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题

试题 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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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一中、莆田市六中2020-2021学年高一上学期语文期末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接受美学诞生之前,通常只是从艺术品的立场出发,将创作看作艺术家审美经验的结晶过程,作品完成就意味着创作完成。而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这一完成并不说明创作已经终结,它只说明创作的第一阶段告一段落,接下来是读者或观众、听众的再创作。由于未被阅读的作品的价值包括审美价值仅仅是一种可能的存在,只有通过阅读,它才转化为现实的存在,因此对作品的接受具有艺术本体的意义,也就是说,接受者也是艺术创作的主体之一。

艺术文本即作品对于接受者来说具有什么意义呢?接受美学的创始人、德国的伊瑟尔说艺术文本是一个“召唤结构”,因为文本有“空白”“空缺”“否定”三个要素。所谓“空白”是说它有一些东西没有表达出来,作者有意不写或不明写,要接受者用自己的生活经验与想象去补充;所谓“空缺”,是语言结构造成的各个图像间的空白,接受者在阅读文本时要把一个个句子表现的图像片段连接起来,整合成一个有机的图像系统;所谓“否定”指文本对接受者生活的现实具有否定的功能,它能引导接受者对现实进行反思和才比判。由此可见,文本的召唤性需要接受者呼应和配合,完成艺术品的第二次创作。正如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含蓄与简洁,其有限的文字常常引发出读者脑海中的丰富意象。

接受者作为主体,他对文本的接受不是被动的。海德格尔提出“前理解”,即理解前的心理文化结构,这种结构影响着理解。理解不可能是文本意义的重现,而只能是文本与“前理解”的统一。这样,文本与接受就呈现出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一方面文本在相当程度上规定了接受者理解的范围、方向,让理解朝它的本义靠拢;另一方面,文本不可能将接受者完全制约住、规范住,接受者必然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理解作品,于是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误读或创造,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解就是误读,创造也是误读,不要希望所有的接受者都持同样的理解,也不要希望所有的理解都与艺术家的本旨一致,那样并不意味着艺术作品的成功。

文本一经产生就成为历史,它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所反映的生活,都只能是过去的,而理解总是现在进行时。当我们接受历史上的艺术作品时,我们当然可以设身处地想象古人的生活,体验古人的思想感情,但我们毕竟是现代人,只能按照我们现在的心理文化结构去理解古人。当然,任何理解都只能是个体的理解,但个体毕竟是与群体相通的,所以个体的理解中也有普遍性。理解作为现实的行为具有通向实践的品格,艺术品正是通过理解走向现实,并在生活中发挥作用的,不是别的,正是理解擦亮了艺术品的生命之光。

(取材于陈望衡《艺术是什么》)

材料二:

接受美学认为,文学作品完成之后,在没有和读者发生关系之前,还不能算是真正的作品,而只能被称为“第一文本”。经由阅读之后,文学作品才能摆脱孤立的“自在”存在状态,成为“自为”的存在,即作为审美对象“第二文本”而存在。由此可见,“第二文本”是在“第一文本”的基础上,经由读者再创造的结果。

(一)填空、对话

波兰现象学美学家罗曼·英加登指出,在文学作品的诸层次结构中,语言现象中的语词——声音关系是固定的,词、句、段各级语音单位的意义及组合也是不变的,而表现的客体层和图式化方面层等,则带有虚构的纯粹意向性特征,本身是模糊的、难以明晰界说的。至于思想观念及其他形而上的蕴含,更是混沌朦胧的,因此,文学作品的最终完成,必须依靠读者自己去体验、去“填空”。正是在此基础上,德国接受美学理论家伊瑟尔进而指出,文学文本只是一个不确定性的“召唤结构”,它召唤读者在其可能范围内充分发挥再创造的才能。与之相近,德国阐释学理论家伽达默尔也早已指出,艺术存在于读者与文本的“对话”之中,作品的意义与作者个人的体验之间没什么关联,而是在读者与文本的“对话”中生成的。文本是一种吁请、呼唤,它渴求被理解;而读者则积极地应答,理解文本提出的问题,这就构成了“对话”。伽达默尔还指出,文学作品的意义并非取决于一次对话,而是取决于无限的对话。因为文本属于无限绵延着的历史,历史不断,对话便永在绵延之中。因此,文学作品的意义往往是多重的,不确定的,变动不居的。一段文本或一件艺术作品的真正意义的发现永远没有止境,是一个与历史本身相同的无限过程。所以,伽达默尔强调艺术作品是“开放”的,流动的,随着不同读者的参与对话,同一文本必会生出无数不同的“第二文本”。

