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草院落

郑飞雪

    ①一年前去过那家小院，小院里花草的气息从不同的季节飘散出来。

    ②去往乡村的路途其实有些远，也坎坷，先穿越邻县的高速路，再盘旋到寿宁县高海跋的山路，一路翠竹林立，云雾飘缈，很快就忘却了身后的红尘。

    ③车子到达乡村后，双脚像兔子着落到青草地，我感觉又回到了出发地——家乡。朴实的村民从村街店铺里探出头，用与我家乡相仿的方言向朋友问候着，有一两句拗耳，只稍慢下语速重复着，也能捕捉出话里的大致意思。错把他乡当故乡，便是此情此景的感觉了。

    ④空气中飘送着稻草香，小院就坐落在青青的田野边，田边一条潺潺流水，像是专为客人引路的，沿着水流方向从东向西走小段路，到达宅院门口。那宅院，像临水的花，映照在涧边。寂寞，却有寂寞的言语。探头，可见院子里摇摆着各色花草，像微信里的图照一样春光灿烂，像主人一样熟悉亲切。当然，它们霸着这方水土，霸着这座院落，自然是院落里磊落的主人了。一群风尘仆仆的远客闻着香，蜂蝶一样来寻访芳踪。

    ⑤很普通的一些花草装扮着空旷的院地，院子显出特别的乡村格调，好像在这里遇见儿时的伙伴，笑容从模糊的记忆里慢慢洇开，浮现出往昔熟悉的容颜，猛地，一眼就叫出它们的名字：葵花、丝瓜、辣椒、月季、茄子……这些花，挨挨挤挤站满院子，像左邻右舍聚拢过来瞄一眼稀客。紫茄有些腼腆，见不得生人，静静挨着墙角羞怯着，吐出紫星星一样的花儿，这朦胧的花朵却如星光一样照亮城里人尘封的梦。一片菜花，一片开在院墙内的菜花，如紫云英一样勾起春天的梦幻，这是多么富足的分享。黄瓜很愉悦，纤巧的滕蔓沿着院墙攀升，像一首爱情歌谣，把明亮的心情传达远方。重重碧叶垂挂的瓜，是嫩黄的。这纯净的颜色，一下子唤醒岁月深处单纯的记忆。它从母胚蒂结出来，就是以天然的肤色遗传命名。黄瓜，一个名附其实的乳名。而今市场菜摊上的黄瓜长满癞刺，裹着葫瓜丝瓜一样的绿衣裳，像赶潮的青年装扮星范，让人掂量时无从下手，也无法分辨内在的本质，锋芒毕露，完全改变了最初的基因。

    ⑥玫瑰躲在玉米棒下浅笑，鱼腥草簇拥着石榴花向墙角绵延，吊兰从假山的缝隙里冒出来，争着抢着在池水边摇头晃脑，生命依恋的情怀从缠绕的枝叶间蓬勃而出。让人感叹时光匆忙，也欣赏存在的实意和温暖。与世无争的闲适，正是生命的从容与尊贵。

    ⑦朋友建房时突发奇想，在院里开辟了一块地，不灌溉水泥，花卉、蔬菜、野草可以在泥土里混杂生长，错落有致、和谐生趣，让生活视野呈现出别样的风情。我喜欢这草木群居的院子，像主人相邀南来北往的客，演奏着浪漫的音乐交响曲，提琴、簧管、快板、慢板、大调、小调……或舒缓、或激扬、或沉郁、或热情、或优雅、或荒凉，花草们用执着的深情，伴着院落来来往往的身影。谈笑风生的声音，绽放成土地上坚定的生命。

    ⑧朋友说，这些花籽菜籽草籽，都是母亲随手撒下的。母亲年迈了，怕她走不上山坡，风雨里走不进田园，保留了这院内的土地，让她随性操持。一位母亲对生活的操持性情，就像蜜蜂在花粉丛中辛劳，像菜们草们执意要从土地里冒出来，没有人会阻遏这天性的执念。子女对母亲的了解如花草与泥土相通，泥土培育花草，草木感知土地深处的脉搏。母亲细碎的脚步日转星移，从东边撒下一粒籽，萌发一颗芽；西边栽种一株苗，结出一个瓜。枝叶蓬勃成周边欢愉的生命，年迈的母亲就喜欢这样簇拥的生命，相互牵依，相互缠绕，寂寞滋生出许多热闹。一片瓜菜的季节延伸着一位母亲的时光，母亲的富足就是看着土地上的热闹。手抚过的花朵、瓜果，枝叶，盛开土地的温情，像母亲琐碎的叮咛，牵挂着远程的脚步。

