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棂上挂串红辣椒

王长元

    村长带着那拨儿人进屋的时候，老太太正在扫地。灰尘沸沸扬扬，仿佛是鲜活的跳蚤在空气中上下跳动，弄得人眼睛迷迷茫茫。

    “那啥，顶子哪？”

    “下甸子打草去啦。”

    “啥时走的？”

    “小半个月啦。”

    “回来过没？”

    “没。”

    村长吸溜一下鼻子，“二婶，还不知道吧，顶子出事了。”

    二婶就一惊：“出了啥事？”

    “杀人啦，顶子。这不，官家正寻他哪！”

    “啥？”老太太便呆在那里，眼睛就直直地看着炕沿边上的那几个人。她这才发现其中一个戴大沿帽的已经带了绑绳和黑亮亮的枪。立马她心一颤动，眼仁儿就朝上翻过去，人便跟着向门框斜过去。几个人惊恐地奔了过去，将老太太放到炕上。

    一忽儿，老太太的鼻翅儿便扇动一下，翻转的眸子虽归了原位，但依旧是愣愣向上看着。

    “二婶，你看你啥个身板还不知道，上甚火？既是杀了人，顶子就不是原先的顸子了，那便是犯了王法。犯了王法的顶子你还伤心个甚！麻溜缓缓，人家公安局还有事情跟你说。”

    老太太眸子这才转了一轮儿，一汪亮亮的湿润便映在里面。

    看着老太太有了活气，警察就轻轻一笑，说：“老人家，您的心情我们是理解的，但是儿子杀了人，犯了罪，如今又跑掉了。这，国法是不能容的。我们希望您控制住感情，配合我们来抓凶犯。否则，比如说包庇儿子、袒护儿子，那样您老人家也有罪了。按我们的经验，您的儿子还会回家来的，那时您必须报告我们。”

    “顶子真若是回家，你可得说呀！”村长眼睛觑觑着，冲着她说，“要不，那叫什么？对，叫窝藏。二婶，咱可不能糊涂啊！”

    她痴痴地点着头，两行老泪缓缓漫过面颊的褶皱，整个面庞已经全是泪水了，闪着亮晶晶的光芒。

    村长最费思索的是：她儿子若回来，她怎么告诉他们哪？他猝然发现了粮囤上那串红辣椒，眼睛立时闪出光亮，便指着红辣椒说：“对，就用它。二婶，他若是回来，您就将这串红辣椒挂到窗户上。”

    她又痴痴点点头，看了一眼红辣椒。

    顶子伏在高梁地垅沟里已经三天了。事情来得太突兀了，突兀得他只有逃到高梁地之后才想起后悔，悔自己不该为那屁大的事而冲动，悔自己冲动时不该抡那镰刀。战战兢兢挨了三天，吃喝现在全成了问题，最讨厌的是那垅上的风，哗啦哗啦吹得叶子直响，仿佛有无数个脚步向他走来，把他弄得一惊一乍的……

    可是一想到出逃，他又茫然了，天下这么大，地面这么广，去哪里呢？可是，不管去哪里，在要走之前，他一定要回家看一眼老娘。

    老太太送走了那些公家的人之后，就把家里仅有的二十几斤白面都烙成饼，然后就一张一张地折叠，用纸包好，一沓一沓塞进帆布口袋里。又包了二斤盐巴，塞在缝隙处。她早已谋算好，顸子若回来，就让他躲进小南山的石洞里，过个十天半月的，看看风声，她再想办法。她相信，办法总是有的。记得，她刚十岁那会儿，还扎着羊角辫呢，就给八路军伤病员往那山洞里送过饭，想想那会儿她都从没断过伤病员的一顿饭。如今，为了儿子，她还会没有办法？

    小风轻轻拍打着窗棂，蟋蟀在墙角嘟嘟地叫，老太太迷迷怔怔刚要闩门的当儿，突然间，门“吱呀”一声开了，顶子站在了她的面前。

    老太太眼泪马上就下来了。

    顶子狼吞虎咽地吃着饼，眼睛贼溜溜地寻觑着，待最后一口食物从喉咙处咕噜一声咽下之后，他才急急地说：“娘，我看你一眼就得走了，有没有钱啥的，给我准备点。”

