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传统纸质书籍，电子书终端存储量大，轻便易携。一张小小的存储卡可以存放数万本图书，既节省空间，又节约纸张。有的终端还可以随时随地无线上网，即时下载最新出版的书籍和报刊，读者可以打造个性化的个人图书馆。此外，很多电子书终端还具有快速检索、语音朗读、电子词典等功能，相对于纸质书籍，可以为读者带来全新的阅读体验。

    随着国内电子书市场持续升温，电子书读者也越来越多。记者调查发现，尽管专业电子书终端的用户在不断增加，但就市场份额而言，通过手机、上网本、平板电脑、MP5、掌上游戏机等终端阅读电子书的读者仍占主流。

    据了解，现在市场上大多数电子书终端价格在两千元到三千元之间，超出了许多消费者的心理承受价位，大多数消费者期望其价格能在千元以下。

    其实用手机等终端阅读电子书也存在问题。杨同学向记者表示，很多网上下载的电子书的格式手机不支持，无法阅读。一些新出版的畅销书，网上一般也下载不到。至于平时写论文需要的学术类参考书，电子版本基本上是没有的。所以消费者需要一款专业阅读功能强大，又能兼顾便携性和其他日常上网等功能的电子书。

    内容和终端，是电子书产业发展的两翼。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各种阅读终端硬件一体化和功能的融合将是发展趋势，在此情况下，电子书内容资源的供应就成为电子书普及的主要推手。

    在终端方面，近来苹果iPad等产品的出现使许多电子书硬件生产商倍感压力，他们担心iPad具有的iBook功能会抢占专业电子阅读器市场。对此，上海易狄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丁辉文认为，电子书与iPad会共同推动电子阅读的发展。iPad等多媒体阅读终端的热销，会促进电子书内容的销售，电子书内容供应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在终端一体化的趋势下，硬件生产商除了要进一步优化终端解决方案外，还应重视内容资源的建设。

    国外电子书产业非常重视内容资源平台建设，终端产品的设计强调与内容相适应，而国内往往注重终端产品功能的丰富性。但目前国内电子书的内容资源非常有限，许多读者想看的经典书、畅销书，往往难以找到。

    导致电子书内容资源匮乏的原因是当前数字版权保护和数字出版盈利模式不完善。要想丰富电子书的内容资源，必须大力推动出版产品的数字化，加快传统出版内容与终端和平台的对接。政府部门应尽快建立适用于数字出版领域版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切实维护权利人利益。

谁是最可怜的人

刘再复

    ①想想中国历史的沧桑起落，看到一些大人物的升降浮沉，便冒出一个问题自问自答。问的是：“谁是最可怜的人？”答的是：“孔夫子。”

    ②被权势者抬的时候、捧的时候已经“可怜得很”，更不用说被打、被骂、被声讨的时候。

    ③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倒霉的是孔夫子。因为拿他做文化革命运动的靶子，就把他判定为“孔家店”总头目、吃人文化的总代表。

    ④仅着眼于“五四”，说孔夫子是“最倒霉的人”恐怕没有错，但是如果着眼于整个20世纪乃至今天，则应当用一个更准确的概念，这就是“最可怜的人”。我所定义“最可怜的人”，是任意被揉捏的人。更具体地说，是被任意宰割、定性、编排、驱使的人。不错，最可怜的人并非被打倒、被打败的人，而是像面团一样被任意揉捏的人。孔夫子正是这样的人，时而被捧杀，时而被扼杀，时而被追杀。

    ⑤孔夫子的角色被一再揉捏、一再变形之后，其“功能”也变幻无穷。鲁迅点破的功能是“敲门砖”，不读孔子的书，怎可进身举人进士状元宰相？但鲁迅看到的是孔子当圣人时的功能，未见到他倒霉而被定为罪人时的功能。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从“至圣先师”变成“反面教员”，其功能也是反面的。谁把孔子批得最狠，谁才是最坚定忠诚的革命战士。

    ⑥“文革”后期，孔夫子被打到了谷底，真正是被批倒批臭了。没想到三十年后，孔夫子又是一条好汉，孔老二又变成了孔老大和孔老爷子。他再次成为“摩登圣人”（鲁迅语）。这一回，孔夫子是真摩登，他为现代技术、现代手段所揉捏。电台、电视台、电脑网络，从里到外，轰轰烈烈。这回则是捧上了天。