    ⑨宽广的土地多像慈母，容纳远远近近性格迥异的孩子。

（选自2017年第2期《散文选刊·下半月》，有删节）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诚信教育。孔子将道德教育置于教育的基础和核心地位，并高度重视诚信教育。“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其中的“信”是指传统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教育学生“主忠信”（《论语·学而》），即以诚信教育为主。

    古人的诚信教育首先是在家庭里从蒙学开始，从婴幼儿抓起，以胎教、父范母仪，生活日用及讲故事等多种形式实现诚信教化。婴幼儿善模仿，父母是儿童的第一任老师，中国古代的父范母仪，特别强调家长对儿童的示范教育。父母长辈常以讲故事的形式对儿童进行诚信教育。中国古代的诚信故事俯拾即是，如商鞅立木，季札赠剑、管鲍之谊、范式守信等等；也有不少因不守信用而败德坏身甚至亡国的故事，如周幽王烽火戏诸侯，颇具警戒作用。

    传统社会重视学校系统的诚信教育，朱熹提出了完整的德育阶段学说，从“小学”到“大学”是循序渐进的德育过程。8至15岁受“小学”教育，16，17岁受“大学”教育。两者的道德教育有不同的内容、方式和方法。“小学”阶段只是“教之以事”，注重行为的训练；“大学”阶段就是“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有为忠信孝悌者”。朱熹还编辑“圣经贤传”和三代以来的“嘉言善行”为《小学》，作为“小学”德育教材；编著《四书集注》为“大学”教材，后成为元之后科考的必读书目。在不同年龄段施行不同水平层次的儒家经典教育，为学子包括诚信在内的价值观的萌发、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学校诚信教育，不论是私塾、官学，还是书院，皆行“明人伦”，“成德为事”。明清之际书院风起、私塾涌现，为进行系统的诚信道德教育创造了有利条件和基础。传统学校诚信教育注重人的行为、习惯的养成，反对空言说教，注重生活细节、表里如一。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虽在道德教育上分歧很大，但都重视生活实践，强调对道德规范的认知和信服必须与生活实践相联系，做人做事不可脱节，朱子的“格致工夫”与王阳明的“事上磨”在一定程度上互通。

    传统社会的礼俗文化承载着社会诚信教育的重要使命，是一种乡土社会中自然的教育，礼俗作为一种得宜的规范和生活方式，与法律、制度的表现形式和作用方式有很大的不同，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道德，有时甚至会超越道德的权威和效力。礼俗的主要形式有三：古已有之、口耳相传的风俗；人们认同和遵循的“人情”习惯；成文或不成文的家规、族规、村规和民约。通过礼俗约束民众从而实现“礼治”是传统乡土社会维护秩序和治理的基本方式。礼俗文化是传统中国文化的底色，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诚信心理和行为习惯。

（摘自沈永福、邹柔桑《论中国传统诚信的运行机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7年第5期）

大众文化的冶炼

虞昕

    在中国电影产业迅猛发展、取得一个又一个票房新高的同时，“轻电影”盛行，国产电影的文化厚度与博大、深沉的民族文化积淀不相匹配等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不过，单纯地批评中国电影人“没文化”是隔靴搔痒。电影并不是孤立的文化产品，而是植根于全社会大众文化土壤的创造物，是一个时期内大众文化样貌在银幕上的集中体现。譬如，近年来风靡全球的《复仇者联盟》《蝙蝠侠》等好莱坞超级英雄电影，都是由漫画原作改编而来；走入国际观众视野的中国“武侠电影”则脱胎于晚清民国以来品类丰富的武侠小说。这些作品是大众文化孕育多年后在电影领域的结晶，绝不是电影人单打独斗所能完成的。最近两年，综艺节目火爆，中国大银幕上也相继出现了《爸爸去哪儿》《跑吧！兄弟》等高票房的国产“综艺电影”，这在世界电影产业史上是极为罕见的现象。由于制作上的粗糙以及观众新鲜感的减退，这类电影正在式微。但这个现象说明有怎样的大众文化，就有怎样的电影。

