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言之美

朱光潜

    ①孔子有一天突然很高兴地对他的学生子贡说：“予欲无言。”子贡就接着问他：“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②这段赞美无言的话，应怎样去理解呢？

    ③言所以达意，然而意决不是完全可以言达的。因为言是固定的，有迹象的；意是瞬息万变的，飘渺无踪的。言是散碎的，意是混沌的。言是有限的，意是无限的。以言达意，好像用断续的虚线画实物，只能得其近似。

    ④文学是以言达意的一种艺术。文字语言固然不能全部传达情绪意旨，假使能够，也并非文学所应希求的。譬如《论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几句话决没完全描写出孔子说这番话时候的心境，而“如斯夫”三字更笼统，没有把当时的流水形容尽致。如果说详细一点，孔子也许这样说：“河水滚滚地流去，日夜都是这样，没有一刻停止。世界上一切事物不都像这流水时常变化不尽么？过去的事物不都就永远过去决不回头么？我看见这流水心中好不惨伤呀！……”但是纵使这样说去，还没有尽意。而比较起来，“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九个字比这段长而臭的演绎就值得玩味多了！

    ⑤在上等文学作品中——尤其在诗词中——这种言不尽意的例子处处都可以看见。譬如陶渊明的《时运》，“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本来没有表现出诗人的情绪，然而玩味起来，自觉有一种闲情逸致，令人心旷神怡。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末二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也没有说出诗人的心绪，然而一种凄凉惜别的神情自然流露于言语之外。此外像陈子昂的《幽州台怀古》：“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李白的《怨情》：“美人卷珠帘，深坐颦蛾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虽然说明了诗人的情感，而所说出来的多么简单，所含蓄的多么深远？

    ⑥再就写景说，无论何种境遇，要描写得惟妙惟肖，都要费许多笔墨。但是大手笔只选择两三件事轻描淡写一下，完全境遇便呈露眼前，栩栩欲生。譬如杜工部的《后出塞》：“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平沙列万幕，部伍各见招。中天悬明月，令严夜寂寥。悲笳数声动，壮士惨不骄。”寥寥几句话，把月夜沙场状况写得多么有声有色，然而仔细观察起来，战地情况还有多少为杜工部所未提及。从此可知文学上我们并不以尽量表现为难能可贵。

    ⑦流行语中有一句话：“言有尽而意无穷。”无穷之意达之以有尽之言，所以有许多意尽在不言中。文学之所以美，不仅在有尽之言，而尤在无穷之意。（有删改）

    元宵节舞鱼龙灯的习俗在我国历史悠久。在我国古代文献、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中，均可以找到关于鱼灯的记载。东汉张衡《西京赋》中有关于鱼化龙、龙化鱼的记载，两千多年前，在西汉京都长安，鱼灯、龙灯及鱼龙文艺已盛极一时。南朝粱元帝萧绎《对灯赋》中也有“本知龙灯应无偶，复讶鱼灯有旧名”，对元宵夜抢眼夺目的龙灯、鱼灯称赞有加。宋朝词人辛弃疾在《青玉案•元夕》“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中生动再现了通宵达旦舞鱼龙灯的盛况，体现了鱼龙舞在花灯表演中所担负的重要角色。

    那么，究竟什么是鱼龙舞呢？鱼龙舞是鱼灯和龙灯混合表演的舞蹈。鱼龙舞成为古代节日文化重要的表演习俗，源于古人的崇鲤观念。这一观念可以追溯至六千年前西安半坡仰韶文化出土的彩陶上生动的鱼纹。人们在从事日常的捕鱼生产中，把有关鲤鱼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加以神化，将鲤鱼视为神鱼加以膜拜，并发展到以鱼为图腾的原始巫术舞蹈。这种发轫于巫术的舞蹈对后世鱼龙舞的形成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元宵节表演的鱼龙舞总给人鱼龙相随，鱼龙混杂的印象。宋代《埤雅•释鱼》记载：“俗说鱼跃龙门，过而为龙，唯鲤或然。”《本草纲目》称：“鲤为诸鱼之长，形状可爱，能神变，常飞跃江湖。”清代《辛氏三秦记》记载：“江海大鱼薄集龙门下，数千，不得上。上则为龙，不上者为鱼，故云曝鲤龙门。”唐朝大诗人李白专门为鲤鱼跳龙门写了﹣首诗：“黄河三尺鲤，本在孟津居，点额不成龙，归来伴凡鱼。”