    老太太赶忙把裤腰子拽开，从里面掏出厚厚的一沓钱，递给顶子，说：“就这些了，都拿着吧！顶子，你要去哪里？”

    “娘，这您就不要管了。”

    “顶子，你把饼带上，到小南山的石洞里躲躲。”

    “娘，您就别管我了，我这一走，是死是活，真的不好说，啥年月能见到您，也都不敢想。娘，只求您自己保重啦！”

    “顶子，”老太太整个抖动起来，亮亮的泪珠向脸颊处滚动。

    “娘，还有一事，把咱家那把菜刀给我。”

    老太太抹了眼泪，愣了，说：“干啥？”

    顶子咬了下嘴唇说：“娘，我手头怎么也得有个应手的家伙呀。”

    “啥？”老太太倒吸了一口冷气．、

    “娘，我现在已经想好，谁真若是抓我逮我，我已没有别的路了，就得拼了，反正我已是有人命的人啦，杀一个够本，杀俩就赚一个。”

    “轰”地一声，老太太就觉得脑袋像被谁猛然击打了一样，眼前金光四射，她颤颤地向前走了一步。

    “娘，快快给我取刀来。”

    老太太表面应允着他，脚步便悄然向窗前靠近，趁儿子回身的工夫，就把那串红辣椒牢牢地挂在了窗户上。

（选自2006年第7期《小说月报》，有删改）

玉米的馨香

邢庆杰

    那片玉米还在空旷的秋野上葱葱郁郁。

    黄昏了。夕阳从西面的地平线上透射过来，映得玉米叶子金光闪闪，弥漫出一种辉煌、神圣的色彩。

    三儿站在名为“秋种指挥部”的帐篷前，痴迷地望着那片葱郁的玉米。

    早晨，三儿刚从篷内的小钢丝床上爬起来，乡长的吉普车便停到了门前。乡长没进门，只对三儿说了几句话，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三儿便在乡长那几句话的余音里呆了半晌。

    明天一早，县领导要来这里检查秋收进度，你抓紧把那片站着的玉米搞掉，必要时，可以动用乡农机站的拖拉机强制。乡长说。

    三儿知道，那片唯一还站着的玉米至今还末成熟，它属于“沈单七号”，生长期比普通品种长十多天，但玉米个儿大籽粒饱满，产量高。

    三儿还是去找了那片玉米的主人——一个五十多岁，瘦瘦的汉子，佝偻着腰。

    三儿一说明来意，老汉眼里便有浑浊的泪涌落下来。

    俺还指望这片玉米给俺娃子定亲哩 ， 这……汉子为难地垂下了瘦瘦的头。

    三儿的心里便酸酸的。三儿也是一个农民，因为稿子写的好，才被乡政府招聘当了报道员，和正式干部一样使用。三儿进了乡政府之后，村里的人突然都对他客气起来。连平日里从不用正眼看他的支书也请他撮了一顿。所以三儿很珍惜自己在乡政府的这个职位。