    ⑦孔子被揉捏，首先是权势者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或捧或压或打或拉，但大众与知识人也有责任。什么是大众？大众就是今天需要你的时候，把你捧为偶像，不需要你的时候，则把你踩在脚下，一切均以现时利益为转移。既然以利益为准则，那么对于孔夫子，或供奉，或消费，或叩头，或玩玩，全都无关紧要，有用就好。而大众中的精英，一部分知识人，对孔子并无诚心，名为追随孔子，实则追求功名。鲁迅说中国人对待宗教的态度是利用即“吃教”，对孔子也是食欲大于敬意。都是用口，讲孔子和吃孔子界限常常分不清楚。总之，孔子虽然重新摩登起来，却仍然很可怜：八十年前五四运动时，他被视为“吃人”文化的总代表，现在变成“被吃”文化的总代表。

    ⑧说了这么多，不是说孔子有问题，而是说对待孔子有问题，孔子确实是个巨大的思想存在，确实是人类社会的重大精神坐标，确实值得我们充分尊重、敬重。但是，二十世纪以来，问题恰恰出在不是真尊敬、真敬重，或者说，恰恰是不给孔子应有的尊严。不管是对待孔子还是对待其他大思想家，第一态度应当是尊重，然后才去理解。在此前提下，再进入思想体系的内里，把握其深层内涵，这样倒可以还原一个可敬的孔子形象。

    ⑨但愿孔夫子在二十一世纪的命运会好一些。

宋词的文化品格

    从文化角度考察，宋词的荣耀得力于其市井文化与士林文化相互影响的双重品格。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词的别名入手加以探讨。词又称“诗余”或“长短句”，前者是循其文体嬗变脉络而言，后者是就其形式立名。至于“曲子词”、“曲子”的别名，则强调其音乐属性。从隋唐至宋，这一属性是造就词的双重文化品格的基础。西域音乐在隋唐时代传入中土，并与汉族的传统音乐融合产生出与雅乐对立的燕乐，燕乐即俗乐，词在初期就是与之相配的歌词。其市井文化的品格不言而喻。明俞彦《爱园词话》云：“诗亡，然后词作，故日余也，非诗亡，所以歌咏诗者亡。”此论也从音乐入手探讨词的产生。反言之，词之所以能够继诗之后获得演唱者或者吟咏者的青睐，又与其表现形式的灵活多样密不可分。词打破了古近体诗较为齐整的句式，参之以变化错落，因而更适于倚声弦歌与抒情迭意。

    作为配乐的歌词，词作者必须按照乐谱的音律、节拍进行创作，才能用于演唱实践，于是“倚声”、“填词”等相关术语就应运而生了。词的句法参差错落，又有多种词牌可创作时选择，因而在传达人们复杂隐秘的内心世界时，它就有了诗所无可比拟的灵活性。古人作文吟诗，往往正襟危坐，以体现“诗言志”的尊严，却独于倚声填词较少顾忌。这就是“诗庄词媚”或“词为艳科”说之由来。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与广度上，或许词不如诗；但若表现复杂的感情世界，词又有胜于诗的优越性。王国维曾就此论道：“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他概括出诗与词的不同文体特征，的确很有见地。

    词的文体特征与其音乐属性密切相关，而其接受方式也有了双重选择的可能。当其婉转于歌伎之口以娱悦听众时，听众成分的复杂化要求词的写作须向俚俗靠拢。除字句易于听懂外，情趣的共鸣也是不可或缺的。此外，耳听与目治的接受方式的不同，也要求词的写作不宜晦涩艰深，而要有一定的口语化基础。所有这些要求都无疑会令词的市井文化品格得到加强。否则，词将失去赖以发展的土壤，而成为纯粹供文人欣赏的案头文学。柳永“假使重相见．还得似旧时”，李清照的“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前者写恋人细语温柔，缠绵悱恻，后者感人生苍凉，寓愁于乐。词句浅显易懂，毫无费解之处，便于听唱；．如果用诗的形式表现，就很难传达出个中细腻微妙的情愫。当然，词也并非只局限于风月情怀或身世之愁的抒发。在言志咏史与挥洒壮志的有关题材中，也有区别于诗的潇洒风度，苏轼的“大江东去”的放歌，辛弃疾的“千古江山”的抒怀，皆可佐证。

