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图书革命影响深远

    书籍进入数字世界不是用像素代替油墨这么简单的一回事。我们阅读、写作和出售书籍的方式可能由此发生深远变化。但最终的结局很可能是，500多年来一直与读书联系在一起的一些重要特性将受到削弱。

    数字图书革命有着远大前途和巨大机遇。能够即时搜索数以百万计的书籍，将使找到所需信息变得更加容易。观点将由此扩散，创新将由此激增。用不了多久，你就能建立起一个包括自己所有藏书在内的虚拟图书馆，这个图书馆中的每一个字都可以方便地被搜索到。这将对学术研究产生无法估量的重大影响。

    亚马逊网站的数据显示，在使用了电子阅览器“kindle”后，人们购买的书籍比以前多得多。对图书销售而言，容量无限的随身书店是个好消息。对知识的传播而言，也许也是个好消息。但对注意力这一21世纪最有限的资源来说，却未必是个好消息。

    实体书依然是集中注意力的逐行阅读这一“濒危物种”的保护区。在线阅读时，你一会儿看看博客，一会儿收发电子邮件，一会儿又浏览电子版的《纽约客》杂志，自然而然就分散了注意力。因此我担心读书的最大乐趣之一（完全沉浸于另一个世界）将受到削弱。我们可能会像读杂志和报纸那样读书：这儿看看，那儿翻翻。

    将书籍放在网上还会改变我们寻找书籍和讨论书籍的方式。你知道，在你读书时，随时都可以与他人就你所阅读的段落甚至句子进行对话。

    从经济角度而言，电子书也可能改变阅读和写作的惯例。销售电子书意味着，向潜在购买者提供“免费样品”以吸引他们购买整本书成了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例如，“kindle”阅览器允许读者免费下载很多书籍的第一章内容。

    不难想像，在这种新的情况下，书籍的序言将发生何种变化。目前，写序言时的假设是，人们已经买下了这本书。将来，当序言是“免费赠送”时，情况就不同了。序言要用来吸引读者购买整本书。

    至于非小说类书籍和短篇小说集，将出现“点菜式”的定价，读者可以花99美分购买某一章节，就像现在可以购买一首单曲一样。

关于书法中的匠气

     “匠气”一词在书法中体现为用笔千篇一律，技艺太过精熟而缺少变化，看不到灵动之处，过于死板。

    一幅书作给人产生了匠气的观感，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首先是临写的方法不得当，太过单一。匠气十足的书法作品，往往给人程序化的机械感。点画、结体、章法无法给人出人意料、眼前一亮的快感，让人觉得乏善可陈。我们看到明清时期的馆阁体，中规中矩、缺乏个性，在偌大篇幅下的文字抄写中，墨色光润，没有干湿浓淡之别，结体板正，起收笔千篇一律。清代洪亮吉在《北江书画》里谈道：“今楷书之匀圆丰满者，谓之‘馆阁体，类皆千手雷同。”其发展的极致就是“千人一面”，全然没有书法艺术所需要的辨识度、独特性，后期成为了僵化的工匠式劳动。以其为范本临写，久而久之也将陷入一个死循环。若一个人经年累月地积攒了习书的坏习惯，日复一日地养成了匠气，将是十分危险的。

    另外，一些当代书家，虽然在技巧上达到了一定的水准，但是在个人自身修养上极度匮乏，这也很容易使得笔下的作品流于俗气。书法是一门除了技艺，还需要不断养修为、内涵的艺术。古时书法只是作为文人士大夫在学习各类文化知识基础上的一门技能，文人雅士以书法为日常书写，同时兼具直抒胸臆、休闲娱乐的意趣，他们不以书法为谋生工具，书法并没有与金钱利益挂钩，因而他们笔下的书法作品显露出书卷气，有丰厚的学养意味。可以说古人是先做学问，后写书法。而今人少养学问，埋头写字，不少人以书法作为谋生的工具，书法作品成了买卖的筹码。如此一来，匠气的书法家自然居多。书家的个人精神风貌通过形质、线条落于笔端，立见高下。弘一法师的书法为后世所称道，就是因为通过观其书作，觉其无烟火气息，无庙堂森严，让人心生平静、安宁。他在广泛的艺术门类领域里所积淀的学养，自然不同于那些只懂埋头练字而忽视读书养精神的字匠。

