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不能单纯娱乐化

王蒙

    近年来，我们的文艺事业在各个方面都有了很大发展，包括满足各种不同层次的精神需要，以及文化服务的扩大与广大受众的参与。与此同时，也有一种现象令人担忧，就是好作品淹没在平庸、苍白、空心、浅薄以及炒作、消费化、单纯娱乐化的作品当中。

    文学艺术当然有娱乐消费的功能，但它们更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精神品质、精神瑰宝、精神能量的表现，它体现着也充实着、提升着受众的灵魂。我们应该有鲜明的、权威的、富有公信力的评论，这种评论能入情入理、立意高远、令人信服：它们应该告诉世人哪些文学作品是真正优秀的乃至杰出的。卖得最多的一定是好的吗？不一定。点击率和受到时人夸赞也不能一概而论。我们要有一套理论与价值标准，要有对于真正好作品的体贴与把握，热情与信心，要取法乎上，攀登精神生活的高峰，不能任由那些准广告式炒作式与跟风套话式的所谓评论大行其道。同时，还要告诉受众，有些作品其实不是最好的，但却是可以包容的；与此同时，评论家有权利也有义务指出：这些作品是有着相当令人遗憾的方面的，是可以讨论的，是可以提出与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古国水准更加相称的要求与期待的。

    传播在文艺推广方面的作用非常大，媒体不能带低俗这个头。现在传媒上有些说法是在跟着那些风格轻佻低下的“娱记”的风向走，接受了很多境外趸入的使严肃的文艺工作者相当反感的说法。尤其是电视节目里，许多都是计划好了的，到了某个地方，要让参与者和观众流泪。如果感情变成了兜售手段，怎么可能还有真诚的文艺呢？怎么可能还有真诚的眼泪呢？还有走光卖萌之类的，令人不齿。有的演员干脆在舞台上向观众要掌声，甚至以掌声能带来好运将观众的军，未免有失文艺的尊严与风度。我们的文艺不能浸泡在营销计谋、人云亦云与装腔作势的浑水里，传媒不能成为娱乐市场的附庸，不要与娱乐市场合谋，而要有一个正大光明、高尚庄重、对文学艺术与历史负责的态度，我们的传媒要去呼唤经典、呼唤真正的好的文艺作品。

    现在外国人办一个奖，口气大、规格高、人气旺。法国的龚古尔奖、英国的布克奖、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奖，还有诺贝尔奖等等，这些评奖活动都有极高的规格。于是就有一些朋友、同行，把作品的评价寄托在国际奖项上，令人深思。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建立国家荣誉制度，形成激发人才创造活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我们的文艺需要有国家主体的高端评奖，也要在条件成熟时举办世界性的至少是华文作品的评奖，形成我们自己在文艺方面的评价体系与全球影响力。说到底，这方面的推进有助于显现我们的理论自信与文化自信，有助于激发广大文艺工作者提高志向境界，激励创造力与精益求精精神，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选自《人民日报》2016年05月11日12版）

    有人说，当今社会，有一样东西几乎让所有人都无可逃逸，那就是浮躁的风气。这话虽有些偏激，却道出了许多人欲言难言的自我困惑。

    杂乱吵闹是喧嚣的外在表现，其本质则是浮躁，是人们内心的急躁、失衡、不沉稳。浮躁，是丧失定力，随波逐流；是心急如火，投机取巧；是虚浮夸张，一片泡沫；是不要过程，只要结果。人生在世，谁都有各种各样的追求和欲望，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本无可非议。问题在于，面对浮华世界，人们的欲望变得更大、更多、更急切，由此衍生出浮躁的社会风气。

    浮躁之风盛行，会导致这样的现象：为官者盼望一步登天，为学者盼望一步到位，为商者盼望一夜暴富，为艺者盼望一举成名。也容易出现这样的结果：社会被浮躁之风笼罩，清静的人生、专心的工作、精良的产品，变得稀罕起来；因为求快而忽视了细节和质量，导致一些地方事故多发、反复折腾、劳民伤财。那些整日忙碌赶场子的人，那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人，那些跟风起哄盲目不安的人，看似日理万机，好像勤奋忙碌，到头来往往难成大事，原因就在于他们“用心躁”而无法“用心一”。

    对于浮躁，古人总结出了“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的道理。今天的社会日新月异，节奏加速，变化更快、更多、更大，人们对变化的感受极为敏感；但同时也不要忘记，变动不居之中也有恒定不变的规律——结果需要过程，成功必得付出。即便是插上了新技术的翅膀，站上了创新的风口，如果没有扎实稳固的知识和技能储备，成功终究是短暂而不稳固的。舒服与辛苦，安逸与劳顿，亦有着互相转换的辩证法。 

