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版年画

    木版年画并不完全等同于年画。广义的年画是一种岁时的绘画，而狭义的用木板印刷的年画则是一种年俗艺术。只有大众过年时对年画有一种不可或缺的需求，即民俗需求，木版年画这一画种才会真正地确立起来。

    木版年画的雏形有避邪的内容，也有祈福的含义。等到祈福的愿望成为年画的主题，并进入了风俗范畴，木版年画的题材就变得汪洋恣肆了。一切对生活的欲求与向往，比如生活富足、庄稼丰收、老人长寿等等，都展现在年画上。其中，金钱是民间年画中最常见的形象。杨家埠、武强和杨柳青的木版年画都有挂满金钱的摇钱树，但这并不能说是一种拜金主义，在物质匮乏的农业社会，它只是生活幸福的理想化的符号罢了。就其本质而言，年画是理想主义的图画。特别是在送旧迎新的日子里，这些画面分外具有感染力和亲切感，给人们带来安慰、鼓励和希冀，充分展示了人们的生命理想与生活情感。所以，年画中最重要的价值是精神价值。

    年画中另一层民俗内容是在张贴上。民俗是经过的约定俗成，最终成为一种共同遵守的生活规定与文化规范。年画的张贴时间、处所及其张贴的具体部位和内容都有严格规定。在规定的时间，把特定的年画贴在规定的位置上，是一种民俗行为。

    木版年画往往是在民间进行道德伦理规范、生活知识教育和文化艺术传播的重要工具。木版年画涉及历史、宗教、神话、传说、戏曲等，反映社会生活之广阔，可谓无所不包。木版年画描绘过的戏曲多不胜数，不少在年画上绘声绘色出现过的剧目如今早已绝迹不存。至于那种无以数计的描写民俗风情的年画，带着不同地域与时代的气息，记录了大量珍贵的人文信息，更是木版年画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画面都出自农民独特的视角。农民是木版年画的原创者，他们的画笔与刻刀直接反映着自己的爱憎、趣味、生活态度、文化心理以及价值观。深刻地外化农民心灵的年画，大量深藏在年画的遗存中。然而，这些遗存却不为人知地散落在民间。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民初那些表现当时社会情景与重大事件的木版年画，体现出农民的政治敏感和思维视野，其价值不亚于大都市的时事画刊。它们一反传统，十分写实。

    年画是消费品，没人保存，也没人将其视为历史文化。即使到了20世纪年画走向消亡，仍不为世人重视与收藏。如今只要在民间发现一幅老画或一块古版，竟然大多仍是不曾见过的孤品！存世于中外的年画应该数以万计，在如此浩瀚的木版年画作品中，蕴藏着的是我国农业社会民间立体的影像、广角的生活与社会，还有过往不复的精神情感以及永恒的人文价值。

网络时代需要经典阅读

钱理群

    经典阅读最大的特点是除了通过文本细读达到深度阅读之外，还非常个人化、非常个性化。

    我认为，在今天这样一个网络时代，强调经典的阅读具有重要性和迫切性。我对现在的读书状态有两个忧虑：一个忧虑是大家不读书，另一个忧虑是大家即使读书也只是网络读书。

    网络阅读有它的优越性，我称之为“短平快”。在信息爆炸的当下时代，可以用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最亲近的方式取得尽可能多的信息，当然有很大的意义。但网络阅读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缺乏深度，会导致人的精神的平庸化；另一个是网络阅读是群体性的，缺乏个体性、个人性的阅读，容易趋向潮流，容易倾向于时髦、被时髦所裹挟，这就需要经典阅读。经典阅读的最大特点是深度阅读，而且是个性化、个人化的阅读。

    比如我曾经说过，鲁迅作品不能只是默看，非得朗读不可。他作品里有那种有韵味、那种浓烈的而又千回万转的情感，那里面不可意会但能言传的东西，都需要朗读来触动你的心灵，通过朗读来进入情境，来捕捉感觉，产生感悟。这样的阅读是接近鲁迅内心世界的一个最好的通道。而我所强调的是情境、感觉、感悟，就是中国文化的特征。如果说西方经典主要是通过分析来接近的话，那么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不仅是古代的文化，也包括鲁迅的文化，不能完全靠分析，而要靠感悟、情境、感觉，甚至直觉，这是进入中国经典的另外一种方式。一般人可能比较习惯用分析的方式进入经典，现在可以换一个方式——不是拒绝分析，必然会分析，但更多的，至少在开始时必须强调感觉、感悟、情境、直觉。

