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是儒家美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对于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钱穆先生指出：“读一部中国文化史，正如听一场歌唱，不外一‘和’字。”“和”这一美学范畴包含着浓厚的政治、道德观念，它的内涵既是指艺术的，也是指道德的，是善与美的统一。《论语》中曾先后8次出现“和”的观念，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礼之用，和为贵”，“和无寡”等。《左传》曰：“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和”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立面的多样统一。孔子论“和”，强调用道德来规范审美对象和审美主体，以达到“善”和“美”的统一。“和”与“中”密不可分，“和”是把杂多与对立的事物有机地统一起来，“中”则是在“和”的基础上所采取的居中不偏、兼容两端的态度；“和”偏重事物的调和统一，“中”强调事物所达到的最佳状态。在《论语·先进》中，他评论他的学生说：“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在艺术与审美方面，孔子对《关雎》的评价颇高：“《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认为《关雎》在情感把握上恰到好处，既不过分，也无不及，这是非常可贵的。在他看来，像《关雎》那样不淫不伤的诗，才是合乎“中和”的诗，这才是合乎孔子所要求的美。“中”“和”本身，即包含着“美”与“善”的统一。孔子在其文质观上也体现出“和”的思想：“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在这里指后天学习所形成的文化素质与修养，“质”指内在的道德品质。对于文学艺术来说，文和质，即形式和内容，如果能和谐统一的话，它就是美的，也是善的。孔子认为，无论是“质胜文”还是“文胜质”，都会产生偏重的效果，破坏和谐之美，外在的礼仪修养与内在的道德品质达到完美的融合，这样的人就是“君子”。理想的美应是文和质二者对立统一，这是“文质彬彬”的境界，也是“尽善尽美”的境界。

    儒家思想认为，善是美的基础、内容和目的，对美具有决定性作用，同时强调审美和艺术的道德与社会作用。孔子区分了“美”和“善”，又充分肯定了“美”和“善”的统一。好的客体必须符合美善合一的标准，同时审美主体也必须努力达到美善合一的程度。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真正的“乐”。在儒家主张的中和之美中，“尽善尽美”代表了其最高的审美理想，通过艺术来倡导教化，实现社会和谐，在当今追求个体感官体验美学观念泛滥的情况下是非常必要的。从这一角度来讲，“尽善尽美”这一审美标准具有非常积极的社会意义，特别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必然能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

（摘编自《浅谈孔子美学思想之“尽善尽美”》）

    唐诗现在又开始让人感觉真切和亲切了，这是经历了和传统文化分别的痛苦之后才有的内心感觉。经历了千年，唐诗还留下那么多，可以想象当时的创作盛况。那么多唐诗显然不可能都是为了功名而写作的。它是一种流行的东西，是社会场合的一种交流方式，更多时候就像现在的歌词。王之涣和高适、王昌龄几个去歌台舞榭，听歌女唱他们的诗。几轮下来，独独听不到王之涣的诗。王之涣指着歌女中最美的一个，对在座的诗人们说，如果她唱的不是他的诗，他从此就不写诗了。那个最美的歌女出场唱的果然是王之涣的《凉州词》“黄河远上”那一首。这说明我们所景仰的唐诗，在当时很可能多是传唱的歌词。当时写诗的人太多了，即使是李白也可能就是在盛唐被歌唱了一些年。在晚唐大概唱不过小李杜和温庭筠吧？杜甫的诗，可能文本些，难以流行；杜甫的崇高地位，在他死去数十年后才建立，应该和唐诗本真的歌词性质有关。

    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十年来中国内地流行歌词的长盛不衰是值得欣喜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着经历着，悲欢冷暖，酸甜苦辣，都会感动在心，用心去歌唱。歌唱的内容就是人的现实和梦想，譬如生命、爱情、母亲、故乡、离别、重逢、游历和从军等等。这些在唐诗里也都写遍了。李谷一首唱的《乡恋》，对于故乡的依恋和怀念的心情，和李白的《静夜思》是一样的精致平实。谷建芬作曲的《烛光里的妈妈》和孟郊的《游子吟》可以匹敌，《思念》和李商隐的无题诗，美感是相通的。还有北京奥运会主题歌《我和你》和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相比，也是不见逊色的。