    《道德经》里讲，重为轻根，静为躁君；轻则失根，躁则失君。人活一辈子，要想给社会给后人留下点东西，要想实现自我价值，就必须避开社会的喧嚣，拒绝外来的诱惑，祛除内心的焦躁，静下心定下神，扎扎实实、聚精会神地做事，而不要被外界的喧嚣浮躁所裹挟。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陶渊明所揭示的，乃是喧嚣之中的宁静心态。内心的宁静，是一种穿越世俗、撇开浮躁的力量，有了它，便可以每临大事有静气，便听不到外界的吵闹嘈杂，便能忍得孤寂、受得清苦、看穿陷阱、看淡诱惑。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有了静的底色，才有达的境界、定的气质、和的格调，才能让人生剧本脱俗雅致。能够保持内心的宁静，是“大家”风范，亦属常人能力所及。内心的宁静，是最为深厚的修行。让宁静成为心灵的常态，我们不必超脱凡尘，也一定可以专心致志、成就非凡。

（选自2016年4月《人民日报》，有删改）

    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同时，人类也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如何防止全球化的危机，使人类社会能够延续存在、和睦相处和持续发展，这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和课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这是中国把握历史规律和时代潮流，着眼人类共同和长远利益提出的中国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是一个现实。它反映了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人类利益格局日益加深的相互依赖、休戚与共。

    在全球化的第一阶段，先发国家利用自己的优势，通过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获得超额利润，并导致巨大的国际贫富差距。在这一阶段，我赢你输的博弈使发达国家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并导致了世界各国严重的贫富分化和强弱分化。

    然而，进入全球化的第二阶段，这种输赢分化的博弈正在衰退，代之而起的是命运与共。“命运”一词，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是指人的生死、贫富、祸福、苦乐遭遇。在全球化的新阶段，人类命运与共表现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各个方面。如在经济上，任何国家的经济危机都会迅速传播和扩散，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再如，在政治和社会等层面，西方国家支持怂恿一些国家的反政府力量，而这些国家的社会动荡导致的难民潮，却使西方国家本身的治安陷入紧急状态。所有这些现象都昭示着，输赢分化的全球化时代行将结束，命运与共的全球化新时代正在到来。在命运与共的全球化新阶段，只有相互扶助、相互促进、利益共享，才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保安宁。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反映了在全球化新阶段世界利益关系格局的这种新变化。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我们对未来人类社会的愿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建立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全球治理结构。如，在经济上，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利益共享，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兼顾他方利益；各国同舟共济，而不是以邻为壑，搞贸易保护主义，画地为牢，损人不利己。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既要做大蛋糕，更要分好蛋糕，着力解决公平公正问题。

    人权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维度。全球人权治理的目标，是促使各个国家尊重、保护和促进人权的实现。它既是全球治理所要达成的重要目标，又是对全球治理过程、方式和手段的重要“边际约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对全球治理提出了要求，也对全球人权治理结构提出了反思和重构的要求。

    总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世界人权事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它要求超越西方自由主义单纯强调个人人权的原子论视野，约束国际霸权主义的为所欲为，从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视角调整个人人权、各国人民的集体人权和人类集体人人权之间的结构关系，从而确保在全球化的新阶段，人类整体的生存、发展、安全和健康。

（选自常健《解决人类现实挑战的中国方案》，2017年6月1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书法：彰显中华文化独特魅力

    书法与绘画、音乐等纯艺术门类不同，它不仅仅是艺术，因为书法首先是中国的文字。文字是一个国家文化发展的母体和载体，独一无二的书法无疑是中国文化区别于世界其它文化的标志之一。

    我们对传统的文化、传统的书法要有敬畏之心。中华文明和中国艺术独特性的代表之一，就是我们自古沿用下来的书法。中国的书法拥有五千年的发展历史，它是历代书法家精神的结晶，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更是中国人智慧的“舍利子”。一个对自己文化都不敬畏的民族何谈自尊。回顾历史，作为文字的书法，是完全实用性的，是人们生活、交往、奏事不可缺少的；但作为艺术，中国古代书家追求法度，追求书卷气、文人气，使书法不仅成为人们用来记叙和表述思想的实际手段，更用书法来体现文人的才情和学养，所谓“字如其人”、“书为心画”。一部书法史，就是一部中国文化发展史，书法艺术延续了近三千年的辉煌，正是中国文化的魅力所在。

