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故事长度与曲折程度来衡量小说文体成熟与否，那么，笔记体小说与传奇体小说自然就分出了高下，传奇体小说成了文言小说中最为成熟的文体。此说大概亦与鲁迅相关，鲁迅谓：“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送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始有意为小说鲁迅的总结是精确的，“粗陈梗概”与“叙述宛转”很好地概括了两者故事形态的特性。而对两者之优劣比较，鲁迅则比较审慎，仅以“演进之迹甚明”加以表述．今人则又一次放大了鲁迅的判断，将“故事”及其长度、曲折视为判定文体高下的准则，认定传奇乃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最早的成熟形态，而将以往的小说文体统统归入尚在孕育中的小说文体胚胎。20世纪以来，人们习惯于用西方的“短篇”，“中篇”和“长篇”来为古代小说分类，据此，那些“丛残小语”、“粗陈梗概”式的笔记体小说则难以归入。如何对待“故事”，不同小说文体有不同规范。古代小说大致形成了两种故事观。一种以笔记体为代表，其“故事”其实是某种“事件”，或是历史人物的逸闻轶事、言语行为，或是得之传闻的神怪之事；事件叙述方式是“记录”。一一随笔栽录，不作点染。因而笔记体小说的“故事”不求完整曲折，往往是一个片段，一段言行，一则传闻。另一种则以传奇，话本和章回体小说为代表，其“故事”就是有首尾、有波澜的完整情节。两者之差异可谓大矣，难作相互比照，更不能强分轩轾，以彼律此，谁能说《世说新语》在文体上还不成熟而仍处于孕育状态呢？

    中国传统美学所讲的“意象说”主张“美在意象”：美在“象”外之“意”，言外之情。任何一件美的文艺作品，其本身或为声色，或为言词，都是有“象”的（“在场的东西”）。能体悟到“象外之意”“词外之情”，就是一种美感。此种美不是低层次的感性美，而是深层次的意境美、精神美。

    “意象说”突破了美在声色之类的局限性，深刻地揭示了美之为美的本质内涵，不仅值得中国美学继承和弘扬，而且也值得世界美学借鉴。

    但为什么要深入到象外，才能达到此种美的境界呢？“意象说”没有做论证。我根据“万有相通”的哲学本体论认为，原因就在于，任何一件美的作品，都是作者凝聚了作品背后无尽的联系之网的结晶。这背后无尽的联系之网，说得通俗具体一点，就是指形成作品本身的背后的人、事物和社会历史背景等。我们对一件作品的欣赏，不过是把凝聚在作品这一点“在场的东西”中无尽的内涵（“不在场的东西”）展现在想象中，点点滴滴地加以玩味；不过是回归到形成作品的母源，从母源中，我们对作品获得了一种“原来如此”的醒悟，从而产生了一种满足感。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美的愉悦”“美的享受”。这种愉悦和享受不是感官的娱乐或感性的满足，而是精神上的满足，思想上的满足。

    杜甫的诗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为什么能引起美感？“山河在”是一点在场的东西，但形成此“在”之背后的东西，则是什么都“不在”。正是这什么都“不在”构成这“在”的内涵（此即司马光的解读：“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我们欣赏这诗句时，就回归到这“在”的母源——什么都“不在”，自然倍感凄凉。但这里的凄凉绝非现实生活中的凄凉可以比拟，它是审美意义下的凄凉，它超越了现实生活中凄凉的现实性，给欣赏者引发了一种对“在”的内涵的醒悟，这种醒悟就是审美的愉悦感，给人以“美的享受”。梵·高的画《农鞋》，为什么能引起人的美感？海德格尔做了生动的说明：是农鞋这点“在场的东西”引发观赏者回归到了其背后一系列“不在场的东西．’_一农夫为了面包而日日夜夜地在崎岖的道路上奔波，一年四季风风雨雨对农夫的摧残，以至社会的贫穷、落后、不公，等等，这些都是构成农鞋上几个破洞的母源。观赏者正是从这一回归中获得了某种醒悟，从而也得到一种精神上、思想上的满足。我们经常爱用“玩味无穷”这样的字眼来形容我们对一件优秀作品的欣赏。“玩味”之所以能达到“无穷”的地步，其根源就在于隐藏在作品背后“不在场的东西”是“无穷的”。

