了我跟前，嗫嚅道：“我就料到根本没用的嘛……”

    “我要听的是她的原话!”

    “她说，谢了。还说，人的一生，好比流水。可以干，不可以浊……”

    我不禁再次失语，竟至于，羞愧极了。

    以后几日的傍晚，我一再看见徐阿婆往返于卖茶路上，背着编补过的竹篓，竭力挺直单薄的身板。然而其步态，毕竟那么蹒跚，使我联想到衰老又顽强的朝圣者，去向我所不晓得的什么圣地。那曾经的草根族群中的美女，那八十三岁的，身患癌症的，竭力挺直身板的茶村老妪，又使我联想到古代赴往生命末端的独行侠……

    似乎，我倾听到了那老妪的心声：清名、清名……

    不久前，子诚打来电话，告诉我徐阿婆死了。

    “她，那个……我的意思是……明白我在问什么吗?……”

    我这个一向要求学生对人说话起码表意明白的教师，那一时刻语无伦次。

    “听家里人说，她死前几天还清了那笔钱……老人家认真到极点，还央求村支书为她从县里请去了一名公证员……现在，有关方面都因为那一笔钱而尴尬……”想到我和子诚口中，都分明地说过“还”这个字，顿觉对那看重自己清名的老人家，无疑已构成人格的侮辱。

    清名、清名……

    这一旦在乎反而累人自讨苦吃的东西呀，难怪今人都避得远远地，唯恐沾上了它!

    我之羞愧，因亦如此……

（选自作者同题文章，有删改）

画皮

杨海林

我小的时候生活在一个叫三坝的小村，那里总共几十户人家，两三百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村里要抓一个阶级斗争典型，开会讨论了几天，总是确定不下人选——这个村几代人都是土里刨食的主，肚皮尚且牺惶，哪有心事管别的事？

    但这样的政治任务在当时来说是头等大事，完成不了肯定不行。

    看到村干部犯了难，蒋三爷自告奔勇：“别人有妻儿老小，我光棍一条——还是我来吧。”

    有人愿意背这个锅，村干部当然大喜过望，于是急忙往乡里汇报。

    不久乡里就派来了专门的调查组，里里外外一分析，蒋三爷还真是个有问题的人——解放前有一段时间他去了上海！

    按照时间推算，蒋三爷去上海时26岁，正是一身好力气的时候。

    他去干了什么呢？

    村里人都知道蒋三爷去上海的原因是他打死了一个恶霸——这事他在忆苦思甜大会上没少说——而他到上海后干了些什么，却一直没有人探询。

    调查组的人去蒋三爷家了解情况，很快，他们就找到了自己需要的蛛丝马迹——大热的天，蒋三爷总是穿着长袖的罩衫，袖口儿必定用皮筋束得紧紧。

    难道他的手腕上有什么秘密？

    捋起来看，果然有一块亮亮的疤！

    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调查组的人很快弄清了蒋三爷保守了几十年的秘密：他在上海的时候加入了青帮，那块疤下面，原来有青帮刺下的文身！

    这个结论可不是调查组的人随意得出的，因为手腕上的文身虽然被疤痕遮盖了，可是蒋三爷的后背上还留有一整块的文身。

    刺的是关云长一手捋须、一手提青龙偃月刀，侧身跨赤兔马的《忠义千秋图》。

    因为后背上的这张“画皮”，蒋三爷一下子成了这次运动的典型，要在乡里认认真真地开一次批判会，再被送到县里的监狱。

    轮到开批判会的那一天，村里特意放了假，让大家都去现场接受教育。

    以前类似的会议是很少有人愿意去的，但是这次不同，全村几乎没有一个人落下，大家都想亲眼看一看蒋三爷后背上的“画皮”。

    遗憾的是那天蒋三爷还是穿了长袖的罩衫，袖口儿用皮筋束得紧紧。

    什么也没看到，村里人由原来的同情和好奇一下子变成了愤怒，有几个甚至想冲上去扯掉蒋三爷的罩衫。

    只是因为有荷枪实弹的士兵在，大家才不敢造次。

    蒋三爷在牢里待了许多年，当他出狱的时候，我已经结婚生子了。

    蒋三爷和我是邻居，关系又极好，他来逗弄我孩子的时候，我有时会问他画皮的事。

    “我那时在上海滩遇到一个文身的先生，他的手艺极好，最拿手的是《忠义千秋图》：关羽攒眉瞪眼，三绺长髯却又飘逸灵动——可谓是一紧一松张弛有度。”