    把现在的歌词和唐诗比较，只是想说明两者是同样的东西。尽管不在同一时空，两者的文化身份是一样的。虽然两个时代的作品也无法混淆，同样的留别的诗，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和罗大佑的《追梦人》就不一样。但徐志摩的文本的诗无愧于时代，罗大佑的歌词同样无愧于时代。至于说历代的歌唱同样珍贵，为什么唐诗让我们心存景仰，甚至是徐志摩的诗总觉得要比现在的歌词好多了？且以唐三彩为例。唐人见到的唐三彩一定和我们见到的不一样。我们见到的唐三彩要美得多，是时间和距离产生了美。当时的唐三彩和唐诗一样流行，时尚。时时面对的东西，美不到哪里去。迎面的歌唱可能不被看重，千百年的歌唱，会滋润和鼓舞同样歌唱着的心。

    文字是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符号。语言是有声的思维，文字是有形的思维。二者都是思维的外化。像语言一样，文字也是思维能力的反映，蕴含着思维的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古文字是对思维进行考古的工具。

    古人类主要运用形象进行思维。这种特点反映在古诗歌中，人们喜欢用比兴来说明某种道理；反映在原始神话中，人们通过具体的故事来说明某个道理，抽象的道理是没用的。形象思维曾是人类最得心应手的思维方式。抽象思维是在形象思维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从文字的创造特点看，绘画文字是最早的文字。这种文字的主要特点是象形。不仅中国的古文字用形象来表示，古巴比伦人、古雅玛人、古埃及人等无一不是从象形开始来创造古文字的。

    创造文字的时代，人们抽象思维的能力还比较薄弱。人们进行抽象思维，还很难脱离具体形象来进行，往往要依赖于对形象的类比、比较、联想来进行。表现在文字的创造上，形与义密切结合在一起，人们是从形象来了解符号的意义的。文字的产生一方面是以人类抽象思维的能力达到一定水平为基础的。但另一方面，象形文字又标志着人类抽象思维能力还不发达，这种低下的抽象思维能力不可能创造太抽象的符号。

    抽象思维能力的低下还主要表现在古文字上的词类上，表现为形容词的极端贫乏。从甲古文看，形容词数量相当少，只有白、厚、明、光、赤、美、丽等为数不多的形容词。事物的性质包含在事物之中，与事物不可分离，只能通过人的思维才能把事物的性质从事物本身分开。在近代一些少数民族那里，要说热，只能说“像火一样”。

    早期文字中的“鱼”字是各种各样的鱼类象形，后来逐渐概括出一种共同的鱼的特征的象形文字，作为各种各样鱼的代表。早期文字中，几乎每个文字都经历了一定的概括过程。没有概括过程，就不可能产生一般意义上的文字。这种概括能力使人们能概括出事物的共同性质，撇开了同类事物之间的差别性、个性和偶然性，产生了最初的种、类概念。

    在概括能力发展的同时，形象思维本身也在不断发展着。形象思维从自身中演化出了抽象思维。抽象思维的发展又推动着形象思维的发展。古人类从事物中抽象出事物的性质，从而创造了形容词后，又创造着代表新的形象的词。例如，从羊的肥大的形象创造了“美”字，进一步又创造了“美服”“美女”等新的名词。形容词产生后，也使原有的一些代表具体形象的词成为更形象生动的新词。例如月字、镜字，在抽象出了“明”字后变成了“明镜”“明月”，使形象更逼真。古人类从众多的个别的事物中概括出代表一般意义的词后，又以此为指导去认识新的个别事物，创造新的字。

    从古文字的演变进化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在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中辩证地发展，使人类的思维能力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从而使人类能够更探更广地认识世界。

（摘编自朱长超《从古文字看原始思维及其发展》，有删改）

    早在中国文字诞生之前，我们的先人就开始了有目的的诗创作活动，作为这种集体创作的记录，即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诗经》收录了我国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年间的三百零五篇作品，故又称《诗三百》。

    《诗经》以现实主义手法反映了我国北方人民众多的生活场面和生活希望，题材广泛，笔法多样，情调各异，涉及到劳动、祭祀、爱情、战争、阶级对立等诸多领域，深刻宽阔地显示出我们先人高度发达的审美意识和艺术创造能力，既具有巨大的认识价值，更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宝，在世界文学史上，放射出夺目的光芒。