    二十世纪初，西方的钢笔进入中国，硬笔代替了毛笔，使中国书法渐渐不再具有实用性。尤其是近十多年来，随着电脑的高度发展和普及，这一代年轻人不要说写毛笔字了，甚至即将远离硬笔，进入一个无纸无笔的键盘时代。过去，古人入私塾读书，识字、吟诵、书写三者是合而为一的，是一个不可分拆的整体。但是，在现代教育兴起之后，中国文字的整体性和书卷气的传统被拆解：文字、音韵、书法，成为不同专业；文字归于中文，吟诵归于表演，而书法归于美术。识字作为必修课，书法却成为选修课。而今研究中文的，往往不了解书法；美术学院学书法的，并未开设文字、音韵的课程。

    近二十年来书法发展表面看起来繁荣热闹，展览频频，出版物大量涌现，书法博士硕士培养人数逐年增多，建立多处书法名城等等；但是我们恰恰忽视了书法最基础最关键的幼儿训练，把它作为选修课，耽误了人生最重要的学书法的阶段。书法这门应该掌握的基本技能成了兴趣和特长。家长希望孩子学书法，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功利思想，如在书法大赛中获奖可在中高考中加分等。

    可见，书法传统在代际绵延中发生了多次重大变化，书法之“法”对于使用毛笔的人来说，越来越隔膜，正因为如此，人们对于书法的认识也越来越混乱。尤其是经历了上个世纪的战乱与运动，书法传统的脉被人为地割裂了，直接造成了今天书法创作、鉴赏与批评的标准不断地泛化甚至是丧失。

    文化的承传不是一句口号。中青年一辈的书法研究与创作者，对传承中国文字的整体性和书卷气的传统，是最重要的坚持者。和前辈相比，他们的坚持未免要艰难得多。中青年书法家不仅需要不断充实和学习传统文化，同时也需要用已有的知识，来适应和感染社会，起到引领的作用。中青年年富力强，承上启下，有充足的精力，有着广泛而集中的话语权。如果中青年不仅从自身做起，还可以用自己的条件，号召和影响更多的人重视国家的“软实力”，那必将在社会上起到重要作用。

    书法不仅是写字，其深层所蕴含的，是中国古人认知世界的一种睿智的方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标杆。文化不能遗传和移植，也不能复制和再生，必须从小培养，必须要不断坚持，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甚至是一辈子。孜孜不倦、点滴积累，耳濡目染、薪火相传，不然就会在不知不觉中丢失。

    汉字对中国文化来说，是母体，是源头，是根本。书法应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必修课。弘扬传统书法事业，正是弘扬中华文化最基本的因素，也是“文化安全”的保障所在。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重新被呼唤，中华民族精神重新被构建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我们中青年书法家需要不断努力补上传统文化的精深课程，同时发挥自身的影响力，用生命凝结的书法艺术，呼唤出民族文化的新辉煌，全力肩负起我们应该承担的文化责任与历史使命。

——孙晓云（江苏省美术馆馆长）

为什么有人认为科幻小说欠缺文学性？

科幻小说描绘幻想世界，我们当然能够发现幻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某些相似性，但是在细节设置和整体结构方面，幻想世界是超出我们现在的社会结构和人的行为心理的。一般的小说在进行情节描绘的时候，存在一种天然的便利性，作者不用浪费笔墨在整个世界的构想上，细节的描绘和推陈出新就成了这些小说的长处。作家也不必为新的人际关系、社会行为、世界结构负责，只需直接去描绘既有世界下细微的情感波澜和社会反应即可。相比而言，每一部科幻小说都是在创造一个新世界，每个细节都牵涉新世界的结构，要为人物的行动设计好相应情境，因此他们必须不断插入结构因素的解释。作家一旦将笔墨只集中在这些大的框架上，作品整体的文风就不免显得疏阔。读者依据传统的阅读体验去衡量，往往就会觉得科幻小说过于粗陋，即便是《三体》，在人物设置和情感描写上也显得新异有余，细致不足。

从题材来说，科幻小说关注探索与发现，在某种程度上，这对细致的形式也产生排斥，从客观上导致了科幻小说文学性的欠缺。探索的乐趣在于惊奇，要达到惊奇，必须在情节设计上出乎意料。遥远星系、微观世界、新奇未来、不断穿越……在这些或恢宏或奇诡的题材的映衬下，科幻小说对形式的探索并不用力，因为形式探索无法与新奇世界的探索形成同等的阅读快感。