    “青帮的很多人都在后背上刺下这幅图，可那些都是亡命之徒，很难说他们能活多久。这个先生临死的时候，不忍心那么好的手艺消失，于是就把《忠义千秋图》在我的后背上刺了下来。”

    听蒋三爷这么一说，我更想看看他后背上的“画皮”了。

    可是蒋三爷不给看。

    蒋三爷从来不去村里的浴室洗澡，每天晚上，他都喜欢用我们不认识的药材泡好一木桶水，然后整个人坐进去。

    我曾经问过他，他说这是防止自己的皮肤老化损坏了后背上的“画皮”。

    蒋三爷的本家侄子是一个有本事的人，人家在城里做了大事，后来把蒋三爷也接到城里去了。

    城里可不像我们农村，蒋三爷每天一把澡的习惯只好去浴室里进行了。

    浴室里也会有一些文了身的人，所以起先没有人留意他。

    但是后来，只要蒋三爷一去洗澡，浴室的伙计就会偷偷地打电话。

    他的身后就会多了一个戴眼镜的青年人。

    蒋三爷知道他在偷偷地观察自己，不知怎的，他竟然又回到了村子里来。

    我到报社上班的第二年，蒋三爷死了。

    那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找了来，想买下蒋三爷后背的“画皮”。

    经不住软磨硬泡和大价钱的诱惑，蒋三爷的本家侄子同意了。

    可是当植皮医生被请来的时候，他捋起了蒋三爷的罩衫。

    光光的脊背上什么也没有。

    不会吧，那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又伸过头来瞧。

    真的，蒋三爷光溜溜的脊背上什么也没有。

（选自《中学生阅读》2016年第11期）

一根玉米

    那年皖北一带大旱，那可是百年未遇的大旱，老天爷六个月没下过一滴雨，河床干裂成一块块的。田地里看不到一点绿色，到处扬着飞尘，整个世界在白晃晃的毒日下淡成一片模糊。荡在蛤蟆村人的头顶上死亡的气息稠得像雾。吃尸的乌鸦像云一样在村子上空飞来飞去，乌鸦血红色的嘎叫声让村人的目光变得青紫。

    村长敲响了村头古槐树下的钟，干裂的钟声如玻璃一样在村人的心上划过。

    村人都来到槐树下。

    往年绿意葱茂的槐树如今光秃秃的，槐树叶子早让村人吃光了，但槐树又冒出淡淡的绿。

    村长看着或坐或躺在槐树下零乱一片的村人，眼里就酸辣了。村长把酸辣咽回肚里去，说，我们不能等死，蛤蟆村不能绝，还是去外逃荒吧，熬过这荒景，就回。村长的话让村人的脸灰黑一片。

    第三天，就有拖儿带女的村人拿着棍端着碗出了村。他们走得很慢很慢，两条腿似有千斤重，挪不开。女人的嘶哭声震得头顶上的槐树枝摇摇晃晃。男人不哭，紫黑色的泪水汪洋了他们凄凉的脸。

    几天后，村里的房子大都空了。没走的大都是老弱病残。土根和槐花不属于老弱病残却没走。槐花已怀了六个月身孕，土根说，赤地千里，往哪儿走？死在外面还不如死在家里。

    但根本弄不到东西吃，土根只能吃红土，把那红土晒干，捏成粉，然后配一点晒干的槐叶、野草，煮成糊，闭了眼睛往肚里灌。吃了三天，土根拉不出来，肚子却涨得痛极。槐花说，再也不能吃红土了，吃多了会涨死。土根说，吃什么呢？能吃的树叶已吃完了，野草也吃完了……有了，树皮可以吃。土根就拿了刀剥槐树皮。

    这样又熬过了一个月。

    槐花说，再熬不下去了，你别管我，还是走吧。走了，或许可以活下来。槐花说这话时，泪水血淋淋地汪在眼里。“我们死也要死在一起”，土根把槐花揽进怀里说，泪水也一滴一滴地砸在槐花头上。槐花说，可怜了肚里的娃儿，他还未看一看这天、这地、这山、这水，也未看我们一眼，就……

