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事业下的人和自然

楼宇烈

    当前的生态问题源于人类中心主义，人类自视无所不能，能够征服自然。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人自我膨胀，肆意向自然攫取，不尊重天地万物，非但没有取得真正的独立，反而是被物质、财富牵着鼻子走，失去了自我。

    从“人和天地浑然一体”的观念，变成“人与天地相对立”，于是天地就被作为外在的研究开发、对象。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在中国就经历了这样的过程。我们曾引进了很多西方哲学理论和思想学说，例如欧洲理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自然并不是存在于人类之外、与人类实践无关的自然，而是经过人类实践改造了的自然，具有社会历史性的自然。马克思认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人要依靠自然界而生活。人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必须与自然界持续不断地进行物质交换。很多人却将其误读为：人类的根本任务是征服、改造自然。

    上世纪初，中国的学术界就开始从中国哲学里寻找改造自然的资料。但是，在中国哲学里面没有“改造自然”的提法，于是人们开始研究历史上国人对天人关系的认识。学者们找到的天人关系资料大都是讲“天人合一”的，当时把“天人合一”“畏天命”“奉天”理解为天是绝对不可侵犯的，人在天面前无能为力，只能去适应天。但后来，有人把荀子“明天人之分”的主张理解为人不能做天的奴隶，提升到“人定胜天”的高度，为征服、改造自然找到了了理论根据。但这显然不符合荀子的原意——天、地、人各有其道，能够分清天与人的职责的人是圣人。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的思想值得借鉴。道家认为，人不要把自己看得很伟大，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很渺小。人确实有伟大的一面，但人不能主宰万物，天无为，人也要学着无为。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上个世纪，西方一些思想家提出要重建人文主义，人既不能成为神的奴隶，也不能异化为物的奴隶。人类破坏自然，源于人的贪婪，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破坏了人类的生存环境。破坏了生态环境之后再去治理，所需成本比破坏它的收益要更多，也无法再完全恢复原貌。因此，开发自然资源之前，一定要考虑清楚，而且考虑环境问题时，需要抑制人的欲望。

    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淡薄，推崇以消费来推动经济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富有人文精神。倡导不耗尽资源，让现代人可以发展，让子孙后代也可以持续发展。生态平衡是建立在生态伦理的基础上，生态伦理的核心是要相互尊重，要建立起人与自然相互尊重的观念，不去随意破坏、改造自然。另外，食品安全问题也值得关注，我们不能光吃人造的东西，还要多吃自然的东西。这里讲的“自然”是老子讲的“道法自然”，我们要把自然人文的精神和现代科技更好的结合，不是用现代科技去淹没自然人文。

    技术的发展给我们的物质生活带来便利，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数据化让人越来越失去主动性，人在征服物质世界的同时，也丧失了自我；随着技术的发展，有些人成了机器、信息的奴隶。“欲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有。”（司马迁《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人类要思考一下，有没有必要向自然、社会攫取那么多的财富呢？

（选自《大家》，有删改）

体系是思想完美者的自然形式

曹文轩

    当限制在一定结构中所进行的有条理、有层次、有主次等各种关系的理论建设完成后，我们可以说：“这，便是一个体系。”“限制在一定的结构中”这几个字很重要，它意味着理论的完整性和观念之间的互涉性。不管有多少观念，它们都是在一个共同体内。结构可能是显性的，从理论展开的格式上就可以看出；也可能是隐性的，即表面上看来，这些理论是松散的，随便慨叹的，但在这些理论的深处沉着一种将它们勾结在一起的结构，使它们中间的任何一个观念也不能脱离和游弋于它的引力之外。

    当我们说世界上任何一个事物为完美的事物时，这个事物必定是在一定的结构之中的，或者说它是暗含着一种结构的。这个事物只要一失去联系，逸出结构之外，这个结构对它无约束能力，这个事物便不再是完美的。

    体系者只有一个出发点（同时只有一个中心点，或一个终点）。由于庞大的理论是建设在一个点上的，那么在众多的观念中，则必然存在着母子关系（即若干观念是由于一个根本观念生殖出来的）。而非体系者没有用心去寻找一个点，而是分别在若干个点上进行理论阐述，结果是：观念众多，但观念之间多为并列关系。

    体系者与非体系者，在知识的占有、领会、掌握和生发上，处于两个等级。前者的知识已形成了一条线，而后者的知识只有无数个不接壤的点，虽然这些点也有许多是闪光的。当点未转化成线时，就意味着那个人在知识方面还很稚弱和生疏。有一两个闪光点，这并不难，难的是有一条线——一条结实而又飘逸灵活的线。但许多人发昏，常去贬低线者，而颂扬点者：“哦，思想家！”殊不知点与线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人们被星星点点的格言迷乱了。那些只有星星点点思想的思想家们甚至在短期内被人认为是超出创造着体系的思想家们之上的。