三儿回到“秋种指挥部”的帐篷时，已是晌午了。

    三儿一进门就看见乡长正坐在里面，心便剧烈地顿了一顿。

    事情办妥了？乡长问。

    三儿呆呆地望着乡长，

    是那片玉米，搞掉没有？乡长以为三儿没听明白。

    下午，……下午就刨，我我已和那户人家见过面了。三儿都有点儿结巴起来。

    乡长狐疑地盯了他一会儿，忽然就笑了。乡长站起来，拍了拍三儿的肩膀说，你是不会拿自己的饭碗当儿戏的，对不对？

    三儿无声地点了点头。

    乡长急急地走了。

    三儿目送着乡长远去后，就站在帐篷前望着这片葱郁的玉米。

    天黑了，那片玉米已变成了一片墨绿。晚风拂过，送来一缕缕迷人的馨香，三儿陶醉在玉米的馨香中，睡熟了。

    第二天一大早，乡长和县里的检查团来到这片田地时，远远地，乡长就看到了那片葱郁的玉米在朝阳下越发地篷勃。乡长就害怕地看旁边县长的脸色。县长正出神地望着那片玉米，咂了咂嘴说，好香的玉米呵。乡长刚长出了一口气，县长笑着对他说，这片玉米还没成熟，你们没有搞“一刀切”的形式主义，这很好。乡长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脸上一片灿烂，心想待会儿见了三儿那小子一定表扬他几句。

    乡长将县长等领导都让进了帐篷。乡长正想喊三儿沏茶，才发现篷内已经空空如也。

    三儿用过的铺盖整整齐齐地折叠在钢丝床上，被子上放着一纸“辞职书”。

    乡长急忙跑出帐篷，四处观望，却没有看到一个人影。一阵晨风吹来，空气里充满了玉米的馨香。乡长吸吸鼻子，眼睛湿润了。

云襟胸怀

【美】贾莱斯·凯瑟·莱斯特

    “我从来就不恨北方佬，最可恨也最让人诅咒的就是那场战争……”我的姨妈贝蒂一讲起她的故事，总是用这句话开头。那时，尽管贝蒂姨妈快80岁了，但我可以想象到故事里她的容貌——刚刚20岁，长着一双亮晶晶的蓝眼睛，非常漂亮。

    贝蒂姨妈完全有理由憎恨内战——南北战争。她的兄弟中有一位在葛底斯堡战场上战死，另一位当了俘虏。随后，她年轻的丈夫詹姆斯——南部邦联的一名军官——也被俘虏，关到了某地的一所不为人知的战俘营里。

    9月下旬的一个热天，贝蒂家从前的奴隶郎纳来到贝蒂家，告诉她一件奇怪的事。他在查看离范·米特家半英里处的一家农舍的空房子时，听到屋里有人的低声呻吟声。他随着呻吟声来到阁楼上，发现那里有一名受伤的联邦政府士兵，在他的身边还放着一支步枪。

    贝蒂姨妈跟我讲起她第一次看到那个身穿污泥斑斑的蓝军服、长着胡子的人时，她总是说：“我简直就像是步入了一场噩梦之中；令人作呕的可怕的绷带，吓人的血腥气味。孩子，那就是战争的真实写照：没有军号，没有战旗，只有痛苦和污秽，无可救药与死亡。”

    贝蒂在阁楼上发现伤兵的证件，她从这些证件中得知，他是弗蒙特州的中尉亨利·比德尔，她很清楚应该把这位联邦政府军官的情况向南方邦联的军队报告。但是，她也明白自己不会那么做。她是这样向我解释的：“我一直在想，他是不是在什么地方有一位妻子等着他。”由于贝蒂的精心护理和照料，重新点燃了亨利·比德尔身上奄奄一息的生命火花。

    当比德尔的体力有所恢复时，他给贝蒂讲起他在弗蒙特州韦斯·菲尔德的妻子和儿女。当贝蒂讲起她的两个兄弟和丈夫詹姆斯的情况时，比德尔也仔细地倾听着。

    在山谷地带，10月的夜晚变得越来越冷。骤降的气温加剧了比德尔伤口的感染。在一个黑夜里，贝蒂果断地将比德尔搬到她自家暖烘烘的厨房上面的一个秘密阁楼上。

    但在第二天，比德尔发起高烧来。贝蒂明白她必须求人帮助，否则他就会死去，所以她就去找她的私人医生、多年朋友——格雷厄姆·奥斯本。奥斯本医生仔细地为比德尔做了检查，然后摇摇头说：“几乎没什么希望了，除非能弄得到合适的药品。”“那好，”贝蒂说，“我到哈珀斯渡口的北方军队那儿去弄。”