(二)兴味

中国古代文论中强调的“兴味”,实际也已包含着与英加登的“填空”、伊瑟尔“召唤结构”、伽达默尔的“对话”相近的见解。孔子“诗可以兴”的见解,按宋人朱熹的解释,即为“感发志意”,也就是说,读诗可以激发人们丰富的想象和联想,并通过想象和联想,感悟体味诗中的意蕴。南北朝时的钟嵘,在《诗品序》中进而提出了“滋味说”。钟嵘所谓“滋味”,主要是指当时的五言诗言简意丰,可以“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特征。唐人司空图亦从阅读欣赏的角度指出,诗的高妙境界在于其“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致”“味外之旨”,也就是说,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读者借助自己的想象和体味,可以在有限的文字中得到无限丰富的意蕴和旨趣。中国古代文论中诸如此类的“兴味”之说,与西方现代文论中的“填空”“召唤结构”“对话”等见解,显然有着相通之处。

实际上,不论英加登的“填空”说、伊瑟尔“召唤结构”说,还是伽达默尔的“对话”说,以及中国古代的“兴味”观,所揭示的都是文学作品阅读接受过程中的再创造特征,它所指明的正是文学作品构成审美价值的固有方式和特征。

(取材于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

(1)、根据材料一相关内容,下列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接受美学认为艺术品在艺术家手中产生出来,只是艺术创作的第一阶段,读者、观众、听众对艺术品的接受是艺术创作的继续。 B、通过接受者的接受,艺术作品的价值从一种可能的存在转化为现实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接受也属于艺术创作的一部分。 C、文本之所以是一个“召唤结构”,一个原因就是它有一些内容有意不写或不明写,需要接受者用自己的生活经验与想象去补充。 D、接受者对文本的理解不仅仅是文本意义的重现,而且是文本与“前理解”的统一,这使得文本与接受呈现出相互作用的关系。
(2)、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前理解”是接受者理解文本以前的心理文化结构,由于接受者对文本的接受不是被动的,所以它会影响接受者对文本的理解。 B、文本的否定要素具有对接受者所生活的现实加以否定的功能,这种功能是通过接受者接受文本并对现实进行反思和批判而实现的。 C、理解就是误读,创造也是误读。接受者的理解距离艺术作品的本义越远,就越具有创造性,艺术作品就越成功。 D、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现代文论,对于“填空、对话、兴味”的见解相同,都指明了文学作品构成审美价值的固有方式和特征。
(3)、中国古代诗词中的“理趣”与司空图所说的“韵外之致”“味外之旨”是相通的,下列诗句中,不含“理趣”的一项是( )
A、秋来纨扇合收藏,何事佳人重感伤?请把世情详细看,大都谁不逐炎凉!(唐寅《题秋风纨扇图》) B、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王安石《登飞来峰》) C、野水潺潺平落涧,秋风瑟瑟细吹林。逢人抱瓮知村近,隔坞闻钟觉寺深。(蔡肇《题李世南画扇》) D、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欧阳修《画眉鸟》)
(4)、材料二中出现了“第二文本”“填空”“对话”“兴叹”四个名词术语,请根据文章内容写出对这四个术语的理解。
(5)、接受美学认为,经由读者再创造的“第二文本”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文学作品。请结合材料一分析这种观点的合理性。
举一反三
阅读下文,回答问题

