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中的大师饶宗颐

    他与钱钟书并称“北钱南饶”，与季羡林并称“北季南饶”。他是第一位讲述巴黎、日本所藏甲骨文的学者，他首次将敦煌写本《文心雕龙》公之于世，又是研究敦煌写卷书法的第一人，他是撰写宋、元琴师的首位学者。当今之世，能集经学、佛学、史学、考古、文学、书画、音律、梵语于一身而扬名四海内外，堪称“大师中的大师”者，唯有饶宗颐。

    饶宗颐学富五车，著作等身。早年以治地方史志为主，中年以后兼治四裔交通及出土文献，壮年由中国史扩大到印度、西亚以至人类文明史的研究，晚年则致力于中国精神史的探求。出版论著50余部、论文400多篇，学问几乎涵盖国学的各个方面，并且都取得显著成就，既能博而又能深。

    别人做学问大多是从点做起，饶宗颐做学问的方法不同，他是从上下左右来找连带关系。他用丰富的想象力，在别人看着没有关系的地方探究出其中的关系，使得各个领域能够相互联系、互相启发，相得益彰。饶宗颐治学勇于否定自己，不断修正，自我改进。他曾经参加顾颉刚主持的禹贡学会，在古史地方面进行自己的研究，引起了顾颉刚的重视。顾颉刚请他编《古史辨》第八册，饶宗颐为此做了很多扎实的工作，后来日本入侵，编撰工作耽搁下来，有些材料也在抗战期间遗失，有趣的是抗战胜利以后，饶宗颐的个人史学思想发生了变化，认为《古史辨》的某些地方比较草率，尤其是辨伪方法不成熟，有些提法不准确，所以《古史辨》第八册也就没继续编下去，他因此成了顾颉刚先生的“叛徒”。饶宗颐认为怀疑精神是做学问的基本条件之一，学术上就要敢于怀疑。季羡林先生评论饶宗颐说：他最能发现问题，最能提出问题。饶宗颐严格要求自己，他写出来的东西不愿意马上发表，一般要先压一压，他的许多文章是几年前写的，有的甚至有十几年、二十几年都不发表。比如《郭子奇年谱》是饶宗颐20岁写的文章，50年以后才拿出来发表。

    饶宗颐知古而不泥古，深植中华文化的沃土而能超越民族文化的局限，从世界人类文化的高度审视本民族文化及其与各民族文化的关系。他走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道路，采用的治学方法却有异于传统，因而才取得超越前人的成就。他史识广博，了解西方和东方一些国家的历史文化，能在古今中外文化的交汇比照中，互动认知，不断发明，提出和解答中国历史文化的新问题，想他人所未想，道他人所未道，具有很大开创性。而一旦公布，便成人所共想，其观点便为世所公认。“天地大观入吾眼，文章浩气起太初”，饶先生这幅大气磅礴的对联深刻地说明了他开阔的视野和博大的胸襟。饶宗颐的学问好像与世事没有关联，读他的诗文，古风习习，俨然魏晋风范。其实这正是他的傲人之处，是大学问也。

    饶宗颐预言21世纪是我们国家文艺复兴的时代。如何才能实现文艺复兴呢？饶先生坚持认为重新塑造“新经学”。他说，经书是我们的文化精华和宝库，是先哲道德关怀与睿智的核心精义；经书体现着国民思维模式，影响着知识含蕴基础。饶先生把整理古典文献上升到“弘扬我们的民族精神和先进文化的光辉，培养我们对过去知识的新的理解”的高度去认识。他说，我们对古代文献不是不批判，而是要推陈出新，与现代接轨，对前人保留在历史记忆中的生命点滴和宝贵经历予以新的诠释。饶先生说从洋务运动以来，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失去了信心，外来的冲击使得许多知识分子不惜放弃本土文化，向外追逐驰骛，已经动摇了国本，现在应该是反求诸己的时候了。

    香港大学修建了“饶宗颐学术馆”；潮州市政府也在其家乡修建了“饶宗颐学术馆”；饶宗颐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南京大学等校名誉教授。2013年3月第五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饶宗颐被授予“世界中国学贡献奖”。季羡林生前赞叹饶宗颐：“近年来，国内出现各式各样的大师，而我季羡林心目中的大师就是饶宗颐。”在国际文化交流中，饶宗颐为国际汉学界及海内海外弘扬中华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有删改）

