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山利辉，坚守日本最后的学徒

萨苏

    秋山利辉，1943年出生于奈良市，他27岁时创办的“秋山木工”会社现如今已是日本皇家指定的家具特供场。从日本政府接待各国贵宾的迎宾馆，到日本各大美术馆，每年都会从他那里订购家具，他的家具以精美和独具匠心闻名于世。他培养出的后辈中，有50名被视为世界一流工匠，活跃在各个国家。

    秋山利辉已经73岁了，仍然会亲手教学徒们怎样使用工具。精雕细琢，一丝不苟，把工作完成到极致，便是工匠精神。骨子里，这便是日本人最尊崇的品质。所以，当秋山利辉接受日本顶级对话节目采访时，貌似谦逊地说出一句：“我是个匠人。”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备受尊敬的名匠早年学业不佳，只读到中学，甚至在音乐、体育这些功课上的表现也是不尽如人意。

    13岁时，秋山利辉准确地找到了自己一生的方向。那一年，他家邻居的鸡舍坏了，他自告奋勇帮忙维修。邻居老太太只当小家伙在开玩笑，谁知几天过去，秋山利辉竟然打造出了一个两层楼样式的木头鸡笼子，精美绝伦！惊讶万分的老太太请他喝茶表示感谢，并且说了一句对他一辈子十分重要的话：“学会木工的话，你一辈子就不发愁啦！”秋山利辉在成名后接受采访时说，正是老太太这句话让他好好地审视了自己，骤然发现了不少优点。比如，手巧，喜欢观察家具、房屋的结构，好像对其有一种天然的兴趣……中学毕业后，秋山利辉成了一名木工学徒，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把“喜欢做的事”和“擅长做的事”结合到一起了。

    秋山利辉的博客叫做“应天命而生”，实属有感而发——木工便是他的天命，找到了自己的天命，才可能成功。他最不满意如今日本社会流行的颓废和茫然，认为今天90%的人不知道自己这辈子要干什么。他给学生们上课，第一课永远是要大家通过自我介绍说清自己干什么拿手，喜欢干什么，未来想干什么。在秋山利辉眼里，只是喜欢还完全不够，比如他自己，如果当初只是通过搭鸡窝发现擅长做木工活，那么今天日本只会多一个做榻榻米的木匠而已。在秋山利辉看来，“天命”是一种近乎神圣的使命，要用一生的努力来面对它，才能够获得生命真正的价值。

    日本的学徒制度盛行于德川幕府统治的江户时代，一直延续至今。徒工在学艺期间几乎是无偿劳动，师傅也十分严厉，艰苦的学徒生涯对有些人来说是一种熬炼，对秋山利辉来说却近乎享受。他在晚年总结：“挨骂要趁早，最好是20岁以前。”他甚至认为自己比别人多挨骂是件了不起的事，因为先挨骂往往是因为学习、工作进度超过同辈，先碰到了别人没有碰到的问题。他的这些观点直接影响了一代日本木工工匠，至今秋山利辉的徒子徒孙已经遍天下，普遍对挨骂甘之如饴。

    秋山利辉在学徒期间，不仅仅是认真学习，而且是一边工作，一边努力考入了日本颇具盛名的桑泽设计研究所。那时的日本正处于经济腾飞时期，带来的是狂热的工作热情和财富的迅速积累，几乎每个人都相信，只要工作就有机会赚钱。而去研究所深造，却是一件疲累且短期内看不到收益的事情，但他还是坚持了下来。事实证明，这一努力大大拉开了他和同事之间的差距，使他具备了更开阔的视野。

    这种不懈的追求，使秋山利辉具备了普通木工所不具备的眼光。他在哲学、美学、神学甚至计算机网络等各方面都有涉猎。这一切都是为了做出更好的家具。他说，想做好的匠人，除了自身技艺以外，还要懂得体察客人，从而了解他到底需要什么。他的客户可能是政治家、贵族、神父或者IT产业巨头，为了真正了解客户的需要，必须懂得客户的行业。为了给一个医生打造足够满意的家具而去学习医学，有人认为这是件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但秋山利辉真的会这样做，他认为只有真正诚心诚意，甚至于苛刻地对待自己的职业，才配称得上一个匠人。

