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先生行止

    教育家马相伯回忆，1901年蔡元培曾拜他为师学习拉丁文。头一次，蔡元培去得太早，5点多钟，天边刚有一丝曙色，他在楼下低声呼唤“相伯，相伯”。马相伯感到惊奇，大清早的，谁来喊魂？打开窗子望去，来人是蔡元培。马相伯名士派头足，急忙摇手，对蔡元培说：“太早了，太早了，八九点钟再来吧t”虽然有点败兴，蔡元培并没有感到不悦，三个钟头后，他又回来了。这一年，蔡元培34岁。

    1916年12月，北洋政府教育部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蔡元培刚从海外归来，风尘仆仆，到上海后，许多朋友都劝他不要率尔街命：北大腐败透顶。烂到流脓，他若就职，恐怕整顿不力，清誉反受其累。但也有几位朋友鼓励蔡元培放手一搏，用手术刀割治这个艳若桃李的烂疮，给中国教育开创前所未有的新局，纵然败北，尽心也可无憾。蔡元培选择了锐意进取。1937年1月4日，他到北大视事，迅即发出呼吁：“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为矫正学风，蔡元培发起组织进德会，发表《进德会旨趁书》，会员必须恪守戒条；设立评议会，实行教授治校；组织各类学会、研究会，使学生养成研究的兴趣。他在国内延聘名师，不问派别，不问师从，但求其术有专攻，学有专长。至于不合格的教员，他坚决灿退。一名法国教员被触退后，曾四处扬言要控告蔡元培。一位被触退的英国教员居然搬出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这尊洋菩萨来谈判，蔡元培毫不妥协。

蔡元培的改革理念和举措，最令人称道的便是“学术百由”和“兼容并包”。以党见和政见论，王宠惠信奉三民主仗。李大钊、陈独秀信奉共产主义，李石曾信奉无政府主义，辜鸿铭憧憬君主立宪；以文学派别论。胡适、钱玄同、吴虞等人倡导新文学，刘师培、黄侃等人坚持旧文学。可以这么说，中国当年有多少党派。北大师生中就有多少党派；有多少学派，北大师生中就有多少学派。蔡元培对各类人才兼收并蓄，使之商量旧学，邃密新知，和平共存，不相妨害。他的态度绝无偏担，他的器局皆可涵盖。处事公平。无适无莫。大家自然心服口服，北大自此而开中国大学教育前所未有之新风。

    罗家伦等多位蔡门弟子都曾忆及一件往事：七七事变前两年，强邻虎视眈眈，战争阴霾日益浓厚。蔡元培到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请他共进晚餐，用的是西膳。蔡元培苦口婆心劝汪改变亲日立场，收敛亲日行为，表明严正态度，将抗战的国策确立不拔。蔡元培说：“关于中日的事情，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大无畏的精神抵抗，只要我们抵抗，中国一定有出路。”言犹未毕，蔡元培的眼泪脱眶而出，滴到了酒杯中，他旋即端起那杯掺泪的酒，一饮而尽。听其言而观其行，举座动容，无不肃然起敬，汪精卫则如坐针毡，神情尴尬，只好顾左右而言他。

    教育家胡元曾用八个字形容蔡元培：“有所不为，无所不容。”有所不为者，狷洁也，则非义不取，其行也正。无所不容者，广大也，则兼收并蓄，其量也宏。

    抗战初期，蔡元培因偏滞留香港，有位素不相识的青年从重庆寄来快信，自称是北大的毕业生，在重庆穷困潦倒，无以为生，请求蔡元培伸出援手，将他推荐给用人单位。蔡元培当即致函某机关负责人，称那位青年学有所成。这封推荐信不久即发生效力。然而那位青年到差时，所出示的毕业证书并非北大签发。某机关负责人赶紧写信询问蔡元培，是否真的了解那位青年的底细。蔡回复对方：不必在意那位青年是不是北大生，只要看他是不是人才。如果他徒有北大毕业证书而不是人才，断不可用；如果他没有北大毕业证书而是人才，仍当录用。你有用人之权，我尽介绍之责，请自行斟酌。结果那位青年得到了这份差事，来信向蔡元培道歉，感谢蔡的再造之恩。察元培回信时，没有只字片言责备对方蒙骗欺同，反而勉励对方努力服务于社会。蔡元培不惮烦劳为青年人写推荐信，然而，有大力有高位的人与蔡元培同调的并不多，坎坎伐檀者倒是不少。