    按照民间传说，凡跳过龙门的鲤鱼即可变成龙，即与《西京赋》中“鱼化龙”的说法相吻合；没有跳过龙门的鲤鱼“归来伴凡鱼”。也有记载显示，“归来伴凡鱼”的既不是原来的鲤鱼，又不是飞过龙门的飞龙，而是在“鱼化龙”中变异而成的鳌鱼。鳌鱼保持了龙头、龙角、龙须，其身上却布满鱼鳞，保留鱼尾。这一变异在传说故事中是以鲤鱼“偷吞了海里的龙珠”实现的。无论是“鱼化龙”，还是“龙化鱼”，均反映了“鱼龙合一”以及它们之间极为特殊的关系。

    传承至今的鱼灯舞是研究民俗文化的活化石，它们传承千百年而不衰，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分布在深圳沙头角的鱼灯舞、广东梅州的鲤鱼灯舞以及福建莆田的九鲤鱼灯舞，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三地的鱼灯舞和宋代的鱼龙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沙头角鱼灯舞的表演形式以众鱼围绕“神鱼”黄鳢角展开，整个舞蹈呈现了群鱼献祭的主题。舞蹈的重点角色“黄鳢角”即为鳌鱼的化身；梅州的鲤鱼灯舞也被称作“五鲤跳龙门”。五鲤由一雄四雌组成，唯一的一条雄鱼，即为青色的鳌鱼。舞蹈由5位年轻的女子表演，鲤鱼灯舞深受汉代乐舞百戏的影响。莆田的九鲤鱼灯舞在表演时，由9条不同的鱼在龙珠灯的引导下出场。据考证，九鲤鱼灯舞和深圳沙头角的鱼灯舞，无论在舞蹈动作，还是在鱼龙组合上，均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从鱼灯舞蹈的表现内容、源流和传承发展来看，三种鱼灯舞均呈现了较强的独立性和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它们与中原古代文化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们在漫长的历史发展和变迁中，不断吸收各地方文化的精华，经过冲突、融合、再冲突、再融合，才发展到如今人们在元宵节花灯中所看到的精彩纷呈的鱼龙灯舞。

（摘编自《元宵时节舞鱼灯》，《百科知识》2016.1）

国产电影“喜剧的忧伤”

    ①国庆长假，带着孩子走进影院看了两部“口碑好”的电影，一部是徐峥自导自演的《港囧》，一部是开心麻花出品的《夏洛特烦恼》。原以为走进影院便会倒头就睡的孩子，竟边看边哈哈大笑，很是过瘾。

    ②回来再看微信朋友圈里，对这两部电影各种刷屏点赞，从《港囧》里的经典老歌盘点，到《夏洛特烦恼》里的笑料段子回顾，有不少媒体人更感慨“值得看第二遍”。

    ③在我看来，这两部喜剧电影殊途同归，一个延续了徐峥“泰囧式”的搞笑风格，将人到中年的各种“囧”事很用心地攒到一起，一个则将开心麻花式的幽默段子，发挥到极致，凑了个东北风味的经典大乱炖，电影最后，都回归到了一个主题：珍惜眼前人，过好当下的生活。

    ④这也让我想起了去年发生在北京人艺的一件不太愉快的“囧事”。当时一群“90后”学生走进人艺看最经典的话剧《雷雨》，让人没想到的是，当演员全情表演时，台下的青年学子们竟“笑声不断”，后来有记者采访，笑场的原因是“演员表演太滑稽”。

    ⑤目前，我们的观影人群多为“90后”“00后”，这些看着《泰囧》《小时代》成长的孩子，对他们从小便接受、耳濡目染的流行文化相当熟悉，甚至是追逐热捧，而对如《雷雨》这样的经典文化却难以亲近，这也反映了当下我们的文化生态有所缺失，那就是少了对经典的敬畏和传承。

    ⑥今年两会上，习主席点赞的由路遥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重新掀起了一股“路遥热”。这部创作于80年代的文学经典，在今天读来，之所以依然有很强的生命力和感染力，正是因为它透过少安少平兄弟俩的奋斗历程，透过润叶晓霞姐妹俩的善良人格，颂扬了人类永恒的主题——人性的真善美，这部作品传递的价值观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经典在今天读来，依然能让我们内心感动，不是因为它的滑稽搞笑，更不是因为它的华丽场景，而是人性之光。那些让人一笑而过的作品，注定在文化的长河中站不住脚。

    ⑦在写这段文字的时候，微信圈里的媒体人正报喜，《夏洛特烦恼》逆袭《港囧》，成为国庆档里的票房“黑马”，并列举了剧中多处“让人忽略的搞笑细节”，如果一部电影，最终给人留下的只有搞笑的段子，我们是该开心还是悲哀呢？

