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当今社会，有一样东西几乎让所有人都无可逃逸，那就是浮躁的风气。这话虽有些偏激，却道出了许多人欲言难言的自我困惑。

    杂乱吵闹是喧嚣的外在表现，其本质则是浮躁，是人们内心的急躁、失衡、不沉稳。浮躁，是丧失定力，随波逐流；是心急如火，投机取巧；是虚浮夸张，一片泡沫；是不要过程，只要结果。人生在世，谁都有各种各样的追求和欲望，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本无可非议。问题在于，面对浮华世界，人们的欲望变得更大、更多、更急切，由此衍生出浮躁的社会风气。

    浮躁之风盛行，会导致这样的现象：为官者盼望一步登天，为学者盼望一步到位，为商者盼望一夜暴富，为艺者盼望一举成名。也容易出现这样的结果：社会被浮躁之风笼罩，清静的人生、专心的工作、精良的产品，变得稀罕起来；因为求快而忽视了细节和质量，导致一些地方事故多发、反复折腾、劳民伤财。那些整日忙碌赶场子的人，那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人，那些跟风起哄盲目不安的人，看似日理万机，好像勤奋忙碌，到头来往往难成大事，原因就在于他们“用心躁”而无法“用心一”。

    对于浮躁，古人总结出了“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的道理。今天的社会日新月异，节奏加速，变化更快、更多、更大，人们对变化的感受极为敏感；但同时也不要忘记，变动不居之中也有恒定不变的规律——结果需要过程，成功必得付出。即便是插上了新技术的翅膀，站上了创新的风口，如果没有扎实稳固的知识和技能储备，成功终究是短暂而不稳固的。舒服与辛苦，安逸与劳顿，亦有着互相转换的辩证法。 

    《道德经》里讲，重为轻根，静为躁君；轻则失根，躁则失君。人活一辈子，要想给社会给后人留下点东西，要想实现自我价值，就必须避开社会的喧嚣，拒绝外来的诱惑，祛除内心的焦躁，静下心定下神，扎扎实实、聚精会神地做事，而不要被外界的喧嚣浮躁所裹挟。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陶渊明所揭示的，乃是喧嚣之中的宁静心态。内心的宁静，是一种穿越世俗、撇开浮躁的力量，有了它，便可以每临大事有静气，便听不到外界的吵闹嘈杂，便能忍得孤寂、受得清苦、看穿陷阱、看淡诱惑。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有了静的底色，才有达的境界、定的气质、和的格调，才能让人生剧本脱俗雅致。能够保持内心的宁静，是“大家”风范，亦属常人能力所及。内心的宁静，是最为深厚的修行。让宁静成为心灵的常态，我们不必超脱凡尘，也一定可以专心致志、成就非凡。

（选自2016年4月《人民日报》，有删改）

    中国的侠文化历史悠长，“侠”这一概念最早见于战国时韩非子的《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里的法和禁指国家的法律制度。韩非子站在法家的立场指出了“侠”目无法纪、好斗使力的一面。司马迁则以民间道德定义侠客形象，其在《史记》中专立《游侠列传》，云：“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随后又立《刺客列传》指明侠的本质就是舍己为人，他们明大义，识大体，他们的义愤为国难而发，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成为铲除不平、伸张正义的一种社会力量。后代讨论侠的时候，主要根据（依据）的就是司马迁的这一段话。

    班固在《汉书》中作《游侠传》，从《后汉书》起，官修史书不再专门为游侠立传。此后史书对侠的记述便无以为继（销声匿迹）。史家没有记载的东西，就以诗、文、小说、戏曲等形式记载流传下来，侠的形象由此出“史”入“文”。也就是说，政府希望独掌法律，不喜欢跟政府唱对台戏的游侠。而游侠认为政府有不公正的地方，所以要凭借自己的力量执掌正义，决定是非和生杀。这一点是像中国这种大一统帝国绝对不能允许的。因此，从汉景帝开始就大量杀戮游侠，中国历代帝王，只要建立起政权，国家稳定以后，一定杀游侠。所以，侠存在的空间主要是乱世。

    中国人为什么在侠的身上寄予那么大的希望？柳亚子诗云“乱世天教重侠游”，就是说，在乱世里面，老百姓更易被欺侮，更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所以，格外地想念侠。人们在侠的身上寄托了被拯救（救济）的希望。