一代儒宗马一浮

郭继民

    学者刘梦溪曾以“高人逸士”评价马一浮。马一浮幼年时的“本是仙人种，移来高士家”的诗句似乎预示了其高人的走向。

    马一浮幼年时即智慧过人。初始随母亲学文，母丧后他的父亲请名仕郑举人来教。后举人辞馆，理由是这孩子才智超老师。父亲从此不再延师，听任自学。马一浮一生阅书无数，且过目不忘，被喻为中国20世纪的“读书种子”。李叔同说：“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纪，所读的还不及马先生的多。”

    青年马一浮在赴美期间，广泛涉猎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哲学、社会学等著作。后转赴日本学习日文和德文，并携德文版《资本论》回国。据资料显示，马一浮是将《资本论》原版引入中国的第一人。中国当时的世界地位及西方人对中国的歧视促其写下了“沦海飘零国恨多”“国命真如秋后草”的诗句并最终东归。回国后，马一浮依旧热衷西学，翻译了《堂吉诃德》《政治罪恶论》等著作。自1906年起，他正式转向国学，并在广化寺潜心读书。三年内，他读完了36400余册的“四库全书”，并做了大量笔记，为其日后的国学研究夯实了基础。

    马一浮的诗歌造诣极高，从11岁的神童诗到临终的绝笔诗，皆融入其性情与学问。他11岁即能依题限韵作出好诗。临终作《拟告别亲友》诗虽短短四十言，但集儒、释、道为一体，诗歌情感真挚，非有真性情者不能作出。熊十力早年曾评价说：“马一浮的学问，能百家之奥。其特别之表现在诗，后人能读者几乎等于零。”

    马一浮的书法亦精纯，他擅长草书，精于篆隶，风格凝练，法度谨严。书法家沙孟海曾说：“展玩马先生遗墨，可以全面了解他对历史碑帖服习之精到，体会之深刻，见解之卓越，鉴别之审谛，今世无第二人。”除精通书法外，马一浮亦精于篆刻艺术，通于画理。沙孟海评价其印风：“朴茂高雅，纯用汉法……古意新姿，韵味无穷。”至于绘事，马一浮虽少践行，但也提出了卓然洞见。他认为，绘事需要有两种准备：一是对艺术史的考察，二是对艺术理论的理解。作为“游于艺”的绘事最终应“归于仁”，以达到“以胸中至美至善之理想，改正现实之丑恶。”

    1907年他曾表达了这样的心愿：“欲为儒宗，著秦汉以来学术之流派；为文宗，记羲画以降文艺之盛衰。”自此之后，他以传承儒学、“续接圣贤血脉”为己任，不为时局、世俗所动，终成一代醇儒。梁漱溟评价他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

    蔡元培曾请马一浮去北京大学任教，因不同意北大反孔、废经的教学理念，马一浮婉拒之。抗战期间，他为了保留一点儒家的种子，以传统儒家礼教的模式创办了一所书院——复性书院。他提倡精英教育，纯然以求学问道、传承圣贤血脉为目的，并不考虑学生是否能因此“谋职”或就业。此主张与熊十力产生了分歧。马一浮研儒，不在于义理，而在于复“性”。马一浮尝言，“我不会做官，只会读书”，可谓其志坚性醇的体现。

    马一浮认为，儒学的真谛在于“指归”自己，他真切指出：圣贤唯有指归自己一路是真血脉。真儒者在于切身践行居敬存诚、涵养察识的功夫，而不在于言说。如果学人不能实下工夫、自治病痛、向上提持、自显性德的生命进路，那么多学何益，多说何益？

    他的学术要旨就是“六艺统摄一切学术。”他认为，“六艺皆史”的主张“流毒天下，误尽苍生”，“学者须知，六艺本是人性分内所具的事，不是圣人旋安排出来的。”若把六经堪称史学甚至是考据学，那么心性之学就将蜕变，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马一浮所说的“统摄”，指融会贯通之义，它不仅仅是发生于六艺之间，即所谓《易》统《礼》《乐》，《春秋》统《诗》、《书》等，而且六艺还可以统摄西学。“西方哲学所说的真、善、美，皆包含在六艺之中。《诗》是至善，《礼》、《乐》是至美。《春秋》是至真……若是西方有圣人出，行出来也是这个六艺之道，但是名言不同而已”。虽然其观点值得商榷，然而，他对传统文化所持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马一浮终生追求并践行《易经》中“语默动静，贞夫一也”的境界，纵观其洁净精微的人生历程，他已进入化境之中，正可谓：“性醇智商，道深行逸。默然不说，其声如雷。斯人已逝，精义常存。一代宗师，千古国粹。”