    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逝世，全国哀挽。曾任北大教授的王世杰在《追忆蔡元培》一文中写道：“蔡先生为公众服务数十年，死后无一间屋，无一寸土，医院药费一千余元，蔡夫人至今尚无法给付，只在那里打算典衣质物以处丧事，衣食棺木的费用，还是王云五先生代筹的•。……。”

（摘编自王开林《蔡元培：是大师，是完人，也是一头真虎》）

【相关链接】蔡元培（1865﹣19.0 ）字鹤卿、孑民，浙江绍兴人，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6岁入家塾，17岁考取秀才，24岁中举，26岁得进士。到28岁，蔡元培已经实现了旧式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登科殿试，成为当朝翰林院的编修。1900年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后，在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的情况下，蔡先生愤然与清廷决裂，走上了教育救国的道路。

国药大师——金世元

     “博学”是所有和金世元接触过的人对他最深的印象，只要是涉及中药方面的问题，无论是基础理论，还是实践经验，他都能一一解答，因此许多人都尊称他为“国药泰斗”。

    金世元，1926年12月出生于北京市一个普通农民家庭，7岁时，父亲送他去了一家私塾读了七年的国学经典。

    1940年2月，14岁的金世元到北京药庄当学徒。做学徒的当年，金世元便开始学“炒药”。一口大铁锅放到灶上，底下柴火一烧，烟熏得眼睛不停地流泪，手上烫起泡是常有的事。“炒药“中最苦最累的莫过于炒姜炭了。炒姜炭既要忍受火烤，还要忍受呛嗓子的强烈刺激。干姜块刚加热的时候会冒很多黄烟，并带着一股强烈的姜辣的刺激味道，让人涕泪俱下，就连流的汗都是黄色的；等到姜炒成黑炭冒黑烟时，脸上、身上流的汗水全都是黑的。学徒三年，每天至少要工作12个小时，晚上还要看药书，背《汤头歌》、《四百味》。三年学徒，金世元脏活累活抢着干，且虚心求教、认真观察、处处留意，不仅了解了诸如饮片炮制、成药制作等中药制药的全过程，而且掌握了一些中药制药的特殊技巧和方法。当然他也记住了老师傅常对他说的一句话“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

    还是做学徒的当年，他被选送到北京市中药讲习所系统学习中医药学知识。白天在药庄干活，晚上徒步往返20多里到讲习所，师从中医名宿汪逢春、赵树屏等。两年时间他风雨无阻，准时到讲习所专心听老师讲课，认真做笔记，并刻苦攻读中医典籍，这为他从事中药事业、钻研中药学术奠定了理论基础。

    1957年金世元以优异成绩通过中医师资格考试，获得了中医师营业执照。他不顾个人利益得失，放弃开业行医，继续从事自己的中药事业。

    1961年金世元调入北京卫生学校，创建中药专业。他亲自选编教材，主讲中药课程，注重实践教学。“文革”期间，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他白天干农活，晚上写书，用五年的时间完成了29万字的《中成药的合理使用》一书，为指导临床中医正确辨证用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金世元，1990年被遴选为全国唯一的中药学指导老师，2012年与王水炎院士合作担任“医药圆融”导师，2013年被遴选为传承博士后合作导师。作为一名教师，在教授学生专业技术之前，他首先要求学生树医德，守药德，并让学生将此作为从事中药工作的基础。他还注重引导学生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认识中医药文化。从教50余年，金世元桃李满天下，硕果结四方。

