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的产生和礼有着密切的关系，雅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礼为衡量的标准。而只有雅的观念产生，雅乐与俗乐之间才开始真正有了区分。在雅乐的生产过程中，“艺术加工”有着重要的作用。

    雅乐有些是专业艺人的创作，有些却是对俗乐进行艺术加工的结果。“俗乐”的概念，是依“俗”的原始含义经过漫长的发展衍变而自然形成的，期间没有经过刻意的艺术加工，因而保留的原始的、民间的东西多一些。如果俗乐经过一定的艺术加工与改造，能够遵从礼的规范，就变成了雅乐。如《诗经》中的《国风》，很多都是乡间的俗乐，但它们经过乐官的加工后，就成为能在正式场合演奏的雅乐了。对俗乐的艺术加工，实际上涉及材料选择、金属铸造、丝竹加工、协调音律、乐曲创作、舞蹈编排，以及最后的审查、修订等诸多生产领域与环节。这就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条件与社会分工程度，加工才能顺利进行。可以说，只有社会分工的出现，才使得从事精神生产的人脱离了物质生产，从而有更多的时间、精力进行专业的精神生产，并因此而具有了很高的专业文化修养。如“大师”“乐师”等专职乐官的出现，就使得音乐的生产有了比较明确的分工，同时也为雅乐的艺术加工活动提供了专业的人才保障。而《札记·乐记》：“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荀子·王制》：“修宪命，审诛赏，禁淫声，以时顺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大师之事也。”更是从制度上为社会分工和艺术分工找到了依据。因此，在由俗到雅的音乐生产过程中，艺术加工有着重要的作用。

    在雅乐的生产过程中，由俗向雅的艺术加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的艺术加工，一是间接的艺术加工。直接的艺术加工，就是针对音声、曲调、节奏、辞句等等所作的直接修改。如周代的乐官所进行的剔除邪音的工作，就是直接的艺术加工。间接的艺术加工主要表现在对不同方言的诗歌进行翻译过程中的加工。原来的作品，所用的语言可能是极为通俗的方言。但由于翻译者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在翻译作品时，会自觉地根据自己的修养，将通俗的言辞雅化，再呈现给贵族统治者。这种加工，更多是依靠文人的自觉意识来雅化作品。如钱穆在《中国民族之文字与文学》一文中说：“鄂君子皙泛舟新波，越人拥楫而歌，鄂君不知越歌，乃召译使楚说之。此所谓越歌而楚说之者，其实即俗歌而雅说之者也。”可见，在雅乐的生产过程中，艺术加工是无时不在的，它是由俗向雅转变的关键因素。由于它的存在，俗乐可以转为雅乐。同时，雅乐中也可能会包括着俗乐。雅乐与俗乐之间这种复杂的相互包容关系，正是艺术加工得以产生并长久存在的原因。

    综上所述，由俗到雅的艺术加工在雅乐产生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经过了艺术加工的音乐不一定就是雅乐，但雅乐的产生，却一定是经过了艺术加工的。

（摘编自何涛《“艺术加工”在雅乐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体系是思想完美者的自然形式

曹文轩

    当限制在一定结构中所进行的有条理、有层次、有主次等各种关系的理论建设完成后，我们可以说：“这，便是一个体系。”“限制在一定的结构中”这几个字很重要，它意味着理论的完整性和观念之间的互涉性。不管有多少观念，它们都是在一个共同体内。结构可能是显性的，从理论展开的格式上就可以看出；也可能是隐性的，即表面上看来，这些理论是松散的，随便慨叹的，但在这些理论的深处沉着一种将它们勾结在一起的结构，使它们中间的任何一个观念也不能脱离和游弋于它的引力之外。

    当我们说世界上任何一个事物为完美的事物时，这个事物必定是在一定的结构之中的，或者说它是暗含着一种结构的。这个事物只要一失去联系，逸出结构之外，这个结构对它无约束能力，这个事物便不再是完美的。

    体系者只有一个出发点（同时只有一个中心点，或一个终点）。由于庞大的理论是建设在一个点上的，那么在众多的观念中，则必然存在着母子关系（即若干观念是由于一个根本观念生殖出来的）。而非体系者没有用心去寻找一个点，而是分别在若干个点上进行理论阐述，结果是：观念众多，但观念之间多为并列关系。