    中国传统教育是这样的，启蒙的时候读《论语》，不是讲《论语》，而是读、背。通过读，获得感觉，通过背，体验那些东西。读了，背了，进入到你的生命里，然后分析，这是中国传统的教育方法，也提示我们这是进入经典的另外一种方式。经典作品得一点一点地看才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艺术世界，这告诉我们经典的阅读需要深度阅读，而深度阅读就是文本细读，通过文本细读达到对经典作品的一个深度了解。这涉及到经典阅读的特点，我认为经典阅读最大的特点除了通过文本细读达到深度阅读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特点：非常个人化、非常个性化。也就是说不同读者对经典有不同的进入方式，因此也有不同的理解，也有不同的发挥。

    我强调“发挥”，也就是说阅读经典不是被动的过程，而是要有我们的理解及发挥。最好的经典的意义都是原创者和阅读者、研究者共同创造的，任何经典都是这样。所以有一个过程。从经典变成学说，如儒家从《论语》《孟子》变成儒家学说，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解经者，解释的过程不是被动的，而是有新的创造的，所以出现了像朱熹、王阳明这样的大家，他们是接着孔子往下讲，对孔子思想包括孔子文本通过主动的、细腻的阅读有新的解释、新的发挥、新的创造，最后成为儒学。儒学就是孔子他们所开创的，被后来的阅读者、研究者不断研究、不断发展的一个学说。

（选自2016年2月13日《人民政协报》）

    中国古代儒家对道德情感的培养有很多深刻的论述，孟子便对道德情感，尤其是恻隐之心做了细致的阐述。他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并以“孺子将入于井”为例，说明任何一个路遇此事的人都会对将要掉入井里的孩子产生同情，这种同情并非为了结交孩子父母，也不是为了邀誉于乡党朋友。由此看来，恻隐之心是纯然的善，是无条件地具有道德价值的。

    这意味着，儒家学者不会同意卢梭的认为同情心源自爱的观点。按儒家的观点，恻隐与自爱截然不同，两者之间没有因果或源流的关系。恻隐固然也需要对自身感受的关切，因为恻隐之心是经由的痛苦而感知他人的痛苦，但用自爱却无法解释一个人为什么一定要从自己推及他人，同情他人的痛苦，更无法解释那种自我奉献的意愿和行为。

那么，恻隐是人类道德的源头吗？概括地讲，可以这么说，但还需要做些具体分析。完整意义上的道德包括三种现象——道德心理、道德行为、道德知识。对道德心理而言，恻隐之心无疑是其原始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并推动着其扩展和深化；对道德行为而言，恻隐只是一种最初的动力，且不一定是最主要的动力；对于道德知识来说，恻隐则是形成它们的最原始也最微弱的动力，必须经过理性的中介才能起作用。恻隐之心是道德最初的涓涓细流，虽不汹涌澎湃，但却源源不断。人类历史上虽不乏以所谓“原则”“主义”扼制甚至消灭恻隐之心的企图，但最终都归于失败。在一个基本的底线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恻隐之心绝对无误。“原则”“主义”可能会出错，会忘记生命的根本，而恻隐之心对待生命的基本状态却不会出错，它是人类道德乃至全部文明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连这一防线也守不住，如果人类连起码的恻隐之心也丧失殆尽，那就很难想象人类会成为什么样子。当然，从另一方西看，作为源头，恻隐之心还有必要发展，它不能满足和停留于自身。它最主要的发展当然是和理性结合，使单纯个人主观的恻隐之心转向普遍客观的道德理性，使人治转向法治。

    在当今的社会，理性规则、道德义务都是必要的，但规则和义务并不是道德的全部，道德并不仅仅是规则和义务的普遍履行，我们还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深厚同情。它会让规则与义务不至于硬化干枯，会提醒我们道德与生命的深刻联系。道德也会与时俱进，只要人类还有恻隐之心，我们就可以对它的变化基本放心。

（摘编自何怀宏《道德情感》）

    ①诗产生于西周的礼乐政治活动而非原始宗教仪式，是政坛言说的产物，与歌并不同源，但却有着歌的一些元素，不过，它们的联系不在文字形式而在音乐。在西周，诗的言说主体的身份为朝廷官员，言说对象为臣，言说内容自然也不能脱离政治，故“诗”一开始就承担着政治言说的特殊功能。《国语·周语上》记载厉王时的邵公说：“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可见诗在西周时期的功能是补察时政。周代的礼乐政治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礼乐教化向臣民灌输礼乐伦理道德观念，所以周代设有专门的机构来负责这一工作。《礼记·孔子闲居》记载孔子说：“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可见，在周代，战国以前的人将诗看作是礼乐的一部分，诗所承载的是礼乐道德的价值取向。

    ②歌则不同。早期的歌的本质是音乐，适合抒情而不适合言事。歌是一种大众表达情感意愿的形式，而非专门用来表达和传播礼乐伦理道德，不可能用来教化百姓。因而，原有的歌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显然已不能满足教化需要。于是，有了“诗”这一专门用于朝廷政治文体的产生和“歌”向“诗”的转变。