（摘自2016年《环球人物》，有删改）

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

凌宇

    他出身于水，一生恬静优雅似水，离去后魂归于水。而他的文字，与后世的读者同在，似水流淌不绝。

    如果说作家是以文字征服世界，那么，对沈从文来说，前30年的文学创作，后30年的文物研究结出的果实，证实了自己生命的价值。他一生中出版各种作品80多种，500多万字，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成书最多的作家之一。

    在沈从文自己，无论是身外报偿还是身内所获，物质上的得失还是精神上的毁誉，从不以为意。

    他一生所得收入，除维持一家生活必需的花费、社交应酬和帮助别人外，都陆陆续续花在购买书籍和陶瓷文物上。他家里曾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坛坛罐罐”。家里放不下了，便随手送人，送掉后又买。解放后索性一股脑儿全送了博物馆，不仅没有索取任何报酬，连一张收条也没留下。1982年，他收到花城出版社寄来的九千多元稿费，立即凑足一万元，寄给家乡的小学，修建一栋图书楼。然而，他也有因手头无钱而发窘的时候，且不说他年轻时为吃饭问题所作的种种挣扎，就是在他不再为吃饭发愁以后，每逢某项社会公益活动需要他捐赠时，他常常因拿不出钱来而发愁难过。

    说起沈从文在文坛上的沉浮，在中国几乎是一个典型。在这沉浮的背后，重叠着因“历史的误会”而带来的种种人生坎坷与痛苦。但他几乎从来不主动提及自己几十年来遭遇的损害与屈辱。当别人问及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时，他只是说：“我没有我的朋友受的冲击大，我只是要打扫茅房，那是普通的事，在家里不是也要打扫吗?”人们常常惋惜他不能继续从事文学创作，为他在文学史上的“失踪”感到遗憾，为他在第二、三次文代会上，连作家身份也得不到承认感到不平，他只是笑笑：“那未必不是塞翁失马。”

    1978年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后，沈从文长期冷落的门庭重新变得热闹起来，他构筑的富有魅力的“湘西世界”被人津津乐道，鲁迅的“他是自新文学运动以来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这一评价又被人记起，学术界开始确认沈从文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大师”地位。对这一切，沈从文表现出惊人的平静。在谈到他的文学创作时，他总是轻轻地挥着手：“那都是些过时了的东西，不必再提起它。……我只不过是个出土文物。”他强调说，“我年轻的时候，许多熟人同乡头脑都比我优秀得多，却一个个先后消失在中国近乎周期的悲剧里。就拿写文章来说，开始时我的一支笔就笨得很，能够坚持下来，也只是比别人耐烦一点。”

    对涉及个人荣辱得失的事，沈从文表现出一种令人吃惊的宽容与平和。他宁愿记住别人的好处，而忘了别人对自己的损害。是湘西的水深深流进沈从文的血脉，滋润和培育着他的性格。

    然而，他心头还有无法释怀的东西。这头一件便是他30余年来从事的中国古代文物研究。他常常叹息说“手头有许多题目可做，现在是来不及了”，话语中总是透着惆怅与悲哀。虽然，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已经出版，王序在他的指导下，已成为能独当一面的服饰文物专家。他的后半生事业后继有人，但他仍不满意。沈从文最害怕的是失去工作的权利。前几年，有关部门通知他去办理从历史博物馆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手续时，他误以为是办理退休手续，紧张得手足无措，只是嗫嚅着说：“我还能做点事，请不要让我退休。”

    1983年，他身患重病，几乎足不出户。对故乡的思念日夜侵蚀着他，每次家乡人的来访，都使他兴奋不已。他不间断地询问，颔首，摇头，轻轻地叹息，任何有关家乡的人事，山川风物的点滴，都不愿放过。“我能去，我还能去的!”说着，他便挣扎着要站下地来，并终于奇迹般地站立起来。“你看，我还能去!”他孩童般得意地笑着，眼角上早已噙了两颗晶亮的泪珠。然而他终于只能在想象与回忆里，同那片熟悉的土地亲近。每当他独自静静地坐在客厅里出神，都似乎在神游故土。

