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随着计算机的普及，“提笔忘字”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很多字我们能认，却搞不清楚如何来写。 

    ②20世纪80年代计算机刚刚普及的时候，社会存在一种焦虑：英文26个字母很轻易就解决了输入问题，汉语怎么办?当时很多人包括语言学家都很悲观。但现在汉字输入问题已经彻底解决，所谓“汉字危机”也就不存在了。现在汉字的问题主要在使用层面，如“提笔忘字”，这样问题的确对汉字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但总体上危机的时代已经彻底过去了，汉字作为一种文字的前途状况现在看来是一片光明。

    ③现代以来，汉字经历了两次书写工具的巨大变革。一次是硬笔取代了软笔。这次变革在整个20世纪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对于书写的理解，也使书法艺术变为毛笔存在的理由。一次是电脑普及带来的汉字输入方式的变革。这使笔也开始在日常生活中被淡化。两次变革都带来了汉字书写方式的改变，使书写更加方便的同时，也使书法由一种普及性的文化变为一种独特的“小众”艺术，写字的传统境界受到了冲击。我们应该在承认和尊重变化的同时，也珍惜和传承书写文化这弥足珍贵的遗产。

    ④汉字有几千年的历史，每一个字都有一个演变的过程，从甲骨文到现在的文字经历了很长的演变，里面包含着很多文化的意蕴，需要我们终身学习。手写汉字是接触中国文化核心的重要方式，也是最直接面对我们自己文化的一种有效方式。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载体，是中国人用于表达思维的文字符号，是丰富多彩且博大精深的。汉字承载了许多历史记忆，每个字都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和很长的演化传承，是中华文明的载体和符号。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很大程度上有汉字的贡献和影响，即所谓的“书同文”。

    ⑤另外，汉字的书写本身是一门艺术，方块字造就了一种文化上的美感，在艺术上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它不光是一个文化的符号，本身还具有独特的、独立的价值。书法和绘画等同样是重要的中国艺术形式。这是其他文字，比如拼音文字很难达到的。汉字之美，首先是形之美，一点一划，精妙组合。其次是意之美，汉字是表意文字，造字有六法，许多字都有自己的内涵和复杂的演变历史，其中的意蕴很美。再次是声韵美，汉字组合成诗文，声韵组合很美。

    ⑥书写对我们来说就好像练跑步一样，要是老不跑步就会四肢懒惰。汉字的使用也是这个问题，会敲字，但是不会写字，这对将来的发展阻碍很大，包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对运用文字能力的提升都会形成障碍。

（取材于张颐武《汉字文化的意义》）

    如今的网络流行语，有时候常常“流行”得让人莫名其妙。比如说最近在网上风行一时的“蓝瘦香菇”，仅仅因为一位南方口音的小伙子把“难受，想哭”发音成了“蓝瘦，香菇”，就在网络上得到了病毒式传播，让不少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在近期网上热传的“2016年十大网络流行语”的帖子中，与“蓝瘦香菇”一同入选的还有“洪荒之力”“老司机”“狗带”等。如果说“洪荒之力”还是源于现实社会中的新闻事件的话，那么其他的绝大部分都是源于网络“原生态”，而且常常具有这样的特性：突然爆发、病毒式传播、寿命大多很短——就如同一场流行病。

    网络流行语，到底是不是一种语言上的“病症”？这个话题似乎已争论多年。如果说它们都是语言的“毒瘤”，显然有一棍子打死之嫌，因为毕竟有一些网络流行语已在口耳相传中“扶正”，得以登上大雅之堂，成为语言丰富性的有益补充，如“给力”“蛮拼的”等。但无论如何，过度使用网络流行语对于我们的一大影响是，终会患上“语言贫乏症”。有人曾对古人的表达和我们的网络流行语作了一番对比：古人形容人漂亮可以用“貌比潘安”“玉树临风”“顾盼神飞”，我们只会说“高富帅”“白富美”；古人形容人难看可以用“东施效颦”“獐头鼠目”，我们只会说“矮穷矬”“颜值低”；古人表达悲伤用“我心伤悲，莫知我哀”，我们只会用“蓝瘦香菇”……也许这种对比有些极端，但如果有一天你张口闭口只会习惯性地说“高富帅”“矮穷矬”，会不会也被自己表达的匮乏惊呆了？