    ⑧我们的电影，固然需要像《港囧》《夏洛特烦恼》这样能娱乐大众的搞笑电影，就好比我们做网站新闻，明星娱乐新闻总能吸引眼球，但能体现一个网站的品味和格调的，更是那些有情怀、有内涵、有底蕴的作品。

    ⑨北京人艺话剧 《喜剧的忧伤》，2012年上演时曾一票难求，剧本改编自日本著名编剧三谷幸喜的《笑的大学》，留给人们的不只是好笑。但愿我们的国产喜剧电影，让人笑过之后，更多一些感悟，更多一些感动，更多一些思考的余味。

    ⑩我们的国产电影今后向何处去？我以为，既需要流行，更呼唤经典。

    ①乡饮酒礼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宴饮风俗，为周礼之一。西周至清朝的历代政府多将其视为倡导敬老尊贤，长幼有序，谦让不争的道德教化举措，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推行。据《仪礼》等文献记载，乡饮酒礼正式的宴饮过程分为迎宾、献宾、乐宾、旅酬、无算爵、无算乐等环节，在升降拜答、注重行为仪式感的同时，将《诗经》音乐的演唱、演奏融入其中，使道德礼仪的思想主张在艺术层面得以充分展现。

    ②作为诗乐艺术集中展示的乐宾环节，共囊括了十八首《诗经》作品，通过多种形式的音乐演绎，以表达对宾客的尊敬和慰劳，同时在礼乐教化的层面突出厚重典雅的君子风貌，彰显人伦之道。乐宾环节，可分为升歌、笙奏、间歌、合乐四个阶段。

    ③正式的诗乐演出结束后，宾主双方进入开怀畅饮的无算爵环节。只要不酒后失仪，那么饮酒可以不限量，所以叫无算爵；其间乐工一直在演奏、歌唱诗乐，所以叫无算乐。席间，举杯连连，歌声阵阵，雅乐为伴，和乐且湛。借助诗乐艺术丰富的表现力和层层递进的互动演绎，礼仪的严肃性与宴饮的娱乐性得以有效、自然地融会贯通，使乡饮酒礼的整个宴饮过程，更像是一场规模宏大的礼乐艺术演出。酒、礼、诗、乐在此和谐满盈、交相辉映，给人以强烈的精神体验和文化熏陶。

    ④在乐宾的诗乐表演中，乐工的动作、位置、朝向等细节都体现出丰富的礼仪元素，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升歌与笙奏随着宴饮的节奏，从独立表演到呼应表演，再到合作表演，显示出礼乐艺术清晰、严谨的章节段落感，以及审美体验的完整性。

    ⑤值得一提的是，乡饮酒礼中乐工们或坐于堂上鼓瑟歌唱、或立于堂下吹笙演奏的技艺分工与表演模式，与我国古代音乐艺术的巅峰——隋唐燕乐中的，坐部伎与立部伎极为相似，只不过后者在乐队规模上更为庞大、音乐风格上更加多元。这也说明，乡饮酒礼诗乐艺术作为一种兼具雅乐与燕乐（又称宴乐）功能的演出蓝本，对古代音乐艺术向专业化发展有着积极的引领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⑥作为一种专业化的音乐表演形式，乡饮酒礼诗乐最大的艺术特色，就是将声乐演唱与器乐演奏有机结合，从而增强音乐语言的表现力。音乐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有声乐语言和器乐语言之分，各有特色，互为补充。早期的诗乐艺术明显是以声乐歌唱为主，但随着礼乐表演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器乐演奏的艺术功能逐渐被放大、强化。而笙的构造与演奏方式，使其非常接近人声，加之丰富的力度变化与特殊的和声效果，奠定了笙在古代诗乐表演中的重要地位。乡饮酒礼中演奏的六首笙诗在《诗经》中有目无辞，作品原初是否有唱词，长期以来都有争议。但从音乐体裁与表现方式的层面，我们完全可以将这些作品理解为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无言歌，而且这些作品都有明确的文学性主题，与今天标题音乐性质的器乐作品很类似。

（节选自何洋《乡饮酒礼中的诗乐》，《光明日报》2018年7月9日）

书家和善书者

沈尹默

    “古之善书者，往往不知笔法。”前人是这样说过。就写字的初期来说，这句话，是可以理解的，正同音韵一样，四声清浊，是不能为晋宋以前的文人所熟悉的，他们作文，只求口吻调利而已。笔法不是某一个人凭空创造出来的，而是由写字的人们逐渐地在写字的点画过程中，发现了它，因而很好地去认真利用它，彼此传授，成为一定必守的规律。由此可知，书家和非书家的区别，在初期是不会有的。

