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草

陈冠学

    我很少访人，却常访草。朋友们都有工作，各忙各的，而草则永远安详地在那儿。我自己便像一株草，总在家里，朋友们来，很少找不到我。

    这个世界若没有了草，人便无法活下去。一个地方若望不见草，对于我来说就成了牢狱。此时我活在草种多到让我有选择的地方，就像食品多到让我只选取佳肴珍馐一般，故我感到十分幸福——虽然对于我自身以外的世界我感到十分不幸。

    我的围墙门，就像陶渊明所说的“虽设而常关”，门闩经常蒙着一层锈，偶尔开门时(有客来时，到村子里去买吃食时，上城市买书时，出去访草时)，就粘满了手。

    单是庭面上便有三四十种草，其中如碎米知风草、小画眉草、线叶飘忽草，便可爱得有如小天使，又如天真稚气的小女孩。有了这些草，我实在可以不必再去拉动那生了锈的门闩到田野去。可是一如家里虽有几橱架的书，时而忍不住还是要出去买几本，这庭面边的草就好像是我的另一橱架的书，每日阅读着、摩挲着，给了我无上的快乐与安慰，然而既已知道外边还有些橱架上没有的，就忍不住要出去。

    各个角落有各个角落的草。有时我不出门，就在屋角边访草，或者反过来说，草到家来访我了。一连下过一二十日的雨之后，那大树底下的屋基或后墙上，就不期然有一片新绿吸引住我的目光，苔藓和小冷水花不知几时来家了。

    萧、艾、蒿是草原三姊妹。艾、蒿庭下就有，萧则已随童少年时光一起消失了，于是它成了我的童少年时光的象征，每怀念起童少年时光就想起萧，怀念起萧就想起童少年时光。那一年我在近山脚的荒地上发现了一小片萧，仿佛见着童少年时光返转。不久再去，已了无踪迹。一个小学生在那里放羊，问我何所寻。我说寻萧。小学生笑着说：“搬家了。”我问：“搬哪里去了？”小学生说：“搬到无人的地方去了。”的确，这个时代有人的地方万物就不好存活。最近我在绝对无人到的山脚溪床沙地上发现了一大片萧。啊，但愿这个地方永远不会有人到，好让我的童少年时光跟萧草群落一起长驻！

    十一月起，小金英(兔儿菜)遍地都是，随着朝日的升起，满田野绽开千千万万黄金似的小花，灿烂地闪烁着千千万万点的金光，仿佛随着季节来到，那土层中含蕴着的金质就凝聚着开成了花，要来增饰南台湾美丽的冬春二季一般。这个季节一到，我就频频拉动门闩，门闩再也不生锈了——而且雨季也过去了。小金英随着日出展蕊，直开到晌午便一齐闭合萎谢，第二天晨光到来它又随之而开。这半年花期的田野，上下午截然是两样世界。下午在田野间走着，会觉得上午直似幻境。但是这一两年来遭村人当药材无保留地采拔，景观已经衰残。

    春天一到，满路满阡陌的黄蝴蝶，一忽儿停在草尖上，一忽儿飞起，千点万点，明明灭灭，起起落落，停下时是蝴蝶花，飞起时是花蝴蝶——我一直将它看成是世上唯一会飞舞的花，是异常珍贵的景观，而它却也已随着童少年时光消逝了。今年年初，我在一处已枯的豆田看见了约五十只的小景观，谛视良久，看到惨淡而且褪了色的童少年时光，不由感到一阵凄然。

    村里每个人都记得全村人的名字，在村道上遇见，不单是点点头或挥挥手，而且还唤名。田野里的草，对于我，就跟村里人一样，在路旁田畔遇见，我总要唤唤它的名字；有的，我甚至会站在一旁告诉它，你晓得吗？你有许多名字，也唤这个，也唤那个。比如萧，也叫香蒿，又叫青蒿，又叫茵陈蒿，台湾农人还叫它蚊子香——农家大量用它来为牛熏蚊，这使得萧很快趋于绝灭；而现在农村没牛了，萧看着可能复苏了。

