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坑之事没商量

张鸣

    先秦法家，到了韩非这里，已经演变成绝对君主主义。韩非子的信徒李斯，在秦统一之后，推动秦始皇焚书坑儒，也是应有之义。战国时的儒家，信奉的是君臣相对主义，如果君主待臣如草芥，那么臣子也可以当君主如仇寇。所以，韩非子非儒，因为儒以文乱法，坏了尊君的规矩。那么，找个借口，把讨人嫌的儒生坑掉，按道理也该是令他们快意之事。

    但是，坑儒是在焚书之后的一年发生的，主导者是皇帝，不是丞相。事情的缘起，不是儒生议政，对皇帝的政策说三道四，而是姓卢姓侯的两个宝贝，为秦始皇找仙药，花了皇帝不少银子，结果当然找不到，溜之乎也。被骗惨了的秦始皇，不由得不怒。卢、侯两位，无疑都是读书人，但到底是方士还是儒生，已经无从考证。我们知道的结果是，秦始皇盛怒之下，抓不到该抓的，就拿他们的同类出气。诸生转相告引，牵连多至460余人，一并都给坑了。这些人里，肯定有儒生，但整的重点却是方士。后世说坑儒，实际上是夸张，这个夸张，是受前一年焚书的影响，因为焚书的重点，是跟儒家有关的诗书和史书。再加上，后世所谓读书人，儒生是代名词，但在当年，并不是这样的。

    孔夫子当年，是敬鬼神而远之的，后辈门徒，居然被骗钱的方士牵连，大批丢了性命，多少有点冤枉。春秋战国之际，儒墨号称显学，但最终都没有显过法家。法家其实是从儒家脱胎而来的，但这个恶胚胎，长大之后，居然欺师灭祖，把个儒家当敌对势力来对待。只是，在这个政策里，所谓的焚书坑儒，焚书才是重点，坑儒，不过是一个点缀。

    当年焚书，针对的是两类书，一、史书，除了秦国史之外，全烧。二、诗书百家语。不仅烧，而且今后不许人提及。谈及历史，就是以古非今，要族灭。谈起诗书百家语，则弃市（杀掉弃之于市，示众）。所以，读书人即使没有被坑，也没有被发配，肯定也不能靠自己的知识过活了。春秋以来将近五百年的私学传统，到了秦朝，就被迫中断。读书人唯一的出路，是学点技术，医药、卜筮、种树。再就是学法律，还只能放下架子，跟着官吏学。

    坑掉的460个人，只能算秦朝文化禁锢政策的一点无意之中的补充。相对于坑儒而言，烧书的危害显然要大得多。对于诸子百家和各国史书，伤害尤其明显。儒家经典，儒生是可以背诵的，即使文字版被烧掉，凭着记忆，也可以写出来。但春秋以来流传下来的各种书籍，在没有印刷术之前，每每有各种各样的抄本，人们也不大可能把它们都背诵记熟。

    烧书，杀人，都是为了毁掉民间讲学的传统，进而毁掉春秋以来的文化。仅仅在法令学习的意义上，恢复过去的王官之学的面目。从此而后，只有官府才有书，书只是法律书，想学，只能跟官吏学法令，进而成为预备官吏。所以，秦人就业，除了农工商之外，还有“学为吏”一途。除此之外，就是做医卜，靠治病打卦混日子了。

    这样的社会，当然特别的没劲儿。不仅对先秦之世，是一种大反动，就是对于秦自己之前的社会，也是倒退。因为，连吕不韦的《吕氏春秋》，此时也不能读了。幸亏秦朝二世而亡，否则，读书人这样过日子，岂不是跟蹲监狱差不多了？当然，在暴政的高压之下，这样的日子也是能过的，因为，坐牢受刑的担忧，已经压过了日子本身的枯燥。

（有删改）

    意象是中国美学的根基，也是中国诗歌美学的灵魂。虽然意象美学对中国文论影响深远，但中国的古典小说似乎不太注意对这一美学精神的传承和使用，《三国演义》等名著都是重视讲述故事情节的硬性结构，忽视情绪、意象、内心这类精神性的软性结构，基本在讲故事的层面来塑造人物、表达思想。《红楼梦》外在叙事形态遵循的是话本小说的套路，但内核却是韵文美学理想的实践，在小说结构、人物塑造、细节运用方面化用了意象美学的精髓，因而生发出小说的新气象。