    槐花青一块紫一块的哭声鞭子一样抽打着土根的心。土根求道，别哭了，别哭了，我的心在滴血呢。土根劝槐花别哭，自己却哭了。后来两人索性抱成一团，哭了个天昏地暗。

    这时传来踢门声，土根忙抹了泪，开了门，进来的是村长。村长说，你们吃了啥好吃的东西，还有精神哭？

    土根看到村长手里拿着一根玉米，土根的目光就绿了，绿色的涎水也淌下来了。村长说，这玉米是给你的。原本我留着做种子，唉，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村里没走的人每户给一根。土根接过玉米，恨不得一口吃了。但土根把涎水又吞回肚里了，他一口也没舍得吃。槐花说，不到真饿死的份上，我们不吃这个玉米。

    十几天又熬过去了。

    土根说，留在村里的人只剩下我们俩人了，我们也要死了，还是把那根玉米煮了吧。槐花说，我就煮了。槐花从罐里拿出那根玉米，玉米的香味把屋子塞得满满当当，一点缝隙也没有，土根贪婪地吸着这香味。土根说，这样死了也值。槐花说，我去外面看看有没有一点野菜野草什么的。槐花说着出了门。槐花并没有去寻野菜野草，槐花只是想把那整根玉米让给土根吃。或许土根吃了那根玉米，能多熬两天，到时一下雨，满山的野菜野草不就出土了？槐叶不就长出来了？那土根不就可以活下来了？槐花这样想着，纵身跳进了村头的那口枯井。此时的土根也这样想。

    土根也出了门，也纵身跳进了村头的那口枯井。

    第二天就下雨了，瓢泼样的大雨一连下了两天两夜，土根那茅草屋也倒了。

    后来，出外逃荒的村人断断续续回蛤蟆村了。蛤蟆村原来有五十多户人家，经过这次干旱，现在只剩下八户了。

    那八户人回村后才发现他们没种子了，都叹着气说，这是天意，蛤蟆村命该绝。有人说，再在村人家里找找，算不定能找到种子。

    就有村人在土根倒塌的房子里发现了几株玉米苗。

    一声欢呼，所有的村人都来了。都围着玉米苗跪下了，亮晃晃的泪水掩盖不了他们的激动。蛤蟆村有救了，蛤蟆村有救了。震天动地的欢呼声，如黄灿灿的日头一样，落满了村里的沟沟壑壑。

    他们又都抱成一团疯了样的大哭。

    白汪汪的哭声把头顶上的日头都震得一摇一晃。

（摘自《当代小小说集萃》，有删改）

在乡下

法国·莫泊桑

    两所茅屋并排坐落在小山脚下。蒂瓦什、瓦兰两户庄稼人为了养活各自的一群孩子，终年辛苦劳作。两家人都勉强靠着汤、土豆和新鲜空气活下去。吃饭的时候，孩子们坐在那张用了__年的木桌子前，每人面前的盆子里盛着土豆、白菜、洋葱煮的汤。星期日，汤里熬上块牛肉，对大家来说就跟吃酒席一样丰盛；这天父亲会留在饭桌上，迟迟不肯离开，一遍遍地说：“我不反对每天都这么吃。”

    八月里一天下午，一辆从城里来的马车停在茅屋前。一对年轻夫妇中的女人跳下车向孩子们跑去，她抱住两个最小的孩子中的一个——蒂瓦什家的那一个，亲热地吻他肮脏的脸蛋、沾满泥土的金色卷发。以后她每天都来，口袋里装满糖果和零钱。她是亨利·德·于比埃尔太太。

    一天早上，她丈夫和她一起下了车，径直走进了蒂瓦什家的茅屋。年轻女人说：“好心的人，我想把你们最小的男孩带走，我们想收养他。”农妇勃然大怒，站了起来。“你们要我把夏洛给卖了吗？不行!那简直太卑鄙了!”男的也表情严肃，不断点头，赞成妻子的话。乡下女人怒不可遏：“出去!给我出去!”