    英国伟大散文家乔治·吉辛喜欢遇见不认识的植物，借着书本的帮助，下一次看见它在路旁闪耀时叫出它的名字。能够叫出原是不认识的草的名字固然快乐，但熟悉的草，唤着它熟悉的名字更加亲切。

    我不是食草的动物，但我没有草便跟食草动物一样活不下去。我固然喜爱孤独，但若不是天上有千万点星星，地上有亿兆根青草，我一刻也无法孤独下去。其实我有这么多的伴，我并不曾孤独过。我所谓孤独，只是求脱出世尘的熏染而已。(有删改)

窗

钱钟书

    又是春天，窗子可以常开了。春天从窗外进来，人在屋子里坐不住，就从门里出去。不过屋子外的春天太贱了！到处是阳光，不像射破屋里阴深的那样明亮；到处是给太阳晒得懒洋洋的风，不像搅动屋里沉闷的那样有生气。就是鸟语，也似乎琐碎而单薄，需要屋里的寂静采做衬托。我们因此明白，春天是该镶嵌在窗子里看的，好比画配了框子。

    同时，我们悟到，门和窗有不同的意义。当然，门是造了让人出进的。但是，窗子有时也可作为进出口用，譬如小偷或小说里私约的情人就喜欢爬窗子。所以窗子和门的根本分别，决不仅是有没有人进来出去。若据赏春一事来看，我们不妨这样说：有了门，我们可以出去；有了窗，我们可以不必出去。窗子打通了大自然和人的隔膜，把风和太阳逗引进来，使屋子里也关着一部分春天，让我们安坐了享受，无需再到外面去找。古代诗人像陶渊明对于窗子的这种精神，颇有会心。《归去来辞》有两句道：“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不等于说，只要有窗可以凭眺，就是小屋子也住得么？他又说：“夏月虚闲，高卧北窗之下，清风飒至，自谓羲皇上人。”意思是只要窗子透风，小屋子可成极乐世界；他虽然是柴桑人，就近有庐山，也用不着上去避暑。所以，门许我们追求，表示欲望，窗子许我们占领，表示享受。这个分别，不但是住在屋里的人的看法，有时也适用于屋外的来人。一个外来者，打门请进，有所要求，有所询问，他至多是个客人，一切要等主人来决定。反过来说，一个钻窗子进来的人，不管是偷东西还是偷情，早已决心来替你做个暂时的主人，顾不到你的欢迎和拒绝了。缪塞（Musser）在《少女做的是什么梦》那首诗剧里，有句妙语，略谓父亲开了门，请进了物质上的丈夫（materielepoux），但是理想的爱人（ideal），总是从窗子出进的。换句话说，从前门进来的，只是形式上的女婿，虽然经丈人看中，还待博取小姐自己的欢心；要是从后窗进来的，才是女郎们把灵魂肉体完全交托的真正情人。你进前门，先要经门房通知，再要等主人出现，还得寒暄几句，方能说明来意，既费心思，又费时间，哪像从后窗进来的直捷痛快？好像学问的捷径，在乎书背后的引得，若从前面正文看起，反见得迂远了。这当然只是在社会常态下的分别，到了战争等变态时期，屋子本身就保不住，还讲什么门和窗！