    网络世界无穷尽，现代传媒的传播作用和影响不可小觑。一些网络热词之所以迅速被传播，其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网民的搬运作用。一些热衷于炒作网络热词的推手也正是利用这一点，让一些粗鄙的“网络流行语”蔓延网络。

    或许我们应该相信语言的“自净能力”，不用过于担心害怕，因为从古至今语言一直在融合、创新、淘汰，最终沉淀下来的才是精华。但毕竟语言也是一种文化，对于个人来说，选择使用什么样的语言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的文化内涵乃至思想深度，而聪明的人，总会在泥沙俱下的“潮流”中挑选出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不是放任自己陷入“流行”的旋涡。

（选自长余《流行语与流行病》）

    周朝初期的礼乐为氏族贵族所专有，礼乐传授在官府，亦“学在官府”。到了春秋时代，这种“礼不下庶人”的制度逐步遭到破坏，即后人所说的“礼乐崩坏”，并由此引发春秋战国时期礼乐文化思潮的兴起。老子和孔子是推动春秋战国时期礼乐文化思潮兴起的主要代表。老子和孔子以后的庄子、孟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诸子百家，在礼乐文化的思潮中从各种不同角度反思周朝“礼乐崩坏”的深刻原因，并系统阐述礼乐文化的内涵及其重大意义，史称“百家争鸣”，共同推动了礼乐文化的发展和礼乐制度的转型。

    面对西周礼乐文化和礼乐制度的传统以及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局面，作为周朝守藏室之官的老子不能不对此进行深刻的反省和思考。他将礼乐的核心精神与其道论联系起来，以其道论来解释周朝礼乐的核心精神，同时又以礼乐的核心精神来解释其道论的价值内涵。具体来说，老子一方面继承周朝礼的秩序和质朴的精神，同时继承乐的和谐和宁静的特质，另一方面又以道来给予这种精神和特质以新的解释，因此，以道论来诠释西周礼乐的核心精神，既有继承也有创新，由此形成其深刻反映礼乐文化精神的道家学说。道家的礼乐思想主要反映在《道德经》中。

    与老子同时代的孔子则从具体的礼乐规范中探寻和揭示蕴含于礼乐之中的内在精神实质以及它对于社会、政治和人生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最终形成高于具体礼乐规范的“仁道”的思想体系，并将其作为礼乐的理论基础，使礼乐由政治上层的外在规定，变为包括为政者在内的所有人的自觉追求。他还删述礼乐文化经典，由此创立儒家学说，成为礼乐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由于出生于礼乐文化最盛的周朝第一封国——鲁国，因而对周朝礼乐文化和礼乐制度情有独钟。他不仅在理论上系统阐述礼乐文化，而且将他所阐述的礼乐文化普及于民众。他开创学习礼乐文化的私学学派，并有弟子三千。他教弟子学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教），而以礼乐为先。儒家的礼乐思想主要反映在《礼记·乐记》及其他相关文献和典籍中。

    道家和儒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礼乐文化思潮中兴起的两股主要的思想力量。这两股思想力量不仅在当时，而且对后来中国的历史发展，甚至世界的思想发展都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礼乐文化思潮的兴起和“百家争鸣”的结果表明，“礼崩乐坏”只是周朝封建宗法制度的“崩坏”，并不意味着礼乐文化的崩溃。所以，有研究者认为，自春秋以来，礼崩乐坏，表面上是诸侯僭越、破坏制度，实际上却是社会发生变革，要求礼制进行适应性的调整。经过这次礼乐文化思潮和“百家争鸣”，不仅彻底改变了“礼不下庶人”的局面，而且经过老子、孔子等诸子子百家的争鸣和解释，礼乐文化的内涵和精髓更进一步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因此，这次礼乐文化思潮和“百家争鸣”进一步确立了礼乐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核心地位。

（摘编自刘德喜《礼乐文化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

    《公羊传》是诠释《春秋》的一部著作，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经典注疏之作中显现了独特的诠释特色。它的解经模式不仅带领公羊学家在思想创新上不断前进，也影响了历代为关注现实需求而重新诠释经典的思想家们。《公羊传》对《春秋》的诠释无疑是极为成功的，这使它从儒家经典中第一个脱颖而出，对西汉的政治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公羊传》与同是诠释《春秋》的《左传》结出了完全不同的成果。《左传》努力丰富《春秋》记述极为简略的史事，带给人们一部文字生动、叙事翔实的史学作品。而《公羊传》大力阐发《春秋》简约文字下所含的义理，带给人们一部讲述礼义、道德和政治观念的哲学作品。同一部典籍，诠释者的诠释目的不同，对典籍性质的认识就不同，其切入的角度也必不相同，其诠释出来的成果也就会存在根本差异。