    1985至1990年间，金世元根据自己多年临床应用的有效处方成功研发出“射麻口服液”，不久又与北京同仁堂制药厂合作，将著名中成药“乌鸡白凤丸”以新工艺研制成口服液剂型，两种药均被卫生部审核批准投产供应市场。

    1995年至1998年，金世元被聘为中药鉴定专家，参与全国中药材市场整顿工作。他以精湛的鉴别技能和丰富的炮制经验对制售伪劣药材和违反炮制规程的行为予以当面揭穿，为净化、规范中药市场，保障百姓用药安全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为了保证药品质量，金世元几乎走遍了全国主要的中药材基地，在考察中还对各地中药材栽培进行技术指导。为了提高药商的药材鉴别水平，最大限度地降低伪劣药材对人体的危害，金世元还为各地的药商们讲授药材的鉴别知识。为了把自己的学术经验和技术专长毫不保留地传给后人，金世元先后主编了专业著作30余部，先后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

    到2017年，金世元已经从事中药工作77年了。在这77年的风风雨雨中，金世元为中药事业的发展，付出了全部心血，也获得了党和国家给予的崇高荣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药炮制技术”代表性传承人、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理事、国家基本药物评审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回眸自己的一生，金世元感触良多：中药是大自然的精华，人也必须依赖大自然才能生存；人与中药有一种浑然天成的关系；药如人生，中药不仅能治病，制药的过程同时也可以教人、育人。

（选自三户町的《国药大师——金世元》，有删改）

【相关链接】

    我现在呢，主要就是带学生。带学生，有四句话的嘱言：“热爱中药事业，恪守职业道德，继承传统文化，发扬优秀精华。”

    我们中药行业是一个特殊行业，它特殊在什么地方？我们面对的顾客是病人，病人吃药并不只是解决痛苦，更是抢救生命。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所以说做这项工作，必须得有德。

工作七十七年，我没有过念头要改行，选择了这项工作，我就志笃意坚。

（摘编自金世元在《开讲啦》第216期的励志演讲）

魏景超：用心守护植物健康成长

    魏景超（1908～1976），我国著名植物病理学家、农业教育家。1930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园艺系。1933年。他参加清华大学公费留美研究生考试，名列全国第一。1937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职，在水稻病害研究、真茵分类学及植物病毒学研究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魏景超幼年目睹农民颠沛、饥寒交迫，深感只有振兴农业，才能解决民生问题。立志于兴农的他，大学毕业后就以优异的学习成绩获“金钥匙”奖，并成为“斐陶斐”学会会员。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利用可利用的时间和设备，放弃节假日休息，参加暑期学校学习、参观实验室和农场、访问老教授，以获取知识，汲取经验和新的见解。在学校里，他更是抓住学校资源，勤奋刻苦。图书馆里，他埋头钻研；实验室里，他观察切片、制作标本，孜孜不倦。爱恩、善学、勤问的他。努力摄取国外新知识、新技术，汇集大量的宝贵文献与读书笔记。可惜的是，回国正值抗日战争期间，魏景超积累了四年的书籍、笔记随交运的美国轮船一起在日机轰炸下沉于太平洋底。

    回国后执教于金陵大学的魏景超，面对国内农业教材与国际水平的差距，边执教边精心编写讲义、教材。外出采集标本、调查农作物病虫害情况、拍摄照片、绘制讲解图表等，身体力行。他先后讲授过普通和高级植物病理学、作物病害、真菌学、细菌学、植物免疫学和病毒学等课程。出版有《普通植物病理学》《植物病理学实验指导》《真菌重要目、科、属分类检索表》等优秀教材、书籍。