    世界上的屋子全有门，而不开窗的屋子我们还看得到。这指示出窗比门代表更高的人类进化阶段。门是住屋子者的需要，窗多少是一种奢侈，屋子的本意，只像鸟窠兽窟，准备人回来过夜的，把门关上，算是保护。但是墙上开了窗子，收入光明和空气，使我们白天不必到户外去，关了门也可生活。屋子在人生里因此增添了意义，不只是避风雨、过夜的地方，并且有了陈设，挂着书画，是我们从早到晚思想、工作，娱乐、演出人生悲喜剧的场子。门是人的进出口，窗可以说是天的进出口。屋子本是人造了为躲避自然的胁害，而向四垛墙、一个屋顶里，窗引诱了一角天进来，驯服了它，给人利用，好比我们茏络野马，变为家畜一样。从此我们在座子里就能和自然接触，不必去找光明，换空气，光明和空气会来找到我们。所以，人对于自然的胜利，窗也是一个。不过，这种胜利，有如女子对于男子的胜利，表面上看来好像是让步——人开了窗让风和日光进来占领，谁知道来占领这个地方的就给这个地方占领去了！我们刚说门是需要，需要是不由人做得主的。譬如饿了就要吃，渴了就得喝。所以，有人敲门，你总得去开，也许是易卜生所说比你下一代的青年想冲进来，也许像德昆西《论谋杀后闻打门声》所说，光天化日的世界想攻进黑暗罪恶的世界，也许是浪子回家，也许是有人借债（更许是讨债），你愈不知道，怕去开，你愈想知道究竟。愈要去开。甚至每天邮差打门的声音，他使你起了带疑惧的希冀，因为你不知道而又愿知道他带来的是什么消息。

    门的开关是由不得你的。但是窗呢？你清早起来，只要把窗幕拉过一边，你就知道窗外有什么东西在招呼着你，是雪，是雾，是雨，还是好太阳，决定要不要开窗子。

（有删节）

我是瞎子

（美）坎特

    帕森斯先生刚刚跨出旅馆大门，就有一个乞丐沿着大马路走过来。这是一个瞎眼乞丐，拄着一根瞎子常用的斑斑驳驳的旧拐棍，小心翼翼地敲打着路面，慢慢向前移动脚步。乞丐的脖子很粗，长着绒毛，衣领和口袋上满是油腻，一只大手握着拐棍的弯把，肩上搭着一条褡裢。看样子，他还卖点什么东西。

    空气里满含着春意，金色的阳光洒在柏油路面上，暖暖的。帕森斯先生一动不动地站在旅馆门前，听着瞎眼乞丐“嗒嗒嗒”走过来的声音，心里突然升腾起一股对所有盲人的怜悯之情。帕森斯先生想，自己活着真是幸运。几年前，他只不过是一名普通的技工，现在，他获得了成功，备受尊敬，被人羡慕，这都是他在无人援助的情况下，独自冲破层层障碍，艰苦奋斗的结果。

    瞎眼乞丐刚从他面前“嗒嗒嗒”走过去，他就迈动了步子。衣衫褴褛的乞丐立即转过身来。

    “等一等，先生，耽搁你一点时间。”

    帕森斯先生说：“已经迟了，我有约会。你想让我给你点东西吗？”

    “我不是乞丐，先生，我的确不是，我这儿有些小玩意儿。”

    他摸索着，把一个小物件塞进帕森斯先生的手掌——“挺精巧的打火机，只要一元。”

    帕森斯先生站在那儿，略略感到有些烦恼和尴尬。他是一个俊雅的男人，身着整洁的灰色衣服，头戴灰色宽边礼帽，手握一根棕榈木手杖。当然，兜售打火机的人永远不会看到这些……“我不抽烟。”他说。

    “等一等。我断定你认识许多抽烟的人，买一个作送人的小礼物吧！”乞丐谄媚地说，“先生，你不会拒绝帮助一个可怜人吧？”瞎眼乞丐紧紧抓住帕森斯先生的袖子。

    帕森斯先生叹了口气，伸手在内衣口袋里摸出两张五角票来，放进乞丐手中：“当然，我会帮你的。你说得对，我可以把这东西送人。或许电梯司机会——”他犹豫了一下，不想显得粗鄙好奇，即使是同一个瞎眼小贩在一起。“你是不是完全失明了？”

    乞丐把钱装进口袋，“十四年了，先生。”接着，又加了一句，带着一种神经质的自豪，“韦斯特伯里，先生，我过去也是其中一员。”