    把若干观点放在逻辑关系的制约下，体系者的理论有着可贵的、令人肃然起敬的严密性。而非体系者由于观点之间缺乏派生、推演、呼应等关系，往往矛盾百出，到处可见漏洞。黑格尔等的体系一丝不苟、密不透风，自然无懈可击。他们的体系也许是反动的，但就体系本身而言，我们不可指望能以用它的矛戳它的盾的路数将其击毁。数学般的演绎，杜绝了这种可能性。体系的粉碎，不可能来自内部，而只能来自另一个体系。非体系者则必然常常陷于以自己的矛戳自己的盾的尴尬处境之中，他们被粉碎，只需自己的力量就足矣。

    体系的创造，并非都是自觉的。但一个思想完美者在进行学说的创造时，总会自然生发出体系，甚至连那些反体系的人都生发出了体系，如尼采。

    没有创造体系的人，是不可能在人们心目中占有位置的。他们曾经因为创造过一些颇有智慧的格言，一些大胆得让人心惊肉跳的口号，一些切中时弊的观点，一些很让人过瘾的俏皮话，也在短暂的时间中被人们注意过，但终因他们只是只言片语的玩闹，使人们对他们失去了耐心，或因人们终于觉察到他们在学识上与体系者不可匹敌，而被遗忘了。而那些创造了体系的思想家们、美学家们，却因为他们完整庄严的学说，被人们记住了。

    体系有助于人类思维的严格训练。人类的一般思维有着种种毛病：浮光掠影、混乱、含糊、自相矛盾……因此，一般思维少有成效。创造了伟大思想和有伟大发现的人们，是在经过严格的思维训练之后出现的。体系正是这种严格训练的结果。

（节选自曹文轩《思维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5月版，有改动。）

中国航空之父——冯如

    1909年9月21日，美国奥克兰市郊匹满高地的伍•吉•典梓农场。一架升降舵装设在飞机前部的鸭式布局轻型飞机在农场崎岖不平的地面上由慢而快地滑行着升上天空。那个驾驶着简陋的飞机在10～15英尺之间的低空飞行了约半英里航程的年轻、挺拔的身影，犹如一道永恒的闪电，把自己的名字镌刻在天空上--冯如。

    中国航空之父，首位驾驶自制飞机上天的中国人。

    旧金山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是美国西部重要的金融中心和贸易港口。这座城市人口众多，工业发达，冯如终其一生的对于机器和工业的迷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他白天在工厂劳动，晚上回家学习，研读各类科技书籍。经过十年的工作实践和学习，冯如精通了机械和电机的专业技术知识，能够熟练地设计和制造各种机器。特别是他制造的小型发电机，不但运输、移动方便，而且发电效率优良。他设计制造的抽水机、打椿机、发电机、无线电报机等轻便耐用，深得社会赞誉。

    1906年前后，有两件事情给冯如内心带来了强烈震撼。一是1903年12月17日，莱特兄弟自制载人动力飞机试飞成功，揭开了世界载人动力飞行史的第一页。冯如萌生了效仿莱特兄弟试制飞机的念头。二是1904年，日本和沙皇俄国为了争夺我国东北的特权，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了一场狗咬狗的战争。1905年9月两国在美国的调停下签订《朴茨茅斯和约》，和约竟规定将辽东半岛南端的旅顺口、大连及附近海域转让给日本；从长春到旅顺口的铁路也交给日本所有。这件事情更使他坚定了研制飞机的决心。冯如为祖国的不幸痛苦不已，他的“机器梦”破灭了：“是(指制造机器) 岂足以救国者。吾闻军用利器，莫飞机若，誓必身为之倡，成一绝艺以归飨祖国，苟无成，毋宁死！”

    从此，他立下了“航空救国”的思想，发誓要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报效祖国。

    冯如勤奋学习、研究，先后从《美国科学》、《航空学》《航空器》和《昆虫式飞机》等当时著名的航空科学书刊上，搜集了大量制造飞机的技术资料。为了探索飞机的制造和驾驶技术，冯如通过观察飞鸟的飞行情况，领会到要制造一架能够在空中飞行的飞机，不但要有合理的外形，良好、稳定的操纵系统，而且要达到最大功率和最小重量的完满结合。