    医生惊讶地看着她说：“你简直是疯了！联邦政府军的司令部在二十英里之外。即使你去了，他们也决不会相信你的话。”“我要带上证据，”贝蒂说着，从阁楼上取下一份血迹斑斑的、上面盖有战时统帅部官方大印的证件，“这是他最后一次晋升的记录，我让他们看看这个，他们就一定会相信的。”

    当她终于赶到哈珀斯渡口并找到联邦军司令官时，太阳都快落山了。 史蒂文生将军听了她的叙述，仍不相信她的话。他说：“我们已经接到比德尔阵亡的消息。”

    “他还活着，”贝蒂坚持说，“但是如果他得不到清单上的这些药品，他就活不了多久了。”

    “好吧，”将军最后说，“我不想为了搞清这件事，而拿一个巡逻队的生命去冒险。”他转向一个下级军官说，“你负责让范·米特太太得到这些药品。”他并不怎么理会贝蒂的感谢，却说道，“不管你讲的是真是假，你都是一位勇敢的女性。”

    有了贝蒂带回的药品，奥斯本医生将比德尔从垂危中拯救出来。“我不能再这样连累你了，”比德尔对贝蒂说，“我现在身体状况已经够棒了，可以走了。”于是他们安排由贝蒂的朋友萨姆先生用他的运货马车送比德尔回驻守在哈珀斯渡口的联邦政府军司令部。

    比德尔被送往华盛顿。在那里，他把自己的经历向战时陆军部长斯坦顿作了汇报。斯坦顿给贝蒂写了一封感谢信，并签署了一项命令，要求把詹姆斯·范·米特从战俘营中释放出来。

    有关文件记载，有个叫做詹姆斯·范·米特的曾经被送到俄亥俄州的一个战俘营。可是，当那些衣衫褴褛的俘虏们被带到贝蒂面前时，詹姆斯却不在其中。接着又查了几个战俘营，结果也是一无所获。后来，在特拉华堡，在靠近一排战俘的末尾处，一个高个子的士兵从队伍中走出来，蹒跚着扑向贝蒂的怀里。贝蒂拥抱着他，泪流满面。

    亨利·比德尔拄着拐杖站在一旁，此时，只见他正悄然垂泪……

(选自《最好的小小说》，有删改 )

（不）相信

龙应台

    二十岁之前相信的很多东西，后来一件一件变成不相信。

    曾经相信过爱国，后来知道「国」的定义有问题，通常那谆谆善诱要你爱国的人所定义的「国」，不一定可爱，不一定值得爱，而且更可能值得推翻。

    曾经相信过历史，后来知道，原来历史的一半是编造。前朝史永远是后朝人在写，后朝人永远在否定前朝，他的后朝又来否定他，但是负负不一定得正，只是累积渐进的扭曲变形移位，使真相永远掩盖，无法复原。说「不容青史尽成灰」，表达的正是，不错，青史往往是要成灰的。指鹿為马，也往往是可以得逞和胜利的。

    曾经相信过文明的力量，后来知道，原来人的愚昧和野蛮不因文明的进展而消失，只是愚昧野蛮有很多不同的面貌：纯朴的农民工人、深沉的知识份子、自信的政治领袖、替天行道的王师，都可能有不同形式的巨大愚昧和巨大野蛮，而且野蛮和文明之间，竟然只有极其细微、随时可以被抹掉的一线之隔。

    曾经相信过正义，后来知道，原来同时完全可以存在两种正义，而且彼此抵触，冰火不容。选择其中之一，正义同时就意味著不正义。而且，你绝对看不出，某些人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机热烈主张某一个特定的正义，其中隐藏著深不可测的不正义。

    曾经相信过理想主义者，后来知道，理想主义者往往经不起权力的测试：一掌有权力，他或者变成当初自己誓死反对的「邪恶」，或者，他在现实的场域里不堪一击，一下就被弄权者拉下马来，完全没有机会去实现他的理想。理想主义者要有品格，才能不被权力腐化；理想主义者要有能力，才能将理想转化为实践。可是理想主义者兼具品格及能力者，几希。