    魏景超十分注重课前准备工作，细致地整理授课内容、思路，并结合当时最新研究成果的讲解以扩充学生的知识面，确保课堂的高效授课。课堂上，他条理清晰、深入浅出；实验室里，他仔细观察每个学生的操作，及时指正规范；野外实习时，他认真传授观察作物病情和采集标本的知识。对学生循循善诱的他更注重因材施教，对低年级学生侧重基础知识的把握，对高年级学生侧重独立探索、学习的能力培养。对跟随他研究学习的十几个学生，他按各人的进修计划进行个别指导，耐心细致，诲人不倦。抗日战争期间，他常到外校兼课，将其所得资助家在沦陷区或家境困难的同学，竭力培养农业人才。他要求年轻助教作充分的课前准备，上课时还经常跟班听讲，对缺点加以指正，给予必要的示范。严谨的态度、躬亲的姿态，用“心”教学的魏景超对学生和其他老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水稻病害方面，魏景超先后发表8篇重要的学术报告及论文。他实地调查试验，足迹遍布江、浙、沪、闽、粤、桂、皖等近10个省市地区。他编写了《水稻病原手册》，详细记载了我国已发现和国外报道过寄生于水稻的约250种微生物，对重要病原茵简要说明其诱致的症状、发病因素和防治方法。该书作为诊断稻病的工具书，多年来为国内外同行所采用或引用。

    在真菌分类学上，魏景超亦有卓越贡献。1948年，魏景超重新鉴定了番茄漆腐病的病原菌，更正了其所属类别，还澄清并鉴定了豇豆和大豆叶斑病病原茵。晚年的他辗转在病榻与书桌之间，曰夜辛劳长达6年，完成了《真菌鉴定手册》，填补了我国真菌鉴定工具书的空白。

    在植物病毒学研究方面，魏景超历来重视科学研究解决生产实际问题。早在上世纪40年代初期。他在成都附近调查烟草和番茄病害。之后又致力于华东地区十字花科蔬菜花叶病的考察、研究，阐明了常见病害的症状、病原、寄主范围及防治方法。尤其在油菜病毒研究方面，总结出油菜远村育秧、避蚜防病毒的有效措施。

晚年身患重病的魏景超，仍心系国家。1956年江苏省昆山县油菜田发生严重病害之际，他在同志们搀扶下仍然在田间跋涉，观察油莱病情，同行者无不感动。

    “以振兴中国农业为己任”，上下求索，魏景超用躬行的一生诠释了践行者的姿态。

（摘编自李姝昱《魏景超：用心守护植物健康成长》）

【相关链接】①分类研究并非易事，寻找理想标本，往往需要连续追索数年。有时能获得满意的结果，有时也会发生错误甚至失败，但魏景超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有错必纠，从不灰心丧气，总是再接再厉地干下去。

（摘编自“魏景超纪念馆”）

②一想到祖国多灾多难，倍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他便忿然而起。他想自己是中国人，又是公费留学生，一定要刻苦学习，为国家争光，为民族争气。

（摘编自《科普中国•科技名家风采录》）

不“炒冷饭”的修行者

宋静思

    初识赵园先生，是在几年前老师的一次家宴上。她看起来气质端庄、气色甚好，斯文的言语里不仅有丰厚的学识涵养，还透着一股英武之气，让人瞬间联想到古代士大夫的清雅。

    几年过去，除了增添些许白发，时光似乎忘了这位古稀老人，她的行动依然干净利落，完全看不到曾被疾病纠缠的影子。在人数较多的私人场合，她似乎有些惧怕喧嚣，一旦进入学术探讨，眼镜后就射出深邃的光，整个人也不再岑寂。

    赵园先生是河南尉氏人，1945年生于兰州，196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上世纪70年代末在北京大学师从王瑶先生攻读文学硕士，后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出版了《艰难的选择》《论小说十家》等多部对学界影响深远的研究著作。以至于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如果学界同仁遇到一位颇具潜质的女弟子，往往会赞叹：“说不定又是一个赵园。”