    静寂中，突然响起河船拍打水面的桨声，油坊里油锤与油榨相撞时爆发的声响，伴和着古老、悠长的船歌号子，沉沉的牛角声，水车飞转发出的“咿呀”声……

（选编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沈从文传》）

钢琴家的脚

陈钢

    ①在我珍藏的波兰版的《肖邦全集》的扉页里，印着一双秀长纤细、令人动容的手——那是肖邦的手。就是这双手，流注出多少醉人的旋律，又演绎出多少变化万千的“音乐魔方”；手啊手——钢琴家的代号和骄傲!

    ②不知从哪天起，我突然注意起钢琴家的脚来。因为在他们出台时，必先举足由幕后走到琴前；而这几步路，可真谓“寸步难行”啊!他们有的如万里长征，步履艰难；有的则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还有的活像是小脚女人赶集——急急匆匆，扭扭歪歪。但是，有一位钢琴家的路却走得潇洒自若，怡然大方，他——就是傅聪。而带他学会走路的，就是他的父亲傅雷。这条路的路标上有四句话：“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第三，做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这是傅雷给孩子的临别赠言。

    ③为了让傅聪学会“做人”，这位精通洋学的大翻译家，既没有把儿子送到他早年留学的法国，也没有让他进音乐学堂；而是另辟蹊径，用近乎“私塾”的方式，从孔孟先秦诸子、《国策》、《左传》、《晏子春秋》、《史记》、《汉书》、《世说新语》中自选教材，进行“道德规范”——“做人ABC”的教育。傅雷认为，对于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道德规范”是生活中惟一的“圭臬”。而当他将这个“圭臬”与古希腊罗马的崇尚自然，文艺复兴的崇尚人文，法国大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崇尚民主的精神相融合时，就构筑起一个“理想世界”的最高境界!傅聪以后在国外生活了那么多年，面对着光怪陆离的西方社会和纸醉金迷的金钱世界，始终“视富贵如浮云”，而不像“巴尔扎克笔下的那些人物，正好把富贵作为人生最重要的，甚至是惟一的目标”，就是因为精神境界中有这个“圭臬”所维系。傅雷在家书中盛赞傅聪的前丈人梅纽因，说他在海牙为一个快要死的女孩子演奏巴哈的《恰空舞曲》和他1947年在柏林对犹太难民的讲话，是一种“符合我们威武不能屈的古训”的精神和气节；而傅聪也以孔夫子所称道的颜回为榜样，保持“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那种“以清贫为自傲”的中国文人传统和超尘脱俗的崇高境界。真是：有“德”才有“品”，有“品”才有“境”，有“境”才能铸造高人!而傅雷，就是这样带着儿子走人生之路的。

    ④傅聪的艺术之路，是一条以民族文化根蒂来“开发”、“引爆”世界艺术顶尖的“通路”。

    ⑤陆游示儿：“功夫在诗外”。可傅聪的功夫倒是在“诗内”。他从小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偷听爸爸同朋友谈话，谈论李白杜甫，他最喜欢的就是李后主的词。他对中国古诗词的通晓决不逊于托斯卡尼尼（意大利著名指挥家）对莎士比亚的熟悉。

    ⑥傅聪在“肖邦”比赛前，他的演奏已被波兰教授认为“赋有肖邦的灵魂”，甚至说他是一个“中国籍的波兰人”。他荣获的“最是波兰魂”的玛祖卡奖，更被认为是桩“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因为，这是由“一个中国人创造了真正的玛祖卡的表达风格”。意大利钢琴家阿高斯蒂教授对傅聪说：“只有古典的文明才能给你那么多难得的天赋，肖邦的意境很像中国的意境。”说得多好、多对啊!傅聪就是这样弹肖邦的。他弹肖邦，“就好像是我的命运”，“我自己很自然地说自己的话”。而且，肖邦又有李白“非人世”的气息和李后主那种“垂死之痛，家国之恨”的愁绪。傅聪用李白来演绎，升华肖邦；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得的是李白奖!