    几乎与《诗经》的同时，在我国南方地区的人民创作了一种体裁的诗——楚辞（楚地之诗）。与《诗经》基本上四行一句的格式不同，楚辞的写法较为灵活，句式参差多变，且注重想象，虚幻性强，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经由伟大诗人屈原之手，楚辞得以发挥和完善，形成了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与《诗经》的现实主义交相辉映，代表着中国诗的两大文学传统。

    两汉时代，是我国诗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汉诗总的风尚，是对质朴的写实主义的推崇，不重华丽，反对空洞，因而，诗的现实性都很强，生活气息浓郁。这一时期，中国诗经历了从四言诗向五言诗的转折。多了一个字，既加大了容量，又多了一种表现形式，诗作的技巧也有了更多的经验。

    魏晋南北朝时代，中国诗进入了另一个重要阶段。一方面，魏晋诗人继承了汉诗直面人生的艺术精神，产生了曹操那样慷慨悲歌的豪气诗人。另一方面，由于魏晋时的阶级斗争更加剧烈，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倾轧更为无情，稍有不慎，性命不保，因而，文人们表面上只谈玄学，从空到空，实则是痛不欲生，对现实极为不满。这就形成了魏晋诗凄苦闷郁的另一基调。这时期，对七言诗的探索已经出现。

    从《诗经》、楚辞开始，中国诗经历了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产生了一批伟大的诗人，诞生了许多不朽的诗篇。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楚辞的浪漫主义影响不很显著，杂言诗也不太多。《诗经》的影响却是一目了然的。这一阶段的诗，现实性都很强烈，其形式由四言发展到五言，且趋于完善，七言诗也出现，诗的创作在形式和技巧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唐朝诗人把这一阶段的诗统称为“旧体诗”或“古风”。这的确是是一股神奇的、深邃的、美丽的古风，直到今天，它还在时时吹拂着我们，为我们的心灵注入清丽的奇思和幽深的玄想。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那么，它的特色究竟“特”在哪里？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其思想文化本源？

    客观地说，世界上主要文明地区的政治文化中都有命运与共、共同体、世界主义的政治思想，例如西方基督教世界秩序及西方永久和平论、印度思想中的“不害”、伊斯兰世界“天下一家”、中国古代的“天下大同”等观念。总的来说，早期这些共同体观念解决的只是内部秩序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不同文明之间如何共生共处的问题。其中，历史上不少共同体思想还受到二元对立世界观的局限，它们所强调构建的共同体是以一个假想或现实的敌人为目标的，这种思想很容易导致世界陷入对抗之中。事实上，直到今天，这种思想还在影响着个别大国的外交政策，值得我们去辨别和防范。

    我们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思想文化本源来自传统和现代两部分。所谓传统，中国古代有丰富的中外秩序资源，在当时地理所及的范围内，形成了一套处理中外关系的思想和实践做法，这套思想和做法在今天需要创造性转化。所谓现代，“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还需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本源。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共同体和人类解放的思想中，包含着国际主义以及很多“人类命运与共”的资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世界不平等、剥削以及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根源、改造的论述等，都是我们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本源。同时，这些思想也是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学理上区别于既往及现在流行的一些共同体理论如各种带有宗教色彩的联盟、大西洋共同体、“民主”价值观联盟等的重要依据。

    以往绝大多数国际秩序思想和实践，要么服务于强者，要么用来结成一个国家联盟以反对另一个国家联盟，要么是一种宗教秩序的外在表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中蕴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它们的区别在于，其并不是从排他性国家联盟的角度来狭隘地理解共同体，而是从世界范围不平等经济秩序的变革、大多数人实现自身解放从而结成联盟的高度来理解共同体。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今天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否定其他文明中关于人类合作的合理的思想资源。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开放的概念，不同的思想文化都可以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理解的位置。这个概念将随着全球人、财、物、智互联互通的发展，拥有越来越大的世界基础，具有较广泛的心理认同和感召力量。

    我们说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意味着当今世界就是一片祥和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一定是在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当前，国际关系中的矛盾、阻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因素仍然广泛存在。维护和平的综合力量与进行战争的力量之间的对比，大多数国家及其人民要求发展的愿望与国际经济秩序不平等现实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对抗的矛盾因素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难题。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一个开放进取的中国，将自身命运和前途同世界命运和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种自我定位。中国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在呼吁世界团结起来，共同克服当前面临的困难。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网”，有删节）