    “韦斯特伯里，”帕森斯先生念叨了一遍这个名字，“噢，是的，那次化学爆炸……报纸多年都不提它了。当时它被认为是最大的一次灾难。”

    “你想知道我是怎样瞎的吗？”乞丐喊道，“喂，听听吧！”他的话语里含着痛苦，但又带着一种讲故事的人时常有的夸张味道。“当时，化学药品店里，我最后一个跑出去。楼房在不断爆炸，跑出去就有了活的希望。许多人都安全冲出门，跑远了。当我冲到门口，正在那些大铁桶之间爬动时，后面有人拉住我的腿，说，‘让我过去，你——’他也许是个疯子，谁知道！我试图从心里宽恕他，先生。但他比我强壮得多，他把我拉了回去，从我身上爬了过去！他把我踏进尘埃里，出去了。我躺在那儿，毒气把我包围了，还有火在燃烧，药品在……”他咽下一口唾液——颇为熟练地抽动了一下鼻子——满含着期望，默默无语地站着。他或许还会讲出下面的话来：“太不幸了，伙计，不幸极了，那么，我想——”

    “这就是那个故事，先生。”

    春风从他们身上拂过，温润，刺骨。

    “不完全是。”帕森斯先生说。

    瞎眼的小贩发疯似地颤抖起来，“不完全是？你这是什么意思，你——”

    “故事是真的，”帕森斯先生说，“除去信口雌黄的部分。”

    “信口雌黄的部分？”他粗野地哇哇叫着，“哎呀，先生——”

    “我也曾在化学药品店里待过。”帕森斯先生说，“可事实不是这样的，是你把我拉回去并从我身上爬过去的，是你比我强壮得多，马克沃德特。”瞎子好长时间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只是一个劲儿地狠狠咽着唾液。最后，他忍着气，说：“帕森斯，上苍有眼，上苍有眼！我还认为你——”接着，他再一次大声地叫道，“是的，可能，可能，但我却瞎了！我是瞎子，你一直站在这儿让我滔滔不绝地讲啊讲，你一直在嘲笑我！我真是瞎了眼啊！”街上的行人都扭过头来瞪着他。“你走开，我瞎了！你听见没有？我是——”

    “算了吧，”帕森斯先生说，“别这样吵吵啦，马克沃德特……我也是个瞎子。”

民主世界

老舍

    我们这里所说的“世界”，事实上不过是小小的一个乡镇。可是从抗战的第二年起，直到现在，这小镇子天天扩大，好像面发了酵似的一劲儿往外膨胀。新来的住户给它带来香港与上海的文化。在新住户里有的是大公司的经理，有的是立法院或检察院的委员，有的是职业虽不大正常，倒也颇发财，冬夏常青的老穿着洋服啷当的。我们就把这镇子，叫作金光镇吧，我们首先要注意到这里的人们的民主精神。将来的世界，据说是民主的世界。

    在民主世界里，不是人人事事一律平等的么?让我们先说水仙馆的一个小故事吧。

水仙馆是抗战第四年才成立的一个机关。水仙馆自成立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一棵水仙，馆长是蒙古人，没看见过水仙，而研究员们所找到的标本，一经签呈上去，便被馆长批驳：“其形如蒜，定非水仙，应再加意搜集鉴别。

副馆长呢，是山东人，虽然认识水仙，可是“其形如蒜”一语，伤了他的心。山东人喜欢吃蒜，所以他以为研究与蒜相似的东西，是有意讽刺他。因此，他不常到馆里来，而只把平价米领到家中去，在挑拣稗子的时候，偷偷地吃几瓣大蒜。

    馆里既然连一件标本还没有，大家的工作自然闲着。在闲得腻烦了的时候，大家就开一次会议。不过，无论怎么说吧，这个机关，比起金光镇的其他机关，总算是最富于民主精神的。因为第一，这里有许多学者，而学者总是拥护自由与平等的；第二，馆长与副馆长，在这三四年来，只在发脾气的时候，用手杖打过工友们的脑壳，而没有打过科长科员，这点精神是很可佩服的。

