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正值“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基于对这一现象的担忧，为了维护社会安定，巩固封建统治，孔子提出了如下思想：“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一些人把“寡”解为土地财产少当是误读，所谓“寡”类似于老子“小国寡民”中的“寡民”。孔子的“贫”是指土地和财产少。孔子的“均”应有两解：一是“平均”，如（（荀子•君道》：“以礼分施，均编而不偏”；二是“公平”，相当于《管子•形势》所言“天公平而无私，故美恶莫不覆；地公平而无私，故小大莫不载。”

   这段话经常被当作儒家宣传平均主义的经典表达加以批判。有的学者指出，社会财富分配的公正合理，确实是社会稳定的前提之一，但孔子“患不均”之正确，并不能证明“不患贫”之合理；“均无贫”不合事实，“不均才贫”更不合逻辑；“均”是分配形式，“贫”是财富多少，财富分配之均与不均，与财富之多少没有关系。“不患贫”是危险的，因为“贫”正是“不安”的首要原因；物贫则人争，争则不安；人所争者，正是这不足之物。“均无贫”彻底的没逻辑，其极端形式是人人都是零，也就不是贫；而人人都是零，均是绝对均了，但贫还是贫。

   这番言论虽不乏深刻，但存在诸多误解。不能脱离特定的语境加以解释。要知道，孔子这段话是针对季康子掌权者之流通过对外战争攻伐等不义手段掠夺土地和人口而讲的，不是泛泛而论。他分别把“均”、“和”、“安”和“贫”、“寡”、“倾”当作两种价值，“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表面上看是只追求平均、安定而排斥土地和人口的增加，其实不然，他不过是强调通过采用“均”、“和”、“安”的手段和途径达到解决“贫”、“寡”、“倾”的问题。总之，是利用“均”、“和”、“安”的工具理性达到无贫、无寡和无倾的价值理性目的。“均”作为分配形式同“贫”并非完全没有关系，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财富的生产和不同人所占有的财富多少。“均无贫”是说“均无极贫”，绝对平均会致贫，但相对平均却可以防止极端贫困、防止两极分化。其实，从另外意义上说，孔子又何尝不“患贫”、“患寡”呢，他对足食、足兵、民信的肯定，对庶、富、教的赞许，就是最好的说明。“贫”确实是“不安”的重要原因，但历史表明“不均”也是“不安”的根源。就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均贫富，并不是绝对的平均主义。在文化分子特别是儒家的心目中，它不过是相对的平均思想，是协调贫富差距，使之保持在适当限度之意。”（封祖盛、林英南：《开放与封闭》）一定的贫富差距在私有等级社会是必要和必然，只是孔子在肯定使各个等级的财富与其身份地位相一致、强调等级分配的同时，坚决反对过度贫富差距。当季康子试图借改革税赋制度以聚敛更多财富时，孔子说：“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孔子讲季康子比王朝的周公富有，而冉求还替他搜刮、聚积增加他的财富；冉求不是我的门徒了！你们大张旗鼓地去声讨他好了。

（节编自涂可国《也谈儒家的财富观》）

    反腐，是古今中外都备受关注的话题，“老虎、苍蝇一起打”，大贪小贪均不放过。一个国家的社会进步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既是治官治吏史，也是反贪反腐史，古代各朝都成立相当于今反贪局或监察部这样的中央监察机构。

    秦朝是中国历史第一个建立完备监察机构的朝代，此机构名叫“御史台”，一把手叫“御史大夫”；汉代时，御史大夫被提升到与丞相同一行政级别别。汉文帝时，鉴于当时御史监察不力的情况，临时调派身边可信人员到下面核查，此行为称为“刺”。汉武帝于公元前106年正式设立“刺史”，这成为中国古代反贪的一种新型“反腐办”。

    除常规监察机构反腐外，古代还有最有效的一招，是动员民间参与反腐，鼓励民间积极“举报”。刘彻建立所谓“言事变”制度，就是俗话所说的“打小报告”；南北朝的北魏拓跋嗣（魏明元帝）当皇帝时，专门下诏，鼓励民众举告贪官；到了北宋，“上奏言事”备受重视，范仲淹、包拯、王安石、朱熹，都曾给皇帝写过很多反腐奏折，《包孝肃公奏议》一书多是揭露、举报官员腐败的，当时的贪官最怕被包拯奏上一本；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除了允许越级告状、鼓励实名举报外，还支持民间进京上访。

    “举报”虽然可以减少官员腐败现象，但腐败仍无法从根本上杜绝。于是，“制度反腐”成为一种探索。所谓“制度反腐”，古人叫“治贪用重典”，在《吕刑》中便有“其罪惟均”的说法，即官员贪赃枉法，与庶民同罪。