    不仅乱世，就是所谓的太平盛世，封建社会的很多不公也无法通过政府得到适当处理，很多坏人，官府和法律制服不了，或者说不愿意管制，这时民众希望在法律和政府之外，另外有一批人，这批人跟政府没关系，但是他们能够帮助老百姓，即所谓拯世济难。这就是侠能够被接受或者代代相传（薪火相传）的心理基础。

    侠由产生到消亡的过程中，其特征中的积极方面，也就是符合主流意识需要的元素，可以理解为武侠精神的体现，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人格精神中的一部分。结合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中对武侠精神的诠释，再纵观历史武侠人物的悲壮侠义之举，可以将武侠精神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恩——知恩必报，重义轻命。所谓“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自战国末期武侠产生起，知恩必报就已成为侠的最坚定的信念之一。受人恩惠，无论多少，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要加倍回报，如果无以为报就要杀身成仁，以死来报答知遇之恩，这是侠最初产生之时所秉持的信条，后来这一信条广泛地流传于民间大众，逐渐成为平民大众的一条伦理道德。

    信——言出必行，一诺千金。“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已成为侠最根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侠者忠于然诺，一言既出，舍命践行，以为立于天地间的信条。

    勇——千里赡急，不吝其生。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说：“趋人之急，甚己之私。”又说：“千里赡急，不吝其生。”轻生是武侠精神中至为壮烈、震撼人心的因素。这一生死观一反乐生畏死的人之常情，洞达人世，视死如归，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血性洋溢。

    义——除暴安良，打抱不平。执义为武侠精神的核心。孔子解释，“义者，宜也”。胡适解释“宜就是应该，凡是应该如此做的，便是义”。侠与义往往组合成词也说明义为侠之核心。遇见不平之事他们仗义执言，危难之际他们急公好义。他们行侠不为私利，不单为某一个人，而是为了伸张正义，除暴安良，所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甘为公义而战，甘为天道授命，凡义之所在，九死不悔。这一条武侠准则是对先前侠为人排忧解难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忠——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宋朝以后由于受到儒家理学的影响，产生了具有儒家观念和伦理内容的“忠义”武侠观，如两宋时期武侠豪杰纷纷组织抗辽抗金团体，明朝时期沿海武侠组织抗击倭寇入侵等。这类武侠组织均以反抗异族入侵、捍卫民族利益和荣誉为宗旨。由此，中国武侠精神由单纯的个人或集体恩怨上升到为国为民的民族大义上，武侠精神达到了最高境界——为国为民的大侠精神。

    侠之所以受欢迎，还有一点就是侠身上展现出的气质：独立不羁，自由放达。古代侠士，衣带飘飘，倚剑长歌。他们不要名位，不要爵禄，也不想受到任何社会和他人的束缚，他们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将不平之事变成公平之事；轻财好施，赈穷救急，不分贫富贵贱，一视同仁，追求公平与自由。这种天马行空、豪放肆意的气度，很受文人的欣赏。

    正因为这样，中国的文人，或者说一直到现在的读书人，或多或少都对侠的观念、对写侠的诗文、对武侠小说感兴趣。虽然《史记》《汉书》以后的中国史书，没有再记载关于侠的故事，可是，我们从魏晋隋唐描写游侠的诗歌文章，从唐代宋代的豪侠小说，从元代及明代清代的游侠杂剧传奇，从明清的侠义小说，到20世纪的武侠小说，一直到现在台湾、香港很流行的武侠电影，都可看到大侠的身影。