    诗国里的革命家喊道“皈返自然”!不过那是偶然的事。偶然在言语里发现一点类似诗的节奏,便说言语就是诗,便要打破诗的音节,要它变得和言语一样——这真是诗的自杀政策了。其实他们要知道自然界的格律,虽然有些像蛛丝马迹,但是依然可以找得出来。不过自然界的格律不圆满的时候多,所以必须艺术来补充它。自然中有美的时候,是自然类似艺术的时候。最好拿造型艺术来证明这一点。我们常常称赞美的山水,讲它可以入画。的确中国人认为美的山水,是以像不像中国的山水画做标准的。我在赵瓯北的一首诗里发现了同类的见解。“绝似盆池聚碧孱,嵌空石笋满江湾。化工也爱翻新样,反把真山学假山。”这径直是讲自然在模仿艺术了。

    诗之所以能激发情感,完全在它的节奏;节奏便是格律。莎士比亚的诗剧里往往遇见情绪紧张到万分的时候,便用韵语来描写。歌德作《浮士德》也曾用同类的手段。韩昌黎“得窄韵则不复傍出,而因难见巧,愈险愈奇……”这样看来,恐怕越有魄力的作家,越是要戴着脚镣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只有不会跳舞的才怪脚镣碍事,只有不会做诗的才感觉得格律的缚束。对于不会作诗的,格律是表现的障碍物;对于一个作家,格律便成了表现的利器。

(节选自闻一多《诗的格律》)

论述类文本阅读

城市准入与共同体精神

    21世纪中国几大城市都在讨论准入制度,以便把“低素质”的人排除在城市之外,维持基本的社会秩序。准入制度的提出是有其现实背景的。这个背景就是城市治安的恶化。有人认为城市的外来闲杂人员是造成人们缺乏基本安全感的罪魁祸首,必须限制。可是这种变相的户籍制度和市场经济有着根本的冲突。经济学家们早就发现,在一场经济博弈中,当那些追求最大利益的博弈者们知道这场博弈是不断重复的交易或游戏时,当他们对其他博弈者过去的表现都相当了解时,当博弈人数有限时,他们之间就更喜欢合作。

    也正是这个原因,我们过去说农民老实厚道,特别是那些越住在偏远地区的农民就越老实厚道。如今突然把这些农民称为“低素质”的闲杂人员,说他们是犯罪的根源,原因之一,是他们离开了过去那个面对面的生活圈子,来到了谁也不认识的大城市。来无踪去无影,老实厚道已经不符合他们生存的利益。大家要做的都是一锤子买卖,一锤子买卖当然就没有必要信守不断重复的交易或游戏规则,偷偷抢抢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由此可以看出,一个社会的长治久安,就需要社会成员都意识到彼此打交道不是一锤子买卖,意识到他们之间的交易或者游戏要不断重复,彼此要不断增进了解,共处于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圈子”之中。这样,大家即使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必须时时顾及对他人的责任。再简单地说,构成社会基础的是一个共同体或者社区。

现代国家成了维护陌生人之间游戏规则并确保这种游戏不断重复的权威。比如,当你到美国的一个大都市,可以把自己的信用卡交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用不着担心自己受欺诈。现代国家的管理已经如此周密,保证了这种不相干的人之间的交易也是要重复的。不过,所有这些都不能取代基层的制度建设;在人们从村庄一样的面对面社区走进现代大都市所代表的陌生人社会时,怎么在最大限度上维护传统的共同体纽带?城市化进程恰恰是这方面的一块试金石。

    英国都市问题的根本解决,还有赖于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一系列立法,从而逐渐承认工会的权利,保证工人阶级的基本福利,把劳工阶层接纳为城市共同体面的一分子。