在最近的会议上，大家的民主精神，表现得特别地明显。会议由馆长提议，大门外增设警卫，他的理由充足，说明议案的词藻也极漂亮而得体。“诸位小官们，本大官在这金光镇上已住了好几年，论身份、官级、学问，本大官并不比任何人低。可是，看吧，警察分队长，宪兵分队长，检查站站长，出恭入敬的时候，都有人向他们一一敬礼。敬礼是这样的，两个鞋后跟用力相碰，身子笔直，双目注视，把右手放在眉毛旁边。这是一种学问，深恐大家不晓得，所以本大官稍加说明。就是保长甲长，出门的时候，也有随从。本大官，”馆长声音提高，十分动感情地说，“本大官为了争取本馆的体面，不能不添设馆警：有了馆警，本大官出入的时候，就也有鞋后跟相碰，手遮眉毛的声势。本大官十二万分再加十二万分地相信，这是必要的，必要的，必要的!”馆长的头上出了汗，坐下，用手绢不住地擦脑门。

    照例，馆长发言以后，别人都要沉默几分钟。水仙馆的（金光镇的也如此）民主精神是大官发表意见，小官们只能低头不语。

副馆长慢慢地立起来：“馆长，请问，馆警是专给馆长一个人行礼呢，还是给大家都行礼呢?”

    副馆长这一质问，使大家不由地抬起头来，他既是山东人，敢说话，又和本镇上宪兵队长是同乡，所以理直气壮，连馆长都惧怕他三分。

    “这个……”馆长想了一会儿。“这好办!本馆长出入大门，警察须碰两次鞋跟，遮两次眉毛。副馆长出入呢，就只碰一次，遮一次，以便有个区别。”

    副馆长没再说什么，相当地满意这个办法。

    大家又低头无语。

    “这一案通过”馆长发了命令。

    大家依然低头不语，议案通过。

    这可惹起来一场风波。散会后，研究科的学者们由科长引衔全体辞职。他们都是学者，当着馆长的面，谁也不肯发言，可是他们又决定不肯牺牲了享受敬礼的单严，所以一律辞职。他们也晓得假若辞职真照准的话，他们会再递悔过书的。

馆长相当地能干，把这件事处理的很得法。他挽留大家，而给科长记了一过，同时，他撤销了添设门警的决议案，而命令馆长室的工友：“每天在我没来到的时候，你要在大门外等着：我一下滑竿，你要敬礼，而后高声喊‘馆长老爷到！’等到我要出去的时节，你必须先跑出大门去，我一出门，你要敬礼，高声喊‘馆长老爷去!’看情形，假若门外有不少过路的人，你就多喊一两声!”

    工友连连地点头称是。“可是，馆长老爷，我的事情不就太多了吗?”

    “那，我叫总务科多派一个工友帮助你就是了!”

    这样，一场小小的风波，就平静无事了。在其中充分地表现了民主精神，还外带着有点人道主义似的。

（原载1945年《民心》第一卷，有删改）

    一九三几年的冬天，江南的小镇，天色灰沉沉的，似乎要下雪，北风吹着轻轻的哨子。突然间，小学里响起了当啷、当啷的铃声，一个穿着蓝布棉袍的校工高高举起手里的铜铃，用力摇动。课室里二三十个男女孩子嘻嘻哈哈的收拾了书包，奔跑到大堂上去排队。

    男工万盛等在校门口，见到宜官，大声叫：“宜官！”笑着迎过去，接过宜官提着的皮书包，另一只手去拉他的手。宜官缩开手，不让他拉，快步跑在前面。万盛也加快脚步追了上去。

    回到了家，万盛把宜官送到少奶奶跟前，表示平安交差，宜官叫声“姆妈！”就回自己房去，他挂念着他的八只白色瓷器小鹅。

    “月云，月云！拿白鹅出来排队！”