    匠气是应该尽量规避的，但却应有匠心，即工匠精神。文艺评论家陈履生说：“工匠精神即是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它是中国历史文脉的基因，是能够映现中华文明的底板。”孙虔礼也说：“察之者尚精，拟之者贵似”。我们临习楷体，就需要这样的工匠精神。楷书最讲究精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欧体楷书以结体严谨、点线到位著称，如果不能秉持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去临习，临摹的准确性便大打折扣，那么楷书的韵致、韵味便有所损害。即使是如行书、草书这样的快写书体，仍然需要慢临，需要推敲。米芾曾言：“余写《海岱诗》，三四次写，间有一两次好，信书亦一难事”。可见即使是率性而为的米芾，对创作的态度也仍然是严谨的，不是随意而就的。

    总之，书法艺术应当毕生修为，不仅在锤炼技法之时应避免过度熟练，还需不断地积累自己的文化修养，如此才可避除匠气。

（摘编自《艺术科技》2016年10期）

    “飞花令”本是中国古代一种喝酒时用来罚酒助兴的酒令。不过，它比“五魁首，六六六”之类的民间酒令高难多了，没有诗词基础的人根本玩不转它。

    追根溯源，“飞花”一词出自唐代诗人韩翃《寒食》诗中“春城无处不飞花”一句。最基本的飞花令诗句中必须含有“花”字，而且对“花”字出现的位置同样有着严格的要求。例如：花开堪折直须折，第一字是花；落花人独立，第二字是花；感时花溅泪，第三字是花……以此类推。这些诗人可背诵前人诗句，也可现场吟作。行令人一个接一个，当作不出诗、背不出诗或作错、背错时，由酒令官命其喝酒。此外，还有另外一种行令方法：行“飞花令”时，诗句中第几个字为“花”，即按一定顺序由第几个人喝酒。

    酒令的历史由来已久。春秋战国时期的饮酒风俗，就有所谓的“当是歌诗”“即席作歌”。从射礼转化而成的投壶游戏，实际上就是一种酒令。由此形成的“投壶令”，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到了秦汉之间，承袭前人遗风，文人们亦在席间联句，名之日“即席唱和”，用之日久，作为游戏的酒令也就产生了。“酒令”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书·贾逵传》（贾遵）尝作诗，颂、诔、连珠、酒令凡九篇。”这里提到的酒令，即是行令的令辞。魏晋时，文人雅士整日间饮酒作乐，清谈老庄，游心翰墨，作流觞曲水之举。这种有如阳春白雪的高雅酒令，已不仅是一种罚酒手段，更因作诗这种高逸雅事的参与而不同凡响。最著名的一次“流觞曲水”，当时，王羲之与众人所作诗篇，荟萃成名传千古的《兰亭集序》。唐宋时，酒令又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大诗人如孟浩然、王维、元稹、李商隐、杜牧、皇甫松等，为我们留下了大量描写饮酒行令的诗篇，为酒令文化增添了浪漫色彩。

    中国历史上的酒令虽五花八门，品类繁多，但大致可分为雅令和通令两大类，其中又以雅令最受欢迎。行雅令时，必须能引经据典，当场构思，即席应对，这就要求行令者既要有文采和才华，又要敏捷和机智，所以它是酒令中最能展示饮者才思的项目。例如，宋人《苕溪渔隐丛话》中记载，唐朝使臣出使高丽，宴饮当中，高丽有一人行酒令曰：“张良与项羽争一伞，良日‘凉伞’，羽日‘雨伞’。”唐使即席应对曰：“许由与晁错争一瓢，由曰“油葫芦”，错曰‘醋葫芦’”。此令中名对名，物对物，唐朝使臣应对得体，同时也可以看出高丽人对中国文化之熟识。

    雅令中最文的还要算诗酒令，这是文人墨客把酒令与诗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文字游戏。好的酒今不但令人赏心说目，也能道出行令人的心境。明朝国子监祭酒陈询因得罪权贵被贬谪，同僚为他送行，酒至微醺，行令是必不可少的游戏。陈询说：“轟字三个车，余斗字成钟，车车车，远上寒山石径斜。”朋友对：“品字三个口，水面字成酒，口口口，劝君更尽一杯酒。”陈询又答：“矗字三个直，黑出学成黜，直直直，焉往而不三黜。”人生失意莫不酸楚，但能和同道之人借酒切磋，也算是苦中作乐，有所安慰吧！

    毋庸讳言，酒令是我国古代流传至今的酒文化中一朵别有风姿的奇葩，是劝酒行为的文明化和艺术化，可称为酒席间的“笔会”。自然，为健康计，饮酒还是不醉为佳，不过这就是另外的主旨了。

（选自张梦泽《“飞花令”与中国古代酒令文化》，有删节）

    李杜风格，论者纷纭，而以严羽的两句话最为中肯：“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沧浪诗话•诗评》）飘逸与沉郁这两种风格的形成，取决于李杜两人思想、性格的不同，以及创作态度和题材的差异，具体则表现在意象的运用上。前人说李诗万景皆虚，杜诗万景皆实，固然未必十分确切，但从意象的虚实上看，的确可以看出李杜风格的不同。