    这样的学术成就和赞誉，在她自身看来充满了偶然。从北大毕业后，时代的扰攘使她未能继续深造。她回到河南农村插队，去了一所偏远的中学，一晃便是十年之久。在那段时光，除了鲁迅的著作，她很难搜寻到与后来的学术研究有关的阅读记忆。当重返北大，她已过而立之年，甚至连《子夜》《骆驼祥子》这样的作品都没有读过。最终，她实现了这次命运的转折，与年龄更大、已近不惑的钱理群、吴福辉等同期入学。有了一把年纪的人再重返学校，就像是面对青灯古佛的修行者，一面是凄凄然的辛苦，一面是千淘万漉的执着。

    80年代，赵园进入郁达夫、老舍等人的作品，写出了《艰难的选择》和《论小说十家》等著作。她把自己的生命体验倾注在文章里，从而把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遭际写得丝丝入扣。这时的赵园，冷峻、敏锐、细腻，她对人物和作品的解读有一种理性的直觉，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激情消退之后，她逐渐变得宁静平和，其文笔也更加沉郁。在《北京：城与人》和《地之子》里，她聚焦于对“城市”与“乡土”的观照，有读者便体味出了她“对前尘往事的回忆”。事实上，赵园先生对市民、农民及知青群体的研究，自始至终贯穿着对人的观照。

    “‘炒冷饭’是我所不愿的。”赵园先生这句话是她学术转向最好的注脚。研究方向确定，她会尽其所能深掘，“即便没人喝彩，也不影响我的兴致”，但一旦完成，便有可能陷入“走投无路”的失落。90年代后期以后，她就曾对自己已有的学术研究产生“厌倦”。在好友的鼓励下，她转向了明清之际的研究，陆续写出了《明清之际士大夫》《家人父子》等著作。而近期，她又将目光聚焦于当代政治文化。“对于我来说，重要的问题是，找到什么样的研究对象来激发我的热情。那对象应当有挑战性，而且有助于我的知识积累。”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术于她已然是一种生活方式，“经由学术读解世界，同时经由学术而自我完善”。

    纵观她的学术之路，尽管有多次转向，但对人伦的关切和对历史的观照，却是她研究中一以贯之的脉络。她的作品解读和人物研究，不只是文字里流淌出较为强烈的个体价值和个人体验，更是将重新发现人的个性作为价值追求。她转向明清之际的研究后，也不像传统史家那般，单纯借助史料还原历史现场或者进行理论建构，而是主要从士大夫们的文字和记述入手，去探寻他们精神生活的幽微，他们内在的日常性、差异性和多样性。

    尽管赵园先生讲“学术不是生活的一切”，但读书与写作早已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我的学术性写作即告结束，但写作仍然会继续。”她说。

（2016年8月18日《人民日报》，有删节）

相关链接：赵园（1945—），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艰难的选择》《论小说十家》以及散文集《独语》等。

做人当如邵逸夫

    他曾拍摄过一千多部经典电影，打造了一个无法重现的电影王国神话，造就了一大批大明星、大导演和名编剧，在中国电影史上写下了诸多“第一”和“之最”。他在英国、美国、新加坡及香港、内地等地都有巨额捐赠，合计金额已超过三十亿元。在古今中外捐资助学史上，他当之无愧可称为第一人。1990年，为表彰他对中国科学、教育事业的杰出贡献，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以其名字为一颗新发现的行星命名。这颗行星的名字叫“邵逸夫星”。