    电影和大众文化本就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在今天的中国，电影——特别是观影人次多、舆论影响力大的“大众电影”——本身就是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引领力量，它极大地形塑着当下的大众文化。譬如随着一部电影的流行，其中的经典台词常常成为社会流行语；而像《亲爱的》这样反映某一社会问题的热映电影，甚至经由大众文化、社会舆论影响到了相关立法，更是明证。

    所以，电影人不能把电影的问题完全归罪于大众文化发育程度的不足。作为创作主体，电影人当然需要对泥沙俱下的大众文化进行引导和升华，而不是躺在大众文化的怀里坐享其成，这也是电影创作者应当保有的文化自觉，电影人不能一味地迎合、谄媚观众，将其作为不负责任和自以为是的票房策略。实际上，一些没有对大众文化承担责任的电影，往往因为缺少了文化的“灵魂”，而很难获得观众们发自内心的认同。

    近几年来，中国愈发广阔的电影市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资金和资源，电影产业的从业队伍越发庞大，但能否孕育出强大的电影产业，还要看创作者能否在中国大众文化的土壤中吸收到精髓，淬炼出极致的影像作品。大众文化本身就是丰富而多层次的，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产品，绝大多数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严肃文化的因子，具有严整的内在的文化逻辑。电影创作者如果能充分重视大众文化，善于从中汲取营养，进行反思、提炼和再创作，定能创作出雅俗共赏的优秀作品，进而让电影与大众文化良性互动。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神医胡同

安晓斯

    祥子跪在爹的遗像前，捧着香炉的手不停地抖动。香炉里插着三炷香，燃过的香灰不住地掉下来。因为香炉不停地在动，三炷香燃过后的长度就不一样。

    在沁水湾求得“平安香”是人们的美好愿望。那三根香燃着的长度得一样。要不，咋还能叫“平安香”。

    祥子爹去世前，叫来了全家人，要把祖宗传下的“舒筋神丹”秘方的最后五味中药告诉祥子。祥子打开一看，却只有四味中药。就问爹。爹指指身边的一个小箱子，我走后，你捧着香炉跪在祖宗的牌位前，啥时三柱香一起着完，才能打开。那箱子里还有一味中药。祥子的爹就是我们这里的董神医。

    董神医家世代行医，到董神医这一代更是声名显赫。他家门前原是一条窄窄的小胡同，世代被称为“神医胡同”。董家行医，家教很严。医德惟上，药价低廉。自家种的草药不收费，乡邻捐赠的草药不收费，不管多远的路，从不收出诊费。遇上特别困难的家庭，一律免费。在胡同两边居住的乡邻还主动拆除了院墙，将“神医胡同”变成了一条宽宽的通道。车来人往，更加方便。

    祥子是董神医的独子，从老爹那里得到了许多真传，医术也广为称道。

    每次祥子在祖宗的牌位前跪着，娘总会在旁边站着，从不说话。

    董家最有名的中药丸就是“舒筋神丹”。爹去世前配好的“舒筋神丹”，是一包包的中药，还得再进行认真的研制加工，至少够祥子使用一年以上。听爹说，“舒筋神丹”由50味名贵中药研制而成，可平常祥子只知道45味，加上爹去世前说的4味才49味，还有一味，听爹说是最重要的，差了这一味，“舒筋神丹”的功效就会失去。

    祥子知道，中药讲究配伍，别说差了一味，哪怕是“药引子”也是断然不能缺少的。

    看祥子跪得很久了，娘终于说话了。孩子，再有一月就是你爹的周年祭日。到那天，你再和你爹好好说说。祥子听了，泪流满面。娘，一定是孩子做得还不够，爹还不满意。

    这一月，祥子就没好好睡过觉。

    祥子是最理解爹的心思的。从小在中医世家长大的祥子，如愿考上了医科大学。毕业后，祥子放弃了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毅然回到家乡，和爹一起传承着这个世代有名的中医世家。

