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张汤传》，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

    楚辞的形成，从直接的因素来说，首先同楚地的歌谣有密切关系。楚是一个音乐舞蹈发达的地方。现在从《楚辞》等书还可以看到众多楚地乐曲的名目，如《涉江》、《采菱》、《劳商》、《九辩》、《九歌》、《阳春》、《白雪》等。它的体式与中原歌谣不同，不是整齐的四言体，每句可长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字。这些也成为楚辞的显著特征。

    但值得注意的是，楚辞虽脱胎于楚地歌谣，却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汉人称楚辞为赋，取义是“不歌而诵谓之赋”。屈原的作品，除《九歌》外，《离骚》、《招魂》、《天问》，都是长篇巨制；《九章》较之《诗经》而言，也长得多。它们显然不适宜歌唱，不应当作歌曲来看待。同时，这种“不歌而诵”的“赋”，却又不是像散文那样的读法，据古籍记载，需要用一种特别的声调来诵读。这大约类似于古希腊史诗的“吟唱”形式。歌谣总是篇幅短小而语言简朴的，楚辞正是摆脱了歌谣的形式，才能使用繁丽的文辞，容纳复杂的内涵，表现丰富的思想情感。顺带说，现代人为了区别楚辞与汉赋，不主张称楚辞为“赋”，这不无道理，却不能说汉人这样称呼有何过错。因为本来是先有“屈赋”而后有“汉赋”的。

    楚地盛行的巫教，又渗透了楚辞，使之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据史书记载，当中原文化巫教色彩早已明显消退以后，在南楚，直至战国，君臣上下仍然“信巫觋”。民间的巫风更为盛行。《汉书·地理志》及王逸《楚辞章句》等，都言及楚人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的风俗。可见在屈原的时代，楚人还沉浸在一片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生活于这一文化氛围中的屈原，不仅创作出祭神的组诗——《九歌》，和根据民间招魂词写作的《招魂》，而且在表述自身情感时，也大量运用神话材料，驰骋想象，上天入地，飘游六合九州，给人以神秘的感受。

（摘编自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第四章《屈原与楚辞》）

材料一：“先行者知道，他现在是全宇宙中惟一的一个人了。他是在飞船越过冥王星时知道的，从这里看去，太阳是一个暗淡的星星……”6月7日上午，2018四川高考语文考试结束，阅读题中有一部分材料节选自刘慈欣的小说《微纪元》。对于自己的科幻小说进入高考试卷，凭借《三体》获得世界科幻最高奖“雨果奖”的作者刘慈欣首先感到很意外，“听到这个消息，我还是挺吃惊的。我没想到，科幻小说竟然能进入高考试卷阅读题。毕竟，科幻文学在我国尚属于冷门，边缘文学地带。当然我很高兴，科幻小说能进入高考试卷的材料阅读分析题，对引发更多人关注科幻小说，对科幻文学的发展无疑是有益的。”刘慈欣耐心给记者分析，“细想也不是很意外。因为当下我们的社会发展变化迅速，科技日新月异，未来感十足。这也必然会在很多方面表现出来。比如之前科幻小说已经进入了高中教材，现在又有科幻小说进入了高考语文试题，这都是一些生动的体现。”