    在城市化中吸收外来人员方面最成功的,还是战后的日本。一位日本官员在10年前说了一句话:日本是一个村庄!高度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也没有打破村庄里那种面对面的社会人际纽带。战后日本给农民的福利非常丰厚,农村的基础教育是世界一流的。在工业化进程中,东京的一个大公司跑到一个村子,一下子把村子里一年毕业的学生全雇下来。这样,村子里一代人集体进城,到了一个公司,有了终身的工作和优厚的福利。他们自然以公司为家,在大都市还和在村子里一样,维持着对小共同体的忠诚。

    从世界工业化的大历史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准入制度不仅无助于解决城市化过程中的治安问题,从长期看,可能会把治安搞得更坏。城市治安恶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外来“闲杂人员”失去了传统的共同体和面对的人际网络,同时又不能进入新的共同体,并建立新的人际网络。这样的环境自然促使他们在和周围的人打交道时进行一次性的交易。上述各国国情虽然不同,但解决城市化过程中治安题的根本都是城市的社区接纳外来人员,使他们把城市看做是自己的家园,建立新的共同体的归依感和责任感,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

(自薛涌《不要把穷人拒于城市之外》)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公元前247年,秦始皇就开始给自己修陵墓。陵墓选在骊山脚下,因为这里是秦的都城。秦始皇陵墓从公元前247年开始修建,到公元前208年草草完工,前后修了39年。秦始皇陵整个陵园占地面积为56.25平方公里。关于秦始皇陵的情况,司马迁曾在《史记》中有较详细的描述,其中的奢华宏伟令人叹为观止。也许正因为如此,秦始皇陵在建成后的2100多年里多次受到破坏。

    20世纪70年代中期长沙马王堆汉墓“女尸”的发现震惊中外。其尸骨保存之完好举世罕见。由此,有人推测秦始皇的遗体也会完好地保存下来。如果单从遗体保护技术而言,相距秦代不足百年的西汉女尸能很好地保护下来,秦代也应具备保护遗体的防腐技术。问题是秦始皇死在出巡途中,而且更糟的是正值酷暑时节,“尸体”未运多远,便发出了熏人的腥味,为了防止腥味扩散,走漏 “风声”,赵高、胡亥立即派人从河中捞了一筐筐鲍鱼,将鲍鱼与“尸体”放在一起以乱其臭。

    始皇陵以水银为江河大海的记载见于《史记》,《汉书》中也有类似的文字。然而,陵墓中究竟有没有水银始终是一个谜。现代科技的发展为验证秦陵地宫埋水银这一千古悬案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地质学专家常勇、李同先生先后两次来始皇陵采样。经过反复测试,发现始皇陵封土土壤样品中果然出现“汞异常”。相反其它地方的土壤样品几乎没有汞含量。科学家由此得出初步结论:《史记》中关于始皇陵中埋藏大量汞的记载是可靠的。

    秦陵地宫“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的记载出自《史记》,其含义是什么?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曾推断:“‘上具天文,下具地理 ’应当是在墓室顶绘画或线刻日、月、星象图,可能仍保存在今日临潼始皇陵中。”近年来,西安交大汉墓发现了类似于“天文”“地理”的壁画。上部是象征天空的日、月、星象,下部则是代表山川的壁画。由此推断,秦陵地宫上部可能绘有更为完整的二十八星宿图,下部则是以水银代表的山川地理。

    “奇器珍怪徙藏满之”一语出自司马迁笔下。早于司马迁的大学者刘向也曾发出过这样的深切感叹:“自古至今,葬未有如始皇者也。”那么,这座神奇的地宫珍藏了哪些迷人的珍宝呢?《史记》明文记载的有“金雁”、“珠玉”、“翡翠”等。其它还有什么稀世之宝谁也不清楚。不过80年代末考古工作者在地宫西侧发掘出土了一组大型彩绘铜车马。车马造型之准确,装饰之精美举世罕见。