    月云是服侍他的小丫头，答应道：“噢！”拉开抽屉，小心翼翼的把瓷鹅一只一只拿出来，放在桌上。

    在江南这一带，解放之前，穷苦的农民常将女儿卖或押给地主家或有钱人家做丫头。月云是押的，她父母爱她，不舍得卖。

    宜官在睡梦中忽然闻到一阵阵甜香，是烘糖年糕的香气，睁开眼来，见月云拿着一只碟子，送到他面前，笑眯眯地说：“宜官，吃糖年糕吧。”

    宜官接过筷子，吃了一条，再夹一条提起，对月云说：“月云，伸出手来！”月云闪闪缩缩地伸了右手出来，左手拿过一根竹尺，递给宜官，眼中已有了泪水。宜官说：“我不打你！”把烘得热烘烘的一条糖年糕放在月云伸出的右掌里，月云吓了一跳，“啊”的一声叫。宜官说：“烫的，慢慢吃！”月云胆怯地望着宜官，见到他鼓励的神色，似信非信地把年糕送到嘴里，一条年糕塞满了她小嘴。她慢慢咀嚼，向身后门口偷偷瞧了瞧，怕给人见到。宜官说：“好吃吗？吃了还有。”月云用力将年糕吞下肚去，脸上满是幸福满足的神色。她从来没吃过糖年糕，一生之中，连糖果也没吃过几粒。过去烘糖年糕给宜官吃，闻到甜香，只有偷偷的咽下唾液，不敢给人听到见到。

    过了几天，全嫂抱着几个月大的小儿子，来看望女儿。瑞英留她吃了饭，又包了两块肉，让她带回去给丈夫和儿子吃。月云抱了小弟弟，送妈妈出了大门，来到井栏边，月云不舍得妈妈，拉着全嫂的围裙，忽然哭了出来。宜官跟在她们后面，他拿着一个摇鼓儿，要送给小孩儿玩。他听得全嫂问女儿：“月云乖，别哭，在这里好吗？”月云点头。全嫂又问：“少爷少奶奶打你骂你吗？”月云摇头，呜咽着说：“妈妈，我要同你回家去。”全嫂说：“乖宝，不要哭，你已经押给人家了，爸爸拿了少爷的钱，已买了米大家吃下肚了，还不出钱了。你不可以回家去。”月云慢慢点头，仍是呜咽着说：“姆妈，我要同你回家去，家里没米，以后我不吃饭好了。我睡在姆妈、爸爸脚头。”全嫂搂着女儿，爱怜横溢地轻轻抚摸她的头发，说道：“乖宝别哭，我叫爸爸明天来看你。”月云点头，仍是拉着妈妈不放。全嫂又问：“乖宝，宜官打你、骂你吗？”月云大力摇头，大声说：“宜官给我吃糖年糕！”语气中有些得意。

    宜官心里一怔：“吃糖年糕有什么了不起？我天天都吃。”跑上前去，将摇鼓儿摇得咚咚的响，说道：“月云，这个给小弟弟玩。”

    月云接了过去，交在弟弟手里，依依不舍地瞧着母亲抱了弟弟终于慢慢走远。全嫂走得几步，便回头望望女儿。

    后来宜官慢慢大了，读了更多的巴金先生的小说，他没有像《家》中的觉慧那样，和家里的丫头鸣凤发生恋爱，因为他觉得月云生得丑，毫不可爱，但懂得了巴金先生书中的教导，要平等待人，对人要温柔亲善。他永远不会打月云、骂月云，有时还讲小说中的故事给她听。

    宜官上了中学。日本兵占领了这个江南小镇，家中长工和丫头们星散了，全家逃难逃过钱塘江去。妈妈在逃难时生病，没有医药而死了，宜官两个亲爱的弟弟也死了。宜官上了大学，抗战胜利，宜官给派到香港工作。月云没有跟着少爷、少奶奶过江。宜官不再听到她的消息，不知道她后来怎样，乱世中很多人死了，也有很多人失了踪，不知去向。宜官跟家里写信时，不曾问起月云，家里兄弟姐妹们的信中，也不会有人提起这个小丫头。