    曾经相信过爱情，后来知道，原来爱情必须转化为亲情才可能持久，但是转化为亲情的爱情，犹如化入杯水中的冰块──它还是冰块吗？

    曾经相信过海枯石烂作为永恒不灭的表征，后来知道，原来海其实很容易枯，石，原来很容易烂。雨水，很可能不再来，沧海，不会再成桑田。原来，自己脚下所踩的地球，很容易被毁灭。海枯石烂的永恒，原来不存在。

    二十岁之前相信的很多东西，有些其实到今天也还相信。

    譬如国也许不可爱，但是土地和人可以爱。譬如史也许不能信，但是对于真相的追求可以无止尽。譬如文明也许脆弱不堪，但是除文明外我们其实别无依靠。譬如正义也许极为可疑，但是在乎正义比不在乎要安全。譬如理想主义者也许成就不了大事大业，但是没有他们社会一定不一样。譬如爱情总是幻灭的多，但是萤火虫在夜里发光从来就不是为了保持光。譬如海枯石烂的永恒也许不存在，但是如果一粒沙里有一个无穷的宇宙，一剎那里想必也有一个不变不移的时间。

    那么，有没有什么，是我二十岁前不相信的，现在却信了呢？

    有的，不过都是些最平凡的老生常谈。曾经不相信「性格决定命运」，现在相信了。曾经不相信「色即是空」，现在相信了。曾经不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现在有点信了。曾经不相信无法实证的事情，现在也还没准备相信，但是，有些无关实证的感觉，我明白了，譬如李叔同圆寂前最后的手书：「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相信与不相信之间，彷彿还有令人沉吟的深度。

    喜欢这篇文章，相信……不相信……有许多事情，不是一下子的判断就是绝对的，很多是需要时间的检验，抑或时间也无法将其诉说清楚。

藏青色西服

季明

    工地离住处，有很长一段路程，老磨他们需要坐公交车回去。

    傍晚，收工之后，老磨他们满身都是泥灰和臭汗。他们一屁股瘫坐在地上，一方面是喘息片刻，另一方面呢，老磨他们是在等大傻。

    大傻，真名叫于大厦，喊来喊去，老磨他们就给他起了个绰号：于大傻。大傻跟老磨他们不一样，每次收了工，立即冲洗干净，然后从带来的包里，取出一套西服，换上，再把脏工作服，裹上塑料袋，塞进那个包里。

    那西服，是藏青色的，大傻来到这个城市打工，刚领到第一个月工资，就上街买了这套西服。等大傻换洗完毕，大家一块儿往回走。这景象有些独特：一群脏了吧唧的民工队伍里，走着一位身穿干净而笔挺西服的人，很是不协调，同时，也让大傻显得很另类，很不合群。

    回去的时候，正值晚高峰，公交车上异常拥挤，但只要老磨他们一上来，人群立马闪开条道，让他们过去。毕竟谁也不愿意让自己的衣服，与泥灰和汗水亲密接触。这个时候，车上绝对没有空座位，但老磨自有办法，他来到一个座位旁，站住，随着车的晃动，身体与坐着的乘客，始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在泥灰和汗味的骚扰下，终于，那位皱着眉头、捂着鼻子的乘客，忍无可忍，狠狠瞪了老磨一眼，起身离开，老磨赶紧一屁股拍到座位上去。

    这时候，一身西服的大傻，则静静地融合在人群中，用不屑的目光看着老磨，他最讨厌的，就是老磨这个拙劣的表演。

    节假日不干活时，老磨他们喜欢逛逛街，穿着也很随意，有的干脆就穿着皱巴巴的工作服。大傻则不同，必须换上西服，才出门。这样一来，大傻就很醒目，在一行人中，很有些众星捧月的样子。这令老磨他们非常不舒服，就与大傻拉开了距离。