    李诗的意象常常是超越现实的，他很少对生活的细节作精致的描绘，而是驰骋想象于广阔的空间和时间，穿插以历史、神话、梦境，用一些表面看来互相没有逻辑联系的意象，拼接成具有浓烈艺术效果的图画。《梦游天姥吟留别》《梁甫吟》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李白的夸张是最大胆的，像“白发三千丈”，“燕山雪花大如席”；杜甫虽然也有夸张的手法，但总的看来却是偏于写实的，如“鸬鹚西日照，晒翅满鱼梁”，“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给人以逼真之感。他的一些记游诗，如《铁堂峡》《盐井》《泥工山》等简直是一幅幅描绘山水景物和风土人情的图画，可补地理记载之不足。

    杜诗的意象多取自现实生活，他善于刻画眼前真实具体的景物，表现内心感情的细微波澜。杜甫写诗往往从实处入手，逐渐推衍到有关国家和人民命运的统摄全局的问题上。杜甫曾在《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中夸赞画家王宰，说他能在尺幅的画面中表现出万里之势，杜甫自己的诗也是如此。杜甫有些诗是从身边琐事中引出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杜甫还有些诗是把重大的社会政治内容和生活细节穿插起来。《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大处着眼，何等悲壮!颔联“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改从小处落笔，又是何等细腻！又如《北征》用自己一个家庭的遭遇反映整个国家的变化。在纵论国家大事之中，插入一段关于儿女衣着的细节描写，用这个真实的细节反映战乱带给人民的苦难。

    李白的《古风（其十九）》和杜甫的《悲陈陶》，都是写安史之乱的古体诗，但虚实的处理不同。《古风》大半是写游仙，最后四句才写到安史之乱，也似乎不甚着力，但它给人留下的印象却是深刻的，诗人的忧虑和悲愤也流落在字里行间。《悲陈陶》则围绕着陈陶战役，官军、安史军和长安人民三个方面都写到了，犹如用诗写成的通讯报道，真实而深挚，是典型的沉郁之作。

    李白写诗往往在虚处用力，虚中见实。杜甫写诗则在实处用力，实中有虚。在虚处用力，妙在烘托。虚写好了，实可以让读者自己去联想补充，意象不粘不滞，显得飘逸。在实处用力，妙在刻画，在深入的刻画之中见出气魄，意象不浮不泛，显得沉郁。

（选自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

    关于高铁为何没有WiFi这个问题在这几年被热议过多次，但如今，高铁WiFi或许迎来了破局的好机会。

    此前有高铁内部人士称，4G信号转WiFi后速率不稳定，而当时国外最先进的做法是发射卫星WiFi，并表示复兴号应该是通过4G与卫星WiFi相结合的方式建立的。尽管如此，复兴号WiFi依然不完美。此前，不少普快列车已经提供免费WiFi上网，一般会采用LTE或者4G技术，为列车提供WiFi信号，而且运营得还不错。但高铁的难题在于它的速度过快，达到每小时300公里，这样给基站切换，通信延时带来了极大的挑战。高铁内车载设备在接收信号时会频繁地切换不同的网络，涉及不同的运营商。三大运营商的信号频段不一样，信号穿透力与基站覆盖率、核心网资源不一样，不同的基站发出来的信号质量不一样，在高速下网络频繁切换极易导致信号衰减，而且丢失率高、延迟大。

而5G技术则带来了巨大的想象空间。据介绍，国铁吉讯与华为、中兴等5G设备商开展密切合作，联合开发车载5G设备，并计划于2019年底完成测试工作。在高铁WiFi系统与5G技术的融合方案中，利用了边缘计算、网络切片、虚拟化等关键技术解决高铁对5G信号的屏蔽问题。中国移动数年来沿着铁道线建设了一个相对庞大的5G基站和塔台群，已经可以随时轻松地传输大量数据。目前高铁车顶天线支持2.6，3.5和4.9GHz频段，已满足5G网络接入需求。

    5G高铁站项目用的是CPE（5G用户接入网关），当前的CPE客户终端技术已经可将5G信号转为WiFi信号，而5G技术与WiFi的融合，更有利于两种信号的互相转化。5G背后的技术包括波束成形与毫米波技术，这是为司机和乘客提供可靠的WiFi等服务的关键能力。波束成形可以使信号的能量集中在接收端所在方向，可以有效改善频谱利用效率，这将改善高速情况下的信号接收能力。使用5G的毫米波技术，让网络速度比4G时代大幅提升。此外，毫米技术破除了WiFi调制解调器的短板，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传输所需的功率、也避免了WiFi信号在传输过程中相互妨碍所带来的问题。