    经过充分观察研究之后，冯如选定以莱特式飞机为设计飞机的主要蓝本，同时参考花曼、寇蒂斯、伯里利奥等当时著名飞行家的飞机图形绘制成飞机结构施工图。在施工过程中，由于资金不足，无法购置足够的生产工具，飞机的大小零部件都只能用简单的工具和手工操作完成，花费很多时间，才能制成一个合规格的零部件。冯如的家人也屡屡催促他回国团聚，冯如复信婉言劝慰，并毅然宣布，“飞机不成，决不归国”。

    1909年9月21日傍晚，冯如驾驶着经过检验和更换了新车轮的飞机，冒着强风，在伍•吉•典梓农场崎岖不平的地面上起飞。围绕着一座小土山，飞机作椭圆形航线的绕空飞行，高度保持在10～15英尺之间。在未经试飞证实确属安全之前，冯如不打算冒太大的风险，进行更高的飞行。飞机飞行了一圈，航程约半英里。这表明这架飞机具有良好的飞行性能，能够如意地进行操纵。冯如首次试飞的成功，标志着中国航空史的开端。

    1909年9月23日，美国《旧金山考察家报》《旧金山呼声报》等英文日报，分别以《在航空领域，中国人把白人抛在后面》《中国人驾驶自制的飞机在空中飞行》为题，报导了冯如制造飞机及试飞成功的经过，大大地鼓舞了旅美华侨投资支持冯如发展祖国航空事业的信心和兴趣。

相关链接：①冯如制造飞机和试飞成功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中国。当时国内发生了多次反清武装起义，清政府两广总督张鸣岐想利用冯如为其建立航空部队，电召冯如归国，许以破格录用。航空是当时最尖端的科学技术，冯如完全可以用他掌握的航空科学技术知识，在美国经营航空事业，赚取大量金钱，但冯如毅然回国。②1912年8月5日，经民国临时政府批准，冯如在广州郊区做第二次飞行表演。为避险冯如意欲使飞机飞得更高，将两手所持之机关一抽，不意用力过猛，该机直上，头高尾低，冯如两足浮松，全身下坠，飞机亦即坠落。冯如头、胸、股各部均受重伤。终因失血过多，抢救无效，撒手人寰。一代英豪，就此长眠，时年29岁。

    随着时代发展，我国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传统社会的架构并没有完全坍塌，乡村社会错综的人际交往方式、以血缘维系的家族和邻里关系依然广泛存在。作为农村中有声望、有能力的长者、贤人，乡贤在农村社会治理中的地位依然重要，他们协调冲突、以身作则提供正能量的作用不可或缺。

    现代社会存在两种乡贤，一种是“在场”的乡贤，另一种是“不在场”的乡贤。有的乡贤扎根本土，把现代价值观传递给村民。还有一种乡贤出去奋斗，有了成就再回馈乡里；他们可能人不在当地，但由于通讯和交通便利，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关心和支持家乡发展，他们的思想观念、知识和财富都能影响家乡。我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有浓浓的乡愁情怀，无论知识分子还是农民工，只要出自农村，即使身在异乡、异国，对于故土就有深深的眷恋和认同。在乡村社会结构发生很大改变的当下，他们保持着精神的稳定和内心的坚守，很大程度上就是传统的乡贤文化给了他们心灵的慰藉。

    在乡村的传统秩序受到冲击、传统社会纽带越来越松弛的情况下，如何让乡土社会更好地粘合起来，让社会转型中的个人和家庭得到社群的关注，让“风筝不断线”，让人走得再远也不至于“失魂落魄”、没有认同感，乡贤就是能起到这种作用的关键人物。乡贤大都对传统和现代有较为全面的了解：一方面，他们扎根本土，对我国传统文化和乡村情况比较熟悉；另一方面，他们具有新知识、新眼界，对现代社会价值观念和知识技能有一定把握。因而，现代乡贤成了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传统与现代有了“可译性”。他们可以利用自身的人格魅力来感染周边的人，用村民们能够接受的方式来传递现代知识，让现代的法律和契约精神与传统的价值和伦理得以协调。

    在以城镇化为主要表征之一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受到冲击，在改革发展进程中会出现很多难以预料的矛盾。乡贤在村子里地位比较高，村民比较能够听得进他们的意见，可以起到弥合社会分歧的作用，使社会改革发展进程在乡村这一层面变得更加平顺，有利于农民、农村顺利融入现代化进程，分享改革开放的红利。从这个意义上说，乡贤就像高压锅的“安全阀”，可以把社会矛盾化解于无形。乡贤用自己的知识和人格修养成为乡民维系情感联络的纽带，让村民有村落的归属感和社区的荣誉感，这样的乡贤文化是有凝聚力、感召力的。

