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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模拟题 难易度:普通

江苏省扬州中学2017届高三5月质量检测(最后一模)语文试题

阅读下文,回答问题

    诗国里的革命家喊道“皈返自然”!不过那是偶然的事。偶然在言语里发现一点类似诗的节奏,便说言语就是诗,便要打破诗的音节,要它变得和言语一样——这真是诗的自杀政策了。其实他们要知道自然界的格律,虽然有些像蛛丝马迹,但是依然可以找得出来。不过自然界的格律不圆满的时候多,所以必须艺术来补充它。自然中有美的时候,是自然类似艺术的时候。最好拿造型艺术来证明这一点。我们常常称赞美的山水,讲它可以入画。的确中国人认为美的山水,是以像不像中国的山水画做标准的。我在赵瓯北的一首诗里发现了同类的见解。“绝似盆池聚碧孱,嵌空石笋满江湾。化工也爱翻新样,反把真山学假山。”这径直是讲自然在模仿艺术了。

    诗之所以能激发情感,完全在它的节奏;节奏便是格律。莎士比亚的诗剧里往往遇见情绪紧张到万分的时候,便用韵语来描写。歌德作《浮士德》也曾用同类的手段。韩昌黎“得窄韵则不复傍出,而因难见巧,愈险愈奇……”这样看来,恐怕越有魄力的作家,越是要戴着脚镣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只有不会跳舞的才怪脚镣碍事,只有不会做诗的才感觉得格律的缚束。对于不会作诗的,格律是表现的障碍物;对于一个作家,格律便成了表现的利器。

(节选自闻一多《诗的格律》)

(1)、诗国里的革命家提出的“皈返自然”反映了他们怎样的文学主张?

(2)、作者引用赵瓯北的诗作有什么用意?

(3)、请解释文中画线句子的含义。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题。

    宋朝是一个重视传统文化的朝代,每一个节日都被宋人发挥到极致。清明节是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人们扫墓、颁新火、踏青、荡秋千、蹴鞠、斗鸡、放风筝,各种民俗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寄托了人们美好的愿望。

    宋朝的清明节的最大亮点应该是蹴鞠。《水浒传》中写高俅球技高超,因陪侍宋徽宗踢球,被提拔当了殿前都指挥使。诗圣杜甫《清明》诗中说“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诗人陆游《感旧末章盖思有以自广》诗中有“路入梁州似掌平,秋千蹴鞠趁清明”的诗句。这说明从唐朝到宋朝清明节都有踢球娱乐的习俗。

    蹴鞠在宋代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上层踢球已经成为时尚,一幅《宋太祖蹴鞠图》,描绘的就是当时皇帝和大臣踢球的情景。宋代社会上还有专门靠踢球技艺维持生活的足球艺人。宋代的足球有用球门的间接比赛和不用球门的“白打”两种方式,但书上讲的大多是白打踢法。所谓‘脚头十万踢,解数百千般”,就是指踢球花样动作和由几个花样组成的成套动作,指用头、肩、背、胸、膝、腿、脚等一套完整的踢技,使“球终日不坠”。由此看来,宋代的足球,已由射门比准向灵巧和控球技术方面发展。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发扬互助精神,宋代的踢球艺人还组织了自己的团体,叫做“齐云社”,又称“圆社”。《水浒传》中写到宋徽宗也是“齐云社”的成员。这是专门的蹴鞠组织,专事负责蹴鞠比赛的组织和宣传推广。

    宋代清明节还有一个习俗就是市民携带炊饼出游踏青。宋代民间,习惯把无馅的食品称为饼,用火烤的叫烧饼,蒸的叫蒸饼,面条叫汤饼,油炸的叫油饼;宋仁宗赵祯做皇帝之后,因为宋仁宗的名字叫赵祯,而蒸饼的“蒸”字和赵祯的“祯”字发音相似,那时说话写字都讲究避皇帝或长辈的名讳,所以,蒸饼就改称为“炊饼”。在当时的汴梁城里,炊饼是一种大众食品,大街小巷都有卖炊饼的。宋朝把有馅的食品叫做馒头。《水浒传》中武大郎每天早起,挑起做好的一担炊饼出门叫卖。武松离家出行前,曾经交待哥哥武大说:你少在外面,早点回家;原先做炊饼十扇笼,以后只要做五扇笼。扇笼就是蒸笼,可以断定,大郎炊饼是蒸出来,而非烤制的烧饼。宋代炊饼是今天的馒头,绝非烧饼,而馒头却是今天的包子或有馅的点心。