    ③这一转变，在“歌”之外确立了一种新的韵文形态，即诗的形态。这一形态与歌不同：一是它的本质不再是音乐而是“文学”。二是诗一产生就被赋予了政治君臣关系、政治言说的性质。这一性质，除决定“诗”最初的作者主要是朝廷的官员外，还确立了“诗”作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性。因而，诗的言说主体的身份是朝廷官员而非普通百姓，言说的内容为政治而非个体的情感。三是诗多非即时即事的言说，多先为文字创作。且由于政治演说形式具有一定的规定性，故诗句式齐整，口语成分和杂言较少，如《大雅》《小雅》。

    ④由于原始宗教祭祀少不了乐，音乐在原始宗教中具有神圣性，又能起着愉悦作用，所以适应着礼乐政治而产生的“诗”，很自然地继承了宗教礼乐仪式之歌“音乐＋语言”这一形式。将诗与音乐结合，有助于提高诗的地位。另外，当时的书写工具不发达，借助音乐可以使诗便于传播，更广泛地发挥教化作用。诗与音乐融为一体，更有利于承担礼乐政治的职能。

    ⑤不过，即使是使用文字与音乐结合这一形式，诗也与歌不一样。歌的语言和音乐的融合是原生态的存在。歌产生时，音乐与语言是相伴相随的，没有音乐不能谓之歌。诗则是先有文字，后来配乐，用于仪式的演唱。由于诗纳入了周代“乐”的系统，音乐和诗的对接才被固定下来，但配诗之乐是后来附加的。

（选自赵辉《歌与诗的起源及原始功能异同》，有删改）

手机与微信的“温柔”

    ①微信后来居上，是一个集社交沟通、检索阅读、消费支付于一体的新平台，它以加友确认的方式与抢占先机的微博群雄割据。微信不仅方便联系，还是有效的公共空间，制造了“熟人社会”共舞的幻象。“小微们”的诞生本身________手机的技术更新，受随身听的启发，手机与平板电脑________。触摸屏替代了按键，资讯、娱乐、摄影、交流全在轻轻一触。微信________消费时代的需要，它只要举手之劳下载一个软件，快捷、廉价，兼文字、声音、图片、视频，简直有百利而无一害。它的“利”是可以切身感受得到的；它的“害”却是________无形的，需要批判意识才能察觉，越方便越快捷的事物对我们的奴役越深，因为这种奴役越发不可觉察。对闲暇无情的剥夺和对自由温柔的谋杀，这一切恰是以闲暇和自由的名义进行的；更重要的是它正在控制我们对于这个时代和世界的想象，成为新的意识形态的来源。

    ②就像烟瘾者的香烟不能离手一样，手机像掌纹一样镶嵌在现代人的手掌中，成为泄露现代人身体和心灵秘密的“试金石”。不信，你试试看自己能否随意将手机给旁人（包括家人和朋友）看，尤其是自己到底能够忍受手机不在身边的时间长度。这两个小小的实验就会暴露出手机对于个体的宰制力量。和其他家电不一样，手机以其体积优势与我们的身体、手构成对应，它每时每刻地伴随我们，在给我们提供方便的同时控制我们，尤其是男性，没有手机就会惶恐、焦虑、心神不宁，仿佛正在与钟爱的女郎失之交臂。没有工作的瞬间就要将手机握在手里已经成为很多人的习惯性动作，手机不在身边就会感到不安，没带手机出门则会惶惶不可终日。这是今天典型的手机交往焦虑症。

    ③现代都市是一个陌生人社会，但“朋友圈”以一种隐匿的方式悄悄地将“熟人”接回来了。我们足不出户却能知晓“你事、我事、天下事”，而且不仅知道对方的行踪，还貌似知道对方的表情、思想和趣味。从各人贴在朋友圈的图片，我们知道朋友的生活：有的在会议中，提供座位名、出席人员合影；有的在去会议的路上，传上如诗风景画；有的在旅行，上传历史信物供大家凭吊；有的在演讲，传来标题和横幅。很多作家在写作之余，都去写字、画画、收藏去了。每天在“朋友围”都能看到朋友们传上来的新作：收藏的字画、古董、黄花梨、红木家具，自己的字画习作……五花八门，全有物证贴在“朋友圈”。微信让生活“零距离”，随时处于主动或被动的“写真”之中。即便你没加入微信，也完全可能被你的朋友关照而暴露行踪。你不能掩饰说你不能喝酒，因为你喝茅台的壮举被拍摄并绘声绘色地描述；你不能散谎说你不在广州，因为你刚刚上传了小蛮腰前的留影。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我们的社交冲动，更深层地迎合了人类这种动物本能的窥私癖、炫耀癖及自恋动机。人的表现欲和窥视欲共同制造了“朋友圈”的虚假繁荣。将自己的生活照上传“朋友圈”公布自己的生活，朋友的回复制造了某种虚拟的明星感受。