    德·于比埃尔太太固执地问：“那另外一个小的不是你们的吧？”蒂瓦什大伯回答：“不是，是邻居的。”

    瓦兰夫妇正在吃饭；饭桌上在他们两人中间放着一碟黄油，他们用刀子挑一点，十分节省地抹在面包片上，慢慢吃着。

    德·于比埃尔先生提出了他的建议，两个乡下人摇头。但是得知每月可以得到100法郎，两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决心已有七八分动摇了。

    他们在苦恼中长时间沉默，犹豫不决。那庄稼汉问：“这1200法郎年金立字据吗？”得到肯定后，乡下女人说：“100法郎换孩子太少了，我们要120法郎。”

    已经急得跺脚的德·于比埃尔太太立刻答应了。村长和另一位邻居也很乐意当证人。年轻女人欢天喜地，像从铺子里买到一样喜爱的小玩意儿似的，抱着啼哭的小娃娃走了。蒂瓦什夫妇立在门口，一声不响，也许有点懊悔不该拒绝吧。

    从此，蒂瓦什夫妇和邻居闹翻了。蒂瓦什大婶大骂他们无耻，有时候她抱着夏洛，炫耀地说：“我没有钱，可我不卖我的孩子!”

    一连好几年，她天天含沙射影地骂。到最后，蒂瓦什大婶竟然相信自己比当地任何人都高出一等。人们也以她为榜样，都说：“那条件可是非常吸引人的。蒂瓦什大婶真是个好母亲。”夏洛长到18岁了，他从小听惯了引人不断重复的话，也认为自己比同伴们都高出一等，因为他没被卖掉。

    瓦兰夫妇靠着年金生活得很舒适，蒂瓦什夫妇无法平息的怒火就是从这一点来的，他们一直很贫困。

    夏洛21岁那年，一天早上，一辆华丽的马车停在两所茅草屋前。一位挂着金表链的年轻先生搀扶着一位贵妇人走进了瓦兰的茅屋，就像是他自己的家一样。

    “你好，爸爸；你好，妈妈。”瓦兰夫妇不胜惊讶地站起来，这当儿，老头儿全身哆嗦着，但他用那从来没有失去过的平静声调说：“你回来啦？”好像一个月以前还见过他似的。

    他们相认以后，做父母的立刻领儿子见了村长，见了村长助理，见了教堂神父．见了小学教员。

    夏洛站在自己茅屋门口，望着他们走来走去。

    晚上吃饭的时候，夏洛对两个老人说：“你们一定是傻瓜，才会让人家把瓦兰家的孩子带走。”

    母亲固执地回答：“我们不愿意出卖孩子。”

    那小伙子冷酷地说：“与其现在这样，还不如不生我。我看见那一个，肺都要气炸了。我本来应该是那样子的。这件事我永远不会饶恕你们!”

    两个老人流着泪，一声不响。

    夏洛踩了一下脚，朝他父母嚷道：“土包子!”

    他消失在黑夜里。

药砚

练建安

    阳光朗照，河头城浮动飘忽的浓雾渐渐消散。

    石钵头赤裸脊背，噔噔踏入石坝码头肉铺摊点，立定，双肩一耸，大块猪肉扇啪嗒一声脆响，平摊在了肉案上。两个伙计手忙脚乱，将猪肉扇挂上一根铜皮红木大秤。一个掌挂钩，一个挪秤砣报数：“二百……三十一斤半。”石钵头斜了他们一眼，操起两把剔骨尖刀，咔咔磨擦，笑骂：“黄疸后生！”

    墟镇巷道，湿漉漉的，水气淋漓。此时悠悠然走来一位身穿灰布长衫、手摇折扇的精瘦老人。他迈着方步在猪肉摊边踱了三二个来回，瞧瞧，点点头，似笑非笑。

    石钵头认得此人，是个老童生。传说是满腹诗书，考到胡子花白，连一个秀才也没捞着。长衫洗得发白，几块补丁格外刺眼，看着老穷酸装模作样赛百万的架势，石钵头扭头噗地吐出了一口浓痰。华昌驻足停步，收起折扇，倒转扇柄指点，问：“前蹄，几多钱啊？”石钵头利刀游走剔骨，沙沙响。“老弟，几多钱？”华昌再问。石钵头说：“现钱，不赊账。”华昌说：“你这后生哥啊，好没道理，咋就说俺要赊账呢？”