    从山东来的军队打进了宜官的家乡，宜官的爸爸被判定是地主，欺压农民，处了死刑。宜官在香港哭了三天三晚，伤心了大半年，但他没有痛恨杀了他爸爸的军队。因为全中国处死的地主有上千、上万，这是天翻地覆的大变乱。在宜官心底，他常常想到全嫂与月云在井栏边分别的那晚情景，全中国的地主几千年来不断迫得穷人家骨肉分离、妻离子散，千千万万的月云偶然吃到一条糖年糕就感激不尽，她常常吃不饱饭，挨饿挨得面黄肌瘦，在地主家里战战兢兢，经常担惊受怕，那时她还只十岁不到，她说宁可不吃饭，也要睡在爸爸妈妈脚边，然而没有可能。宜官想到时常常会掉眼泪，这样的生活必须改变。他爸爸的田地是祖上传下来的，他爸爸、妈妈自己没有做坏事，没有欺压旁人，然而不自觉的依照祖上传下来的制度和方式做事，自己过得很舒服，忍令别人挨饿吃苦，而无动于衷。

    宜官姓查，“宜官”是家里的小名，是祖父取的，全名叫做宜孙，因为他排行第二，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宜官的学名叫良镛，“良”是排行，他这一辈兄弟的名字中全有一个“良”字。后来他写小说，把“镛”字拆开来，笔名叫做“金庸”。

    金庸的小说写得并不好。不过他总是觉得，不应当欺压弱小，使得人家没有反抗能力而忍受极大的痛苦，所以他写武侠小说。他正在写的时候，以后重读自己作品的时候，常常为书中人物的不幸而流泪。他写杨过等不到小龙女而太阳下山时，哭出声来；他写张无忌与小昭被迫分手时哭了；写萧峰因误会而打死心爱的阿朱时哭得更加伤心；他写佛山镇上穷人钟阿四全家给恶霸凤天南杀死时热血沸腾，大怒拍桌，把手掌也拍痛了。他知道这些都是假的，但世上有不少更加令人悲伤的真事，旁人有很多，自己也有不少。

（有删改）

喊魂

王小龙

晚上，忽然接到师娘打来的电话，说师傅不知道去哪里了。师娘说师傅吃过晚饭出去的，到现在没回家。我看看手机显示，九点多，不算太晚，可是对长辈来说就有点反常了。我稳住师娘，说我马上开车过来。

师傅搬家大半年了，新家在呼玛小区。他原来住在中山北路五号桥下，那里有一堆本地房子，都是从前自家造的，有条件就一再翻修，横七竖八一家一个样子。师傅家坐南朝北，还有一小片空地圈起来当院子，天气好的时候师傅朝躺椅上一歪，晒晒太阳喝喝茶。现在的家，听听呼玛小区这名字，就感到大兴安岭的凛冽和肃杀。

车出弄堂口，陕西南路到肇嘉浜路左转，回重庆南路再左转，上南北高架朝北，到呼玛小区将近三十公里。师傅会在哪里呢？网上时常看到老人走失家人求助，大多老年痴呆，也有出门乱走迷了路，找不回来了。我师傅都不可能，老驾驶员迷路是笑话，也没有痴呆症状。

呼玛小区，这地方老早是宝山县的农田里。当时共和新路到长江西路就没了，接着下去变成市郊的普通公路，两车宽，刚够交会，路面条件不好，被重载卡车压得坑坑洼洼。那年开始学卡车驾驶，那天我可能开得快了，刚过长江西路，前方横插出来一部手扶拖拉机，我狠命刹车两三脚、保险杠已经碰上拖拉机的拖斗了，哐当。我跳下车查看，开拖拉机的小伙笑嘻嘻地若无其事，我倒一时说不出话来，四下张望，才知道这里有个路口，横过来的叫呼玛路。回到车上，重新启动、我主动检讨，说刹车太猛。师傅没责怪我，从头到尾坐在教练位置上一动不动。这就是师傅，大将风度。然后，他才慢悠悠说，宝钢起来以后，宝山这里多出来不少路，长久不走就不晓得前头路况，富锦路、绥化路、漠河路、牡丹江路，七七八八的路名都是黑龙江的地名，冰天雪地北大荒，好像上海前世里欠它的。我骂了一句，当时我哥哥姐姐都在北大荒战天斗地。