    据《三辅故事》记载,楚霸王项羽入关后,曾以三十万人盗掘秦陵。在他们挖掘过程中,突然有一只金雁从墓中飞出,一直朝南飞去。斗转星移过了几百年,有一位三国太守张善还见到了这只金雁。浏览史书,我们发现司马迁和班固都留下“黄金为凫雁”之说。至于说金雁制作精巧,而且还能飞,这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在春秋时期,鲁班已经能制造出木雁,能飞到天空,一直飞到宋国城墙上。不过一个金属物体在空中飞翔要像风筝和轻气球那样简单易行,如果没有机械动力单靠自然界风力,不要说空中飞行,恐怕连起飞都成问题。再进一步分析,假设秦代有能力制作会飞的金雁,那么金雁埋入地宫之后将会不停地自动飞翔,一直在地宫内飞行了近一千个日日夜夜。当项羽打开地宫墓道时,这个自动飞翔的金雁又沿着墓道顺利地飞出地面,然后又越过秦陵南侧数千米高的山峰飞往遥远的南方。如果这个奇闻不是传说,那么金雁的控制与指挥系统恐怕连今天的电脑也望尘莫及了。

(摘编自《前瞻网》作者佚名)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标题党”是网络上利用各种吸引眼球的标题,来达到增加点击量或知名度等目的的个体或组织。“标题党”主要通过断章取义、以偏概全、严重夸张、转移重点等方式来拟写新闻标题,以吸引受众、提高传播率、增加舆论张力。随着网络的迅猛发展和媒体竞争的加剧,“标题党”成为一个越来越突出的现象。“标题党”现象屡禁不止,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媒体的角度看,一方面,媒体市场竞争加剧是“标题党”现象盛行的直接原因。在受众注意力有限的情况下,想要从海量信息中“脱颖而出”、增加点击量,用标题博人眼球是最行之有效的方式。相较于纸媒,门户网站和新媒体新闻的标题和内容是分开的,只有点击标题才能看到具体内容,如果标题不能及时留住读者,文章再好也没有意义。而不能获得足够的点击量,便无法获取更多流量来维持媒体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流量变现是王道”成为主要经营原则,媒体自律精神式微,记者编辑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面临着严峻考验。被关注就意味着利益,“标题党”现象也就很容易在各大媒体上蔓延开来。

    从网民的角度看,媒介素养匮乏和碎片化阅读习惯加剧了“标题党”现象的泛溢。如今媒介渠道多元化,信息爆炸式增长,这种局面导致网民习惯于粗略地浏览标题、图片或摘要,对新闻细节却甚少关注,这为制造“题不对文”的标题提供了条件。另外,“标题党”现象与网民对新闻事件表现出的“老不信”和“审丑”心理也有密切的关系。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环境巨变、利益格局调整导致社会诚信问题、社会矛盾和各种诉求与日俱增,因此,一些网民便借助自媒体,根据自己的立场和价值取向发布一些耸人听闻、混淆是非的标题新闻,从而达到表达诉求、宣泄情绪的目的。而网络媒体为了点击量,也往往迎合、利用网民这样的心态和诉求,通过精心炮制的标题来引发围观,甚至引导舆情。

    “标题党”新闻在未被证实的情况下,借助于舆情的裂变式传播迅速扩散,容易造成信息传播失真,给网络谣言的滋生提供温床,给突发舆情的应对处置带来阻碍,甚至有可能严重危害社会安全。另外,纵容“标题党”新闻,对那些坚守社会责任的媒体和媒体人来说是种不公平,可能会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破坏媒体生态环境。因此我们应该及时制定措施整治“标题党”现象,加强对网络新闻的监督和制约,加强对网络媒体从业人员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的培养,从根本上解决“标题党”现象泛滥的问题,以保证网络媒体良性发展,净化舆论环境。

(摘编自詹婧《热点事件舆情传播频现“标题党”》)