    ⑦傅聪的艺术之路还通向大自然。

    ⑧傅雷，则多次要求傅聪到大自然中去。因为，大师的作品“就是从大自然，从人生各方面的材料中‘泡’出来的，所以，“表达他们的作品，也得走同样的路”。更重要的是，大自然可使人“荡涤胸中尘俗”，“打破纸醉金迷的俗梦，养成淡泊洒脱的胸怀”。从而获得一种“萧然意远，旷达怡静，不滞于物，不凝于心的境界”，使演奏具有“生命的活力与搏击飞纵的气势”!

——选自散文集《三只耳朵听音乐》

【注】圭臬：比喻准则或法度。

    王国维的境界说是建立在直觉论上的，在《人间词话》中，他进一步把直觉论运用到文学批评实践中，提出了“隔”与“不隔”的批评标准。

    当代学术界也有许多文章论述到这一对范畴，然而看法却很不一致，褒贬不一。以朱光潜先生为代表的对“不隔”持肯定态度，对王国维的“隔”论持否定态度，甚至主张对“隔”都须具体分析。朱光潜从诗的“隐与显”的相对性出发，批判了王国维对“隔”的贬斥态度。在这一点上叶嘉莹先生已对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用“隐”与“显”来套“隔”与“不隔”是不妥当的。以李泽厚先生为代表的支持“隔”与“不隔”的分界和批评标准，认为“不隔”是“有形象、生活的真实才能以即目可见具体可感的形态直接展示在人们前面，使‘语语都在目前’”。

    诗词的创作实际上就是美的创造，对于自然美，人必须通过直觉才可以把握，对于艺术美也同样如此。诗人把引起自己审美感受的美“镌之于不朽之文字”便是诗歌艺术的创作目的。诗歌创作也就是对美的摹写，如果诗人在创作前没有与自然通过审美直觉而和谐地统一起来，那么，他的作品就难以引起读者的审美感受，因为在他的作品中就不存在境界。另外一种情况，即诗人对自然之美已深切地感受到了，然而他在创作时却“文不逮意”，用词不当，因而其作品到读者那里，读者不能直觉其境界，这两种情况在以直觉论为前提理论系统中都被称作“隔”。

    什么是“不隔”呢？王国维说：“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只有“语语都在目前”，人才可以通过直觉来把握它，如果不在“目前”，就得用“目”去搜索，经过“目”的搜索，这语语才进入了人的意识，这是一个渐近过程，在人的意识中“语语”不是“瞬时”占据人的意识的，因此，不是“须臾之物”，也就与“境界”无缘了，也就“隔”了，“语语都在目前”的意义在于，通过语言所组成画面不需要更多理性分析，这“语语”形成的画面是人的直觉对象，从语言到意象到美的过程是瞬时的，只有如此，诗才在“不隔”。

    诗的创作，首先关系到诗人的感悟能力，诗人须得有一颗无尘垢的赤子之心，这样，通过直觉他才能够见到宇宙人生的本质，王国维评周邦彦的词：“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云“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评稼轩词：“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说“词人想像，直悟月轮绕地之事，与科学上密合，可谓神悟”。

    其次，诗的创作还关系到诗人的表达能力，也就是他能否使文辞达意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王国维提出要少用替代字，如桃用红雨、刘郎，柳用章台、灞岸所替代，“宜其为《提要》所讥也”。这原因是：“盖语妙则不必代，意足则不暇代。”这说明诗人直觉感受能力是一个方面，表达也是一个重要方面，代字能够影响读者的直觉感受，代字代的是什么，这就使直觉渗入杂念，因此，诗也就“隔”了。

（选自李铎《论王国维的“隔”与“不隔”》，有删改）

谢显琳先生

钱永兴

    十八连山原名雨汪，位于滇黔两省三县（富源、罗平、兴义）的结合部。十八连山山连山，过了一山又一山。130年前，曲靖一中的创始人、云南著名的教育家谢显琳先生就诞生于十八连山镇纸厂村委会下慕乐村。