    宋朝太学与国子监食堂例行加餐,春秋两季加炊饼,冬天供应太学馒头。宋人笔记言,炊饼深受汴梁城民众喜爱,成为主食。年年清明节,市民携带枣粥、鸭蛋和炊饼,出游踏青。黄庭坚在宽慰病中朋友的书简中说:“病者想渐苏醒能食矣。家园炊饼漫佳,不知堪否?”诗人杨万里题作《食蒸饼作》:“何家笼饼须十字,萧家炊饼须四破,老夫饥来不可那,只要鹘仑吞一个。”

    读《水浒传》我们可探寻出宋朝清明节的习俗,除了传统的祭祀祖先外,更多的是纵情取乐,宋朝的节日已经走下了宗教的圣堂,成为老百姓外出娱乐的载体。通过《清明上河图》可以看出,宋朝商品经济迅猛发展,市井生活恬静和谐。宋朝清明节丰富多彩的民俗展示了宋朝的繁荣富足和人民的幸福生活。

(摘编自刘传录《从<水浒>中探秘宋朝清明节的习俗》)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小题。

    近期多档文化类节目受到热捧。冷静来看,这些节日正是在众多浮躁、模仿、抄袭、千篇一律的真人秀中的一次突围,是在反智、游戏、嘻哈氛围中的高标独立。节目的成功,反映了传播者在文化建设、价值坚守、节目创新上的自信、自觉与自新,为我们找到一个讲好中国故事的钥匙,发现并开掘了观众的真正需求,引领了时代风潮。

    传播者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信与坚持,深知这片土地氤氲成长的文化具有强劲的生命力和时代价值。从《中国成语大会》《中国诗词大会》到《见字如面》《朗读者》,这种别开生面的节目创作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很多人效仿欧美模式、膜拜韩国风潮的时候,这些节目坚守自己最熟悉的题材而渐入佳境,抵达当下的热度。创作者们从成语、谜语、汉字、诗词、书信这些最习以为常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中,寻找承载节目风骨和精、气、神的支撑。“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找到了丰沛的历史资源和文化底蕴。诗词书信有乾坤,里面透露出的意境、情怀、神采等等都是我们中国人最富生命力和独特气质的元素。而这些精髓一旦释放,能量无限。

    自信意味着不拿腔拿调,不刻意掩饰。在这些节目中,节目设计、嘉宾选手的即兴评述和发挥,真实与真诚是关键。《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总决赛里,复旦附中的武亦姝、北大博士陈更、初一学生叶飞,即兴真实的表现都让人印象深刻,嘉宾、主持人也让人耳目一新,这些现场激发与碰撞的真实信息,来自创作者以自信开放的心态,去发现捕捉这些精彩的细节,而不是刻意去摆设。

    一个有担当的媒体不应去跟风、迎合甚至媚俗,而应自觉引领观众。这种引领是在媒体专业操守与大众需求之间的反复考量、磨合与融合。尤其在当前自媒体纷纷扰扰的时代,专业性弥足珍贵。但专业性是正襟危坐?是精深难懂?是曲高和寡?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所谓的专业性是用专业理念去引领、激发和满足大众需求。

    文化类节目已经到了讲故事诉情怀的时代。文化内涵的融入,让节目增添了意趣和底蕴,让观众在娱乐中还能细细品味。在同质化节目都在浅表的游戏打闹时,这类节目真正触到了观众的共鸣与痛点,引发了观众的共鸣。诗词不仅是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是我们日常生活的情感共鸣、流行歌词的灵感来源,更重要的是诗词里有天地、有历史、有社会、有故事、有人生、有情怀。而书信亦如是。它们让观众领略到了爱到深处的言之切切、情到浓处的低沉婉转、悲到痛处的肝肠寸断。节目的成功也让传播者看到,原来观众并非都追求低俗浅薄,寻求感官刺激。