阅读下列材料,完成下列各题。

    自唐以来,钦佩杜甫的人很多,而大吹大擂地向他学习的恐怕以黄庭坚为最早。他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读书多”的人或者看得出他句句都是把“古人陈言”点铁成金,明白他讲什么;“读书少”的人只觉得眼睛里仿佛搁了金沙铁屑,张都张不开,更别想看东西了。当然,以前像李商隐爱把典故镶嵌绣织到诗里去的,不过他跟黄庭坚有极大的不同。李商隐的诗主要都写华丽的事物和绮艳的情景,所采用的字眼和词藻也偏在这一方面。黄庭坚歌咏的内容,比起这种诗的来,要繁富得多,词句的性质也就复杂得多,来源也就广博冷僻得多。李商隐的诗,意思往往似有若无,欲吐又吞,不可捉摸;他用的典故词藻也常常只为了制造些气氛,牵引些情调,仿佛餐厅里吃饭时的音乐,所以会给人一种“华而不实”“文浮于意”的印象。黄庭坚有著著实实的意思,也喜欢说教发议论;不管意思如何平凡,议论怎样迂腐,只要读者了解他用的那些古典成语,就会确切知道他的心思,所以他的诗仿佛冬天的玻璃窗蒙上一层水汽、冻成一片冰花。黄庭坚曾经把道听途说的艺术批评比于“隔帘听琵琶”,这句话正可以形容他自己的诗。

(选自钱钟书《宋诗选注》,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天下”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秩序的一种原初想象,“天下主义”是以“天下”理念为核心,由具有普遍性和开放性的世界秩序、价值规范与理想人格构成的思想体系。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之下,中国文化理念和文化战略的自觉自信体现的正是“天下主义”的精神内核。

文化自信首先是一种“以天下观天下”的世界观的自信。《道德经》有云:“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天下”是中国文化特有的思维尺度,是一个最宏大、最完备的分析单位,具有最广阔的容纳力。面对差异性的多元文化格局,西方文化多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文化视域限于国家、民族内部,虽然也有关于世界的思考,比如斯多葛学派的“世界主义”等,但其思考方式是“以国家观世界”,与中国文化的立足点和尺度不同。中国文化的“天下”蕴含了“天下无外”的理想,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在世界内部是平等共存的;中国文化依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进路,从“身-家-国”逻辑同构的角度,最终达到“天下大同”的境界。与西方文化相较,“天下”的世界观更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

    文化自信的核心是“以天下为一家”的价值观的自信。中国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伦理型文化,梁漱溟认为“中国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中国文化重视家庭生活,整个社会关系是依照家庭关系推广发挥的。“以天下为一家”的价值观实质上是一种关系性伦理,把“自我”和“他者”看成一体共生的关系。“天下”是一个最大的家,家庭利益的最大化就是个体利益的最大化,共同体的善与个体的善是统一的。

    文化自信最终体现为一种人格自信。无论是“以天下观天下”的世界观,还是“以天下为一家”的价值观,最终都沉淀为个体的精神品格。中国文化倡导和推崇的理想人格是“君子”,这是由中国人独特的精神气质所决定的。“君子”是一个自主自足的动态形象,通过“身-家-国-天下”的逐渐扩充延展,人格不断超越并完善。“君子”奉行的“中庸之道”是一种整体的思维方式,“君子”在行为模式上追求理欲平衡、天人合一、忠恕包容。以“中庸之道”来解决当今的文化冲突问题,相较于西方适者生存的斗争模式更具高明之处。“中庸”不仅仅是“求同存异”地承认诸多文化存在的正当性,而且要在此基础上积极地共建一个互动互补的世界。

    总之,“天下主义”启发我们以一种新的视野去构筑文明之路,增强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既不是孤芳自赏,也不是随波逐流,而是旨在创建一个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文化共同体。

(摘编张丽娟《“新时代”与“中国故事”的理论辩证》,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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