    体系者与非体系者，在知识的占有、领会、掌握和生发上，处于两个等级。前者的知识已形成了一条线，而后者的知识只有无数个不接壤的点，虽然这些点也有许多是闪光的。当点未转化成线时，就意味着那个人在知识方面还很稚弱和生疏。有一两个闪光点，这并不难，难的是有一条线——一条结实而又飘逸灵活的线。但许多人发昏，常去贬低线者，而颂扬点者：“哦，思想家！”殊不知点与线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人们被星星点点的格言迷乱了。那些只有星星点点思想的思想家们甚至在短期内被人认为是超出创造着体系的思想家们之上的。

    把若干观点放在逻辑关系的制约下，体系者的理论有着可贵的、令人肃然起敬的严密性。而非体系者由于观点之间缺乏派生、推演、呼应等关系，往往矛盾百出，到处可见漏洞。黑格尔等的体系一丝不苟、密不透风，自然无懈可击。他们的体系也许是反动的，但就体系本身而言，我们不可指望能以用它的矛戳它的盾的路数将其击毁。数学般的演绎，杜绝了这种可能性。体系的粉碎，不可能来自内部，而只能来自另一个体系。非体系者则必然常常陷于以自己的矛戳自己的盾的尴尬处境之中，他们被粉碎，只需自己的力量就足矣。

    体系的创造，并非都是自觉的。但一个思想完美者在进行学说的创造时，总会自然生发出体系，甚至连那些反体系的人都生发出了体系，如尼采。

    没有创造体系的人，是不可能在人们心目中占有位置的。他们曾经因为创造过一些颇有智慧的格言，一些大胆得让人心惊肉跳的口号，一些切中时弊的观点，一些很让人过瘾的俏皮话，也在短暂的时间中被人们注意过，但终因他们只是只言片语的玩闹，使人们对他们失去了耐心，或因人们终于觉察到他们在学识上与体系者不可匹敌，而被遗忘了。而那些创造了体系的思想家们、美学家们，却因为他们完整庄严的学说，被人们记住了。

    体系有助于人类思维的严格训练。人类的一般思维有着种种毛病：浮光掠影、混乱、含糊、自相矛盾……因此，一般思维少有成效。创造了伟大思想和有伟大发现的人们，是在经过严格的思维训练之后出现的。体系正是这种严格训练的结果。

（节选自曹文轩《思维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5月版，有改动。）

谈谈读书时的思考

    为什么读书？通常会有四种情况：一是为休闲而读书。随便翻翻，看看小说、散文或非专业的书。二是为兴趣而读书。对某个领域有兴趣、为了解某个方面的情况而读书。比如出国或国内旅游，要了解目的地的情况。三是为学习而读书。要完成学习任务、为了考试或者要求写体会文章而读书。四是为研究而读书。也就是为研究问题、做学问而读书。我所说的读书思考，主要是讲为学习、为研究而读书时的思考。

    为学习、为研究，肯定要读书。尤其是为了研究还必须读很多书。张培刚先生在哈佛大学写博士论文，9个月时间翻阅了200多部专著，涉及180位学者，最终论文得了威尔士奖。

    为学习或研究需要很认真读书，为了说明或检验读书认真，有的还要求整段整篇地背下来，有的还写读书笔记或体会。我认为，为学习或为研究而读书，判断其认真程度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记忆，读过之后，记得书的主要内容，甚至能背出其中的段落和句子；第二个层次是理解，能够理解书中所传达的思想；第三个层次是思考。

    为学习研究而读书，往往有通读和精读两种方式，有时也会有选择地读或有重点地细读。无论哪种方式，都可以引发思考，都可以因为思考而读懂。

    读书时的思考，可能会涉及四个方面。

    读书需要平面思考。要把书、作者以及作者所处的时代结合起来思考。如何理解书的旨趣，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为什么有时直截了当、有时却环顾左右而言他，甚至似是而非？需要结合时代背景观察，必须历史地看，必须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中看；需要结合作者的人生、风格、追求看。只有这样，才能把书的中心思想理解准、理解深、理解透、理解到位。