    在我国民乐的传承和发展过程中，艺术创新与文化坚守始终是一对矛盾体。一方面大家呼吁民乐要进行创新，另一方面每当一种新的形式出现时，又会引发争论。比如，“女子十二乐坊”让民乐更加富有时代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有人质疑那种充满了流行元素和视觉冲击的音乐还能称之为民乐吗？总之，创新的突飞猛进，既为民乐带来“无边光景一时新”的惊喜，也让人有种“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迷惑。

    从艺术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看，任何艺术都是人类情绪的表达，也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审美需求。不同时代的人，生存环境不同，必然导致其审美需求各异。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变化，听众的口味也在不断变化并呈现出多样化特点，民乐如果不创新就难以满足听众的需求，就会面临生存危机。比如，传统民乐当中的宫廷音乐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了，民乐中的江南丝竹、河北吹乐、长安鼓乐等虽然是非遗，但因为没有与时俱进，目前也面临后继乏力的困境。其根本原因在于，传统民乐诞生于农耕社会，是和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相适应的，如今已进入现代化、信息化时代，失去了生存土壤的传统民乐自然会面临生存危机。

    回顾中国民乐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民乐始终伴随着时代的步伐而逐渐演变：在上世纪30年代之前，民乐基本上都是单旋律的形式并具有强烈的地域和民族特征，其创作主要是自发性的，并无专门的作曲家；到了 50年代左右，民乐创作逐步专业化并借鉴西方乐队编制出现了民族管弦乐队；80年代之后，西方作曲技术大量涌入，民乐的洋化、西化成为一股潮流，学校教育也逐步代替了口传心授式的传承方式；21世纪之后，民乐加电声的“盛装民乐”开始流行，如“女子十二乐坊”。

    所以说，民乐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客观条件改变时，作为上层建筑的民乐也必然会随之改变，这本来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却被一些人有意无意地忽视。比如，有学者在评价“女子十二乐坊”时，立刻搬出音乐教科书，认为此种音乐不符合书本上关于民乐的定义，甚至还有人给“女子十二乐坊”扣上了“是对民乐的亵渎”的大帽子。但另一方面，民乐的创新也必须考虑到大众审美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比如20世纪90年代，中国民乐曾出现一股片面追求复杂技巧的思潮。越有难度的作品越众星捧月，越传统的作品越被打入冷宫，这种急功近利的盲目创新一度导致创作难写、排练难排、演出难听等诸多问题，被民乐指挥家杨春林先生批评为“一头沉”现象。凡此种种，都不利于民乐的传承与发展。

（选自《光明日报》2017.8.24，有删改）

不甘寂寞的当代艺术

陈德洪

    当代艺术在市场退潮后犹如积压的商品，在寂寞的如库房的展厅中陈列，因为市场热潮不再而更加刻意扮演一种曲高和寡的姿态。其间的忸怩作态、故作高深、自我标榜其实也难掩对廉价赞誉追捧和高价售出的热切期待。艺术家过于标榜个性、微观叙事导致的自恋和自我中心其实极端矛盾地希望得到公共性的认同、传播和抬举。

    移动互联网彻底改变了艺术的生态，把微小的嗓音放大到全民皆知。于是大家都不寂寞，但传入耳朵的声音则全是八卦。艺术成为一种舆论，一种街头巷议的等同物。如此接地气的状态要再扮演崇高的角色已经更加困难，于是，理论家、批评家粉墨登场，专著、论文、研究成果，研讨会套用各种晦涩的话语，营造一种浓郁的学术性氛围，让不再有光晕的艺术发出万道金光，等待被迷住双眼的金主下注。教授、博士、专家、xx长，xx主席使艺术界成为一种头衔密集的重灾区。

    说了这些闲话全由几本闲书引起。所谓“以史为鉴”、“殷鉴不远”这些格言在这个重视历史叙事的国度可谓深入人心。改写历史的冲动无处不在。而通过几本闲书，我恍然发现中国艺术史是一部悲催的血泪史和心灵的放逐史。国破家亡，江湖放逐成全了一个又一个艺术大家——颜真卿、黄公望、倪瓒、徐渭、八大、石涛，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即便是盛世的李杜不也不得志吗?或许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不算离谱的结论:艺术史往往不是记载那些功成名就者和歌功颂德者的荣誉证书，它更可能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由此来看，艺术本是寂寞的，而不甘寂寞的往往是以艺术之名进行的操作、经营、糊弄以及蒙和骗的勾当罢了。当作品成了小便器，套用丹托的名言，是理论使小便器成为了艺术。我们如果不识时务地去拨开附加于艺术的层层包装，最终呈现的可能象贵妇人的一身赘肉不堪入目。