    在世时爹常说广做善事。会不会是自己善事做得不够？

    于是，祥子出资修缮了学校，修整硬化了村里的道路，村民们人见人夸。

    董神医的周年祭日到了。那天一大早，祥子就听到外面一阵阵锣鼓声。开门一看，神医胡同里已经挤满了人。村民们敲锣打鼓地将一面做工精致、精美大方的崭新的“神医胡同”金匾送了过来。

    这一天，祥子的泪水就没有断过。村里参与了董神医的周年祭典，那场面不亚于董神医下葬那天的情景。

    入夜，万籁俱寂。祥子又一次跪在祖宗的牌位前。

    祥子捧着香炉的手，今天特别地稳当。祥子亲手点燃的三炷香静静地燃着，直到三炷香燃尽，始终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娘，我求得平安香了，我求得平安香了。大把大把的泪从祥子的眼眶涌出。

    孩子，快去打开那个小箱子吧。你爹同意了。站在一旁的娘早已泣不成声。

    祥子双手捧着那个精致的小箱子，虔诚地跪在爹的遗像前，好一会，才轻轻地慢慢地打开。

    祥子终于看到那一味中药了。

    一片洁白的宣纸上，是爹用工工正正的小楷写的两个字：良心。

选文一

管城笔坊

聂鑫森

古城书画界人，没有不知道“管城笔坊”的。一条僻静的街上，一个很小的门脸，一截短短的柜台，柜台上放着一长溜儿插满毛笔的竹笔筒。笔坊的主人总是不见，有顾客来了，喊一声：“有人吗?”

声音未逝，正在内间忙着做笔的主人，来不及解去围腰，就笑吟吟地走出来了。

这就是管城，六十岁刚过，一头白发，瘦精精的。掌柜、伙计、笔匠，都是他一个人。老婆和两个儿子在离城几十里外的青山桥乡下，种田、种果树、种大棚蔬菜，日子过得很丰足。

管城虽世代居乡下，主要精力却是做毛笔，技艺是祖传的。他姓管名城，一般人不知道“管城”二字其实就是毛笔的代称，《史记》里说：“蒙将军拔中山之毫^[注] ， 始皇封诸管城，世遂有名。”二十年前，管城毅然从老家来到古城，开了这个笔坊，专制专卖各种不同型号的羊毫、狼毫、兼毫笔。做一支笔，须经一百多道工序，纯以手工操作，选料精，做工细，笔之四德“尖、齐、圆、健”无一不备。书画家用起来得心应手，有如神助，而且价钱公道，因此管城笔坊名声日著。名声是名声，却并不怎么赚钱，但管城怡然自得。他本想让儿子弃农来子承父业，年轻人却不愿意，整天像傻子似的做笔，累不说，钱还少，划不来!老爷子又死心眼，每一道工序都不肯马虎，动辄粗声粗气地教训一番，谁受得了呢?管城只好独打鼓独划船，一个人撑着笔坊，谁叫他爱的就是这一行呢!每日三顿饭，到街上小饭铺去，利索；老伴半个月进城一次，为他洗衣、洗被，打扫里外卫生。

老伴劝他：“累了一辈子，回家过几天舒坦日子吧。儿子、孙子整天围在身边转，几多快活。”

管城说：“我离不开城里这些书家、画家，我得留下来为他们做笔。”

老伴叹了口长气：“你这是何苦呢?”

“我喜欢。”

管城在书画界有很多朋友，他们都习惯用管城做的笔写字画画。为了感谢管城，他们不时给他送来书画佳作。夜深人静时，管城在灯下，一张一张地细看这些字画，看着看着，忍不住就要打几个哈哈。这日子，滋润!

古城书法家主席秋驰毫，在一个初秋的日子忽然打电话来，说中午请管城到府上小酌，并有事相求。

管城捶了捶酸痛的腰，得意地一笑，秋驰毫有什么事相求呢?无非是请他做笔!他很喜欢这个四十岁刚出头的书法家，自号墨云斋主，为人谦和，字确实写得不错。幼承庭训，秋驰毫从五岁开始习字，遍临碑帖，功夫很扎实，特别是草书，学的是怀素，兼及张旭、孙过庭，已有自己的面目，运笔于纸，如风雨骤至，飒然有声，纵横驰骋，充满着一种别样的韵味!