    中国传统文化重含蓄之美，其实就是把作者的情或意隐藏在作品的表面形象或言词背后，让鉴赏者自己去领会、体悟，从而获得一种醒悟的满足感。

（摘编自张世英《美是“玩味无穷”的精神愉悦》）

“文能穷人”辨

甘正气

    ①钱钟书在《围城》里写了一个舞文弄墨的大才子董斜川，他原任捷克中国公使馆军事参赞，但“不去讲武，倒批评上司和同事们文理不通，因此内调”，对他的命运，作者有一句“判词”：“文能穷人，所以他官运不好。”默存先生一锤定音：董斜川官场不得志的原因就是喜欢文学、爱好写作。“文能穷人”一语惊醒读书人。大师的戏谑被奉为真理，很多人常常将其挂在嘴边，作为不读书的金灿灿借口和敲打文学爱好者的沉甸甸“大棒”。

    ②事实却正好相反。读书写作并非命途多舛的原因，而恰恰是其结果。是“穷人能文”，而不是“文能穷人”。读书写作是“穷人”所能选择的最廉价的消遣。简而言之，就是穷得只能读书写作了，而不是读书写作使人变穷。

    ③出生钟鼎之家，锦衣玉食的人，他的爱好也是烧钱的，花几亿买个鸡缸杯泡茶喝，也是小事一桩 ， 根本不用到读书写作中找寻乐趣。生活在底层的呢？房贷要还，车子要慢慢存钱买，孩子上学的钱要预备。在这样的境况下，爱好也因陋就简，一本《经典常谈》会让他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一套《古文观止》他能消磨一个炎热的夏天。

    ④其实，读点书，还能有转机。博雅能文，妙笔生花，是一般人转穷为贵、化穷为达的终南捷径，读书改变命运，知识铸就人生，自古而然。靠科举实现人生转折的例子不胜枚举，相如一赋值千金，文也能富人，因写作而致富的人也不计其数，大仲马、杰克·伦敦、郑渊洁、郭敬明等，都是富豪。

    ⑤可是，为什么单单文人给人“穷困”的印象就那么深呢？

    ⑥靠读书而“有学有术”后来位极人臣、既富且贵的也不少，但与古今圣贤相往来的读书人多了一点风骨与气节，少了一点圆滑与世故，不喜欢揣摩上意，不屑于溜须拍马，更不会损公肥私、巧取豪夺，死守俸禄，难得大富，这是给人“穷”印象的原因之一。

    ⑦谁都有不顺，人都有牢骚，但一般人诉苦哭穷往往都停留在口头上，说完烟消云散，不留把柄。文人能写，心情不佳不仅要说出来，还要写下来，不仅要把自己的苦楚写下来，还要大肆渲染，语不惊人死不休，达到催人泪下的效果，这样一来，白纸黑字，有了“穷”的铁证，于是再也摘不掉“文能穷人”这顶铁帽子了，这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⑧要说的是，“文”与“穷”没有必然联系，“文能穷人”在逻辑上是不严的，既不是事实，也不是真理，还是少提为妙，不要吓退了一些未来的爱书人。

（选自2015年第11期《书屋》）

诗与城市

孙琴安

       ①诗人居住城市，在城市生活，天天面对城市，很自然地便会以市为题材，写城市的诗也就日渐增多。难怪近些年来城市诗的观念不止一次地被提出，请与城市的关系也越发引起人们的关注。

       ②如果从文学渊源上来说，与城市的关系远不如小说密切。最初的诗多采自乡村田间，在古希腊则有“牧歌”，或称“田园诗”，而最初的小说则来自“街谈巷语”，天生就与城市有关，与城市并存共盛，无论是唐宋间的“说话人”，宋元间的“话本”，还是明代的“拟话本”，即“明之拟宋市人小说”如《三言》《二拍》等，都是为了满足市民的需求而在城市中产生的。至于近现代报刊杂志在城市的发轫，以及报纸所辟出的“小说林”、“小说连载”之类，也都是为了满足市民的需要而应运而生的。可这样说：中国小说发展的每一步，都与城市有关、而诗歌却无这般运。随着城市的愈加发达，对诗的挑战会越大，对小说则更有利。