    从量刑上看，对官吏犯罪的法律惩罚重于常人。在秦朝，“通一钱者，黥为城旦”，即行贿受贿达到一个铜钱，就要受到脸上刺字并服苦役的刑罚。明朝对贪官用刑之酷是历史上罕见的，尤其让人感到恐怖的是“剥皮实草”，贪官污吏们被拉到府州县衙门左首的土地庙杀死，并将他们的皮整张剥下来，里面填上稻草，然后把这些假人摆在衙门的公座旁边，以这种阴森恐怖的方式与继任官员进行职务的移交。有学者对唐宋明清四朝正七品官月俸数与当时的贪污受贿数额作过比较，结论是当时官吏贪污受贿相当于正七品官一个多月甚至低于一个月的俸禄，就要被绞杀。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在严惩贪官污吏的同时，十分重视教化的作用，积极大力倡导廉政，并用通过学校、家庭和社会等多种途径传播廉政信条，力图使官吏能够自我约束、自我克制。“腐败”是当前社会面临的一大公害，反腐败斗争已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我们必须以史为鉴，立足于民主和法治的基础，完善廉政制度，长期不懈地进行反腐倡廉，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

（摘编自“中华励志网”）

传统村落保护呼唤新乡贤

王院成

    传统村落是中国农耕文明的精粹、乡土中国的“活化石”，也是人们现代乡愁的有效“消纳地”。近年来，尽管包括政府在内的多种外援性力量都积极介入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但由于“不在场”，外部力量无法有效转化为传统村落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力量。这是传统村落保护难以取得预期成效的重要原因。

    乡贤是乡村社会教化的启蒙者，是乡村内外事务的沟通者，是造福桑梓的引领者。在传统社会，皇权止于县，乡贤则以其特有的社会文化权威主导和推动着乡村社会的治理和发展。在现代社会，新乡贤既包括传统村落精英、返乡创业者和退休还乡者等“本土化”社会群体，也涵盖非政府组织志愿者、专家学者、村官等“非本土化”社会群体。要破解传统村落保护“最后一公里”的难题，须发挥好这些新乡贤的作用。

    村落空间布局与形态是传统村落的“筋骨肉”。保护传统村落要对传统村落的空间布局与形态进行“修复”和“再造”。这一方面需要新乡贤利用新思想、新理念启蒙和引导民众，让他们拓宽视野、转变观念，对传统村落的自然资源、历史遗存、文化传统等进行普查、整理，认识到传统村落是迥异于城市聚落形态的，具有宝贵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人居形态，重新树立对传统村落的“文化自信”。另一方面需要新乡贤指导村落民众修复传统村落中的山水、田园、道路、建筑等基本格局，保护村落中的文物古迹、历史遗存、特色民居等传统建筑，恢复传统村落的文化空间，修复传统村落的格局与形态，而非自鄙自毁，大拆乱建，盲目过度开发。

    村落文化是传统村落的“精气神”。只有发挥新乡贤的“燎原”作用，示范和带动村落民众依托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不断改善和优化传统村落的文化生态，恢复传统村落的公共文化生活，复苏传统村落的节日习俗、民间信仰、手工技艺等历史传统和文化记忆，才能激发传统村落的生机和活力，彰显传统村落的特色和魅力。

    村落共同体是基于“乡、土、人”三者关系而结成的利益共同体。重塑传统村落共同体，需要发挥新乡贤独特的“聚合”功能，推动村落民众把村落传统礼治秩序与现代村民自治有机结合，提升传统村落的治理能力与水平，让村落民众在村落发展和村落事务管理中掌握主动权、增强话语权、赢得发展权，在与国家政策、市场力量以及现代城市的“互动”中增强对传统村落的认同感和归宿感，从而“聚合”为新的村落共同体。

    传统村落是中华文明的历史根脉，是中华文化“再生产”的重要基点。保护好传统村落可以让我们有效地安顿好过去，从容地赢得未来。在“国家在场”的语境下，保护传统村落关键在于村落民众的“在场”和“文化自觉”，核心在于发挥新乡贤的“领头羊”和“引阵雁”作用因此，制定科学而有效的制度大力吸引新乡贤回乡，让他们引领和带动村落民众自觉珍惜和保护传统村落，自觉利用传统村落文化遗产进行“文化再生产”，才能让人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真人秀：有意思也要有意义