（摘编自中国数字科技馆百家号2018年6月8日消息）

材料二：国内科幻小说与国外的相比主要差距体现在

（表格中的百分数是参与调查的人数百分比。表格来源于《科幻小说读者认知度调查》）

材料三：2011年11月，由世界华人科幻协会主办的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评选在成都揭晓，刘慈欣的《三体》获最佳长篇小说金奖。调查显示，有29.4%的读者是因为《三体》获奖，才认识了该书作者刘慈欣。科幻小说奖项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科幻作品的一种宣传和推广，曾获得中国科幻最高奖“银河奖”的《天意》，便卖出了15万册。在阅读情况方面，读者获取科幻读物的途径最多的是下载电子书阅读，比例占到样本总量的39%，而从网上书店和实体书店购买的读者比例分别为21%和20%。这一数据从侧面反映出，目前科幻小说的出版前景不够理想，很少有出版社会出版科幻小说，出版科幻小说的出版社主要是重庆出版社和四川科技出版社。关于科幻小说的信息了解渠道，科幻杂志是一个良好的宣传平台，由于科幻作品能单独出版的屈指可数，出版后印量偏低，因此杂志成为首选的科幻新作发表平台，包括《科幻世界》《科幻大王》《九州幻想》等杂志颇受读者欢迎。目前国内科幻文学领域的作者群体仍然狭小，长期坚持科幻创作的只有几十人而已，有影响力的更是屈指可数。刘慈欣连续8年荣获中国科幻最高奖“银河奖”，王晋康的获奖次数更是高达10次，这一方面是实力所致，一方面也证明在科幻小说领域竞争对手不多。从调查中可以看到，香港科幻小说作家倪匡和被誉为“现代科学幻想小说之父”的法国科幻小说作家凡尔纳，最受读者青睐，且支持率超过其他作者一倍以上，可见近年来科幻小说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作品或创作者仍未能够超越经典。《三体》的成功虽然带动了科幻文学的关注度和出版，但“后三体时代”能否有和《三体》一样高品质的新作出现至关重要。

（摘编自2012年2月《“后三体时代”科幻小说何去何从——科幻小说读者认知度调查》）

材料四：如果从文学形式的完整程度来划分，科幻小说发展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点子阶段、故事阶段和文学阶段。文学是人学，根本要旨是把人写好。在前两个阶段中，人物只是传声筒，把男的换成女的，老的换成年轻的，中国人换成外国人，作品照样成立。一直有作者问，写科幻时人文元素该占多少，科学元素该占多少，这个问题本身就错误。既然是科幻，就必须有科学元素；既然是文学，就必须有人文精神。在科幻创作中，它们不是对立关系，人文是主题，科学是题材，前者通过后者来展现。如果一部科幻作品的人文主题，你不用科学构思也能够展现，它就不是好科幻。反过来，科学题材也一定要展现人文精神，作品才能达到一定境界。总之，今后科幻最重要的发展方向，就是从科幻点子、科幻故事进化到科幻文学，在科学构思上生长出人文精神。

（摘编自《科普创作》2017年第3期郑军《科幻小说的三个发展阶段》）

    自然作为环境与自然作为其自身是完全不一样的。自然作为其自身以自身为本位，与人无关。而自然作为环境，它就失去了自己的本体性，成为人的价值物。一方面，它是人的对象，相对于实在的人，它外在于人。但另一方面，当它参与人的价值创造时，就不是人的对象，而是人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人的另一体，在这个意义上，环境与人不可分。自然当其作为人的价值物时，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作为资源，二是作为环境。资源主要分为生产资源和生活资源。人要生存和发展，必须要向自然获取生产资源和生活资源，但是必须有个限度，超出限度就可能造成整个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或某些资源的枯竭。一般来说，环境比资源外延要大，但更重要的是，资源是人掠夺的对象，而环境是人的家园。从自然界掠夺资源，不管手段如何，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立的；而将自然界看成环境，不管这里的自然条件如何，人总是力求实现与自然的和谐。

    对于当今人类来说，重要的是要将自然看成我们的家。家，不只是物质性的概念，还是精神性的概念。环境美的根本性质是家园感，家园感主要表现为环境对人的亲和性、生活性和人对环境的依恋感、归属感。家的首要功能是居住，居住可以分为三个层级：宜居、利居、乐居。当前各地都在创建人类的宜居环境，提出建设花园城市，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等诸多主张，但“宜居”在城市功能的各层次中，只是基础，重在环境保护。而“利居”仍然没有摆脱将环境当作资源的观念。环境一旦成为利用的对象，它与人的关系就存在某种对立。只有“乐居”，人与环境的关系才不是对立的，而是和谐的，而且这种和谐具有亲缘性、情感性、文化性。亲缘性，说明环境与人共生的关系。情感性，说明环境与人的内在心理的关系。文化性，说明乐居具有丰富而又深刻的文化意味，浓缩提炼了人类文明的精华，真正体现了家园感。

