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是唯一会脸红的动物？

徐风

    人类是唯一会脸红的动物，达尔文把这一行为称作“最独特和最具人类特征的表情”。达尔文早在研究进化论时就已注意到这个问题了。他发现，不论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人，在感到难为情时都会面红耳赤，而包括一些灵长类在内的高级动物却不会出现脸红。达尔文解释不了这种奇怪的现象。著名生物学家、美国埃默里大学的弗朗斯·德瓦尔教授也把脸红描述为“进化史上最大的鸿沟”之一。他说：“我们是唯一对尴尬情境或者谎言被揭穿时脸会变红的灵长类动物。”可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这种表达内心情感的信号呢？

    科学家经过研究发现，脸红是由人的大脑决定的。当遇到特殊刺激时，人们通过眼睛、耳朵等感受器官把刺激信号传给大脑皮质，而大脑皮质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刺激肾上腺，而肾上腺受到刺激，就会分泌出肾上腺素。肾上腺素在体内由酪氨酸转变而来，它的作用特点是，少量分泌时能够使血管扩张，尤其引起脸部的皮下小血管扩张；可是大量分泌肾上腺素的时候，反而会使血管收缩。当外界刺激比如害羞等信号传入大脑的时候会分泌少量肾上腺素，就引起面部血管扩张，血流增加，血的颜色是红的，所以容易引起心理性脸红。

    科学家认为，如果用“险恶、野蛮和无礼”来描述人类早期社会是正确的话，那么冒犯是可能导致暴力冲突的。结果，人类就发展出了表达歉意的方法，以告诉别人他们为自己所做的事而感到后悔。

    想想你们家那条狗的表现，当它在你的院子里刨坑被你发现时，它就在地上打滚。你的狗躺在地上向你展示它的肚子，告诉你它不想在此时挑战你的愤怒——这是痛悔的表示。对大多数人来说，很难对一条在地上翻滚的狗继续保持愤怒。与此类似，脸红可能是人为自己的错误行为而懊悔的标志。通过脸红，我们可以告诉别人我们认识到了自己做得不对，我们正为此付出代价。而此时看到我们脸红的人则可以了解我们在那一刻所经历的不快感受，脸红也许就是我们对所犯错误表示歉意的身体语言。

    当然，对人类来说，语言才是最主要的交流方式。但是语言是受意识控制的，可以进行欺骗，而不受意识控制的脸红却能透露真实的想法，这些想法有时是你想用语言掩饰的。脸红发出的信号有时甚至比语言还要准确：脸红会让人们的撒谎变得困难。因此脸红使人类保持诚实可信，促使群体更团结。

    在哺乳动物中，只有灵长类具有三色视觉，能够看到由三原色组成的彩色世界，其他哺乳动物都是色盲。如牛、羊、马、狗、猫等，几乎不会分辨颜色，反映到它们眼睛里的色彩，只有黑、白、灰3种颜色，如同我们看黑白电视一样单调。感谢造物主让人类有一双最敏感的眼睛，也只有这双眼睛才能捕捉到脸红的信息。

（摘编自《百科知识》）

    我国古代传统文化典籍中，“天下”一语自先秦发轫，迄于明清，世代沿用，屡见不鲜。作为一个具有久远生命力的词语，它既有其一以贯之的基本词义，又伴随历史的演进而被赋予新的内涵。

    在中国古代，“天下”一词具有深邃的文化内涵，其间所反映的人文情怀尤其值得注意。先秦时期，“民”的因素已经被引入到“天下”的意义中。如《论语》中的“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孟子》中论述“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这里的“天下”是天下之人的意思，亦即天下的百姓。更为典型的是《孟子•梁惠王下》的记载，齐宣公问孟子：“贤者亦有此乐乎？”孟子对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里的“天下”无疑应当理解为“百姓”或“民众”，是我国古代“民本”思想所体现的以百姓为天下的观念。

    这种思想发展至北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吟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一词的人文观念继续向前拓展。《岳阳楼记》所用“天下”一语，读者于其后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呼之欲出的“百姓”二字。身为北宋名臣，目睹日渐加深的内忧外患，国家命运、民生艰难每每牵动范仲淹的思绪，他还在《奏上时务疏》中不厌其烦地阐述：“以德服人，天下欣载；以力服人，天下怨望。”“勿为苛酷，示天下之慈也”“不兴土木，示天下之俭”“舍一心之私，从万人之望，示天下之公”。可以看出，“天下”一语固有的地域概念，已经明确地向人文领域拓展，这里的“天下”更多抒发的是一种强烈的忧国情怀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是一种自觉的主体意识。