    一个缺乏故事的节目是没有力量的。这里的故事不仅指参赛选手背后的故事,也指节目设计的叙事环节,更是对故事的核心——人与情感的重视。《中国诗词大会》经过巧妙设计,冲突、悬念、延宕形成很强的叙事张力。选手背后的故事足以引发观众的共鸣。在春节期间,《中国诗词大会》关于选手和主持人的微信推送放大了口碑效应。

    文化节目火了,要警惕一哄而上,又可能形成新的抄袭模仿。任何题材和形态的产品同质化地推出,生命力都不会长久。希望它能不喧哗,润物无声,成风化人。而这需要创作者更高的智慧、更大的耐心、更开放的心态,从自己的文化中寻求滋养,用最好的故事手段,把自己最擅长最熟悉的东西做到极致,其他一切纷至沓来。

(选自《人民日报 》,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莫把汉学当国学

慕朵生

    日前,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携带《曹寅与康熙》等新书来华举办首发式,并在多所高校进行讲座,在学界和媒体引发新一轮“汉学热”。但笔者以为,“汉学”当热,然不可将之混同为“国学”。

    汉学是外国尤其是欧美国家学者研究和介绍中华文化的学问,历经游记性汉学、传教士汉学、学院派汉学,以及侧重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的“中国学”等几大阶段,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面对中国浩瀚的文化和复杂的现实,汉学家们皓首穷经,著书立说,既促进了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也带动了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甚至改写了世界的文明进程。比如,欧洲“启蒙运动”就深受来华传教士介绍的儒学的启迪。

    不过,中国学界对汉学的追踪和介绍仅有100多年的历史,且忽冷忽热,不成系统。其中,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国内曾分别兴起一股“汉学热”,原因是这两个时段中国社会变动剧烈,思想争鸣活跃,国人迫切希望通过汉学来了解外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以及中华文化的。此次史景迁访华引发的新一轮“汉学热”,则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时代背景下,国人试图借助汉学对自己国家崛起和文化复兴进行的一种心理上的印证和调适。不难看出,汉学不仅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 ,还是中华文化反观自身的镜子。通过汉学,中华文化既能发现自己的优缺点、长短处,也能了解自己在世界文化生态中的方位和价值。

    然而,汉学虽有重要价值,但亦不可无限拔高。因为,汉学在本质上是一种“西学”,是西方人用西方价值观念、学术范式来研究中华文化的学问。对汉学家而言,中华文化仅仅是学术研究的客观对象,就像实验室的试验品或博物馆的展览品一样,很难内在于自己的生命,灌注以自己的情感,更很少负有弘扬和光大的责任感。

    但是,中国人注定做不了中华文化的旁观者。因为千百年来积累沉淀下来的中华文化,亦即通常所说的国学,是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命脉,正如国学大师章太炎所言:“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所以,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学者,须对国学有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否则,遗失国学就等于抛弃了传统,丢掉了根本,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整个国家和民族就会得历史失忆症和精神分裂症。

    令人遗憾的是,百余年来中国人一度迷失国学,崇拜西学,形成了一种与“西学心态”互为表里的“汉学心态”—前者指试图以西学取代国学,后者指像汉学家一样把国学仅视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不再用生命和情感去体验并证实国学的优美价值。尤其是近些年,中国学界还出现了以获得外国汉学奖项为荣,谋求学术名望乃至经济利益的灰色学术现象。上述现象的实质是国学的“汉学化”。如任其发展下去,国学将会变成一种“在中国的汉学”,而汉学乃至西学则会变成“在中国的国学”。

    总之,汉学当热,但不能将之混同为国学,更不能以之取代国学。我衷心祝愿汉学能早日成为国际显学,更希望中国能大踏步复兴自己的国学,同时热烈欢迎海外汉学回家,使自己成为世界汉学的中心。