    家园感的实现离不开对环境进行建设。环境建设有两种指导理念：一是功利的原则，二是审美的原则。两个原则必须是统一的，且应以审美原则为主导，也就是说可以将工程建设转为景观建设，让工程既有利于人们的生产与生活，又有利于人类的审美。此外，家园感的实现也离不开环境保护。环境保护一是需要科学技术，二是需要理念。在诸多关于环境保护的理念中，“审美的环境保护”理念有积极意义。这里“美”的构成是丰富的，既有来自生态方面自然方面的美，也有文明方面的人工的美。这样，“审美的环境保护”不仅包含了以生态平衡为最高原则的科学的“真”的保护，而且高于“真”的保护。比如，城市中的湖水被污染了，按“真”的保护，主要在治理污染，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它的生态平衡；而按审美的保护原则，不仅要治理污染，还要进一步做一些美化，如湖岸栽花、湖中养鱼建亭等。

    环境作为人的家园，既是空间的，也是历史的。我们应该适度开发自然资源，高度重视保护自然资源，并努力建造乐居的环境。

（摘编自陈望衡《环境美学的当代使命》）

    分享经济的诞生，源于社会资源的过剩。

    从工业革命时代开始，所谓的“发展”即生产效率提高、投资不断加大，从而带来产量的增加。这样的“发展”基于一个基本假设，那就是社会物资是短缺的。时至今日，工厂里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东西。直到某一天，我们发现生产出的东西已经远远大于我们的需要，我们把已经存在的东西重新分配。

    此时，物品的“拥有权”和“使用权”可以分离，拥有一件物品的人和使用这件物品的人可以不是同一个人。这样物资就可以得到更加合理的分配，从而成为一种商业模式：拥有多余物资的人们，可以把物资的使用权让渡给不拥有物资的人，作为回报，后者给予前者一定的报酬，而提供这个服务的平台，也可以从报酬中抽取一定比例的佣金。

    分享经济由此产生。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成熟和迅速普及，分享经济的创业者们，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细分领域的平台，供物资的所有者发布和分享，帮助有需要的人找到物资。不经意间，我们衣食住行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分享经济的身影。分享经济不仅改变了传统的消费方式，在许多领域，也都出现了不同的模式。

    那么，分享经济究竟改变了什么呢？

    首先，它改变了供给端。分享经济让产品的供给方从机构变成了个人。比如，原来人们出去旅行，只能住酒店集团提供的酒店，而分享经济让个人房主也可以提供相当于酒店的服务。原来人们只能坐出租车公司提供的车子，现在则还能坐个人开的私家车。分享经济极大地提升了产品的丰富度和个性化水平。人们旅行的时候可以住各种风格的房子，人们出行的时候可以坐各种不同的车型，遇见各种性格的司机。如今人们个性化的诉求越来越高，分享经济正好可以满足这一点。

    其次，它让个人崛起。分享经济降低了个人“微创业”的门槛，让人们可以更简单地实现“微创业”——利用业余时间，做个小房主，做个专车司机，都是简单方便的“微创业”。用户对个性化的需求，让作为供给端的个人，能够有空间发展自己的个性。比如，加入网络商店平台的手工艺者，可以把自己的个性作品售卖给匹配的人。伴随着“微创业”的门槛降低和个性化被鼓励，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人们的内在动力被激发，而每个人能力的激发将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更大推动力。

    最后，它让社会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分配。分享经济让资源被更加合理地分配给需要的人。这对于我们所生存的自然环境是极大的保护。据统计，每多一辆被充分利用的Uber车辆，就可以从路上去掉8辆车子。这就意味着更少的拥堵、更少的雾霾和更少的能源消耗。

    城市是多样异质文明空间化聚集、结构化整合的结果，城市与文明共生。文明多样性主要指以城市为场域为核心的社会领域与社会功能的专业化分划及其空间共在，即专门化、专业化的管理、宗教、谋利、交易等功能在城市中或者以城市为中心的多样共存。

    城市的重要功能是满足人的多样需要，一个成功的城市，首先是能够全面满足人的安全、发展、宗教等需要的所在。在科特金看来，考察成功的城市，“有三个关键因素决定了这些城市的全面健康发展，即地点的神圣、提供安全和规划的能力、商业的激励作用。在这些因素共同存在的地方，城市文化就兴盛；反之，在这些因素式微的地方，城市就会淡出，最后被历史抛弃”。一方面，人的多样需要会催生多样的城市、多样的文明；另一方面，多样的文明、多样的城市又会进一步生成人的多样需要。