（选自《社会科学报》，有删减）

梅贻琦：是“寡言君子”，也是治校大师

    ①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自1914年由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学成归国后，到清华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他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成功地执掌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

    ②1931年12月，梅贻琦在清华大学发表就职演讲，这篇立言名篇中可圈点者极多。他说：“办学校，尤其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他又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能发表这样今天读来仍新鲜的“重要讲话”的人，才算是真正了解了教育的意义﹣﹣梅贻琦任校长后，不到10年，清华的面貌便彻底改观，声名鹊起。

    ③今天，我们可以随口列出清华很多杰出人物及其事迹，却很少提到梅贻琦。这跟他的教育风格很有关系。梅贻琦用的是“黄老之治”，这种思想推崇黄帝时期的政治清明，发扬老子的清净俭约，奉行无为而治。“黄老之治”希望人尽其才，故梅贻琦治校也信奉让每个人充分表达，只要提出有利于清华的建议，他就会颔首微笑“吾从众”；“黄老之治”奉行法度，故梅贻琦尊崇科学，科学即法则；“黄老之治”奉行无己，故梅贻琦可以忘我地去服务。他说，清华的教师出名、学术成果出名、优秀学生出名，而校长却不必出名。

    ④梅贻琦的寡言少语使一般人或以为他严肃，或以为他谦和，或以为他没有主见。其实他并非不懂幽默，他的反应是才士也为之叫绝的。有人奇怪，那么多校长来来去去，为何独有他能在大师云集的清华立足，梅贻琦回答：“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是没人愿意倒梅（霉）！”他的寡言也并非没人欣赏，陈寅恪就曾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⑤作为一名学养极厚的物理教授，他自幼熟读经史，背诵如流，曾对朋友笑言：“假如有谁背诵古经传有错漏，我可以接背任何章节。”

    ⑥不少人都能回忆起梅贻琦的律己。他做清华校长时，取消了原有的一些校长特权，不再让学校为他家中工人付工资，并拒绝领取包括手纸在内的一切免费供应。1943年，梅贻琦的母亲去世，当天，同事建议他不开联大常委会。他坚持照常“不敢以吾之戚戚，影响众人问题也”……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1941年，美国空军来华抗日，急需大量翻译，梅贻琦号召联大外文系的男同学参军。1943年，他又动员所有应届四年级身体合格的男生去当美军翻译官。在此期间，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虽然还不到四年级，却提前参军。女儿梅祖彤也随军做了护士。

    ⑦梅贻琦的风度令人难忘。学者何兆武在《上学记》中回忆：“梅校长那时候五十好几了，可是极有绅士风度，平时总穿得很整齐，永远拿一把长长的弯把雨伞，走起路来非常稳重，甚至于拉警报的时候，周围人群乱哄哄，他还是不失仪容，安步当车慢慢地走，同时疏导学生。”

    ⑧因工作繁重，梅贻琦积劳成疾，1960年被确诊罹患癌症。他终身从事教育，毫无积蓄。新竹国立清华大学为其垫付一部分治疗费，医院又酌情减少了一部分，还是不够。清华校友们商议募捐，半年间募集台币65万元。躺在病床上的梅贻琦看到凝聚着爱心的募捐记录，“阅后半晌无语，后曾流泪颔首”。

    ⑨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溘然长逝。蒋介石特颁“勋昭作育”挽额一方，副总统陈诚送的挽联是：“崇朴学以黜浮华，实大声宏，盛绩久为文苑重；树良规而垂教泽，薪传火尽，道徽犹系国人思。”梅贻琦的墓前广植梅花，刻石“梅园”，为于右任所书。清华海内外校友，每到新竹必去祭拜。当地人士每日清晨也去凭吊，十年如一日，成为新竹一景。教育家蒋梦麟曾说：“中国崛起于近代文明国家之林，（梅贻琦）厥功之伟，莫之与京（争强比胜）。”