    《红楼梦》的结构采用非线性化的方式，通过意象化方式来完成。一般说来，阅读长篇小说需要从头按照顺序看起，因为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不一样，短篇小说往往截取生活或人生的一个横断面，通过这个横断面来表现人物性格命运和历史的侧面，长篇小说则往往通过时间的流逝来展现人物的命运和历史的进程，因而优秀的长篇小说常常被称赞为“史诗”。在叙述的层面上，长篇小说往往注重关联，故事情节的连续和人物命运的发展，是很多长篇小说的基本结构。讲究情节的连贯、讲究故事的悬念，前后联系必须环环相扣，缺少某个环节，可能就不知所云。

    《红楼梦》的结构可以说是反长篇小说的，至少是反话本小说结构的，虽然《红楼梦》在外在的结构形态上运用的是传统章回体，但缺少传统话本小说的悬念感。《红楼梦》没有选取历史上的大事件，主要展现贾府的日常生活，甚至家长里短，用今天的话说，属于“小叙事”的范畴。虽然有研究者说《红楼梦》是写四大家族兴衰的，但实际上正面写的也只是贾家的兴衰，其他家族的兴衰几乎没有正面描写，都是在贾家的兴衰中侧面“带”出来的，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贾家衰败的几次重大变故，比如元春病逝，贾政被革职的腐败案，也没有去正面写，只是写这种变故对贾府人物命运的影响。  

    《红楼梦》无疑是写兴衰的，而兴衰往往与时间的流动有关。《红楼梦》里确实写到很多节令，已经有研究者对其中的民俗作了认真的研究。而且有些人物的生日也交代的清清楚楚，但是在具体到年份时，往往用“又一年”、“第二年”这样模糊的概念，已经有研究者发现，主人公在年龄上出现讹错，比如贾宝玉和元春年龄的前后矛盾，黛玉到贾府之后的年龄停滞等等，都说明作者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时间的意义。倒是高鹗在续作中反复明确地点明时间的存在，因为高鹗认为“白茫茫大地好干净”的结局，必须借助时间才能完成。

    高鹗只是按照一般长篇小说的结构去从时间上理解兴衰，违背了曹雪芹的以空间换时间的初衷。也就是说《红楼梦》是通过空间的转换来替代以往长篇小说常用的时间流逝的纵向结构。通过那些实实在在的空间来结构小说，荣国府、宁国府、大观园、亭台楼阁、斋庵院轩，形成了小说的块状结构。

（摘编自王干《红楼梦》的意象美学）

莫把汉学当国学

慕朵生

    日前，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携带《曹寅与康熙》等新书来华举办首发式，并在多所高校进行讲座，在学界和媒体引发新一轮“汉学热”。但笔者以为，“汉学”当热，然不可将之混同为“国学”。

    汉学是外国尤其是欧美国家学者研究和介绍中华文化的学问，历经游记性汉学、传教士汉学、学院派汉学，以及侧重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的“中国学”等几大阶段，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面对中国浩瀚的文化和复杂的现实，汉学家们皓首穷经，著书立说，既促进了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也带动了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甚至改写了世界的文明进程。比如，欧洲“启蒙运动”就深受来华传教士介绍的儒学的启迪。

    不过，中国学界对汉学的追踪和介绍仅有100多年的历史，且忽冷忽热，不成系统。其中，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国内曾分别兴起一股“汉学热”，原因是这两个时段中国社会变动剧烈，思想争鸣活跃，国人迫切希望通过汉学来了解外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以及中华文化的。此次史景迁访华引发的新一轮“汉学热”，则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时代背景下，国人试图借助汉学对自己国家崛起和文化复兴进行的一种心理上的印证和调适。不难看出，汉学不仅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 ，还是中华文化反观自身的镜子。通过汉学，中华文化既能发现自己的优缺点、长短处，也能了解自己在世界文化生态中的方位和价值。

    然而，汉学虽有重要价值，但亦不可无限拔高。因为，汉学在本质上是一种“西学”，是西方人用西方价值观念、学术范式来研究中华文化的学问。对汉学家而言，中华文化仅仅是学术研究的客观对象，就像实验室的试验品或博物馆的展览品一样，很难内在于自己的生命，灌注以自己的情感，更很少负有弘扬和光大的责任感。

    但是，中国人注定做不了中华文化的旁观者。因为千百年来积累沉淀下来的中华文化，亦即通常所说的国学，是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命脉，正如国学大师章太炎所言：“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所以，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学者，须对国学有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否则，遗失国学就等于抛弃了传统，丢掉了根本，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整个国家和民族就会得历史失忆症和精神分裂症。