    风俗文明概念的引入，是“天下”一词向人文领域拓展的最重要表现，这是由顾炎武的《日知录》来宣告完成的。《日知录》是顾炎武的代表作，该书卷十三以整整一卷的篇幅，对历代人心风俗演变进行总结，极具探讨价值。其《正始》一条中有“亡国与亡天下奚辨”的史料，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篇。文中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篇文字中所用“天下”一语，其内涵已经远远逾越“易姓改号”的历代王朝更迭，而是同“仁义充塞”“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紧密联系在一起。何谓“仁义充塞”“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在顾炎武的笔下，就是明清易代酿成的道德沦丧、文化断裂及文明破坏造成的杀戮横行、相互残害。显然，《日知录•正始》中所用“天下”一语，已经不再为旧有的地域概念所能容纳，它讲的是数千年的古国文明，是中华民族深厚而久远的文化传承、价值追求。因此，《日知录•正始》发出的呐喊，尤其是“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的大声疾呼，不唯在当时激起共鸣，到了晚清，又经学人的改造，成为掷地有声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字。

（节选自杨艳秋《地域空间与文化情怀》）

捧与挖

鲁迅

    中国的人们，遇见带有会使自己不安的朕兆的人物，向来就用两样法：将他压下去，或者将他捧起来。

    压下去就用旧习惯和旧道德，压不下时，则于是乎捧；以为抬之使高，餍之使足，便可以于己稍稍无害，得以安心。

    凌厉的人们，自然也有谋利而捧的，如捧阔佬，捧戏子，捧总长之类；但一般粗人捧的“动机”，大概是不过想免害。即以所奉祀的神道而论，也大抵是凶恶的；观音菩萨倒还可爱，然而那是从印度输入的，并非我们的“国粹”。要而言之，凡有被捧者，十之八九不是好东西。

    既然十之八九不是好东西，被捧后那结果便自然和捧者的希望适得其反了。不但能使不安，还能使他们很不安，因为“人心”本来不易餍足。然而人们至今没有悟，还以捧为苟安之一道。

    记得有一部讲笑话的书说，当一个知县的寿辰，因为他是子年生，属鼠的，属员们便集资铸了一个金老鼠去做贺礼。知县收受之后，另寻了机会对大众说到：明年又恰巧是贱内的整寿；她比我小一岁，是属牛的。其实，如果大家先不送金老鼠，他决不敢想金牛。一送开手，怕他的姨太太也会属象。象不在十二生肖之内，但知县当然别有我们所莫测高深的妙法在。

    民元革命时候，S城来了一个都督。他虽然也出身绿林大学，但还算顾大局，听舆论的，可是自绅士以至于庶民，又用了祖传的捧法群起而攻之了。这个拜会，那个恭维，今天送衣料，明天送翅席，捧得他连自己也忘其所以，渐渐变成老官僚一样，动手刮地皮。

    最奇怪的是北几道的河道，竟捧得河身比屋顶高得多了。当初自然是防其溃决，所以壅上一点土；殊不知愈壅愈高，一旦溃决，那祸害就更大。于是就“抢堤”咧，“严防决堤”咧，花色繁多，大家吃苦。如果当初见河水泛滥，不去增堤，却去挖底，我以为决不至于这样。

    有贪图金牛者，不但金老鼠，便是死老鼠也不给。那么，此辈也就连生日都未必做了。单是省却拜寿，已经是一件大快事。

    中国人的自讨苦吃的根苗在于捧，“自求多福”之道却在于挖。其实，劳力之量是差不多的，但从惰性太多的人们看来，却以为还是捧省力。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

（选自《鲁迅全集·华盖集》，有删改）

    作为中国古代小说创作高原上的高峰，《红楼梦》让曹雪芹“大名垂宇宙”，令后世无数文人“望峰息心”。付梓二百多年来，《红楼梦》不仅滋养着数代国人的精神世界，也在器物层面实实在在地彰显着它非凡的魅力。

    最近的一个例证，就是新奥集团携手导演王潮歌，宣布将在河北廊坊建成国内规模最大的戏剧演出群落——“只有红楼梦”。此前，以红楼梦为主题的建筑群落已有不少，北京和上海各有一座大观园，河北正定有荣国府，南京有江宁织造博物馆。在数座城市都可以觅见芳踪，这种情况在其他古典文学名著身上很少看见。为什么是《红楼梦》？也许，只有红楼故事最让国人耳熟能详，只有红楼文化能最大程度唤起人们心中的传统文化情结。