    ⑩梅贻琦之执掌清华，是清华之幸，也是中国之幸。

（有删改）

步步向生，时时可死

    “我还有十年的世寿，我要全部用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2006年，叶曼老师如是说。

    北京时间2017年2月15日，叶曼老师于美国洛杉矶往生。享年103岁。大德离世，人天共悲。记得叶曼先生曾说：“唯有有智慧地度此一生，方才不辜负来人间走了一遭。”纵观先生此生经历，应当对得起“不负此生”一说。

    叶曼女士，原名刘世纶，1914年生，祖籍湖南。她6岁以《左传》开蒙，1935年，被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先生特别录取，就读北大法学院经济系，后曾任辅仁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世人尊她为“当今世界极少将儒、道、佛文化融会贯通的国学大师之一”，其传承国学各类经典课程数千讲，并著有多项著作文集，在海内外享有极高声誉。

    叶曼的父母都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但是她却对佛教非常反感，认为它只是士大夫阶级的另外一种消遣品。8岁那一年，叶曼开始吃素，她之所以吃素是因为怜惜那些被宰杀的动物，从此下决心不再吃有生命的东西，所以她吃的并不是佛家素。这样的食素，她一坚持就是15年，直到“抗战”开始，离家出外的她才停止食素。

    对于周遭事物存在的原因和人生的来处与去向，叶曼从小就有许多疑问。但是列强入侵，国难当头，她不可能花更多的时间在一些超现实的问题上。上大学后，受到北京大学思想自由氛围的薰习，叶曼慢慢地又开始注意到超自然的问题。她开始试着用逻辑的方式，借助归纳法和演绎法，推论人生是什么、人应该怎么活的问题。但她并没有从中找到答案，于是逐渐回归到了东方思想，进而靠近宗教范围。

    后来，在一位朋友的引荐下，叶曼认识了南怀瑾。叶曼问出了她一直想知道的“人生从何处来，死往何处去”的问题。南怀瑾告诉她这是许多人共有的问题，它的答案就在佛法里。

    叶曼开始跟随南怀瑾学习《楞严经》。之后的几年里，一遍又一遍地研究《楞严经》后，她才发觉，过去自己把唯识误认为是士大夫阶级的消遣品，竟不知道这里有这么好的东西。

    大学毕业后，叶曼与同年考入北京大学的同学，当年的全科状元田宝岱结为伉俪。后随身为外交官的夫婿，作为大使夫人辗转于美国、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等地驻外总计二十五年，后旅居美国洛杉矶。叶曼接触过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不同西方宗教，后并研学佛教、道家、儒家多年，对东方和西方文化、哲学与宗教有独到的见解。中年为明了生死而学佛，先后师侍南怀瑾先生、陈健民上师等。

    六十年代，叶曼为传播中国儒、道、佛三大文化在台湾成立“文贤学会”。

    七十年代，在美国洛杉矶位于哈冈的家中成立“文贤书院”，每周六免费开讲《四书》、《道德经》、佛教的故事等课程，身体力行，为海外侨胞讲说中国文化，期待能带动更多修心向学的风气。

    八十年代中，叶曼曾代表中华佛教居士学会（台湾），当选世界佛教友谊会副会长，期间与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戏剧性的相识，让他们成为挚友。后经朴老邀请到北京拜访北京云居寺时，发现云居寺已在日本侵华时被毁损，当即发下宏愿，要重建云居寺。1990年，叶曼来往香港、美国、新加坡等地，共筹得三十二万美金善款。其中三十万美金捐赠用于重建云居寺，受到了时任北京市副市长何鲁丽以及十世班禅大师的接待，朴老也特意作一条幅赞其功德。其余二万美金捐作云南以及贵州兴办希望小学，迄今为止，已建成十三所文贤希望小学。一九九二年，叶曼获得世界佛教协会及二十七国代表参加的佛教大会赠予的金奖。

    叶曼曾任辅仁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妇女杂志主编，并以叶曼信箱为读者所称颂。其丰富的东方与西方人生经历、通达的处世态度与洞察人性的智慧，在家庭、爱情、婚姻、信仰等人生目标与问题的抉择上，为现代人传道解惑。蔼蔼学者的风范和对国学的了解，更让她成为无数海内外朋友的精神导师。叶曼传承国学各类经典课程数千讲，并著有多项著作文集，在海内外享有极高的声誉。