    过去几年，真人秀在中国的发展几乎可以用“鲜花着锦、烈火烹油”来描述。这一从西方舶来的节目形态，在体验了超乎寻常繁华的同时，也深藏着隐而未现的危机。本该以“真”为核心元素的真人秀，在不加节制和恶性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开始变得越来越“假”，甚至在公众言谈中成为“过气艺人”夺眼球、搏出位的“孤注一掷”。赫胥黎说“我们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他所担心的正是文化演变成感官刺激和物质欲望的概念碎片，而真理则被掩盖于日常生活的琐屑狂欢之中。

    电视是当代社会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从规律上看，任何一种节目形态发展的过程都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个是“有人看”，即电视节目具备吸引观众注意力的基本特征，或提供实用的信息，或带来轻松的娱乐；第二个是“有意思”，即在拥有特定的观众群体的基础上，努力提升节目的制作水准，给观众带来日益精良的审美体验；第三个是“有意义”，也就是令电视履行公共文化空间的社会责任，令经过验证的主流价值得以彰显，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转。

    目前中国的真人秀节目已较为顺利地完成前两个阶段的任务，《中国好声音》《奔跑吧！兄弟》《爸爸去哪儿》等节目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了对外国模式的完整移植和精细改造，并将自己打造为当代社会最显著的视觉奇观之一。眼下的发展方向，应当是着力解决第三个问题，也就是“有意义”的问题。

    “真人秀”的本质虽是“秀”，但特色在于“真”，亦即，同样是娱乐，也必然有真诚和虚假的区分。这个“真”字，既包含节目形态设计上的真实性考量，即以“记录”而非“虚构”作为叙事和表现的主要手段；也明确要求节目在文化价值上承载一种不造作、不浮夸、不炫耀的本真的生活态度。脱离了返璞归真的文化内涵的真人秀，哪怕拥有再豪华的明星阵容、再盛大的狂欢场面，也只能是伪装在真实外壳下的一种娱乐至死的新形式而已。

    当下，中国的真人秀仍高度依赖“明星制”，在价值倾向上也极为倚重商业逻辑和消费主义。“素人”的概念虽很早即被提及，但囿于电视产业的独特结构，真正有影响力的节目罕见。反而是在网络自制领域，一些新潮的生产者更好地捕捉了真人秀在形态和内涵上的发展规律，推出了兼容“有意思”和“有意义”的素人实境秀，比如腾讯视频《我们15个》将15个背景迥异的普通人置于平顶的封闭空间，进行全天24小时、一年365天的完全呈现，便在形态上十分符合真正意义上的真人秀文化要求。

    中国的素人秀和欧美国家的主流素人秀相比还有一定的区别：风靡全球的《幸存者》和《泽西海岸》等节目更多强调冲突的因素，如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这与西方文化对个人英雄主义的推崇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我们15个》等素人秀却更强调“社群”的概念，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这显然也是中华文明传统的要旨所在。

    概而言之，真人秀节目固然是一种获取娱乐的方式，但如果这种娱乐与文化和价值的土壤相脱离，则必然会演变成“为娱乐而娱乐”的虚无态度。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互联网视频行业的崛起，原有的电视文化体系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新兴的节目生产主体显然有着更广阔的国际视野和更长远的规划设计，逐渐意识到随着明星资源的耗尽和观众审美的疲劳，那种以“外国模式、明星出位、粉丝互掐”为传播特征的真人秀必将走向“真实”的对立面并将其在过去几年中积累的文化资源消耗殆尽。形态上的“素人”和“真实情境”以及文化价值上的回归主流，才是令真人秀焕发青春活力的必由之路。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5年08月01日09版）

当代文艺审美中的“粉丝”与“知音”

周兴杰

    ①“知音”一词源于钟子期与俞伯牙的故事。子期因为能听出琴音寓意，被伯牙引为“知音”。子期辞世，伯牙毁琴不操，以示痛悼。由此可知，“知音”的内涵至少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接受者能准确把握、解读出作品的主旨，从而经由作品，接受者与创作者在精神层面产生深度契合；二是以作品理解为基础，创作者与接受者形成相互依赖、相互需要乃至相互尊重的关系。在高雅艺术的欣赏中，接受者以能成“知音”为荣，创作者以能有“知音”为幸。说一部文学史或艺术史，是作为“知音”的批评家为他们心仪的文学家、艺术家树碑立传的历史，并不为过。因此，“知音”有意无意地被默认为高雅文艺的欣赏者。

    ②而“粉丝”这一名称则有些不伦不类，它是大众对“fans”一词自发的、戏仿式的音译。在最直接的意义上，“粉”或“粉丝”就是某些事物的“爱好者”。如果仅在“爱好者”的意义上来使用的话，那么说“我是莎士比亚的粉丝”也是没有问题的。但由于社会成见和媒体引导，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粉丝”一度被贴上了狂热、非理性、病态等标签，当作对某些大众文化产品不加辨别的、缺乏抵抗力的消费者而受到非议。尽管现在人们能以一种理解的眼光来看待“粉丝”，但其被限定特指大众文化的欣赏者却是事实。