    一次，老磨斜着眼睛，说，大傻，穷烧个啥哩？瞧把你能的，穿上西服你还是农民工，变不成城里人！

    大傻不服气，说，穿干净点不好吗？农民工就应该是脏兮兮、臭烘烘的形象吗？那是犯贱！

    大傻又说，挤公交时，你看人家那厌烦的目光，我都替你脸红。

    这话，噎得老磨直翻白眼，一愣一愣的。于是，老磨他们就决定，必须收拾一下大傻。

    这天，收了工，冲洗完毕，大傻却发现那个装着西服的包不见了。大傻急了，遍地翻找，可横竖找不到。

    老磨他们坐在地上，喝水抽烟，冷眼看着大傻忙活，偷偷地笑。

    过了许久，满头大汗的大傻，仍然四处寻找那个包。

    老磨喊，大傻，别找了，再不回天就黑啦。

    又有人喊，大傻，你那西服，长翅膀飞啦。

    大傻不听，依然在工地上跑来跑去，执着地寻找。

    老磨他们说，真是个大傻熊！就撇下大傻，先走了。

    当老磨他们得到消息，赶到医院时，大傻已躺在了手术台上。在寻找西服时，楼顶一截钢筋倏地掉下来，从大傻的左肩膀插进去，从腰部穿透出来……

    老磨他们怔怔地守在手术室外，彻底傻了。

    过了很久，大傻才被推出来，仍处在昏迷之中。老磨哭了，冲上前去，喊，大傻，不穿那西服，你他娘的能死啊？！

    第二天，老磨他们来到工地，从一堆水泥里，挖出那个装着西服的包。它，已经变成了个水泥疙瘩，半晌，他们都没说话。

    许多天，老磨他们都像丢了魂儿，蔫着脸，闷头干活，那件藏青色的西服，总是在眼前晃动、晃动……

    一个月后，大傻出院了，但需要回家继续休养。那天，老磨他们专程上街，精心挑选，给大傻买了套藏青色的西服，送了过去。

    大傻走后，老磨他们每人也都买了套西服，藏青色的，像大傻一样，收工后，冲洗干净，换上西服，再去挤公交车。这时候，他们才发现，乘客们的目光，很平和，丝毫没有了厌恶、敌意和距离，能同这个城市的人们亲密地挤在一起，坐一程车，这感觉，真不赖！

    于是，老磨就给大傻打电话，他说，于大厦，现在咋样？养好了赶紧回来吧，我们等着你！

——选自《小说月刊》，有删改

善人

老舍

    汪太太最不喜欢人叫她汪太太；她自称穆凤贞女士，也愿意别人这样叫她。她丈夫很有钱，她老实不客气地花着；花完他的钱，而被人称穆女士，她就觉得自己是个独立的女子，并不专指着丈夫吃饭。

    穆女士一天到晚甭提多忙。不说别的，就先拿上下汽车说，穆女士——也就是穆女士！——一天得上下多少次。哪个集会没有她？哪件公益事情没有她？换个人，那么两条胖腿就够累个半死的。穆女士不怕，她的生命是献给社会的；那两条腿再胖上一圈，也得设法带到汽车里去。她永远心疼着自己，可是更爱别人，她是为救世而来的。

    穆女士还没起床，丫环自由进来回话。她嘱咐过自由们不止一次了：她没起来，不准进来回话。丫环就是丫环，叫她“自由”也没用，天生的不知好歹。她真想抄起床旁的小桌灯向自由扔去，可是觉得自由还不如桌灯值钱，所以没扔。

    “自由，我嘱咐你多少回了！”穆女士看看钟，快九点了，她消了点气，是喜欢自己能一气睡到九点，身体定然不错；她得为社会而心疼自己，她需要长时间的睡眠。

    “不是，太太，女士！”自由想解释一下。

    “说，有什么事！别磨磨蹭蹭的！”

    “方先生要见女士。”

    “哪个方先生？方先生可多了，你还会说话呀！”

    “老师方先生。”

    “他又怎样了？”

    “他太太死了！”自由似乎很替方先生难过。

    “不用说，又是要钱！”穆女士从枕头底下摸出小皮夹来：“去，给他二十，叫他快走！”