大概是开过市中心才想起来的，感觉高架上车辆不像平时那么多，市区也安静得出奇，路上灯光惨兮兮的，亮得有些诡异，这才想起来今天是冬至。现在人没那么迷信，可是说到一年里几个鬼节，还是会说一句早点回家吧别在外头晃。

发现已过天目路立交永兴路下匝道了，前面不远就是沪太路下匝道，干脆去师傅家老房子那里看看吧。当然，没什么老房子了，一过沪太路，右边就是一道长而又长的围墙，好像里面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我把车贴着围墙停好，四周看看，行人也没几个，都地下工作者似的急匆匆穿过马路消失在黑暗中。我踩着前轮站上引擎盖，抬腿跨到车顶，手就够到围墙上头了，我双手用力一撑就骑了上去。里面黑乎乎的看不分明，等眼睛适应了，借着周围的灯光，隐隐约约看出了废墟的大概样子，真大，人民广场那么大。

我从口袋里摸出一盒烟，抽一支点上。烟抽到半截，听到动静了，循着声响看过去，有个影子在那里摇晃。就一个，没一群，有分量的，不虚幻，那是师傅。

师傅在废墟上砥角四方地踩出一圈，说这是房间，晚上睡觉才进来。接着又是一圈，里外一样大。吃饭间。他不看我，看脚下，说这里灶头间，我和阳阳两个人搭的，一天工夫。阳阳是他的独养儿子，小我好几岁，以前每次来家都见到，就这么一个，宠惯了，没什么规矩。师傅抬起头来，好像我应该在这里，好像陪着他过来的，他说这里是卫生间，有淋浴，你们师兄弟几个忙了好几天。破砖烂瓦踩得稀里哗啦，他带着我走，朝南，说这就是院子了，本来还想有空种点花花草草。不至于吧，师徒两个黑灯瞎火地在废墟上量地皮，怀念那个简陋破旧一去不返的老房子。我递支烟给他，他接了过去，我掏出一次性打火机点着，火光透过烟雾，照亮了那张我曾经再熟悉不过的面孔，火光近的缘故，脸上的纹路更黑更深了，老瘢也更扎眼，师傅这两年老得厉害。

师傅说不早了，该做的事情总要做了，不然放心不下。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叠纸，黄表纸，说烧给阳阳，回来找不到家，他会心慌。师傅蹲下来，捻开黄表纸，我用打火机替他点燃，听见他叽里咕噜，阳阳，搬家了，忘记告诉你，搬得老远，你找不到。

阳阳是1983年“严打”抓进去的，他跟在几个吃得开的家伙屁股后头混，爹娘怎么骂都不听，结果被弄到流氓团伙案子里去了。阳阳那点事情要放到今天，判可能会判，不是首犯，两三年碰顶了。当时“刮台风”，抓进去不久，一批批地排着队押上火车车皮，送去大西北劳改，据说在那里得了急病，死了。公家还算负责，大老远地用个木盒把骨灰送回来。师傅后来不提儿子，我们师兄弟都认得阳阳，也不问，没什么好问的。

师傅还在嘱咐阳阳，说我和你娘没几年好过了，没力气再牵记你，你自己走好，这里不要再来了，你去吧。冷风吹过废墟，黄表纸火旺，一片片黑灰纷纷浮起，影子旋转着掠过四周，真像阳阳感应到了。

我走到一边，给师娘打了电话，没说在哪里，就说没事了，我马上送师傅回家。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