    ④微信将人群进行新的划分，并以数字化的特有方式将朋友进行再定义。“朋友圈”改写了朋友的定义，成为新的缘分的代名词。“朋友圈”的选择的确经过你的确认，但这种确认是一键认证的，是本能式的，就是一两秒钟内的事情，远远不如“桃园三结义”来得复杂。你仅仅是“认识”他或她而已，这个“认识”的程度则深浅不一。在城市里，要认识一个新人太容易了，一个朋友约去的饭局、酒会你可能会认识十个陌生人，而一个朋友邀去的会议你可能会认识三五十个人，一个在街上邂逅的朋友随手拉去的Party你可能会认识上百人。参加一次家长会、一次出游、一个会议、兴趣爱好小组、民间团体或组织你都可能会认识几十上百人。我们能说这些都是传统意义上的朋友吗？因为免费，所以在加“朋友圈”的时候，我们几乎不再用传统的情感去衡量这种情感的深度。不同性质的“群”瓜分我们的时间和生活，也在内部给我们提供多样化的身份认同。

    ⑤移动互联网时代，社会交往呈平面的、浅表的、碎片化趋势。几十年未曾联系的小学同学可能通过蛛丝马迹要求加你微信，从未见面的粉丝、陌生人也可能不屈不挠地要求加你为好友。无论是什么性质的聚会、聚餐，甚至恋爱、求婚这样神圣的时刻，如今都被手机的屏幕所笼罩。只有你意想不到的角落，没有手机无法光顾的角落。手机使一切时间意义平等：随时打声招呼，随地传一张图，举手交换彼此的“生活照”，以此作为活着的证据。生活不在别处，在手机里！

    悲剧产生于社会的矛盾、两种社会力量的冲突。冲突双方分别代表着真与假、善与恶、新与旧等对立的两极，却总是以代表真、善、新等美好的一方的失败、死亡、毁灭为结局，他们是悲剧的主人公。因为他们的力量还比较弱小，还无法与强大的旧势力或邪恶力量抗衡，正义的要求不能实现，于是形成了悲剧。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指出，悲剧描写了比现实中更美好同时又是“与我们相似的”人物，通过他们的毁灭“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感情得到陶冶”，即产生净化的作用。

    然而，悲剧不仅表现冲突与毁灭，而且表现抗争与拼搏，这是悲剧具有审美价值的最根本的原因。鲁迅说过:“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种毁灭是抗争、拼搏以后的毁灭，抗争与拼搏体现了人的一种精神。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为了人类从天上盗取火种，触怒了主神宙斯，被锁在高加索山崖上，每日遭神鹰啄食肝脏，但普罗米修斯毫不屈服，最后坠入深渊。罗丹的大理石雕塑《马身人首》中，人臂绝望地扑向一个它所抓不到的目标，而马足则陷于尘土不能自拔，表现出人性与兽性的冲突，象征着灵与肉的斗争，具有强烈的悲剧性。可以说，没有抗争就没有悲剧，冲突、抗争与毁灭是构成悲剧的三个主要因素。

    悲剧的审美价值的载体只能是文学艺术。因为人生有价值的东西、美好事物的毁灭是令人伤悲的，因此现实中的悲剧不能作为直接的审美对象来欣赏，否则人就是泯灭了人性的人了。现实中的悲剧只能激起人的同情、义愤，迫使人采取严肃的伦理态度和实践行动。民主革命时期，在演出歌剧《白毛女》的过程中，曾多次出现扮演地主黄世仁的演员被打甚至险遭枪击的事件，这是人们以实际的道德评价代替了审美活动.现实的悲剧只在客观上具有悲剧的审美性质；它们必须以文学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才能成为欣赏的对象，美学上所谓的“以悲为美”才能实现。

    悲剧成为审美对象只能以文学艺术的形式出现，原因在于它需要建立悲剧事件与人的心理距离。不仅遥远的时间会使过去的现实悲剧的悲惨因素淡化，就是很近的时间间隔也可以使人不陷入现实。这里还有一个空间的间隔，悲剧艺术展现的毕竟是一个人们不熟悉或有点陌生的空间，这就使人们不容易介入其中，而能够客观、超然地看待。当然，在欣赏中审美主体可以“审美地”加入悲剧冲突，体验悲剧客体的巨大和狂暴、悲剧主体的抗争和悲痛，从而感受到强烈的震撼和刺激，获得悲剧感和审美愉悦。

    悲剧表现的不是人生的欢乐或全然的幸福，而是悲剧主体对待痛苦和死亡的方式，这是人类社会和人类活动中十分重要、严肃的一面。悲剧在表现对伟大和崇高的人的摧毁的同时，更表现出无法摧毁的人的伟大和崇高。

（摘编自王晓旭《美的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