近午时，管城关了铺面，换了干净衣衫，坐公交车去了城南的秋府。

小院里花木扶疏，清凉可人。

秋驰毫一直迎到院门口，然后，引着管城进了书房。

秋夫人端上茶来，说：“管先生，你们谈，我去厨房了。”

“管先生，再过一个多月，我应邀去法国巴黎办一个草书展览，还得现场表演。我想请你制两支羊狼毫长颖提笔，不知可否?”

“当然可以。”

“有了你的笔，我就心里有底了。”

“过奖，过奖。”

“作品都已装裱好了，请你过过目，提提意见。”

“不敢当。我是外行，秋先生抬举我了。”

秋驰毫从柜子里抱出一大捆卷轴，然后一张一张地展开。

管城凝神细看，看布局，看行气，看笔画，看墨色，却一直抿着嘴，不作声。

“管先生，如何?”

“不……错。这五十幅大作，不知秋先生写了多长时间?”

“也就半个来月吧。”

“呵……好。”

管城觉得这些作品，往粗里说都达到了相当水平，再往细处看，却露出浮躁之气，是“赶”出来的，不似天然生成。

秋驰毫说：“管先生好像没把话说完。”

“哪里哪里。我在想该怎么为先生做笔哩。我得关门回老家去一趟，入秋了，山羊毛好找，黄鼠狼则要请人去捕，选一条上等尾巴上的毛，然后平心静气在老家制作。笔杆我想用绿檀和紫檀，再刻上字。”

秋驰毫向管城鞠了一躬，说：“你要说的话都说了，后学惭愧。管先生，内人大概已把酒菜备好了，今儿我们要好好喝几杯。”

“谢谢。”

……

管城再次来到秋府，已是一个月后的一个晚上，下着疏疏密密的秋雨。

秋驰毫殷勤地接过管城的伞，收好，放在客厅门边。然后，请管城在古雅的八仙桌边坐下来，亲自沏上一杯龙井茶。

管城从怀里掏出一个细长木匣，打开来，里面躺着两支羊狼毫长颖提笔。

“秋先生，请一试。”

秋驰毫接过来，看了又看，感动地说：“先生之笔，何须一试，定是上品无疑。你关门歇业一个月之久，就为制这两支笔，而且静居乡间力避尘扰，精气神全在这笔中了。请先生报个价吧，我全付!”

管城摇了摇头，说：“还是常价，每支百元，多一个子儿不取。”

“这怎么行呢?先生太亏了。”

“你再说就生分了。我只愿先生此次出访，载誉而归。”

秋驰毫突然目光一亮，说：“先生上次看拙字而不肯赐教，但从你的眼神里我却明白了。你走后，我再看一遍，浑身冒汗啊，随处可见急功近利之迹，便一把火烧了。致函东道主，容我推迟一年再出国门。先生专意做笔而不慕名利，是对我的最好教诲。”

管城笑了，站起来大声说：“秋先生，请撤下茶杯换上酒碗，我真的要讨碗酒喝了!”

（有删改）

[注]  中山之毫：古代中山兔的毛，可用于制笔。相传蒙恬曾取中山兔毛制作毛笔。

材料一：

战争对人口最明显的影响是直接杀伤，造成人员的死亡或残疾。古代一些战争的规模很大，死伤人口很多，持续不断的战争更是如此。士兵的主要来源是农民，青壮年从军，老弱妇孺下田，加上畜力往往被征用，农业生产必定受到影响。士兵从粮食的生产者变为消耗者，使本来就有限的商品粮更加紧张。战场或军队的驻地往往离粮食产地很远，需要大量人力、畜力从事运输，有时沿途的消耗比运达数量要高好几倍。军人和运粮民工大多是青壮年男子，他们长期离家必然会使配偶减少生育机会，同时使他们的老人、儿童因缺少赡养或抚养而缩短寿命甚至死亡。战争造成的物质破坏，会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河道水系和生态环境带来长期影响。战争期间对死亡人畜不能及时掩埋，往往会引起瘟疫流行，增加新的死亡。战争期间如果同时发生自然灾害，后果就更不堪设想。由于行政机构解体、交通受阻、缺乏必要的物资和人力以及统治者无暇旁顾等原因，灾民得不到及时和有效的救济，灾情得不到及时的控制，从而造成比平时严重得多的损失。而在缺粮的条件下，俘虏和平民生存的希望更小。