    自由拿着钱要走，又被主人叫住：“叫博爱放好洗澡水。”自由走出去后，穆女士又想起来：方先生家里落了丧事，二少爷怎么办呢？无缘无故的死哪门子人，又叫少爷得荒废好几天的学！穆女士是极注意子女教育的。

    “博爱，开饭！”她赌气似地大喊。

    穆女士的早饭很简单；一大盘火腿蛋，两块黄油面包，草莓果酱，一杯加乳咖啡。吃着火腿蛋，她想起方先生来。方先生教二少爷读书，一月二十块钱，不算少。不过，方先生到底可怜，她得设法安慰方先生：“自由，叫厨子把鸡蛋给方先生送十个去；嘱咐方先生不要煮老了，嫩着吃！”

    穆女士咂摸着咖啡的回味，想象着方先生吃过嫩鸡蛋必能健康起来，足以抵抗得住丧妻的悲苦。继而一想，以后索性就由她供给他两顿饭，那可就得少给他几块钱。他少得几块钱，可是吃得舒服呢。她总是给别人想得这样周到；不由她，惯了。她永远体谅人怜爱人，可是谁体谅她怜爱她呢？想到这儿，她觉得生命是个空虚的东西。工作，只有工作使她充实，使她睡得香甜，使她觉到快活与自己的价值，她到书房去看这一天的工作。

    秘书冯女士已在书房等一点多钟了。冯女士才二十三岁，长得不算难看，一月挣十二块钱。穆女士的交际多么广，做她的秘书当然能有机会遇上阔人；假如嫁个阔人，一辈子有吃有喝，岂不比现在挣五六十块钱强？穆女士为别人打算老是这么周到，而且眼光很远。

    见了冯女士，穆女士叹了口气：“哎！今儿个有什么事？说吧！”她倒在个大椅子上。

    冯女士把记事簿早已预备好了：“穆女士，盲哑学校展览会，十时二十分开会；十一点十分，妇女协会，您主席；十二点，张家婚礼；下午……”

    “先等等，”穆女士又叹了口气，“张家的贺礼送过去没有？”

    “已经送过去了，一对鲜花篮，二十八块钱，很体面。…啊，二十八块的礼物不太薄——下午一共有几件事？”

    “五个会呢！”

    “甭告诉我，我记不住。等我由张家回来再说吧。”

    穆女士不想去盲哑学校，可是又怕展览会像片上没有自己，怪不合适。她决定晚去一会儿，正赶上照像才好。这么决定了，她很想和冯女士再说几句，倒不是因为冯女士有什么可爱的地方，而是她自己觉得空虚，愿意说点什么……解解闷儿。她想起方先生来：“冯，方先生的妻子过去了，我给他送了二十块钱去，和十个鸡蛋，怪可怜的方先生！”穆女士的眼圈真的有点发湿了。

    冯女士早知道方先生是自己来见汪太太，她不见，而给了二十块钱，可是她晓得主人的脾气：“方先生真可怜！可也是遇见女士这样的人，赶着给他送了钱去！”

    穆女士脸上有点笑意，“我永远这样待人；连这么着还讨不出好儿来，人世是无情的！”

    “谁不知道女士的慈善与热心呢！”

    “哎！也许！”穆女士脸上的笑意扩展得更宽了些。

    “二少爷的书又得荒废几天！”冯女士很关心似的。

    “可不是，老不叫我心静一会儿！”

    “要不我先好歹的教着他？我可是不很行呀！”

    “你怎么不行！我还真忘了这个办法呢！你先教着他得了，我亏不了你！”

    “您别又给我报酬，反正就是几天的事，方先生事完了还叫方先生教。”

    穆女士想了会儿，“冯，你就教下去，我每月一共给你二十五块钱，岂不是很好？”

    “就是有点对不起方先生！”

    “那没什么，遇机会我再给他弄个十块八块的事；那没什么！我可该走了，哎！一天一天的，真累死人！”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