    法国古典主义画家普桑经典的作品《阿卡迪亚的牧羊人》或许可以看成一种关于艺术史的隐喻。艺术是那坟墓里的枯骨，而艺术史就是对墓志铭的解读，也许不做掘墓人我们就永远不可能看清艺术的真相。但盗墓者垂涎的是艺术坟墓中想象的宝物，没有人想盗窃那几根枯骨。由此奉劝有大师情结的艺术家们，不修成正果，炼成舍利，枯骨不可能因为陪葬的华贵而增值。

    艺术研究者其实面对作为社会事实的艺术场域知道的并不比牧羊人更多。解读墓志铭也许并不是艺术研究者真正的工作，正如牧羊人，放羊才是正业才是生活，而研究墓志铭则是生活的闲暇和余兴。古人讲“游于艺”，没有游于艺的超脱与从容，也许就已经和艺术擦肩而过了。

    回归寂寞对中国当代艺术未必不是好事，而不甘寂寞的折腾倒是需要警惕了。

    学校一直是把传统的财富从一代传给下一代的最重要的机构。今天这种重要程度超过了以前，因为现代经济生活的发展，使家庭作为传统和教育的载体地位削弱了。因此，人类社会的延续和健全比以前更加依赖于学校。

    有时，人们仅仅把学校看成是将尽可能多的知识传递给成长中的一代的工具。但这是不对的。知识是死的，而学校却是在为活人服务。它应该在青年人身上培养那种有益于公共福利的品质和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消灭个性，仅仅把个人作为如蜜蜂或蚂蚁那样的社会的工具。学校的目标必须是培养能独立行动和思考的个人，而这些个人又把为社会服务视为最高的生活目标。在我看来，英国的学校体制距实现这个理想最为接近。

    但是人们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理想呢？是通过道德说教达到这一目标？绝对不是。言辞永远是空的，而且通向毁灭的道路总是和浮华之辞相伴。但是人格绝不是靠言语，而是靠行动来形成的。因此，最重要的教育手段是促使学生采取行动。这适用于小学生第一次学写字，也适用于大学生写博士论文，或者是记一首诗，作一支曲，翻译一篇文章，解决一道数学题目，或是进行体育运动。

    对学校来说，我认为最坏的事莫过于主要用恐吓、暴力和人为的权威等手段来开展工作。这种做法摧残了学生们的健康感情、真诚和自信，它制造出的是顺从的人。而好胜心，或者说得婉转些，是期望得到表扬和尊重，它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没有这种精神刺激，人类合作就完全不可能；一个人希望得到他同类赞许的愿望，肯定是社会对他的最大约束力之一。但在这种复杂的感情中，建设性同破坏性的力量密切地交织在一起。要求得到表扬和赞许的愿望，本来是一种健康的动机；但如果要求别人承认自己比同学、伙伴们更高明、更强有力或更有才智，那就容易产生极端自私的心理，而这对个人和社会都有害。所以学校和教师必须避免使用产生个人好胜心的简单方法来敦促学生们勤奋学习。

    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以及同它相关的选择理论，被很多人引证来作为鼓励竞争精神的根据。但这是错误的，因为人在生存竞争中的力量全在于他是一个过着社会生活的动物。因此人们应该避免把习惯意义上的成功作为人生目标向青年人宣传。因为这种意义上的成功人士，通常从他的伙伴那里所取得的，要远远超出他对他们的贡献。但是，人的价值应该体现在他能给予什么，而不是在于他索取了什么。

    在学校里和生活中，工作的最重要的动机是在工作中的乐趣，以及对工作成果的社会价值的认识。启发并加强青年人的这些心理力量，我看这是学校最重要的任务。只有这样的心理基础，才能引导出一种快乐的愿望，去追求人类的最高财富，即知识和艺术般的技能。

（摘编自爱因斯坦《论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