    文明多样性对城市的生成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城市是对已有多样文明的聚集，多样文明在城市中会发生碰撞、竞争、融合、整合，并可能进一步多样化。韦伯认为，多样性是城市之所以成为城市的一个重要条件。在他看来，以不断发展的分工为特点的经济多样性，是推动城市全面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推动社会从道德社会、礼俗社会向理性社会、法理社会转换的重要力量。在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帕克看来，以多样性为特点的城市在为人们带来机会、为人们提供更多自由空间的同时，也造成了社会分离，并放大了人性的善良与丑恶。

    从文明多样性这个维度揭示城市性离不开对文明本身的历史反思、哲学批评。这种以多样性为目标的研究，对推翻当代帝国霸权以及影响仍然深远的帝国思维、霸权思维当然意义重大。但问题在于，人类历史、世界文明史、世界城市史，是否仅仅是一部文明多样性的历史？把不同文明的平等性单纯地等同于文明的多样性，是否符合历史本身？是否会导致新的问题？我们认为，城市性研究、文明性研究应该深层化。对城市社会研究而言，一方面，需要对文明多样性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揭示多样性本身的结构、本质、转换；另一方面，在揭示城市社会文明多样性的同时，也需要从城市哲学与文明批评史的角度，具体揭示城市社会的文明共同性，揭示城市社会作为地方共同体、区域共同体、全球共同体的特点、趋势和走向。

                     —— （摘编自陈忠《城市社会：文明多样性与命运共同体》）

苏轼的另一面

李泽厚

    苏轼是地主士大夫矛盾心情最早的鲜明人格化身，他把中晚唐开其端的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新的质变点，这就是苏轼的意义。

苏轼一方面是忠君爱国、抱负满怀、遵守儒家思想的，与无数士大夫均无不同。但，苏东坡留给后人的主要形象并不是这一面，而恰好是他的另一面苏轼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的“遗世”更深刻更沉重。因为，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退隐”心结，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是对社会的退避；它不是对政治残杀的恐惧哀伤，也不是那种具体的政治哀伤，而是对整个人生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前者（对政治的退避）是可能做到的，后者（对社会的退避）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这便成了一种无法解脱而又想解脱地对整个人生的厌倦和感伤。

苏词更含蓄而深沉地表现了人生空漠、无所寄托之感：“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常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风静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宋人笔记中传说，苏轼作了这首小词后，“桂冠服江边，孝舟长啸去矣。那守徐君猷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则子鼻新如雷，犹未兴也”（《石林避署录话》），正睡大觉哩根本没去“江海寄余生”。人生根本逃不掉人世大罗网。正是对整体人生的空幻、淡漠感，求超脱而未能，欲排遣反戏速，使苏轼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于是这里没有屈原的忧愤，没有李白的豪诚，不似白居易的明朗，不似柳宗元的孤峭，更不像韩愈的盛气凌人。

    苏轼在美学上追求的是一种质朴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的味，一种退避社会、厌奔世间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反对娇揉造作和装饰雕琢，并提到某种透初了悟的哲理高度。无怪乎在古今诗人中，就只有陶潜最合苏轼的标准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千年以来，陶诗就一直以这种苏化的面目流传着。

    不要富责，不合流俗，在当时的“太平盛世”，苏轼却憧憬这种任侠居山，弃冠服仕进的“异人”，不也如同他的诗词一样，表达着一种独特的人生态度么?

    尽管苏轼不断地进行自我安慰，时时现出随遇而安的“乐观”情绪，“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坊吟啸且徐行”“鬓微霜，又何妨”。但有同样敏锐眼光的朱熹最不满意苏轼了，他感受到苏轼这一套对当时社会秩序具有潜在的破坏性。苏东坡生得太早，他没法做封建社会的否定者，但他的这种美学理想和审美趣味，却对从元画、元曲到明中叶以来的浪漫主义思潮，起了重要的先驱作用。直到《红楼梦》中的“悲凉之雾，遍布华林”，更是这一因素在新时代条件下的成果。苏轼在后期封建美学上的深远的典型意义，其实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