    当代中国需要乡贤文化的复兴。这不是传统士文化的回归，而是要实现社会贤达和社会体系的有机融合、现代社会治理在乡村基层的有效落实。传统社会的乡贤不仅是道德模范和价值观的引导者，而且是乡民行为的规范者和约束者。传统乡村，人们生活在熟人社会中，并不太重视法律和契约的作用，而更加看重有威望的乡贤对于社会公正的维护。我们当然不能回到过去那种状况，但在依法治乡、完善现代乡村治理的同时，也应强调乡贤对于当下乡村稳定的重要作用，以更好地让村民行为有法度、价值有引领、操守有规范。

（《人民日报 》，2015年09月30日07 版）

    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读小说就是为了读故事？故事与叙事是不同的，叙事才更接近小说的本质。正如托马斯·曼所说，小说家既要通晓现实，也要通晓魔力。故事所描述的是一种现实，而叙事则是一种语言的魔力。应该说，从先锋小说发起叙事革命开始，小说写作就不仅是再现经验、讲述故事，它还是一种形式的建构、语言的创造。写作再也不是简单的“讲故事”了，只有建构起自己的叙事方式的作家，才称得上是一个有创造性的作家。可是，这个经过多年探索所形成的写作难度上的共识，开始被文学界悄悄地遗忘。更多的人，只是躺在现成的叙事成果里享受别人的探索所留下的碎片，或者回到传统的叙事道路上来；故事在重获小说核心地位的同时，叙事革命也面临着停顿。

    这种停顿，表明艺术惰性在生长，写作和阅读耐心在日渐丧失。讲述一个有趣而好看的故事，成了多数作家潜在的写作愿望。然而，文学一旦丧失了语言冒险的乐趣，只单纯地去满足读者对趣味的追逐，它还是真正的文学吗？说到底，文学的独特价值，许多时候正是体现在语言的冒险、叙事的探索上；这样往往能开辟出一条回归文学自性的道路。可是，在这样一个喧嚣、躁动的时代，有谁愿意去做那些寂寞的叙事探索?

    短篇小说艺术在近年的荒芜，或许可以作为讨论这个问题的一个旁证。以前的作家，常常将一个长篇的材料写成短篇，现在却恰恰相反。如今，长篇小说盛行，短篇小说则已退到文学的边缘，核心原因还是故事与叙事之间的较量。长篇小说的主题词是故事和冲突，读者对长篇的毛病是容易原谅的。篇幅长了，漏洞难免会有，但只要故事精彩，就能让人记住。对短篇，要求就要严格得多。叶灵风说，现代的短篇小说“已经不需l要一个完美的故事”，写短篇就是要“抓住人生的一个断片，爽快的一刀切下去，将所要显示的清晰地显示出来，不含糊，也不容读者有呼吸的余裕”。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没有生活的丰盈积累，没有在叙事上的用心经营，再好的断片，一些作家也是切割不好的。因此，在这个长篇小说备受推崇的时代，中短篇其实更能见出一个作家的叙事功底和写作耐心。

    如今，翻开杂志等出版物，举目所见，艺术、叙事、人性和精神的难度逐渐消失，读者也慢慢习惯了在阅读中享受一种庸常的快乐……这种快乐，就是单一阅读故事而来的快乐。或许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英国文学批评家迈克尔·伍德才有了这样的论断：“小说正在面临危机，而故事开始得到解放。”很多人都会感到奇怪，小说的主要任务不就是讲故事么，为何要将小说与故事对立起来？按照德国批评家、哲学家本雅明的说法，小说诞生于“孤独的个人”，而故事的来源则是生活在社群中、有着可以传迭经验的人一一故事的旨归是经验和社群，所远离的恰恰是“孤独的个人”。可见故事并不一定就是小说。但在这个崇尚经验、热衷传递经验的当代社会，故事正日渐取代小说的地位。

（摘编自谢有顺《当代小说的叙事前景》）

什么是龙，确乎是一个谜。龙像马，所以马往往被呼为龙。《月令》“驾苍龙”，《周礼·庾人》“马八尺以上为龙”，皆其例。龙有时又像狗。《后汉书·孔僖传》“画龙不成反类狗”，所以狗也被呼为龙。此外还有一种有鳞的龙像鱼，一种有翼的又像鸟，一种有角的又像鹿。至于与龙最容易相混的各种爬虫类的生物，更不必列举了。