    毋庸置疑，《春秋》文本的外在特征表现为一部编年史，记录了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这242年间的史事。而《公羊传》要把《春秋》看成是一部哲学著作，说孔子是借鲁国的史事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念和社会理想。这样，《春秋》的文本性质就由史学转向了经学。文本性质转换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诠释导向的转化，诠释者将沿着新的方向去诠释文本，所以《公羊传》就不再关心《春秋》里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而以探究《春秋》大义为职志。

    《公羊传》对《春秋》文本性质的转换之所以可能实现，实际上是预设了一个前提，即《春秋》之中存在着“微言大义”。所谓“微言”，就是隐晦的文字，即指《春秋》文字的实际意义无法从文字表面获得：“大义”，就是指《春秋》表面文字下所蕴含的孔子的思想和理念。

    《公羊传》对《春秋》文本性质的转换以《春秋》存在着微言大义为前提，同时也以揭示《春秋》中的微言大义为目的。文本性质转换以后，《春秋》其文、共事在诠释者看来就只是寄寓大义的载体、探询大义的线索而已。如隐公三年“癸未，葬宋缪公”，《公羊传》叙述了宋宣公不遵循传位于子的正逆而传位于弟，最终导致宋国祸乱的故事，并提出了对后世影响很大的“大居正”说。

    《春秋》其文、其事既然只是线索，那显然《春秋》的文本在《公羊传》看来就不对历史真相负责，有可能不是真实的记述，都是为背后隐藏的大义服务的。《公羊传》虽然也经常补充一些史料，甚至有时还提供一些记载翔实的独家史料，但总体来说《公羊传》对史实不是那么关注，它完全是以揭示《春秋》微言大义为职志而展开对《春秋》的诠释，有时候它必须随着《春秋》的“委曲”，不惜扭曲史实来成全义理的传达。

（摘编自郑任钊《〈公羊传》的诠释模式》）

中国的亚热带

竺可桢

    亚热带介于热带与温带之间，是一个过渡地带。它首先有一个高气压，所以一般称为亚热带高气压带。高气压的位置冬夏有若干南北向的移动。在北半球，这高气压脊冬天在北纬30°，到夏季北移至北纬38°；在南半球，冬天在南纬28°，到夏天南移至南纬35°。亚热带高气压带的南北移动影响到风带的移动，介于亚热带与赤道之间有所谓东北信风带（北半球）或东南信风带（南半球），介于亚热带与高纬度之间有所谓西风带。信风带与西风带的气候迥然有别，在西风带经常有风暴，天气冷暖、晴雨不常；而信风带内则除少数小范围热带风暴外，天气比较稳定。但有代表性的亚热带气候实际上只限于大陆的西部或大洋的东岸。所以，单从气候学观点出发，有必要说明亚热带的范围和气候特征。

    要划分亚热带，可从不同的观点出发，而最重要的是从发生观点和实用观点出发。所谓发生观点即追求亚热带气候形成的原因，如高气压的移动、风带的变迁、气团的进退等。所谓实用观点即分析亚热带地区的生物资源与温带、热带的生物资源有何不同之处，以及亚热带气候对于作物生长发育和越冬的影响等。划分亚热带最好能把这两种观点同时顾到；如不能兼顾，则从地区的经济建设出发，实用观点更为重要。

    苏联气候学家谢良尼诺夫认为：亚热带的夏天应与热带无别，但冬季较冷，最低温度常在零度以下，可以种温带作物；在亚热带，农作物一年可以二熟；以积温4000℃为其北界，但在沿海则积温可略小，北界的纬度为43°—44°。但亚洲东部为季风气候带，冬季风来自西伯利亚，气候严寒，使多年生的亚热带植物如橘子、柠檬、茶树、竹子等不但不能在北纬43°的东北或内蒙立足，即便在北纬35°的淮河流域亦难繁殖。所以从北半球看来，亚热带的北缘并不和纬度相平行，而是大陆西岸纬度较高，东岸则较低。