    2006年11月，叶曼先生曾接受凤凰卫视《文化大观园》节目专访，回顾自己早年求学、中年向佛的经历，并说曾有大师预言自己能活到103岁，希望能把预言中的后十年过好，努力工作成就心愿。

    “人生犹如演戏，即使我是跑龙套的，也要跑好。”这是叶老的一句话。这句话背后则是她90高龄后还在做着很多事情，在为自己未了的心愿奔走。

    今天，大师离我们而去，但大师的智慧及风采长存世间。愿叶曼老师往生极乐，愿您乘愿再来。

记住北大有个叫王瑶的教授

钱理群

    王瑶教授去世，我们弟子献了一副挽联：“魏晋风度，为人但有真性情；五四精神，传世岂无好文章。”我们把先生看作是“魏晋风度”和“五四精神”的一个传人。鲁迅对魏晋风度有个概括，就是“清峻、通脱”。鲁迅也说：“我有时候很峻急，有时候很随便。”因此可以说魏晋风度与鲁迅所代表的五四精神是相似的。先生对他所生活的时代，对知识分子境遇的严峻的判断，也有鲁迅式的清醒、冷峻，敢于直面现实。先生说他“出语多谐”，面对那个时代严酷的事实，他却用幽默的语言来表达，这表现了一种心态，即看穿、看透了一切以后的坦然自如。先生这种危难中的坦然，给人的印象是难忘的。他去世后，林庚曾撰文回忆他在文革时的表现：他们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并且被勒令在公共场所扫地，以示“斯文扫地”。林庚说我们都觉得非常窘迫、难堪，但王瑶却泰然处之，他“游刃有余，如入无人之地，穿过无数杂乱的脚下，就这么不急不慢地一路扫去”。

    先生从来不给我们上课，第一次见面就打招呼说，你们平时没事不要来找我，一个星期只准去我家一次。我们一般都是下午四点以后去跟他闲聊，想到什么就谈什么：政治、思想、文化、人生等等，很少谈学术。他平时对我们放任不管，一入学开一个书单，你怎么读、怎么弄他通通不问。其实这个放任不管，我倒觉得正是抓住了学术研究的特点。学术研究是个人独立的自由的精神劳动，因此它从根底上就应该是散漫的。散漫，并不是无所事事，一个真正的学者，一个有志于学术的学生，学术研究是他内在生命的需要，根本不需要督促，看起来他在闲荡，读闲书，其实总在思考。看起来漫不经心，其实是潜入生命与学术的深处，进行自由无羁的探讨与创造。这是不能管的，更不能乱管。搞学术就是得无为而治，先生深谙无为而治的奥妙。

    但关键时候，先生也会点醒你，一点就让你终生难忘。在学术上，他只抓毕业论文，而且先要求学生提出两个论文选题，向他汇报设想，然后他给定一个题目，并点醒你做这个题目应该注意什么。比如我当初毕业论文就准备了两个题目：一个写鲁迅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艺术世界；另一个是鲁迅和周作人发展道路的比较。先生听了我的汇报以后说，你的第一个题目很有新意，但你自己还没有想清楚，短时间内也不容易想清楚，在不成熟、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急于写成论文，会有很多漏洞，答辩时很可能通不过，反而糟蹋了这个题目，不如放起来，多酝酿几年以后再做，一做就把它做好。于是就定了做“鲁迅和周作人发展道路的比较”这个题目。

    更重要的，是先生给我们思想上的点醒，治学态度、人生道路上的启迪。先生曾经找我谈话，告诫我“不要急于发表文章”。他说：“我知道，你已经三十九岁了，你急于想在学术界出来，我很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劝你要沉住气，我们北大有个传统，叫做‘后发制人。有的学者很年轻，很快就写出文章来，一举成名，但缺乏后劲，起点也就是终点，这是不足效法的。北大的传统是强调厚积薄发，你别着急，沉沉稳稳地做学问，好好地下功夫，慢慢地出来，但一旦出来就一发不可收，有源源不断的后劲，这才是真本事。”