    侠作为一个特殊历史阶段的社会群体虽已消失，但是武侠崇尚的“重义轻生”，“舍生取义”，追求道德完美和理想人格的传统心态，早已积淀于中华民族伦理文化意识的深处，并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发展道路。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的儒、道、释三大流派都对道德修养有大量精致的论述。儒家伦理文化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主流与正统，在教人如何进德达善、修身自律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富有积极意义的思想。孔子极为重视道德修养方法的探究，提出了学、思、行三种主要的道德修养方法。孟子提出了“存心”“养气”“寡欲”和“反躬内求”等修养方法。荀子提出了“以心知道”“善假于物”和“锲而不舍”的修养方法。《大学》提出了“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修养路径。宋明理学家则创立了“居敬穷理”“自存本心”和“省察克治”的修养方法。总之，儒家的道德修养方法甚多，计有博学、慎思、审问、明辨、笃志、力行、格物、致知、正心、诚意、自省、自讼、格心、自治、反身求诚、见贤思齐、闻过即改、存心养性、养浩然之气等。这些方法大致有两方面内涵：涵养善端与修正错误。前者指自己在有向善的内在禀质的前提下培养善的品质，后者指要同经常困扰自己的邪恶念头做斗争并努力修正不良品性。修正错误与涵养善端是道德修养的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相对而言，道德修养应先从纠邪改过上下手，筑造一道坚固的道德堤坝，防范贪欲之水的泛滥，而后才好涵养善端。

    道家的修养方法强调的是对外忘物，对内忘己，对世忘人，消解心知的枷锁、情感的执着与人世的系缚，根除伤生伤性的“四六”之害。“四六”之害为庄子所提，“四”是指“彻志之勃，解心之谬，去德之累，达道之塞”这四大害。“六”是指四大害中的每个又包含六小害。庄子说：“此四六者不荡胸中则正，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即要从贪欲、意欲、情欲、知欲中解脱出来，养精修性，虚静淡泊。因此，“修道”的方法，一为“心斋”，二为“坐忘”。心斋是净心法，坐忘是禅定法。使心不动不染，如虚空之无，离形去知，内外双忘，最后达到天人统一的“同天”境界。

    佛家的修身方法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定慧双修、止观双运。前者是指通过修炼能够进入静定状态，再通过静定有所觉悟，发生智慧。后者是指心持续专注一境而寂然不动和用如实的智慧观析真实。

    在中国传统修养方法中，儒家走的是入世的道路，道家、佛教是超世、出世的套路。尽管有此分殊，但还是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特征，这就是都将道德论与认识论融为一体，突出了主体内心的理性自觉，特别是躬行践履、习成而性成的思想，闪烁着实践哲学的光辉。

（作者：韩东屏。摘自《中州学刊》2015年第l0期）

    经济学家们常常以“荷兰病”来警示经济和发展对某种相对丰富的资源过分依赖的危险性。

    荷兰是上世纪50年代因发现海岸线蕴藏巨量天然气，而迅速成为以出口天然气为主的国家，其他工业逐步萎缩。资源带来的财富使荷兰国内创新的动力萎缩，国内的其他部门失去国际竞争力。至上世纪80年代初期，荷兰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而在我国，煤炭资源省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煤炭产量，除了增加煤炭的输出，还将与煤炭相关的高耗能产品的生产及深加工、大型坑口发电厂等作为鼓励发展的产业，享受含税用户优惠电价和各种税费减免，结果就是以煤为主，产业结构单一。而市场本身也会强化产业结构单一问题。因此，煤炭资源省份可能过分依赖煤炭产业而降低其综合抗风险能力。当煤炭资源枯竭时，其经济将陷入困境，这就是通常比喻的“荷兰病”和“资源诅咒”。

    煤炭资源输出并不一定就有“荷兰病”，问题的关键是产业结构单一。此外，“荷兰病”多发生于小国，这也证实了产业结构单一问题的严重性。中国是一个大国，“荷兰病”即使有，也只能是局部问题，煤炭资源省份患病了，还会有中央政府帮助。当然，这不等于煤炭资源省份不用为此担心。

    事实上，如果煤炭资源省份现在不未雨绸缪，他们的麻烦会远远超过“荷兰病”可能带来的问题。由于近年煤价上涨和煤炭需求快速增长，这些省份煤炭扩展的财力充足，加上东部发达地区对高耗能产业在环保、资源等方面的限制，资金纷纷向这些煤炭资源省份转移，增量资金绝大部分投向与煤炭相关、高能耗、也是高污染的行业。这使当地已经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进一步受到破坏，引发了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我们比较熟悉地把忽视资源成本和环境污染理解为不可持续发展，是不计成本的发展。因为，如果加上资源成本和环境治理费用、人的健康和医疗费用，10%的GDP增长是要大打折扣的，严重的则有可能是经济的负增长。当然，矿业可以给当地的就业和基础设施带来好处，但是矿业活动对环境有潜在的危害，如造成水土流失，使农业人口失去生计，而这些人往往都是穷人。另外，煤炭资源输出所带来的财富往往大多外流。