    令人遗憾的是，百余年来中国人一度迷失国学，崇拜西学，形成了一种与“西学心态”互为表里的“汉学心态”—前者指试图以西学取代国学，后者指像汉学家一样把国学仅视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不再用生命和情感去体验并证实国学的优美价值。尤其是近些年，中国学界还出现了以获得外国汉学奖项为荣，谋求学术名望乃至经济利益的灰色学术现象。上述现象的实质是国学的“汉学化”。如任其发展下去，国学将会变成一种“在中国的汉学”，而汉学乃至西学则会变成“在中国的国学”。

    总之，汉学当热，但不能将之混同为国学，更不能以之取代国学。我衷心祝愿汉学能早日成为国际显学，更希望中国能大踏步复兴自己的国学，同时热烈欢迎海外汉学回家，使自己成为世界汉学的中心。

（选自2014年4月1日《学习时报》，有删改）

    学界曾普造认为，我国古代社会停滞以至僵化始于宋代。其实，宋代是个竞争性强、开放性高的社会，也是封闭式的固态社会，人们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以及职业具有非运动性，和前代相比，宋代呈现较为明显的社会流动倾向。社会流动是指人们的社会地位以及职业的变动，是社会自我调节的重要机制之一，是社会富有活力与否的业要标志。面对社会流动增大的现实，宋人张載在《经学理窟》中说：“今日万钟，明日弃之；今日富貴，明日饥饿。”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往往世代为官，这种状况到唐代没有根本性改变。宋代“朝廷无世臣”士庶界限趋于消解，官民之间可以转化。沈伦原是以教书为业的穷书生，后来官拜宰相，去世后，家道随之中落。宋代政治上的流动与科举改革关系极大。宋代“取士不问家世”“一切考诸试篇”，采取弥封、春录等措施，平民子弟仕进的可能性增大。明代学者胡应麟在《华阳博议下》中说：“五代以还，不崇门阀。”宋代门第观念相对淡簿，人们更加看重科举和官职，这些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前士庶不通婚、不交往的旧习俗有所改变，出现了“婚姻不问阀门”“所交不限士庶”（朱熹《增损吕氏乡约》》等新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经济色彩浓重。中唐前后，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更上利者往往“累千金之得，以求田问含”，政治权力向经济力量屈服，宋朝政府不得不减少对土地买卖的限制和千预。土地作为商品较多地进入流通领城，土地所有权转换频率加快，以致“庄田置后频移主”（刘克庄《故宅》）。苏洵曾感叹：“富者之子孙或不能保其地，以复于贫。”商人比田主风险更大，“有朝为富高，暮为乞丐者”，达官显宦同样难免。对于经济上的社会流动，宋人概括道：“富儿更替做。”

    我国古代，人们的身份被固化为四大夷别—士农工商。士列四民之首，商居四民之末。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四民由四种不同身份波变为四种不同的职业。范仲淹《四民诗》便将四民一视同仁，并为商人鸣不平：“转货赖斯民。远近日中合，有无天下均。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随着商人地位的提高，宋代士商相混。苏辙渲染道：“凡今农工商之家，未有不含其旧而为士者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甚至一身二任。大将张俊既是枢密使，又是临安大酒店太平楼楼主，还经营海外贸易；亦商亦官者，如荼商马季良官至兵部郎中、龙图阁直学士等。

    社会流动规模过大，尤其是经济上的流动规模过大，贫困户猛增，暴发户飙升，势必造成社会动荡。宋代的社会流动尚属适度，这是宋代既富有活力、又不曾发生、全国规模的民众反抗事件的重要原因。当然，宋代的社会流动是有限的，贫者贱者上升的概率不大，远远不是以填平贫富賁贱分化、阶级阶层分野的鸿沟。

（摘编自张帮炜《从社会流动看宋代社会的自我调节与活力》）

材料一：

    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要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正式成为国家战略。粤港澳大湾区是由广州、深圳、珠海等9个城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形成的城市群。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四个核心城市，“一二三四”格局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显著特点和优势。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综合实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土地面积达5.6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6800万，被视为全球经济未来的第四个增长极。从面积、人口、GDP总量等方面对标纽约湾、旧金山湾、东京湾三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初具世界级湾区规模。据2017年统计数据，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GDP总量已突破10万亿元。以2016年的数据进行比较，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超过旧金山湾区，逼近纽约湾区；经济增速分别是纽约湾区的2.26倍，东京湾区的2.19倍，旧金山湾区的2.93倍。