(选自2014年4月1日《学习时报》,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无论是从形式,还是内容上,“新”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新诗的宿命。语言方面与文言相对的白话,形式方面与格律平仄相对的不拘音韵、长短不一的自由体,对旧有的诗歌规范来讲,无疑都是颠覆性的,是对于诗歌基本范型的重构,是对诗歌本身的重新定义和对诗歌边界的拓展,这是极富想象力,同时也是极具挑战性的。诗歌的这种变化不仅仅是外在的形式方面的,而更重要的是精神、观念方面的。近代以来,中国所发生的危机其原因是多重、复杂的,但其中非常根本的一点是文化层面。新诗的产生,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文化的问题。

    新诗的“新”自然首先体现在其物质材料、其外在形式上,白话诗、自由诗相对于此前的文言诗、格律诗而言的确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极大地解放了诗歌的“生产力”。胡适在写于1919年的《谈新诗》中,首先强调的是“语言文字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的意义,并指出:“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就新诗的语言构成来讲,现代汉语更为贴近现实生活,更具时代性,其变化更多,句式结构也更为复杂,更长于表达复杂精细的情感、思想,就此而言,的确是别开生面,冲破了古典诗歌语言较为单一、封闭、僵化的状况,在最为基础的语言层面为新诗之呈现新的面貌打下了基础。经过一百年的发展,现代汉语作为诗歌语言不但站稳了脚跟,而且其能力、资质已经得到公认,呈现了与古代汉语大为不同的诗意空间。新诗是与时代同行,不断“与时俱进”的,新的思想观念、美学取向、艺术技法等层出不穷;与传统诗歌相比,在诸多方面均实现了置换与更替,称之为“新诗”名副其实。

    20世纪以来,新文化、新文学、新诗、新中国……短短百年竞有如此多的“新”,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奇观。这一方面说明“新”有其现实基础、外在需求和内在的激情、冲动;另一方面,说明这里的“新”其发育是不充分的,其发展有挫折、有中止,因而才需要另起炉灶、重新出发。“新”的并不就是“好”的,关于“新诗”之“新”的负面影响,已经引起诸多有识之士的反思。

(摘编自王士强《新的,现代的,自由的》)

阅读下文,回答问题

    真正的教养不追求任何具体的目的,一如所有为了自我完善而作出的努力,本身便有意义。对于“教养”也即精神和心灵的完善的追求,并非是向某些狭隘目标的艰难跋涉,而是我们的自我的意识的增强和扩展,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享受更多更大的幸福。因此,真正的修养一如真正的体育,既是完成又是激励,随处都可到达终点却从不停歇,永远都在半道上,都与宇宙共振,生存于永恒之中。它的目的不在于提高这种或那种能力和本领,而在于帮助我们找到生活的意义,正确认识过去,以大无畏的精神迎接未来。

    为获得真正的教养可以走不同的道路。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研读世界文学,就是逐渐地熟悉掌握各国的作家和思想家的作品,以及他们在作品中留给我们的思想、经验、象征、幻象和理想的巨大财富。这条路永无止境,任何人也不可能在什么时候将它走到头;任何人也不可能在什么时候将哪怕仅仅只是一个文化发达的民族的全部文学通通读完并有所了解,更别提整个人类的文学了。然而,对每一部思想家或作家的杰作的深入理解,都会使你感到满足和幸福——不是因为获得了僵死的知识,而是有了鲜活的意识和理解。对于我们来说,问题不在于尽可能地多读和多知道,而在于自由地选择我们个人闲暇时能完全沉溺其中的杰作,领略人类所思、所求的广阔和丰盈,从而在自己与整个人类之间,建立起息息相通的生动联系,使自己的心脏随着人类心脏的跳动而跳动。这,归根到底是一切生活所赋予的意义,如果活着不仅仅为了满足那些赤裸裸的需要的话。读书绝不是要使我们“散心消遣”,而是要使我们集中心智;不是要用虚假的慰藉来麻痹我们,使我们对无意义的人生视而不见,而是正好相反,要帮助我们将自己的人生变得越来越充实、高尚,越来越有意义。