    谢显琳生于书香门第，字琅书，号困学，少年时读私塾，1903年考入云南曲靖府中学堂，1906年以优良成绩选送云南省立优级师范。1909年毕业于博物学系，因德才超群，留任该校附中教员。

    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云南百废待兴。都督蔡锷认为建设需才，决定在曲靖成立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1月，教育司司长周钟岳慧眼独具，委任谢显琳出任三师校长。这一年，谢显琳还只是一介26岁的书生，而周钟岳也只有36岁，其63岁时官至国民政府内政部部长。

    谢显琳校长一面在省会中学上课，一面开始选址规划，积极筹备三师。选定校址于寥廓山下、潇湘河畔，位于东门街的清代迤东道台衙门。旧道署约40余亩，有平房50间，楼房10余栋，但年久失修。谢显琳身负重任，不畏艰难，“披荆斩棘，倾者扶之，腐者易之，缺者补之，位置不当者移之”，仅仅四个月，便完成筹建。1913年3月22日，举行了三师落成仪式，这一天也就是曲靖一中的校庆日。

    从1913年到1958年，从26岁到71岁，先生担任校长长达45年，可能是空前绝后。他一生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兢兢业业，桃李颇丰。20世纪40年代，云南省政府曾先后两次为他题赠“诲人不倦”和“乐育英才”的匾额，并当选为国大代表，被公认为云南省著名的教育家。1943年，建校30周年之际，国民政府教育部为其颁发“一等服务”奖状，并在校园建纪念标，上面镌刻着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为谢显琳先生亲笔书写的碑文及签名落款。后每届毕业班都要在纪念标前毕业像，纪念标已成为学校的荣誉和象征。只可惜在“文革”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时，被学生摧毁。

    谢显琳一生廉洁奉公，从未取过非分之物，正如先生《任职本校三十周年感言》所云“余之生活犹然一学生生活也，大布可衣，藜藿可饱，一切嗜好未敢妄沾”。先生任校长45年，校内校外无房，几十年租住民房，其中就曾在西门街32号租住十年。曲靖一中百年校庆时，其女婿浦思富教授于西安撰文《忆谢显琳先生》，“到辞世时，住房不足10平方米，且又黑又小，先生一生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在纪念谢显琳诞辰一百周年时，其长子谢树忠撰联曰：“为教育事业献身，几经沧海桑田，历经艰难险阻，志坚如磐留典范；与淡泊生活为伴，常是布衣蔬食，鄙弃富贵荣华，心洁如玉有今名。”

    曾有记载，抗日战争胜利后，云南省主席李宗黄欲请先生出任家乡平彝（今富源）县长，数次相劝，他却婉言拒绝，对此事他说“身世浮沉易，中流砥柱难。宁为糊口事，不做折腰官”。我曾经在富源文庙参观时，见到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山礼堂墙上“高明光大”四个金色大字，下有“邑人谢显琳题”的字样。“高明光大”，正是先生的真实写照。

    谢显琳先生还有一大功绩鲜为人知，那就是保护爨宝子碑。爨宝子碑独步南境，卓尔不群，国务院于1961年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曲靖一中的“镇校之宝”。说到保护，人们自然会想到清代咸丰年间曲靖知府邓尔恒和民国时期寒士张士元，其实谢显琳也功不可没。1937年，在云南“京滇公路”竣工的时候，国民政府派出“京滇公路周览团”的周钟岳得知消息，十分重视，出面协调，落实资金，并委托自己的得意门生谢显林，在校园内兴建“爨碑亭”，收藏保护。周钟岳对《爨宝子碑》推崇备至，写下了“南碑瑰宝”四个大字，现仍悬挂于爨园大门上，熠熠生辉。当然周钟岳题字最著名的，还要数南京的“总统府”。

    新中国成立后，先生交给人民政府一所完好无损的中学，年过花甲的谢显琳继续为新中国培养建设人才。1958年，先生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蒙受冤屈，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他身处逆境，仍忍辱负重，继续担任教学工作，直到1963年完全退休。先生1968年3月病逝，享年81岁，葬于寥廓山，未树碑立传。