可见，科幻小说的特性导致了它的努力方向不会是传统的文学性，而集中于新世界的探索以及新世界人性结构的深度开掘，其实这些方面自有其文学魅力。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反过来看待科幻小说呢？文学理论家卡勒提出，文学性其实就像杂草。没有任何一种草天生就是杂草，杂草是根据人们的目的来划分的。如果希望庭院里种的是鲜花，那么任意生长起来的蕨类植物就是杂草；如果希望种植野菜，那么偶尔生长的鲜花就是杂草。文学史中的文学性已经形成惯性，但是这并不表明所有的文学性都是如此。如果缺乏变革意识，那么我们就陷入将文学性纯粹化、永恒化的误区，而这种态度忽视了文学性形成的机制。

文学性重要吗？重要。一种文学范式稳定之后，各种文学规则才得以确立。但当新的文学样式崛起，挑战既有文学范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原有的文学性不足以涵盖新的文学样式，这时文学性本身也要改造。在科幻作品面前，假如不顾时代的要求，把文学性固化，那么科幻小说会沿着自己的方向掘进，面将基于文学史树立起来的文学性拋在脑后。

（摘编自王峰《科幻小说何须在意“文学性”？》

题目：文章在论证上有哪些特点？请简要说明。

宋代是一个商业经济空前繁盛，物质生产水平获得极大提升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人们在获得物质满足的同时也出现了奢侈浪费的现象。对这些现象，时人有所警觉，并从不同角度进行反思和劝诚，提倡饮食节俭观念，戒奢从简，重塑良好的饮食习惯和风俗观念。

宋立国之初，崇尚俭朴作风，少见以金银等贵金属制作日常器用，文人士大夫也少有以侈靡相互夸耀逞胜者，公卿之间以清俭为高风亮节。然而到北宋中期，国家承平日久，社会风气逐渐发生改变，饮食奢侈浪费成风。南宋时期，社会上也一度风俗好奢，人情好胜，同北宋初年清俭的社会风尚不可同日而语。

宋代，人们对丰盛饮食的追求，不仅体现在鲜香诱人的味觉体验，还包括精巧美观的视觉享受。宋人饮食聚会之际，席面上往往陈设一些装饰物，或是食品，或是器用。北宋时宫廷举行盛大宴会，所列装饰物有“看食”“看菜”。御宴席面上，每分列环饼、油饼、枣塔为“看盘”，次列果子。为表示对辽朝使者的特殊礼遇，额外增添猪、羊、鸡、鹅、兔、连骨熟肉等，以小绳束缚，作为“看盘”。南宋时人们宴请宾客，于佳肴之外，或别具盛馔，或馈以生气，或代以缗钱，皆不食主物，作为“看菜”。席面摆设“看菜”本源于一种古老的礼仪，所设食物皆可食用。但后人曲解古礼本意，只供观看而不食用，无疑是对食物的极大浪费。此外，宋人饮食过于求精求新，热衷对食物进行装饰、雕刻等加工，对食材精雕细刻、制作奇巧造型，夺人耳目之余必然造成食物的浪费。

面对宋代社会饮食奢侈浪费现象的日益严重，一些有识之士有所警觉，呼吁节俭饮食、倡导清俭食风。尤其是文人士大夫群体，以笔为器，以文为据，对此类不良饮食风气从各个角度进行劝诫和警示。

“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宋代文人多从“俭以养德”的角度出发倡导节俭、反对奢侈。罗大经指出“节俭之益非止一端”，特别强调“俭则不贪不淫，是可以养德也”，大力倡导“戒奢从简”的生活理念。时人还认为帝王饮食习惯既事关个人德行修养，又与国家治乱兴衰相关，以饮食节俭规谏帝王的现象相当普遍。

随着对节俭理念、戒奢意识的逐渐认同，宋代士大夫不仅将其视为建立个人良好品德形象的要求，而且强调家风节俭朴素是子孙后代福泽不衰的重要保障。名相寇准作风奢侈，子孙后代“习其家风，今多穷困”，成为士大夫自我反思和规劝教育后人的案例。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明确提出“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意在劝诫后人谨守节俭之道，避免沉湎于奢侈浪费的生活风尚。不仅如此，他在生活中也厉行节俭，以身作则。个人和家庭之外，乡里地方在树立乡规范时，同样将节俭作为重要内容广为宣传，教化乡里。

面对饮食奢侈浪费现象，宋代士大夫宣扬戒奢从简的生活理念，努力营造“俭以养德”的礼会氛围。“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等成为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信服遵循的至理名言，时至今日依然发人深省。

（摘编自纪昌兰《戒奢从简：宋代饮食风气与节俭观念的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