    有两点必须强调，首先，基于比较优势的市场运行会强化本已单一的产业结构，资源型省份的经济转型不可能由市场自发推动。其二，煤炭资源省份不能在煤炭资源枯竭的时候才开始寻找发展持续产业，而应该在煤炭兴盛时期就着手产业的多元化，思考在煤之外还能做些什么。

中国古代的礼乐文明

早在夏商周时期，古代先贤就通过制礼作乐，形成了一套颇为完善的礼乐制度，并推广为道德伦理上的礼乐教化，用以维护社会秩序上的人伦和谐。

中国古代的“礼”和“乐”起源于远古的原始崇拜。《礼记》曰：“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其贡献礼品、击土鼓而作乐，便是最早的礼乐仪式。到了传说中的五帝时期，虽然帝王的领袖地位和递相禅让产生了“礼”的意识，但是礼的制度还未产生。到了夏朝，由于“天下为家，各亲其亲”，于是“礼义以为纪”，礼仪制度才逐渐建立起来。但夏礼因文字记载和考古材料的缺乏，已难知其详。商礼由于殷墟考古的大量发现，以及《史记》有较多的记载，则已彰彰可考。到了周代，礼制集前代之大成，逐渐完备和成熟起来，因为这时不仅形成了系统的礼乐制度，而且赋予礼乐以丰富的人文内涵。“乐”在周之前也已有不少歌舞产生。到了周代，“乐”的内容不断丰富，形成了相应制度，设置了专门的机构来规范和管理乐舞。

在礼乐文明形成的过程中，周公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他制礼作乐，不仅将远古至殷商的礼乐加以改造和发展，形成系统化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而且注入“德”的因素，使其具有道德伦理的深刻内涵。孔子是发展中国古代礼乐文明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他继承、推广和宣扬礼乐文明，整理、传播了记载古代礼乐文明的儒家经典“六经”，并且，他以礼乐为解说对象，着力彰显礼乐文明的精义，强调礼乐文明的人伦教化和治世功能。

“礼”是人性的基础。《礼记》曰：“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 是人类文明社会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是区别人与动物、文明与野蛮的标准。礼使人明确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懂得尊敬和谦让；使人区别事物或行为的是非，懂得什么是该做和不该做的。“礼”也是一种道德规范，引导人们向善和自律。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因此，礼乐文明更强调通过礼教，使社会规则内化为人的内心尺度，通过让他们知礼、守礼，达到社会和谐的境界。

“乐”的社会作用重在和谐精神。《礼记》曰：“故乐者，审一以定和，以和合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乐”是协调世间万物的纲纪，它的作用是使人们各安其位，和谐相处。“乐”也有陶冶情操，移风易俗的功用。《孝经》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即乐教有陶冶心性，使人快乐安宁，生命长久之功。因此，孔子要求人们要听雅乐，远淫音。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秩序也。”秩序与和谐是礼乐文明的主旨。“乐者为同，礼者为异。”是说乐的作用在于协调上下，礼的作用在于区别次序。然而，礼和乐虽有形式、功用上的不同，但却是相辅相成的。在远古传统中，礼即人文，是涵盖一切，包括乐在内的。到了周代，礼、乐虽各有制度，但是乐毕竟仍是礼制的一个方面，乐的“和”也是为实现礼而辅助、服从于礼的。乐之“和”能够弥合礼之“分”所造成的心理差距。孔子等儒家常将“礼”、“乐”相提并论，就是因二者之结合，能起到平衡与调和的作用。

先秦礼乐文明经历代沿革，具体内容有变而主旨不变。摒弃旧礼中的贵贱之分，汲取礼乐文明的秩序、和谐理念，对于中国，对于世界，都具有现实意义。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材料一：

中国故事说明的是中国人自我现状的丰富性，反映的是面对整个宇宙、社会和自然的多种境遇。要想更好地沟通世界、触动他者心灵，势必要让中国故事能够多角度提出和回答宇宙观、人生观、道德观等层面的问题，多层次展现中国人面向全人类的坚守与胸怀。