    世界文学的辉煌殿堂对每一位有志者都敞开着,谁也不必对它收藏之丰富望洋兴叹,因为问题不在于数量。有的人一生中只读过十来本书,却仍然不失为真正的读书人。还有人见书便生吞下去,对什么都能说上几句,然而一切努力全都白费。因为教养得有一个可教养的客体作前提,那就是个性或人格。没有这个前提,教养在一定意义上便落了空,纵然能积累某些知识,却不会产生爱和生命。没有爱的阅读,没有敬重的知识,没有心的教养,是戕害性灵的最严重的罪过之一。

    当今之世,对书籍已经有些轻视了。为数甚多的年轻人,似乎觉得舍弃愉快的生活而埋头读书,是既可笑又不值得的;他们认为人生太短促、太宝贵,却又挤得出时间一星期去泡六次咖啡馆,在舞池中消磨许多时光。是啊,“现实世界”的大学、工场、交易所和游乐地不管多么生气蓬勃,可整天呆在这些地方,难道就比我们一天留一两个小时去读古代哲人和诗人的作品,更能接近真正的生活么?不错,读得太多可能有害,书籍可能成为生活的竞争对手。但尽管如此,我仍然不反对任何人倾心于书。让我们每个人都从自己能够理解和喜爱的作品开始阅读吧!但单靠报纸和偶然得到的流行文学,是学不会真正意义上的阅读的,而必须读杰作。杰作常常不像时髦读物那么适口,那么富于刺激性。杰作需要我们认真对待,需要我们在读的时候花力气、下功夫。

我们先得向杰作表明自己的价值,才会发现杰作的真正价值。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源远流长,这不仅培养了中国人民高尚文雅、彬彬有礼的精神风貌,而且使中国赢得了“礼仪之邦”的美称。在中国古代社会里,上自朝廷的军国大政,下至民间的日常饮食,无不是在礼的规范下进行,礼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有权威的制约因素。

    《礼记·礼运》中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这就是说,礼,最初产生于人们的饮食活动。中国先民把黍米放在火上烧熟,把小猪放在火上烤熟,在地上挖个坑当作酒壶,用双手当酒杯捧着水来喝,用草扎成的槌子敲打地面当作鼓乐,好像用这种简陋的生活方式便可以向鬼神表示敬意,从而得到神的庇护和赐福。这样,最原始的祭礼也就由此产生了。《礼记》中认为原始的礼仪行为就是从人们的饮食活动中产生的,这便是所谓的“夫礼之初,始诸饮食”。

    人要吃喝,以为神也离不开食物,所以要将自己的食物也毫无保留地奉献出来。中国的先民们想通过这种简单的仪式向神灵表达虔诚的崇拜心情,而这种纪念仪式逐渐定型化,并取得较为固定的社会意义时,原始的礼便有了自己的雏形。这里,我们将“污尊而抔饮”之类的仪式称之为“原始的礼”,主要是肯定了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

    这种源于饮食的祭礼,是中国先民顺应自然生活的文化创造,中国先民是按照人要吃饭穿衣的观念来构想诸神灵界生活的,以为祭祀就是让神吃喝,神吃好以后才能保证大家平安。所以,“礼”与解为甜酒的“醴”字,音既相同,意义也有相通之处,亦非巧合。人们通过饮食来祭祀神,表现了中国先民重视现实和生命的原初心理。

    关于礼的起源,国外的一些学者对此也有浓厚的兴趣,其中以英国学者威廉·罗伯逊·史密斯的观点影响最大。史密斯认为,图腾制是由一种叫“图腾餐”的祭祀仪式发展而来的,“图腾餐”是神与神的崇拜者之间“共餐”,“共餐”的意思就是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进餐,一起共餐本身,就是一种礼貌的表现。世界上许多民族礼的起源大都与饮食有关,这对于理解中国礼的起源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说,《礼记》中“夫礼之初,始诸饮食”与史密斯的“共餐”制的说法有相似之处。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人类关于礼的起源的认识与实践是十分类似的。他们都认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亲密莫过于“吃的是一锅饭”,如中国先民们就将那种分立门户、自成一体的做法,视为另起炉灶、感情淡薄的表现,因而饮食筵宴就成了中国人联络感情、增进友谊的主要手段。在此基础上,各种饮食礼节也就产生了。

(选自2016年1月22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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