    石钵头说：“搞笑嘴！”华昌在衣兜里摸索良久，拍出了一把制钱。石钵头将制钱收拢、叠好，放在案板前沿，说：“钱你拿走，莫挡俺做生意。”华昌说：“无怨无仇，做嘛介不卖？”石钵头斫下猪蹄，说：“看好了，可是这副？”华昌点头。石钵头抓起猪蹄，猛地往后抛入汀江，说：“俺要敬孝龙王爷。不行么？”华昌拣起制钱，一声不吭地走了。身后传来阵阵哄笑声。

    半个月后，华昌带着几个破蒙童子江岸踏青，歇息于城东风雨亭。彼时，石钵头正惬意地嚼吃着亭间售卖的糠酥花生。一扬手，花生壳撒落遍地。石钵头说：“咦，巧了，今天倒有八副猪蹄，老先生有现钱么？”华昌面无表情，牵着童子匆匆离去。走不远，就听到石钵头的两个伙计阴阳怪气地高唱一首当地歌谣：“先生教俺一本书，俺教先生打野猪。野猪逐过河，逐去先生背驼驼……”后来，他们还遇过几次。石钵头迎面昂首阔步，华昌就背向闪在路边。有一次，看到石钵头从远处走来，华昌竟绕上田塍，避开了他。

    华昌是邻县武邑山子背人。山子背距河头城七八铺远。他那蒙馆设在张家大宗祠里。

    夜晚，细雨，倒春寒风吹动西厢房窗棂。昏黄油灯下，华昌翻阅旧日诗稿。当他读到“学书学剑两不成”时，不由得悲从中来。

    嗒，嗒嗒。有轻微的叩门声。没错，是叩门声。开门，竟是多年未见的老友李半仙。奇香扑鼻。李半仙拎着一副卤猪蹄，笑眯眯地看着他。

    转眼到了仲夏。这个午日，童子早散学了。华昌困倦欲睡。宗祠内，闯入了一个莽汉。定睛一看，却是石钵头。

    石钵头拎着一副肥硕猪蹄，恭恭敬敬地放在书案上。华昌轻摇折扇，说：“得非有辱斯文乎？”石钵头懵懵懂懂。华昌合上折扇，说：“君子不食嗟来之食。”石钵头愕然。华昌站起，迈方步，七八个来回，用了大白话：“有嘛介求俺？直说吧。”石钵头苦着脸，说：“俺老娘瘫了。李半仙的药方，求您老给半块端砚，做药引子。”华昌坐下，说：“奇了怪了，这端砚何处无有？为何要俺给你？”石钵头说：“李半仙说了，定要半块阿婆坑的端砚，甲子年中秋日戌时月圆蓄墨的。百砚斋掌柜的说，那时日，方圆几百里，只有您老先生买了一块。”“哦。”华昌说，“桌上有。识字么？”石钵头苦笑：“开过蒙，又被先生赶回家啦……略识几个字。”华昌微闭双眼，说：“自家看，可要看清喽。”

    石钵头抓过端砚。长九寸，宽五寸，厚二寸一分，份量颇重。抬起，勾头看去，砚底刻字：“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甲子年中秋日戌时练华昌购置于河头城百砚斋。”石钵头认得时日数字，说：“就是这块，就是这块！”说着，掏出一锭约摸五两重的银子。华昌正色道：“做嘛介？百善孝为先。拿开，俺不收钱。”

    石钵头嗫嚅不知所措了。华昌自言自语：“李半仙？这个李半仙搞嘛介名堂？”石钵头急了：“老先生，俺……俺……”华昌举手截止，说：“后生哥，半块，何谓半块？就不能有丝毫差错，分得来么？”石钵头额上冒出冷汗，说：“刀斧斫开？”华昌笑了：“何须如此麻烦。”

    华昌接过端砚，手执两端，正对天井。天井里阳光热辣，后龙山高树有蝉声传来，高一声，低一声。华昌十指紧扣，双腕抖动。端砚分成两半，齐整如刀切。

    （原载《天池》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