    邵逸夫的成功在于他的时时克已和博大的胸怀。他是一个精通业务的电影企业家，除了有善于经商的精明头脑外，克勤、克俭的人格魅力更是赢得大家爱戴的关键所在。尽管他受教育的程度不高，但他干一样、专一样，从不懈怠。他从最卑微的职位做起，一步步奋斗，最终成为电影公司的大老板。他熟悉电影制作几乎每个环节的工作。从剧本、摄影到导演、演员的选聘以及化妆、剪辑，他样样在行，而在影片推广、发行、剧院管理方面更是行家里手。邵逸夫工作非常勤勉，精力过人。他看电影之多，也堪称一最。中国的外国的，文的武的，好的差的，他逢片必看。他借此了解电影动态，以确定题材，制定拍摄计划。年轻时曾有一天看9部片子、一年看700部片子的纪录。邵逸夫说：“我天生喜欢看电影。”其实，这是一种执着和投入的表现。为了树立邵氏影业的良好形象，他对影片的质量严格把关。出现劣片，往往亲手烧掉，毫不手软。他说：“在早期，我整日烧片，没有好的戏，我宁愿烧。邵氏出品，必属佳片。”邵逸夫自己制片相当严谨，绝不拍劣片。据称，邵氏在37年间，烧掉的影片以十部计。

    邵逸夫的容人之量更是员工最佩服的地方。他大胆起用仅30岁的李翰祥，拍摄了卖座率极高的影片《貂蝉》。该影片囊括了第五届亚洲电影节五项大奖。1963年在事业高峰期的李翰祥离开邵氏到台湾另谋发展，并带走大批技工好手，几乎动摇了邵氏根基，但邵逸夫爱才如命，70年代允诺他重返邵氏，这或许只有邵逸夫能够做到。

    多年来，邵逸夫一直稳居香港超级富豪排行榜上，他乐善好施，热心公益，是港岛屈指可数的大慈善家。“我的财富取之于民众，应该用回到民众。”这位以“大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为人生信条的影视巨子，不仅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2002年，邵逸夫捐资创立的“邵逸夫奖”在香港正式宣告成立，用以表彰全球造福人类的杰出科学家，该奖每年颁布一次，奖金100万美元，颁奖始于2004年。由于其设奖宗旨和巨额奖金足以媲美声名显赫的“诺贝尔奖”，因而一设立就被称为“东方诺贝尔奖”。杨振宁说：“‘邵逸夫奖’的设立，将是人类历史上一件大事。”

    早在1973年他就设立邵氏基金会，致力于各项社会公益事业，为此他受到了广泛的好评。从1985年起，邵逸夫开始将关注的目光投向祖国内地。平均每年拿出1亿多元用于支持内地的各项社会公益事业，对于中国教育事业更是情有独钟。正如他所说：“国家振兴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培养人才是民族根本利益的要求。”教育为立国之本，邵选夫为此多年来尽心尽责，不遗余力。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邵逸夫捐助内地科教文卫事业的资金达25亿元，捐助项目超过3000个，其中80％以上为教育项目。如今以“逸夫”两字命名的教学楼、图书馆、科技馆及其他文化艺术、医疗设施遍布全国各地。几年来邵逸夫还不顾耄耋之年，多次亲临大江南北视察捐赠项目。根在宁波的邵逸夫对故乡也倾注了很大的爱心。1987年后，他不仅多次回乡探亲访问，还先后捐资4000多万元帮助发展教育、文化事业。这些项目包括位于宁波大学西区的邵逸夫图书馆、逸夫教学楼、逸夫剧院以及其祖居地康乐园等。

（选自周晓玲《做人当如百岁老人邵逸夫》，有删改）

徐志摩的另一面

    1897年1月15日，徐志摩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是硖石镇首富，对于儿子，徐老先生不仅给他丰厚的物质、无私的爱和呵护，更多的是给他优越的教育条件。徐志摩上的小学、中学，都是当地最好的学校。1914年，徐志摩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攻读法律专业。在北京求学期间，徐志摩最重要的收获是他在父亲的支持下，由内兄张君劢介绍，于1918年夏拜在了梁启超的门下。