    中科院地球研究所的气候分区是从实用观点出发的。从实用观点看，亚热带的气候可以这样规定：冬月微寒，足使喜温的热带作物不能良好生长；每年冬季虽有冰雪，但无霜期在8个月以上，使农作物一年可有两次收获。至于干燥度，虽与温度同为气候上的重要因素，但在大面积划分气候带时暂时不必顾及，可作为亚热带内分区的指数。

    根据上述观点，我们定亚热带的指标为积温4500℃—8000℃，最冷月的气温为2—16℃，无霜期自240天至365天。谢良尼诺夫所定的亚热带北界的积温4000℃，在东亚似嫌过小，因为冬天西伯利亚寒潮有时可以使亚热带纬度地区温度降至零下10—15℃，使多年生长的亚热带植物冻死，所以平均积温不能不略高。北界的最低月平均温度为2℃，与波哥乡所定苏联指标相似，但在我国沿海一带，这一指标尚嫌太高，最低月平均温度接近于零度。无霜期，北界为8个月，南界则平均终年无霜，但特寒之年，则虽在海南岛也可能有霜。

    从上述指标看，我国亚热带的北界接近于北纬34°，亦即淮河、秦岭、白龙江线直至东经104°，淮河、秦岭、白龙江一线也靠近一年两熟的北界。亚热带的南界则横贯台湾的中部和雷州半岛的南部，即在北纬22°30′—21°30′左右。据美国气候学家勃莱尔意见，亚热带的南界应为最冷月平均温度18℃，他认为一月份平均温度到18℃时即无霜冻的危险。但我国最冷月平均温度16℃，却接近于全年无霜这条线，从地植物学着眼，热带植物的分布以北纬21°30′左右为其北界，故认为最冷月16℃等温线和积温8000℃作为我国亚热带南界比较合适。

（有删改）

    法治社会概念被越来越广泛地使用，但由于缺乏具体的目标指引，似乎可以指涉无数有关法治的范畴，这稀释了法治社会概念的效用。法治社会建设需要面对社会生活，有强辨识性的目标指引。通过分解目标，可以深化对法治社会结构的认识。从而将法治社会建设具体化、可操作化。

    首先，引导公众有序参与社会治理，需要有多元的渠道和机制。目前，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还较为缺乏，既有的制度性渠道也容易流于形式或被虚置。因此，应当以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形式，建立以各级政府为主导，以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为补充的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网络体系，打造多样、丰富、畅通的公众参与平台。同时，深入理解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运行规律和心理特征，精心设计、完善公众参与的运行机制。

    其次，维护良性的物质文化生活秩序，是良好社会秩序的当然之义，也是法治社会的基础。社会信用体系以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为基础，以政府强有力的监管体系为保障。通过信用机制对社会成员和企业进行约束。通过记录信用状况来揭示信用优劣，整合全社会力量褒扬诚信、惩戒失信。良性的物质文化生活秩序还需要完善的法律服务体系保障。我国法律资源的配置与分享存在着失衡现象。表现为区域、城乡、阶层之间的不平衡。为此，需要从创造法律资源转向公平合理地配置法律资源，为弱势群体运用法律资源提供更多的便利，完善法律服务资源配置与分享机制。

    再次，要调适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供求。基本公共服务旨在保障全体公民生存和发展基本需求的公共服务，包括基本公共教育、劳动就业服务、基本医疗卫生、基本住房保障、公共文化体育等。目前，我国初步建成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但供给不足、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仍然突出。调适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供求，需要面对几对关系。一是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的竞争与协作，二是政府部门之间的协作。政府不同部门之间容易因职能、资源、信息、利益等缺乏整合而导致“孤岛现象”。因此，需要促进不同机构之间的有效合作，提高国家能力。三是民众的合作。民众不能有效合作，少数人的反对会成为难以逾越的障碍，常常导致公共服务无法落地。

    最后，法治社会需要设置与界定社会组织的恰当行为空间，应当坚持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界定恰当的行为空间，需要面对社会组织的诸种错位行为。第一，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倾向。一些社会组织打着公益的旗号，却以营利为目的，甚至沦为敛财的工具。第二，将社会组织用于避税洗钱。社会组织的资金主要来源于社会捐赠，用于社会公益。因此法律制度对社会组织的资金有诸多优惠措施，有人却借此洗钱避税。第三，干预政策议程，成为危害国家政治安全的工具。例如，有社会组织受国外支持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对社会组织行为空间有了准确界定，政府才能对这些错位行为依法监管。

（摘编自陈柏峰《法治社会的辨识性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