    读书需要总结思考。一本书总是有一定篇幅的，无论是通读还是精读，必须抓住重点，总结概括出书的主题、中心思想、所运用的主要方法、最能引人注意的创新点或亮点。虽然作者、出版单位在推介时会讲该书的看点，包括写作意图，也会有专门的书评，甚至包括其他人的读书笔记和体会文章，但这些只能帮助我们理解，不能代替我们思考。

    读书需要关联思考。要把所读之书与同类书籍、文章联系起来读，与相关领域的学术体系、学科前沿联系起来思考，搞清楚该书的学术地位、学术价值、原创水平和实际贡献，建立起“由点到面，以面看点”的分析框架。

    读书需要启发思考。无论是为学习还是为研究而读书，目的都是提升自己。读书的最高境界是启发性思考，要一边读一边想。通过读书我们想到了什么、悟到了什么。通过读书我们是否受到激励、触动与启发，这是对我们为什么要读书，书读得怎么样的最好回答。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让创新成为走向未来的不竭动力。

    当前，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其重要特点是重大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科技成果转化速度加快。同以往历次科技革命相比，这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以指数级而非线性速度展开。面对重大机遇和挑战，我们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努力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

    我国科技创新已步入以跟踪为主转向跟踪和并跑、领跑并存的新阶段。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根本在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要瞄准经济竞争力的关键、消费升级的方向、供给侧的短板、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统筹部署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全面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突破关系国计民生和经济命脉的重大关键科技问题。

    让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一是激活“企业实验室”的创新功能。弘扬以创新为核心的企业家精神，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二是促进传统企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传统企业要积极同互联网接轨，以数字经济、智慧经济引领企业转型发展。三是推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互补创新。国有企业具有科研人员集中、研发能力较强等特点，应发挥国有企业的引领带动作用；充分发挥民营企业机制灵活、市场嗅觉敏锐的优势，努力形成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分工合作、协力发展的互补创新格局。

    奏好政府职能“退、放、进”三部曲。通过“退”，减少政府部门对创新资源的直直接分配、对市场导向明确的创新活动的干预；注重“放”，凡是市场机制能够实现或社会组织能够替代的服务功能，政府部门都可以放手，大力发展市场化、专业化、社会化创新服务机构和组织；实现“进”，着力加强统筹协调和顶层设计，建立统一的资助平台、信息平台、监管平台。

    提升科技创新的效率。一是促进成果转化。要促进科技进步同经济发展深度融合，实现科学研究、实验开发、推广应用“三级跳”。二是深化体制改革。加快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深化高校和科研院所改革，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三是强化创新激励。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加强知识产权开发利用和保护，加快建设一支规模宏大、富有创新精神、敢于承担风险的创新型人才队伍。

（摘编自《让创新成为走向未来的不竭动力》，有删改）

    文化自信是人类特有的一种具有超生物性、超自然性、超现实性的文化生命机能,是人类社会实践在个体生命内部建构的高级文化结构,也是人类主观能动性和文化创造性的具体表现。

    从大的方面看,中国学人最关注的一直是文化发展的物质条件与客观环境,并由此形成了“物质在前,精神在后”的客观语境。但在某种意义上,“物质在前,精神在后”的思维定势在当下不仅相当流行,而且已成为影响当代文化研究的一个深层病症,很多虚假的学术问题与错误判断正是由此而生。

    就中国文化发展的现状而言,在文化发展的物质条件与外部环境解决以后,主体方面的素质与能力正在变得更加重要。而对文化发展主体因素与语境的忽视与无知,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当代文化思考和建设出现过多混乱与闹剧的根源。要想深入探讨中国文化发展问题,首先要做的是进行“从客观到主体”的语境调整。中国文化的发展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同时也需要主体必须具有一定的特殊结构或达到相当的发展水平。

    对于文化自信这种文化生命机能也是如此。自近现代以来,人们普遍将中国文化自信的衰落归结为物质条件或社会制度等“硬件”方面的问题,这是形成文化发展客观语境或经济决定论的重要原因。而从主体语境开始则意味着,需要一种什么样的主体条件,才能理解或完成中华文化自信的当代建构。由此可知,主体语境构成了文化自信的研究、阐释与现实重建的深层理论框架。