    带着亲友的厚望，1918年8月14日，徐志摩赴美，进入克拉克大学学习历史，当时他的抱负是未来在中国的政治经济舞台上大显身手，改造中国社会，使之尽快走向民主、独立与富强。他选修了社会学、心理学、商业管理、19世纪欧洲社会政治学等课程，还参加了国防训练团，和同学一起携手并进，显示了中国留学生的气节。

    1919年底，徐志摩来到纽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学习政治学。徐志摩对于社会主义抱有同情的看法，在纽约的这一年，他购买了相关书籍，并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和书评，宣传社会主义学说。他因此被叫作“鲍雪微克”，就是布尔什维克。值得一提的是，徐志摩是从人道主义出发的，他接受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相距甚远。

    为了追随罗素，徐志摩于1920年9月去往伦敦，此行的代价是他放弃了即将拿到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这是徐志摩的又一次转折，从此，“中国少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多了一个诗人、文人”。在伦敦，徐志摩喜欢这里频繁的社交活动和自由的民主学术气氛，他和陈西滢、章士钊等留英中国学者混熟了，也结识了傅斯年、赵元任、刘半农等中国留学生，还认识了不少英国的作家、诗人。这对于徐志摩从事文学创作并加深对文学的认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21年春，徐志摩进入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学习，从此开始了剑桥生活。他说：“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幸福，深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甜蜜的洗礼。”可以说，康桥的美唤起了徐志摩心中的灵性，让他苏醒。康桥的一切给了徐志摩新的洗礼—一生命的蓬勃、自然的和谐。在这里，他开始步入文学殿堂，情感的孤独与荑景的融合，个性的追求与现实的困顿，使徐志摩在康河的波光潋滟中沉淀了丰富的文学孕思。可以说，康桥情结贯穿在徐志摩一生的诗文中。

    1922年10月，徐志摩回国。在他回国之前，已经出现了两个颇具声势的文学社团，一个是1921年年初在北京成立的文学研究会，一个是同年7月在东京成立、很快移师上海的创造社。这两个文学社团可以说都是由五四运动精神催生的，都有不可抹杀的功绩。但赓续五四精神、影响广泛的还要数1923年徐志摩首倡成立的新月社。他是新月派的中坚分子，曾一度出任《新月》的主编。梁实秋晚年回忆说：“胡适先生当然是新月的领袖，事实上志摩是新月的灵魂。”

    领袖要的是德高望重，应者云从。而灵魂即生命，有他在，不管人多人少，这一轮新月升起落下、落下升起，运转自如；没了他，这轮新月只会落下，不复升起。事实上也确实如此，1931年11月，徐志摩遇难后，标志着新月派活力的《新月》月刊，虽经叶公超等人艰难支撑，终是气数已尽，不久便寿终正寝。

    徐志摩是这么悄悄地来，又这么悄悄地去了。他虽然不曾带走人间的一片云彩，却把永远的思念留给了中国诗坛。像徐志摩这样做一个诗人是幸运的，因为他被人们谈论。徐志摩以他短暂的一生而被人们谈论了这么久（相信今后仍将被谈论下去），而且人们的谈论中毁誉的“反差”是如此之大，这一切就说明了他的价值。不论是人们要弃置他，或是要历史忘掉他，也许他真的曾被湮没，但他却在人们抹不掉的记忆中顽强地存在着。

【相关链接】①我觉得在他所有努力过的文学体裁里，他最高的成就是在他的散文方面。（梁实秋《谈徐志摩的散文》）②徐志摩是一位说不清楚的复杂的人。他的思想驳杂这一事实，长期受到了忽视。一些评论家论及他的艺术，往往以漫不经心的方式进行概括，判之以“唯美”“为艺术而艺术”一类结论；论及他的思想倾向，则更为粗暴，大概总是“反动、消极、感伤”一类。在徐志摩那里，由于视野的开阔，培养了一个世界性的文化性格。（谢冕《云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