    写字发展到相当兴盛之后（尤其到唐代），爱好写字的人们，一天比一天多了起来，就产生出一批好奇立异、相信自己、不大愿意守法的人，各人使用各人的手法，各人创立各人所愿意的规则。凡是人为的规则，它本身与实际必然不能十分相切合，因而它是空洞的、缺少生命力的，因而也就不会具有普遍的、永久的活动性，因而也就不可能使人人都满意地沿用着它而发生效力。在这里，自然而然地便有书家和非书家的分别了。

    有天分、有休养的人们，往往依他自己的手法，也可能写出一笔可看的字，但是详细监察一下它的点画，有时与笔法偶然暗合，有时则不然，尤其是不能各种皆工。既是这样，我们自然无法以书家看待他们，至多只能称之为善书者。讲到书家，那就得精通八法，无论是端楷，或者是行草，他的点画使转，处处皆须合法，不能四号苟且从事，你只要看一看二王、欧、虞、褚、颜诸家遗留下来的成绩，就可以明白的。如果拿书和画来相比着看，书家的书，就好比精通六法的画师的画；善书者的书，就好比文人的写意画，也有它的风致可爱处，但不能学，只能参观，以博其趣。其实这也是写字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

    六朝及唐人写经，风格虽不甚高，但是点画不失法度，它自成为一种经生体，比之后代善书者的字体，要严谨得多。宋代的苏东坡，大家都承认他是个书家，但他因天分过高，放任不羁，执笔单钩，已为当时所非议。他自己曾经说过：“我书意造本无法。”黄山谷也尝说他“往往有意到笔不到处”。就这一点来看，他又是一个道地的不拘拘于法度的善书的典型人物，因而成为后来学书人不须要讲究笔法的借口。我们要知道，没有过人的天分，就想从东坡的意造入手，那是毫无成就可期的。我尝看见东坡画的枯树竹石横幅，十分外行，但极有天趣，米元章在后边题了一首诗，颇有相互发挥之妙。这为文人大开了一个方便之门，也因此把守法度的好习惯破坏无遗。自元以来，书画都江河日下，到了明清两代，可看的书画就越来越少了。一个人一味地从心所欲做事，本来是一事无成的。但是若能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自然不是意造的矩）的程度，那却是最高的进境。写字的人，也需要做到这样。

（有删改）

    读书其实是一种“遇见”。打开书本的刹那，就开启了一扇去往不同时空的大门，碰见各种各样的人，听说形形色色的事，接触不同年代留下来的思想菁华。

    如果说，“遇见”是读书与生俱来的产物，那么，选择怎样的“遇见”，读书人理应有属于自己的主动权。苏东坡说得好：“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那么，什么才是“所欲求者”？我想，除了要选择那些契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功课长进的书籍外，关键一定要按优中选优、精中选精的原则，去选读那些经受过时间和一代又一代读者淘洗的经典。须知，读一本经典抵得上读几十本、上百本普通之书。而对于那些平庸的书籍，我们还是少读或者不读为妙。那样的“遇见”，只是重复，只会无端损耗你去选择读一本经典的时间和精力，因此太不值得。

    交朋友要交五湖四海的朋友，读书当然也是“遇见”的人和事越多越好，读书面越广越好。读报看到一个材料：在当年的西南联大，许多教授在读书方面都是学贯中西，打通文理。因此，吴宓、陈岱孙、金岳霖、贺麟等能用中国话语、中国文化娴熟诠释西学；冯至讲《浮士德》时，可以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来诠释《浮士德》“一个越来越高尚越纯洁的努力，直到死亡”的主题。一些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教授，也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学识。物理学教授王竹溪编写《新部首大字典》，在语言学界颇有影响；化学系教授黄子卿工于书法，热爱旧体诗，时常与文学教授游国恩探讨诗歌；年轻的数学家华罗庚则对散曲充满热爱……

    读书的“遇见”，又并非不动脑筋地匆匆而过，而是一种主观能动的行为。换言之，一定要避免人云亦云的做法，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善于从无疑处读出有疑。诚如孟子所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据说，梁启超先生对于所读之书是不愿轻易相信的。他作《王荆公》，为搞清楚王安石新政的真相，不仅反复研读王临川全集，还参阅宋人文集笔记凡数十种。所以，当与《宋史》互相参证时，他始发现其中的一些以讹传讹抑或故意诋毁、污蔑的谬误，然后，他“一一详辩之”，以还原历史真相。这种实事求是的“遇见”方式，不仅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自己的治学态度负责。

    （摘编自赵畅《读书是一种“遇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