    据说，北京的“中华老字号”稻香村，就得名于《红楼梦》。说起与《红楼梦》有关的建筑，则更是难以尽数。北京大观园原址为明清两朝皇家菜园，始建于1984年，是1987年版电视剧《红楼梦》的影视基地。而位于北京市植物园内的曹雪芹纪念馆，则是中国第一家以曹雪芹、《红楼梦》为主题的历史文化名人博物馆，占地3000平方米，系统展示了曹雪芹生活、著书场景。

    河北正定的荣国府，是由古建专家、红学专家杨乃济先生设计的。1987版电视剧《红楼梦》在这里拍摄了近两个月，“元妃省亲”等场景是在这里取景的。

    目光移到南方，与北京大观园明显不同，上海大观园利用江南水乡特点，在园中布置了大面积人工湖泊，形成山重水复、流水人家的江南园林风光。

    与上海同样位于长江下游的南京，旧称金陵，更是少不了红楼文化的标记。南京的江宁织造博物馆，既涉及江宁织造府的历史，还展示了《红楼梦》和曹雪芹家族的兴衰史。

    南京地铁3号线有个很文艺的名字——“红楼专线”，有六节车厢展示了《红楼梦》中六大经典场景。薛宝钗的居所蘅芜苑、贾宝玉的住所怡红院……成了这六节车厢的名片。每节车厢的拉手上，都印有这六个地名标识。

    无独有偶，北京地铁4号线也有个“红楼专列”，车厢以清代画家孙温手绘本《红楼梦》图案进行装饰，展示了“大观园试才题对额”“憨湘云醉眠芍药裀”等《红楼梦》经典回目。北京地铁磁器口站内的壁画，是以红楼梦人物为主题的。因为地铁站附近就是曹雪芹在北京唯一有史可考的故居——著名的“十七间半房”。可惜的是，因拓宽两广路，广渠门内大街207号曹雪芹旧居（旧称蒜市口街16号）已经被拆除。

    红楼文化在今日的繁荣，也体现了中国人日渐增强的文化自信。在迪士尼等西方文化流行的当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自处、如何向世界展示中国智慧，都是需要当代人做出解答的问题。

    《红楼梦》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

（摘编自鹿鼎公《只有（红楼梦）》）

    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不久就会使人感觉到。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从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即使只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

    他作为科学家就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例如，他曾经密切注视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进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密切注视马塞尔·德普勒的发现。

（节选自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时间不长，沿线各国对它并不一定了解，甚至还可能会产生误解、曲解。因此，当前迫切需要为“一带一路”倡议构建健康话语，以消除对“一带一路”的各种误解、曲解。那么，什么是健康话语？

    健康的话语必须有利于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相互关系。“一带一路”倡议并非是中国的一揽子经济计划，而是一个开放性合作性的经济发展倡议。因此，要推进“一带一路”，必须要处理好与沿线国家的关系。中国所构建的“一带一路”话语应该是沿线各国都能接受的话语，而且不能建立在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战略资源的争夺和利用之上。如果把某些国家视为“战略支点”，而“支点”就意味着是被利用的工具，利用者和被利用者显然是不平等的。在这种情形下，这些国家不仅会反对“一带一路”，甚至还会对中国进行地缘政治的围堵。

    健康话语要有利于消除相互之间的隔阂和误会。“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不是中国一国的话语，应该是沿线国家共同的话语。因此，构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应当考虑沿线各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沿线各国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非常复杂，仅从中国一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来构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很有可能造成一些国家在历史传统上的对抗和文化上的冲突。“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应建立在多元文化、多种宗教、多样习俗的基础上。

    健康话语有利于促进沿线国家的项目合作。“一带一路”的话语不能从中国获利的角度来构建，而要从共同受益的角度来构建。不少人往往会强调中国在沿线各国的投资情况，很少甚至不会谈到沿线各国在中国的投资情况。实际上，在“一带一路”既有合作的项目中，既有中国对外投资的项目，也有中国从其他国家引进的项目。尤其是在中国对外投资的项目更多的是中国的高科技项目。相反，那些低端产业的合作非常少。然而，我们很少看到这方面的文章对这些内容进行研究，而看到的大多数是关于中国对一些国家的资源型产业的投资。这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世界舆论。实际上，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所有项目合作，秉承着共赢的原则，而不是充满了竞争性零和博弈的大棋局。

    只有健康的话语才有助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反之则无助于“一带一路”在实践中的落实。

（摘编自胡键《“一带一路”健康话语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