讲故事作为文化行为要传达价值。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要有积极的思想价值、道德力量，讲中国故事，就是沿着中国人宇宙观、人生观、道德观的鲜明传统，表达中国人独特的价值诉求，书写中国人价值实现的积极努力，鲜明反映倡导什么、弘扬什么、坚守什么。但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不单单指向中国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价值维度，还应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活价值理念产生密切联系，注重表达那些更具普遍性、更具恒久意义的价值，并增强其说服力。正如学者刘梦溪所说，有一些价值“不仅适用于一个时期、一个朝代、一段历史，而是适用于所有的历史时期，所有的历史段落，既适用于传统社会，也适用于当今社会；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有一些永恒的价值理念，在表述上、概念的使用上不一定相同。但是这些价值理念可以通过互相阐释，达到理解和沟通”。如果离开价值观表达上的共通性，中国故事的辐射力就不足以很好地与世界沟通。当前不少文艺作品思想内容承载量有限，价值支撑不足，缺乏对普遍人性尺度的发掘，尤其是不少以玄幻、穿越等为主题的网络文学，似乎在努力传递一些是非诉求，但缺少真正富于世界性的、恒久的价值理念，能引起共鸣或产生深刻影响的作品凤毛麟角。

问题是时代最鲜明的声音。人类都生活在不断缩减的时间阴影之下，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们同样经历着生存、发展等诸多根本性问题，对宇宙、自然、人生不断提出一些根本性疑问，地球上的人们在与自然、社会、他人不断较量中成长与发展，经历着同样的根本性生存发展难题，提出一些共同的根本性疑问，这是从人类共同体生活的根源处自动流溢而出的，正像泉水是从泉眼里涌出来的一样。而人类共同体生活的根源，正在于自由的个体心性对身处其中的人类生存困境的真切体验以及竭力脱困的奋斗。当代作家、艺术家必须要有面向世界的开阔胸襟，以中国故事书写全球化进程中人类所面临的共同命运与挑战。作家、艺术家历来得时代风气之先，把中国故事与人类的根本性困境联系起来，以故事幻想、发问和探究，才能使中国故事的建构与地球上不同角落的人们忧喜相关、休戚与共。

讲故事有一条主旨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要回归人性、挖掘人性，从人性最核心最隐秘之处，探寻人类精神的奥秘。讲述获得世界认同的中国故事，就要注重基于人类人性层面来思考问题，不单要注意选取受政治、地区、人种等因素影响较小的题材，找到跨文化传播中最普遍的共性，在创作中突出“人”的价值，捕捉“人”的行为、思想、情感律动，充分体现个体的价值精神，以及充分利用细节与接受者建立关联，而且还要注重在亘古不变的人类共同情感、在探索人性深层次的优点与缺陷上下功夫，以期让中国故事共通性的最大化得以实现。比如，中国作家麦家的小说《风声》《解密》《暗算》等在国际上很受欢迎，就在于作家善于挖掘人性和破译人的精神世界密码。

（摘编自梁鸿鹰《讲好中国故事：当代文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材料二：

面对百年未有之变局，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背景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对外传播面临的重要课题。

统筹全局，创新传播理念，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当前，我国对外传播工作顶层规划相对不足，话语体系滞后，经常被西方媒体抢先甚至牵着鼻子走，有时显得非常被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使中国在世界话语体系竞争中占据了道义制高点。媒体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主动作为，积极进行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建设的国际战略布局；加快对外传播的议题设置和规划工作，赢得广泛认同，进而占领引导舆论的制高点和“发球权”。

创新表达方式，提高业务本领，强化传播能力。“讲好中国故事”，既要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也要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既要有道，也要有术。这就要求新闻媒体练好内功，主动提升全球媒介沟通和传播能力，加强对国外不同受众习惯和特点的研究，以融通中外的表述，把“我们想讲的”和“国外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把“陈情”和“说理”结合起来，把“自己讲”和“别人讲”结合起来。

弹好“钢琴”，积极拓展公共传播新路径。媒体外交、民间外交是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发展，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体已成为新的话语平台。应充分利用新兴媒体，全面、及时、权威地在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应组建官方与民间相结合、境内与境外相结合、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传播矩阵”，弹好“钢琴”，发出中国好声音。

（摘编自郑少忠《讲好中国故事，既要“敢讲”又要“善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