（摘编自葛剑雄《疆域与人口》）

材料二：

我在第一章里已说过社会结构应有一定的人口容量。这其实是一切有结构的体系的通性。所谓结构，所谓体系，就是指各分子的存在依赖着别的分子的存在。它们各自据有一定的地位，互相关联，互相维持。社会有结构，因为各个人的生活是互相依赖的，所有的行为是须和别人的行为相配合的。一个结构所能容纳的分子必须有地位安置，不然就格格不入了。社会里的个人并不是堆积而是组合。因之社会的容量受着结构的限制。

社会有一定的容量在战时最为明显。战时的动员就是调动社会各部门人口数量的配合。战争是一件临时发生的社会大事，有关生死存亡。每一种战争都需要一种能担负这事务的社会结构。战争里要多少作战人员依着战争的性质、战场的广阔而决定。一定数目的作战部队必须有多少补充的预备部队。这也决定了每一时期要训练多少壮丁。要维持这个数目的军队能在战场上依着计划作战，就得有一定数目的工人在工厂里制造军火和装备，有一定数目的农民在田地上耕种、生产粮食，有一定数目的矿丁在矿山里发掘原料，有一定数目的司机在公路上开汽车，在铁路上开火车，在海面上开轮船，在天空里开飞机。……现代的战争必须有详尽的统计和计划。人数的调遣是最高统帅部作战计划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战争结束就有所谓复员，这是要把社会结构改弦更张，各部门的人数必须重新加以分配。若是不预先计划，就很容易发生失业的恐慌。这里我们最容易看得明白每一个不同的社会结构有它适当的容量。人数过多或过少都会出毛病，所谓出毛病就是社会上有许多人不能得到工作，生活发生困难，或是人手不够，社会事业发生停滞。

以往论人口的学者很少注意到人口数量和社会结构的关系。早年的马尔萨斯就是个接受“将错就错”论的人。在他看来，生育是自然现象，人像苍蝇一样会不断地繁殖。人多了食料不够，吃不到饭的人因穷困营养不良而死去，为争食料，大家抢饭吃，发生战争。他于是主张积极性地限制人口，使大家能安居乐业，不必在饥荒、战争中去解决人口问题。但是他理论的出发点是把人类视同其他动物，也就是说他忽略了人类生活所依赖的社会结构。人口的消长并不是自然的生物现象，也不是取决于食料的多寡，而是决定于社会结构的性质。马尔萨斯对于人口的预测没有实现。在十九世纪人口增长极快，而到了二十世纪，在经济发达、食料日增的情形下，西欧各国反而闹人口降落。而中国和印度却始终保持着庞大人口，虽则他们的生活程度已近于生存线。依马尔萨斯的说法，好像人口在可以得到食料的时候，必然会增加，和苍蝇一样；因之人口必然在最低的生活程度上过日子。依我在本书中所提出的看法则不然。人口的数目是依当时当地的社会结构的需要而决定的。若是一个结构里需要的人数多、物资少，这结构中的人甚至可以在半蛰的状态中过着不得饱食的生活；相反，若是一个结构只需少数人口就能维持，尽管食料丰富，也不会依几何级数的速率去生孩子的。

我在《禄村农田》一书里曾特别重视农作里劳力的需要和分配。在以体力来耕种的技术下，在农忙的季节里即使动员全村的劳力还是不够。换一句话说，为了维持农作的劳力的需要——虽则这需要只发生在一个很短的期间——农村里不能不养着大量的人口。在这种人口就是生产动力的经济结构中，地狭人众的现象是避免不了的。在以蒸汽和电气等作动力、以机械作工具的经济结构中，如现代的西洋，社会结构所需人口的数目降低了，人口渐减的趋势也日渐显著。我在这里固然不能用数字来说明每种社会结构的容量有多少，但是若从这个观点去研究这问题是可以有结果的。

（摘编自费孝通《生育制度·社会继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