    5G网络因为使用全新的技术、基站和网络架构，具有低时延，高可靠性特征，或许能够让4G存在的掉线与延迟问题得以解决，4G技术下的高铁WiFi迟迟不能破局，是源于高铁部署的4G网络覆盖在高速行驶下的信号接收体验与能力难以让人满意，高速出行卡顿、长时间缓冲等情况在所难免，信号状况颇为鸡肋。但5G的难题同样存在，此如说与4G通信设备相比，5G通信设备的耗电量大约是4G设备的8到10倍以上。这需要对铁路既有箱变和电力电缆进行改造，成本与实现难度颇大，它是制约运营商实现高铁5G覆盖的关键难题之一。当然，这需要看如何实现5G与WFi的融合互补了。

    由于5G频段较高、单基站覆盖范围较小，对大型楼宇、高铁、矿山等相对封闭场景，5G基站很难进行无缝覆盖，但WiFi将会是5G的最好补充，两者的融合开启了一个更好的时代。

（有删改）

    真正高层次的诗歌鉴赏，应该透过对诗歌字句语词的诠释、结构美感的把握、对诗人生平遭际的了解以及诗人心性思想的深刻领悟，直至与诗人的心弦发生生命的共振才能最终完成。而这几个方面可以用“文学本位”“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予以概括。

    “文学本位”的鉴赏视角是一种深入诗歌内部语境的解读，它以语词涵义的训诂诠释、经史典故的查勘考据为基础，延伸到对诗歌字法、句法、章法的研析和审美。但是古代很多诗评家皆深信一切“评点笺释，皆后人方隅之见”，诗之高妙者实乃“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这种不求甚解只求会心的印象式的鉴赏风气直到清代才有根本性的改变。如金圣叹对杜甫诗的评点方法显然迥别于传统的诗评家，十分注意作品文本的形式技巧。他要“分解”唐诗，像庖丁解牛那样，“细读”这个具体文本，通过对诗歌具体语词形式的把握，达到对诗歌整体神韵的体会。可是，如果对文本的解读太具体了，就很容易变得机械、呆板，而且中国古代诗学传统中所说的“言外之意、味外之味、象外之象”等现象也的确存在。

    “知人论世”作为诗歌鉴赏的一个视角，是根据诗人的生平际遇，如家世背景、仕宦经历、婚姻爱情等推断诗歌作品中蕴涵的思想情感，进而诠释诗歌语词的深层意蕴。后来历代诗评家大都奉此为圭臬，因此便成为了诗歌鉴赏中最普遍、最传统的一种方法。但令人遗憾的是，人们在采取这种鉴赏视角时，常常会对历史背景材料的分析过于具体，甚至穿凿附会，使得诗歌的鉴赏失去文本应有的艺术美感。比如宋之问的《渡汉江》中“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极其生动逼真地把离家日久的游子在返乡途中惴惴不安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可是，当“知人论世”的考据和分析，认定这是宋之问从流放地逃亡洛阳途经汉江所作时，读者心中那份美好的情感顿时烟消云散。

    “以意逆志”，说得通俗一点，就是读者在鉴赏诗歌时，应当以己之心，设身处地地忖度诗人之心，这样方能领会诗歌的本旨。“志”作为诗人当时的“心境”，不仅是作诗的冲动和前提，也是由语言文字凝结在诗中的情感和思想。比如宋代诗评家以散发着儒家人伦光辉的理想人格来诠释杜诗，得出杜甫“一饭不忘君”的结论。这种对杜诗的解读，显然是以己心忖度、逆料杜甫当时之心境，对杜甫在困厄逆境中，仍然无时不北望朝廷、忠贞不渝之精神的极大肯定和颂扬。但是，这种说法是否有“过分”之嫌呢？杜诗是否处处皆表现“一饭不忘君”的忠君思想呢？人们在运用“以意逆志”的解读方法鉴赏诗歌时，先在心中定下一个自己的“意”，而后为了迁就自己这个“意”，不惜削足适履、曲为解说，这难免附会穿凿。所以，“以意逆志”还须回归诗歌文本本身，结合“文学本位”与“知人论世”，有理有据地以己之“意”去体悟诗人凝结在诗歌语词中的“志”。

    当然，从以上三方面的鉴赏视角去鉴赏一首诗歌，未必就真正能做到对一首诗作的全面欣赏，但有法可依，总比模糊的感受与盲目的偶合要切实多了。

（摘编自朱子辉《文学本位•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试论诗歌鉴赏的三个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