       ③因为小说的艺术要件是人物和故我而城市正是各种人群的聚集地，与人有关的各种故事每天都在发生，故小小说家入城，如鱼得水，有着写不完的人物与故事。难怪巴尔扎克面对巴黎，在楼上望着屋檐与瓦片，就有许多小说要写，因为在巴黎街头和屋檐下有着无数的人物与故事供他选用，但他如果来到人烟稀少的喜马拉雅山，就可能束手无策，一筹莫辰。而这正是诗人思如泉涌、放喉高歌的时候，因为塑造人物与故事不是诗的必备要件，诗人需要的是激情、心境。灵感与想象，是情感与意念的直接表达、但他面对一座喧闹、杂乱纷扰的城市时，他或许会感到烦躁困惑，诗心难见，因为山色水光自然之美的诗意是大多数人都能感受到的，而一座城市的诗意是要靠诗人的嗅觉去寻和发现的。这正是现代诗人面对城市的一种困境、挑战与尴尬。

       ④也是因为这个缘故，中国古代早就有了山水诗、田园诗，此后又有边塞诗、咏史诗、怀古诗等，却无城市诗的名目。

       ⑤然而，中国古代无城市诗的名目，并不等于就没有城市诗，如初唐四杰之一卢照邻所写的七言歌行《长安古意》，就可说是我们最早而相当完备的城市诗，极写长安城里的街市繁华和形形色色的城市生活。骆宾王《帝京篇》紧随其后，可惜借学问友挥处过多，不如《长安古意》通篇铺陈渲染有致。词本艳科，多写花前月下，男女离愁，然柳永的《望海潮》（“东南形胜”）一篇，却偏写杭州“参差十万人家”的城市风光，可说是古代第一首“城市词”，而关汉卿所写的散曲《南吕·一枝花·杭州景》，尽管写法、情调与柳永不同，但也写尽了“百十里街衢整齐”的杭州城市美景，可说是古代第一首以城市为题材的“城市曲”。由此可见，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⑥平心而论，若就世界范围来看，城市诗实崛起于西方的工业革命之后。工业革命大大推进了城市的工业化发展，城市诗也随之兴盛。如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和《巴黎的忧郁》都是描写巴黎的，至于美国庞德的《地铁车站》、桑德堡的《雾》、《芝加哥》等，早已成为城市诗的名篇。

       ⑦当然，诗与小说尽管都是文学，由于艺术表现的特质和属性不同，二者对城市的表现视角和能量也各不相同。小说可以展现一座城市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写出千奇百怪的市民形象，此其强项；诗在这方面的能量不及小说、但她可以直接表达一座城市的精神风集中写出这座城市的情绪、心态和时代呼声。这又是小说所不及的。我们要了解一座城市的市民生活，应从小说中去寻找；而要了解一座城市的精神风貌，则不得入从诗中去寻找，由此可见，对于一座城市来说诗人与小说家同样重要。

       ⑧然而，小说家可以从俗，诗人不会。从这一点上来说，文学的纯择性和高贵品质，在诗人身上也许会闪现得更多一些。这也正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品格所不可缺少的。尽管小说及其派生的电影、电视剧已走进城市人的文化生活，但它无法建构一座城市的精神高地；虽然然诗一再地被边缘化，但她仍是一座城市精神高度的重要标志。人要诗意地栖居，除了内心，在其生治的环境中也应有诗性的存在，如果周围全是市侩气，那是无法“诗意地栖居”的。诗可以使一座城市变得更美好，用诗人李琦的诗来说：“有诗人的城市就是一座好城”（有删节）

    学界曾普造认为，我国古代社会停滞以至僵化始于宋代。其实，宋代是个竞争性强、开放性高的社会，也是封闭式的固态社会，人们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以及职业具有非运动性，和前代相比，宋代呈现较为明显的社会流动倾向。社会流动是指人们的社会地位以及职业的变动，是社会自我调节的重要机制之一，是社会富有活力与否的业要标志。面对社会流动增大的现实，宋人张載在《经学理窟》中说：“今日万钟，明日弃之；今日富貴，明日饥饿。”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往往世代为官，这种状况到唐代没有根本性改变。宋代“朝廷无世臣”士庶界限趋于消解，官民之间可以转化。沈伦原是以教书为业的穷书生，后来官拜宰相，去世后，家道随之中落。宋代政治上的流动与科举改革关系极大。宋代“取士不问家世”“一切考诸试篇”，采取弥封、春录等措施，平民子弟仕进的可能性增大。明代学者胡应麟在《华阳博议下》中说：“五代以还，不崇门阀。”宋代门第观念相对淡簿，人们更加看重科举和官职，这些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前士庶不通婚、不交往的旧习俗有所改变，出现了“婚姻不问阀门”“所交不限士庶”（朱熹《增损吕氏乡约》》等新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经济色彩浓重。中唐前后，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更上利者往往“累千金之得，以求田问含”，政治权力向经济力量屈服，宋朝政府不得不减少对土地买卖的限制和千预。土地作为商品较多地进入流通领城，土地所有权转换频率加快，以致“庄田置后频移主”（刘克庄《故宅》）。苏洵曾感叹：“富者之子孙或不能保其地，以复于贫。”商人比田主风险更大，“有朝为富高，暮为乞丐者”，达官显宦同样难免。对于经济上的社会流动，宋人概括道：“富儿更替做。”