    在主体语境中,文化自信的消长取决于其作为文化生命机能的性质与存在方式。在逻辑分析上,主体可细分出知识、伦理与审美三种文化生命机能。但正如康德说审美机能在人类身上“总是很薄弱的”,真正影响主体文化生命的建构与实践的是知识与伦理机能。知识与伦理是人类一切实践活动的内在条件,也是文化自信发生和消长最重要的主体基础。

    在考察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流变时,不难发现一种相当普遍的矛盾现象。一方面,在面临国家、种族与文化兴亡的紧要关头,中华民族很容易通过文化认同和召唤生发出排山倒海般巨大的精神力量,这在历史上是屡试不爽的。但另一方面,这种巨大的主体力量与激情又不够坚实或不能长久持有,在某些特定环境下很容易被腐蚀或自我糜烂掉。

    由此可知,尽管影响文化自信的原因很多,但缺乏一个坚实可靠的理性主体基础,无疑是中华文化自信不能长久或容易腐烂变质的重要原因。

    （摘编自刘士林《中华文化自信的主体考量与阐释》）

    春天万物复苏，面对烂漫春光，有人在“红杏枝头”品味春意，于“拂堤杨柳”陶醉氤氲春雾，有人却语竭词穷、词不达意，停留在“哇”“超赞”的简单感叹。尽管众人眼中的景色“远近高低各不同”，但网络语言风靡、文化内涵缺失的现象，不经意间影响着越来越多人的日常交流和情感表达。

    汉语博大精深、自成一体，在表达上有简洁、生动、意蕴深长的特点。不说古诗词，单说日常用语就是如此，比如，单就一个“笑”字，就有前仰后合的大笑、勉为其难的苦笑、忍俊不禁的微笑、尖酸刻薄的嘲笑等区分，仅形容笑声就有“哈哈”“嘻嘻”“嘿嘿”“咯咯”“呵呵”“扑嚇”等区别。可以说，多样的表达折射出多重情感，反映着多彩生活。而善用语言，不仅可以更好地说出个人的故事、自己的想法，而且能够以百花齐放的语言实践，营造丰富多元的文化氛围。

    然而，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76.5%的受访者感觉自己的语言越来越贫乏，主要表现在不会用复杂、微妙且精确的修辞，以及基本不会引用乃至创作诗句。正如网友所说，“有时候脑子里想一件事，无法很利索、饱满地说出来”，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使用一套固定句式或者很多夸张的语气词，看似个性实则雷同，既钝化了丰富多彩的表达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吐故纳新的文化积累。

    是我们的语言贫乏了吗？并不尽然。从存量上来说，我们词汇、句子、典故等语料的多少，可能并没有太大变化。从增量上说，网络语言等已有新的迅猛增加。与其说语言贫乏，不如说是表达上的一种偏爱。语言嬗变的风向，也是时代发展的走向。互联网时代争分夺秒，自然要求更直接的信息、更简洁的表达，信息洪流的湍急，也让同质化信息唾手可得，随手复制粘贴称得上高效。网络语言所创造的大量流行词、新句式、新修辞，在简化语言的同时也为其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和时代感，因此，古诗成语也好，网络用语也罢，都是表情达意的方式，都蕴含着语言的力量。

    语言的活力来自常用常新。在一个新词汇层出不穷的时代，准确说出所思所想，比不假思索套用流行词汇更有价值。很多时候，网络用语的风头正盛只是暂时的，真正拥有生命力的语言总会在时间的沉淀下大浪淘沙。只有直面内心感受的差异化表达，才能生机勃勃、经久不衰，造就语言的经典。

    更进一步看，身处网络时代和自媒体时代，我们或许更需要“咬文字”，一段时间以来，从教科书上的“姥姥”“外婆”的称谓之争，到“远上寒山石径斜”“乡音无改鬓毛衰”等诗词的古音讨论，如今的语言生活空前活跃也空前复杂，在语言的吐故纳新中，倒映着传统与现代的激荡、文化与生活的互动。如何对待语言、如何更好表达，其实也是如何善待文化、对待生活。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用丰富的表达去认清自我、认识生活，在创新与守正的辩证中感悟过去、探索未来，语言的河流就会奔腾不息，交流与沟通就能心心相印。

（选自盛玉雷《善用我们的语言宝库》，《人民日报》2019年4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