    曲靖一中九十周年校庆时，校友杨启云在《云南日报》写诗《赋得修竹献谢显琳校长》，“直节高标三两丛，一生淡泊度清风。谁云修竹千竿少？不见杜鹃满山红！”如今，曲靖教育根深叶茂，曲靖一中春色满园，先生作为开拓者、耕耘者，可以含笑九泉矣！

阳光路十七号王虹莲

    ①她和他新婚后不到一个月，他就出去打工了，村上的男人几乎全出去打工了，山上的东西实在是不能养活他们。

    ②她在家里，种地、养猪，赡养老人，等待着他从远方来的信和寄的钱，每个月，他都会给家里寄钱，或多或少。

    ③收到他的信的时候，她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他的地址她早就背下来了----阳光路十七号。

    ④他在来信中说，阳光路是一条非常漂亮的路，是碎石铺满的小路，他们这里的条件相当好，住的是有阳台的房子，虽然是打工，可并不觉得苦。他说住的地方能听到悠扬的钢琴声，她还听他说起过麦当劳，以前，她只是听说过那种美式快餐，他在信中说：“什么时候来了，我带你去吃。”

    ⑤于是她的想象就更加完美了，甚至出现了小说里的场景，那阳台上有杜鹃花吗？那围墙上爬满了青藤吗？这种想象让她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美好的憧憬，所以，等待着阳光路十七号的来信成了她最大的快乐。

    ⑥但那年的春节，他却没有回来，他说，公司组织去海南旅游去了，机会难得，还是明年再回来吧。

    ⑦她逢人便说：“我们家男人去海南旅游了！”

    ⑧他们在信上的计划是那么美好：盖个新房子，买点小猪仔，再种点玉米，生一个小孩子……想着想着，她就会甜蜜地笑起来。他离家快两年了，她想他想得快发疯了。毕竟是新婚离开的啊，于是她准备动身去找他，想给他一个惊喜。

    ⑨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她终于到达了那个城市，那真是一个美丽的大都市，可她分不清东南西北了，于是就把写着“阳光路十七号”的纸条递给了警察，警察说：“在郊区呢，离城里还有两个多小时的车程。”

    ⑩坐了两个多小时的车，她又打听这个地方，有人指给她说：“往前走，那边搭简易棚子的就是！”

    ⑪她终于看到一个破牌子上写着“阳光路十七号”！

    ⑫那是一个简陋的木牌子，上面粘着水泥和白灰；她看到了那简陋的房子，而刚才路过那些漂亮的小区时，她也的确看到了带阳台的房子，听到了钢琴声，可那都是别人的快乐。

    ⑬“那一排房子，都是临时搭建的，”旁边的人说，“这片大楼快盖完了，这片简陋的房子也快拆除了，如果你再不来，就看不到了。这帮农民工也应该回家了，他们在这里干了快两年了，为挣钱都舍不得回家，可春节老板跑了，连路费都没给，他们没办法回家了。”

    ⑭她哭了，站在那简陋的房子前，想起他说过的海南旅游，想起他说过的公司和钢琴声，想起他说过带她去吃麦当劳。她敢断定，他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里，他从来没有吃过麦当劳！

    ⑮没有进屋去找他，她又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回了家，回家后她写信给他：我想你了，回家吧。

    ⑯一个月后，他带着大包小包回了家，当然，还带着一份不再新鲜的麦当劳。她让他吃，他说“你吃，我在外面常吃。”

    ⑰她含着眼泪吃完了那个叫汉堡的东西，一个小小的汉堡，要卖十块钱。吃完了，她说：“不如红薯粥好吃呢，怪不得你说吃腻了。”

    ⑱整整一夜，他给她讲外面的世界，说自己的公司多好，说住的房子很漂亮……他一直说着阳光路十七号，她听着，在黑暗中流下了眼泪，最后，她握住了他的手：“因为有你，那条路应该叫阳光路。”

    ⑲她一直没有说去过阳光路十七号，那是她心底一个幸福而心酸的秘密……

（选自《中国青年》杂志，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