    我国古代，人们的身份被固化为四大夷别—士农工商。士列四民之首，商居四民之末。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四民由四种不同身份波变为四种不同的职业。范仲淹《四民诗》便将四民一视同仁，并为商人鸣不平：“转货赖斯民。远近日中合，有无天下均。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随着商人地位的提高，宋代士商相混。苏辙渲染道：“凡今农工商之家，未有不含其旧而为士者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甚至一身二任。大将张俊既是枢密使，又是临安大酒店太平楼楼主，还经营海外贸易；亦商亦官者，如荼商马季良官至兵部郎中、龙图阁直学士等。

    社会流动规模过大，尤其是经济上的流动规模过大，贫困户猛增，暴发户飙升，势必造成社会动荡。宋代的社会流动尚属适度，这是宋代既富有活力、又不曾发生、全国规模的民众反抗事件的重要原因。当然，宋代的社会流动是有限的，贫者贱者上升的概率不大，远远不是以填平贫富賁贱分化、阶级阶层分野的鸿沟。

（摘编自张帮炜《从社会流动看宋代社会的自我调节与活力》）

    笺纸是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固有的艺术形式和交流载体。表面看来，它的作用就是诗文唱和、书札往来。但是，由于它一产生就和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因此就带有明显的精神印记。

    从古代的竹简、木牍到缣帛、纸张，中国的先人们一直在寻找便捷而低廉的文化载体。最后，纸张成了传播信息、记录历史、传承文明最为理想的媒介。因此，人们对纸张情有独钟。爱美是人的天性。由于素纸不能满足人们审美的需求，便有了染色、砑花、描绘花纹图案等完全出于审美追求的举措。之后，便以雕版、饾版、拱花的形式赋予笺纸更多的艺术含量。可以说，笺纸的发展史不仅是印刷技术的发展史，更是历代知识分子对美的自觉追求史。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因此，各种类型的笺纸都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厚重的根基。比如，博古题材的笺纸向人们展示了古代文明的遗迹，大凡钟鼎、器物、钱币，都是秩序、权威、社会交往的象征；再比如，大量的佛像笺、罗汉笺的印行，无疑是在向人们传播、普及佛教精神；再比如，将山水林泉、高人隐逸作为笺画的题材，也正是在传递一种遗世独立、洁身自好、不随流俗、不同流合污的精神气度；再比如，大量蔬果笺、花卉笺的流行，也表现了人们对美好事物和美好生活的向往；再比如，鱼藻笺、花鸟笺、生肖笺的出现，也在向人们传递大自然的美妙信息，引导人们热爱自然、珍惜自然、顺应自然，等等。

    笺纸对于传统文化的普及、传承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在古代，许多作家的作品通过个人题壁、歌女吟唱的形式传播四方。在现代社会，传统文化不仅可以通过图书、报刊、音像、影视等形式进行传播，而且可以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用具进行传播。作为文房清玩的笺纸，由于它和知识分子的生活密不可分，因此扮演了传承传统文化的角色。如前所述，笺纸中不仅有图画，而且有书法、篆刻、诗词、掌故，通过笺纸，人们可以重温诗、词、歌、赋的名句，可以品味传统文化的精神。比如，林纾的宋词意笺，陈师曾的杜甫诗意笺，都在很大程度上普及了唐诗宋词。应该说，在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方面，笺纸功德无量。

    中国的笺纸内涵丰富，琳琅满目，给人以目不暇接、美不胜收之感。世界上还没有第二个国家将笺纸印制成一种精美绝伦的艺术品，赋予其如此多的文化内涵，使其承载精神追求和人文情怀的使命。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现在关注笺纸的人愈来愈少。随着电脑的普及，微信、短信、邮件的常态化，除了极少数人，已经很少有人再写信了，更遑论用毛笔在笺纸上书写信件和诗文了。如何把笺纸及其文化传承下去，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思考。

（摘编自刘运峰《中国笺纸：微型国画的人文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