    ③知音精于深度耕犁文本，其文本辨识力自不待言。那粉丝有没有文本辨识力呢？通过深入粉丝的文化实践，研究者发现，粉丝对于特定文本是存在敏锐的辨识力的。20世纪80年代，有人用“全庸”之名仿作金庸小说，以图鱼目混珠。结果读者去芜存菁，终使各式“全庸”尽数淘汰。由此可知，粉丝像知音一样，都具有敏锐的文本辨识力，并忠于自己的文本感受。但粉丝文本辨识的有趣一面在于，他们会因为极度关注文本的某些细节，而选择性地忽略其他细节。这种“专攻一点、不计其余”的辨别方式，主观随意性不言自明，与知音式文艺批评的理性、客观旨趣相去甚远。

    ④粉丝欣赏要求突破高雅文艺欣赏所规定的“距离”，使欣赏化为广场式的狂欢。粉丝欣赏的参与性更突出的表现是，他们不会仅仅停留在对小说、影视作品、歌曲等原作本身的欣赏上，还会进一步消费许多衍生产品，如印有明星头像的T恤、玩偶，等等。如此，粉丝将文化工业提供的资源带入其日常生活实践，并在使用中完成文本意义的重新组装。与此不同，“知音”则更尊重作家的创作意图或作品主题，他们更像采矿者，努力掘开文本的岩层，提炼出深藏其下的金子般的创作主旨。

    ⑤伴随积极的参与，粉丝的生产力也释放出来了：他们不会停留在文本的消费上，而是以文化工业产品为资源，创造出数量庞大的、五花八门的新文本，如网络同人小说、模仿秀及流行音乐粉丝们的翻唱和MTV翻拍等，这种新文本有时会达到与原作不相上下的地步。而“知音”呢，他们的生产力主要表现在分析精辟的批评文本上，此外很难看到其他类型的新文本。由此可见，“知音”和“粉丝”不能相互替代。

（选自2017年3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节）

    2003 年，有一个词语让中国人听起来一度感到恐慌，那就是“非典”。这种疾病并非 2003 年才新出现，也并非中国才有。在此之前，人们对“非典”十分陌生，加之此次在中国流行的“非典”的病原体是以前从未见过的新的病毒，面对突如其来的流行疾病，人们显得束手无策。没有现成的治疗方案；没有有效的冶疗药物，传统的抗菌药物治疗无明显效果；没有有效的预防手段，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隔离。

    “非典”是非典型性肺炎的简称。开始发作时有流感一样的症状，如发烧、咳嗽、头痛等；但体温一般超过 38 度，多为干咳少痰，偶有血丝，有时伴有畏寒。感冒一般没有肺炎的迹象， 而“非典”有明显的肺炎迹象。但它又不同于由肺炎链球菌等常见的细菌引起的大叶性肺炎或支气管肺炎等典型性肺炎，它主要是由流感病毒、支原体、衣原体、腺病毒或其他较不寻常的微生物所引起的肺炎，它的传染力强多了。除了上述症状外，“非典”还伴有关节酸痛、乏力、腹泻，有时胸闷、气促或明显呼吸窘迫等症状。各国科研人员通力合作，终于正式确认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是引起此次流行的“非典”的病原体。这种病毒能在人体内繁殖，伤害自身组织， 破坏免疫系统，也可能引发无数并发症，致使患者的病情急剧恶化。它可以在体外存活 3－6 小时。现在的证据显示，“非典”是经飞沫传播的，病毒在飞沫（口水珠）内。由于水珠比空气重，所以病毒只会停留在 1 米范围内的物体表面；另外，接触患者呼吸道分泌物或接触已有病毒的物体表面，然后接触自己的黏膜（眼、口、鼻），也会感染。“非典”病毒的潜伏期一般为 2－12 天（通常为 3－5 天），潜伏期的患者一般不会传染，病症一般会维持 10－14 天。

    “非典”并非无法可疗。事实上，现阶段医学已有新突破，在治疗过程中已获很高的成功率。专家认为，保持环境空气的流通；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保持心情愉快；加强锻炼，增强自身的免疫能力；尽量不与病人接触，是可以有效地预防“非典”的。对未知的恐惧，莫过于人群对出现流行病的反应那样，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流行疾病的原因不明时尤其如此。随着对“非典”的深入了解，人们的恐惧感会慢慢降低，正如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惧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