（摘编自《粤港澳大湾区来了！》，《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15期）

材料二：2000－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GDP及同比增速

【注】GDP同比增速：第n年的GDP绝对额与第n-1年的GDP绝对额相比的增长幅度（%）。

（摘编自《粤港澳大湾区：演进发展、国际镜鉴与战略思考》，《改革与战略》2018年第3期）

材料三：

    湾区对科技创新资源具有集聚效应，湾区经济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高质量发展，其核心竞争力主要表现为：高能创新要素集聚和发达，科技、金融与产业化的市场机制完善，高科技产业和高端制造业发达。粤港澳大湾区既背靠珠三角地区强大的制造产业体系，又有全球前沿的高科技产业与人才汇聚，已经成为连接国际先进技术和产品的重要平台。结合科技变革趋势，构建创新体系，培育创新空间，实现创新驱动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需求。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拥有1个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3个国家创新型城市、43个国家重点实验室、超过200所普通高校和200万在校大学生。其中，香港和广州拥有8个国家级高新园区、16个“863”基地，广深科技创新走廊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的重大战略平台与空间载体。截至2015年底，粤港澳大湾区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达到2万家，居全国第一；发明专利总量为155074件。与此同时，粤港澳大湾区还培育了一批领先世界的创新型企业，在全球细分领域占据重要地位。

（摘编自《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发展特征、瓶颈与策略探讨》，《岭南学刊》2018年第4期）

材料四：

    广州南沙地处珠江出海口和大珠江三角洲地理几何中心，距香港38海里、澳门41海里，在整个大湾区中，南沙具有天然地理优势。广州要集中力量建设南沙自贸区，让自贸区真正成为对外贸易、吸引投资以及企业走出去的门户枢纽。广州是全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要以广府文化为粤港澳重要的文化资源和黏合资源，让广州的“软实力”在湾区的整合中发挥独特的价值。广州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在突出位置，2016年新增高新技术企业2800多家，总数达到4700多家，科技创新企业超过12万家，科技企业孵化器近190家，新引进世界500强项目16个、投资272亿元。广州GDP总量大，但科技创新能力、创新企业活力相对弱一些。特别是金融产业目前比较薄弱，如果能够探讨出新的模式，会给大湾区注入新的动力。

（摘编自《大湾区龙头城市之广州——发挥“9+2”排头兵作用》，《小康》2017年17期）

    在人类历史中，文明间的交流、碰撞历来都是各种文化发展和变迁的重要原因与动力，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长河中，“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作为双向的文化交流过程，相辅相成，促进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互鉴互融，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有观点认为，欧洲启蒙运动实际上就是欧洲的思想界借中国文化对自己文化的一次更大规模的改造。

    “中学西传”的源头在于西方耶稣会士明末入华，其后，“中学西传”形成规模效应并对欧洲思想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过程持续了211年，而且在儒、释、道精神乃至中医药文化和农耕文明等方面，全方位地影响了欧洲的思想文化。

    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通过书信往来和译介中国典籍等方式，促进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如意大利会士卫匡国等完成了中国史书的编译，对欧洲启蒙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研究中国学问的目的，既是为了传教的需要——为天主教在中国儒家哲学中寻找对接点，更是为给西方寻找更为理想的社会制度楷模。

    经由来华耶稣会士传到欧洲的“中学西传”成果，还促成了法国重农主义思想的兴起，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提出了“农民穷则国穷”的主张，这正是来源于儒家的重农思想，他的重农主义社会实际上也是以中国为蓝本的，中国朝廷的亲农政策通过来华传教士发回国内的书信介绍、在欧洲大陆被广泛传诵，这无疑为法国重农主义者提供了思想材料和有力论据。

    耶稣会士波兰人卜弥格是第一个将中医药知识系统全面介绍给西方的欧洲人，他向欧洲翻译传播的若干重要的中医药著作，促进了欧洲对中医药文化的认识与了解，尤其是促成了欧洲专业汉学的诞生。法国来华耶稣会士也通过书信，向欧洲介绍了中医药文化的独特价值，为中医药文化得到西方的认知认同作出了突出贡献。

    康熙帝派遣法国会士白晋返回欧洲招募来的耶稣会士在华期间，通过翻译活动和科学考察等方式，开创了“中国—欧洲”对话的高峰。成为法国早期汉学的先驱。法国会士还参与了康熙帝组织的全国大地测绘，绘制了中国第一幅实测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这是当时中国最科学，最完美的全国地图，2014年3月，习主席访德期间。德国总理默克尔赠送给习近平的德国绘制于1735年的中国地图，其蓝本就是《皇舆全览图》。

    “中学西传”的贡献不仅在于促进中华文明在西方的传播，影响西方的思想家和科学家，加深中西之间在思想体系和文化传统之间的调适与融合，而且在东西文化寻求共同性和互补性的过程中，能够促进双方在文化上的相互吸收和借鉴。

（摘编自王银泉《挖掘“中学西传”研究的时代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