    我研究生毕业留校以后，先生又找我谈了一次话，使我终身受益。他说：“你现在留校了，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因为你在北大，这样，你的机会就非常多，但另一方面诱惑也非常多，你的头脑要清醒，要能抵挡住诱惑。很多人会约你写稿，要你做这样那样的有种种好处的事，你自己得想清楚，哪些文章你可以写，哪些文章你不可以写，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可以做，你要心里有数，要学会拒绝，不然的话，在各种诱惑面前，你会晕头转向，看来什么都做了，什么都得了，名声也很大，但最后算总账，你把最主要的，你真正追求的东西丢了，你会发现你实际上是一事无成，那时候就晚了，那才是真正的悲剧。”

    现在仔细想想，先生的师训其实都是一个意思，概括地说就是“沉潜”二字。要沉得住，潜下来，沉潜于学术的深处，生命的深处：这是做学问与做人的大境界。而急功近利，浮躁虚华，是做学问、做人的大敌。我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唯一可取之处，也是可以告慰先生的，就是我一直牢记师训，并身体力行。我从1960年大学毕业就雄心勃勃想做一个学者，直到1985年，才开始发出自己的独立的声音。可以说做了二十五年的准备，练了二十五年的内功，我的治学之路、人生之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很艰苦，但也很充实，没有虚度。

（节选自2011年11月5日《文汇报》）

无机材料大师严东升：生而为国

    2016年9月18日早上5点56分，世界著名材料科学家、我国无机材料科学技术奠基人、两院院士严东升在上海瑞金医院病逝，享年98岁。严东升去世后，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官网首页用1/4板块推出醒目的“沉痛悼念严东升先生”专栏。

    1949年新中国成立，正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的严东升欣喜若狂，迫不及待想要回到祖国，以了“矢志科学，许身报国”的心愿，1950年2月，他中断了博士后研究历经周折回到祖国。

    严东升先生是中国当代无机材料科学的重要奠基人。七十多年来，他始终将自己的科技实践与国民经济、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在无机材料科学领域辛勤耕耘，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建设发展设计着蓝图并积极实践。

    刚一回国，严东升就马不停蹄赶往开滦化工研究所着手耐火材料的研究，因为他知道，新中国正处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亟须重工业的崛起。1954年，严东升被委以重任，解决包头钢铁厂原料——包头铁矿石含氟量高给高炉炼铁带来的严重问题。其间，大到宏观组织调控队伍，小到研究数据的精确统计，从车间到实验室、办公室，严东升都亲力亲为，巨细无遗，为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上世纪60年代，严东升参与创建了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在这里，他把科研方向从传统硅酸盐材料研究调整为先进无机材料科学指导下的新材料研究，主持研究的陶瓷基复合材料，获得国家发明奖一等奖。

    严东升先生是著名的战略科学家。他参与了中国第一个科技规划《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1963—1972十年科技规划》的起草工作。1984年，他主持制定了《关于中国科学院科技体制改革的汇报提纲》，对中科院的科技体制改革采取了一系列面向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重大举措，为全国科技体制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他主持开展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项目《长江三角洲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若干问题》，受到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在推动长江三角洲地区发展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严东升一生简朴，“不管在哪儿，你都能看到严先生西装革履，穿戴整洁，但你绝对看不到他穿名牌，都是非常普通的衣物”。但他对青年学子和科研教育的出手却“阔绰大方”。严东升的第一个博士生高濂在悼念恩师时说：“1996年，严先生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他领完奖回所后到我办公室，拿出奖金支票和一沓银行的定期存单，有到期的，也有未到期的，有严先生名下的，也有师母名下的，看得出来是拼凑的。他对我说，这里一共20万元，交给所里，作为创立‘严东升奖学金’的款项，帮助贫困生。”

    他一生关心和提携后进，乐于、善于发现和支持富有创见的年轻人。他鼓励年轻科研人员“走出去”，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到国外优秀实验室进行合作研究。在如今的材料科学领域里，活跃着一批他培养和指导的学生及科研人员，其中相当一部分已成为我国科技事业的领军人物。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严东升留给后人的，除了丰硕的科研成果，还有高尚的人格魅力。

    (摘编自龚新叶《环球人物》)

相关链接：

    中科院上海硅酸盐所剑林研究员始终记得，1989年毕业那年很多人都选择出国，严东升反复同他讲，国内缺少年轻科学家，尽量多待在国内搞科研，出国的事我来安排。留学期间严东升给他写了很多信，最常关照的一句话是“一定要回来”。严东升的学生们都如期回来了。

    (董纯蕾《人生辛苦半九十：追忆“双料”资深院士“完美大家”严东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