然则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我们的答案是：它是一种图腾（Totem），并且是只存在于图腾中而不存在于生物界中的一种虚拟的生物，因为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成的一种综合体。因部落的兼并而产生的混合的图腾，古埃及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在我们历史上，五方兽中的北方玄武本是龟蛇二兽，也是一个好例。不同的是，这些是几个图腾单位并存着，各单位的个别形态依然未变，而龙则是许多单位经过融化作用，形成了一个新的大单位，其各小单位已经是不复个别的存在罢了。前者可称为混合式的图腾，后者则为化合式的图腾。部落既总是强的兼并弱的，大的兼并小的，所以在混合式的图腾中总有一种主要的生物或无生物，作为它的基本的中心单位，同样的在化合式的图腾中，也必然是以一种生物或无生物的形态为其主干，而以其他若干生物或无生物的形态为附加部分。

龙图腾，不拘它局部的像马也好，像狗也好，或像鱼，像鸟，像鹿都好，它的主干部分和基本形态却是蛇。这表明在当初那众图腾单位林立的时代，内中以蛇图腾为最强大，众图腾的合并与融化，便是这蛇图腾兼并与同化了许多弱小单位的结果。金文龙字的偏旁皆从已，而已即蛇，可见龙的基调还是蛇。大概图腾未合并以前，所谓龙者只是一种大蛇。这种蛇的名字便叫作“龙”。后来有一个以这种大蛇为图腾的团族（Klan）兼并了吸收了许多别的形形色色的图腾团族，大蛇这才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

于是便成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龙了。这样看来，龙与蛇实在可分而又不可分。所以我们在引用古书中关于龙蛇的传说时，就无法也不必将它们分清。甚至正因其分不清，这问题对于我们，才特别有意义。不错，惟其龙蛇分不清，我们才更能确定龙是古代图腾社会的遗迹，因为我们知道，图腾的合并，是图腾式的社会发展必循的途径。

图腾有动物，有植物，也有无生物，但最习见的还是动物。同一图腾的分子都自认为这图腾的子孙。如果图腾是一种动物，他们就认定那动物为他们的祖先，于是他们自己全团族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也都是那种动物了。曾奉狗为图腾的瑶族，如今还很鲜明的保存着这种意识。陆次云《峒溪纤志》说他们“岁首祭盘瓠，揉鱼肉于木槽，扣槽群号以为礼”。这种风俗与现代世界各处的图腾团族举行舞会，装扮并摹仿其图腾的特性与动作，是同样性质的。我国古代所谓“禹步”的一种独脚跳舞，本是仿效蛇跳，也属于这类。他们之所以要这样做，确有其绝对的实际作用。

凡图腾都是那一图腾团族的老祖宗，也是他们的监护神和防卫者，它给他们供给食物，驱除灾祸，给他们降示预言以指导他们趋吉避凶。如果它是一种毒虫或猛兽，那更好，因为那样它更能为儿孙们尽防卫之责。每个老祖宗当然知道谁是它的儿孙，认识他们的相貌和声音。但儿孙太多时，老祖宗一时疏忽，认错了人，那是谁也不能担保的。所以为保证老祖宗的注意，儿孙们最好是不时在老祖宗面前演习他们本图腾的特殊姿态、动作与声调，以便提醒老祖宗的记忆。这便是前面所讲的瑶族祭狗王时“扣槽群号”而食和“禹步”的目的。另一种保证老祖宗注意的方法，是经常的在装饰上表现着本图腾的特殊形相，以便老祖宗随时随地见面就认识。代表这一种手段的实例，便是龙图腾的“断发文身”的风俗。

为什么装扮得像龙，就不为蛟龙所害呢？龙之不加害于越人，恐怕不是受了越人化装的蒙蔽，而是它甘心情愿如此。越人之化装，也不是存心欺骗，而是一种虔诚心情的表现。换言之，“断发文身”是一种图腾主义的原始宗教行为。断发文身的目的，固然是避免祖宗本人误加伤害，同时恐怕也是给祖宗便于保护，以免被旁人伤害。以上解释，可称为“避害说”。

至于许慎所谓“刺皮为龙文，所以为尊荣之也”，可称为“尊荣说”。这一说似乎与图腾无关，其实不然。就现代人观点看来，人决不以像爬虫为尊荣。这完全是图腾主义的心理。图腾既是祖宗，又是神，人哪有比像祖宗，像神更值得骄傲的事呢！龙之所以有资格被奉为图腾，当然有个先决条件。定是假定了龙有一种广大无边的超自然的法力，然后才肯奉它为图腾；崇拜它，信任它，皈依它，把整个身体和心灵都交付给它。如果有方法使自己也变得和它一样，那岂不更妙？在这里，巫术——模拟巫术便是野蛮人的如意算盘。

（节选自闻一多《伏羲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