材料一：

    针对学生及其家长不太重视传统文化教育的问题，有建议指出，要在中高考中增加传统文化的考试内容。这其实还是“考什么就教什么教什么才学什么”的应试思路，表面上看，这可以提高学校，家长、学生对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视程度，但“应对”考试的传统文化教育会偏离初衷。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体验、感知，是很难通过考试考出来的。

    我国中高考改革都提到要重视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是综合素质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要让学生重视传统文化，需要综合素质评价在大学。高中招生中切实发挥作用。而在推进中高考改革过程中，需要学校教育从传统的讲授、灌输，转变为更多的探究、交互，从过去重视结果评价，转变为关注对学生的过程性评价。学校教育也不能圆于教材、课本，而且该采取多种方式，借助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社团活动等，引领学生走向社会，了解社会，多感悟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而帮助其做一个承继传统的人，成为有根的中国人。

（《中国教育报》2017年03月07日第2版）

材料二：

    目前，中办国办印发《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其中提到“厘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改造陈旧的表现形式，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普及中华诗词、音乐舞蹈，书法绘画等，举办经典诵读、国学讲堂、文化讲坛、专题展览等活动，鼓励媒体开办主题专栏，节目。利用互联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网络传播”，这为传统文化的开发挖掘指明了道路：既保有传统的魅力，又带着时代的创意。

    谈及传统文化，言必及深邃与厚重。同时，任何一种文化，其生命力也来源于开放性与多义性，来源于多维度阐释的可能，古语云：“爱如一炬之大，万火引之，其火如故。”传统文化也是如此，任何人取一星火光，都可收获智慧的启迪。正如一曲《琵琶行》，在陈寅恪先生的笔下，成就了《元白诗笺证稿》这样的名著：在今天“90后”“00后”的手中，变成了网络上一曲流行歌曲。正因为可以取之而不竭，文化才能呈现出多元丰富的包容。

    季羡林先生留学德国时，选修了一门梵文课，课堂上只有他一个学生，“绝学”的凄凉景象大抵如此，传统文化要避免“绝学化”，就不能只有“阳春白雪”一种样态。也不妨亲近“下里巴人”。综艺节目《中国诗词大会》的观众人数累计达到11亿人次。在这些人里，又有多少懵懂少年，喜欢上了诗词?有多少普普通通的人，感受到了诗词的韵味?诗词变身综艺，乐器走进直播，这些传统文化找到了新的落点，也就有了焕发新一轮蓬勃生命力的可能，当然， 强调传统文化的创新，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要媚俗，自降格调来满足所有人的口味，传统文化的阐释不是没有下限的，它不能走上市侩化、神秘化、功利化的套路。我们对传统文化有足够的信心，平上去入、唱念做打、银钩铁画，自有它的魅力对依传统文化的诠释，如果从形变变成了神变，模糊了本来的面貌，反而是打着弘扬的旗号，却丢弃了内在的魂魄。

（摘自《光明日报》2017年5月10日）

材料三：

    “我从2014年开始参与《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去年明显感觉到关注这一节目的人越来越多——学生、老师和孩子们身后的家长，这成为了一个全社会广泛参与的活动。”张一清说，要想在其一领域取得一项突出的成绩，必得有广泛的参与群体作为支撑，现在《听写大会》就具备这个条件。“报名参与节目的孩子越来越多，经过选拔后的水平也在逐年提升。各地的活动都在贯彻这样一种精神。参与不仅仅是为了最后获得一个名次，还是因为喜欢汉字了解汉字背后的中华文化，进而了解我们的历史。”

    读书对张一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也希望更多的人能静下心来体味阅读。“因为工作和生活节奏的变化阅读越来越趋向干碎片化。人们只能从手机等移动终端上抽时间看一点儿，时间是碎片的，所以读的东两也往往是碎片的。但是，碎片的东西只能作为休闲和娱乐，如果要通过读书丰富和充实自己，还是应该有一个安静的环境。不受打扰的时间段去读整本的书，真正享受阅读的过程，某一次出差去厦门时，张一清遇到一个民间的读书会，大家定期约见，交流阅读所思所得，这个发现让他十分欣喜，在他看来，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公众对于阅读的热情不减。“现在出版的书太多，需要这样的组织和个人起到引领的作用。”

（选自《张一清：探寻汉字文化基因》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