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评论史上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评论样式——“评点”。“评点”始于唐，兴于宋，成于明。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李卓吾评点《西游记》、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脂砚斋评点《 红楼梦》等等，都是“评点体”文艺评论的代表作品。综合、直观、凝练，是“评点体”的主要特征。无论是金圣叹评水浒，还是脂砚斋评红楼，时而把目光聚焦于作品本身，剖析其艺术特色，时而论及作者及其所处的时代，揭示作品背后的社会文化环境，所使用的语言自成特色，三言两语、简短犀利、睿智幽默，常令人掩卷深思或会心一笑。而且，“评点体”紧贴文本展开，既是对原作的再创造又和原作融为一体，为作品 经典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评点”既提升阅读快感，又促进对作品的理解，具有独特的价值。不过，传统意义上的“评点”其外在形态是用笔写下的语句，必须依存予以文字为载体的原作。随着历史进入近现代，视听艺术蓬勃发展，“评点”也似乎已失去了用武之地。

    现在，“弹幕”又来了，评论者对作品的评点可以借助网络工具，以字幕的形式如子弹般密集、快速地呈现在屏幕上，这也是“弹幕”得名的由来。于是，评论的互动性和即时性进一步增强，评论和作品文本的融合度也进一步提高，对此，舆论反应喜忧参半。喜的是“弹幕”的出现，提高了欣赏者和消费者在艺术中的主体性；忧的是不受控制以及低水平的“吐槽”，破坏了作品本身的美惑以及艺术欣赏的完整性。

    “弹幕”是从互联网的母体中诞生的，弹幕时代的“金圣叹”同样也将在互联网中孕育。作为互联网时代的“金圣叹”，有的时候，他们一条微博，寥寥一百四十字，就能对文艺创作者和欣赏者产生巨大的影响。此外，不少弹幕时代的“金圣叹”还承担着“文化搬运工”的使命，把学院派、理论化的文艺评论转化为大众愿意听、听得懂的格言警句，让评论者与创作者的对话更加直接，评论者对欣赏者的引导更加有效，进而使评论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介入到文艺创作生产、欣赏消费、传播反馈的全链条之中。

    可以预计，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其与艺术的进一步融合，“弹幕”还会得到更深远的发展，而其发展路径大体上有两大走向。一是“弹幕”介入的领域进一 步拓展，也就是说，“弹幕”的使用或许会逐渐从影视扩展到戏剧、曲艺等艺术门类，尤其是相声、二人转这些本身就具有强烈互动性的艺术门类，可能会较早地与“弹幕”结缘。二是“弹幕”向“平台”的回归。“弹幕”说到底是一种技术，真正有价值的是技术承载 的内容。最后，弹幕也许就会成为文艺作品经典化的重要台阶。经过时间的积淀，那些耐人品味的评论将沉淀下来，与原作一起成为网络时代的艺术新经典，将作品的社会意义推向一个崭新的高度。

（摘自《中国艺术报》，有删改）

    ①唐诗现在又开始让人感觉真切和亲切了，这是经历了和传统文化分别的痛苦之后才有的内心感觉。经历了千年，唐诗还留下那么多，可以想象当时的创作盛况。那么多唐诗显然不可能都是为了功名而写作的。它是一种流行的东西，是社会场合的一种交流方式，更多时候就像现在的歌词。王之涣和高适、王昌龄几个去歌台舞榭，听歌女唱他们的诗。几轮下来，独独听不到王之涣的诗。王之涣指着歌女中最美的一个，对在座的诗人们说，如果她唱的不是他的诗，他从此就不写诗了。那个最美的歌女出场唱的果然是王之涣的《凉州词》“黄河远上”那一首。这说明我们所景仰的唐诗，在当时很可能多是传唱的歌词。当时写诗的人太多了，即使是李白，也可能就是在盛唐被歌唱了一些年。在晚唐大概唱不过小李杜和温庭筠吧？杜甫的诗，可能文本些，难以流行；杜甫的崇高地位，在他死去数十年后才建立，应该和唐诗本真的歌词性质有关。

    ②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十年来中国内地流行歌词的长盛不衰是值得欣喜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着经历着，悲欢冷暖，酸甜苦辣，都会感动在心，用心去歌唱。歌唱的内容就是人的现实和梦想，譬如生命、爱情、母亲、故乡、离别、重逢、游历和从军等等。这些在唐诗里也都写遍了。李谷一首唱的《乡恋》，对于故乡的依恋和怀念的心情，和李白的《静夜思》是一样的精致平实。谷建芬作曲的《烛光里的妈妈》和孟郊的《游子吟》可以匹敌，《思念》和李商隐的无题诗，美感是相通的。还有北京奥运会主题歌《我和你》和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相比，也是不见逊色的。

    ③把现在的歌词和唐诗比较，只是想说明两者是同样的东西。尽管不在同一时空，两者的文化身份是一样的。虽然两个时代的作品也无法混淆，同样的留别的诗，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和罗大佑的《追梦人》就不一样。但徐志摩的文本的诗无愧于时代，罗大佑的歌词同样无愧于时代。至于说历代的歌唱同样珍贵，为什么唐诗让我们心存景仰，甚至是徐志摩的诗总觉得要比现在的歌词好多了？且以唐三彩为例。唐人见到的唐三彩一定和我们见到的不一样。我们见到的唐三彩要美得多，是时间和距离产生了美。当时的唐三彩和唐诗一样流行，时尚。时时面对的东西，美不到哪里去。迎面的歌唱可能不被看重，千百年的歌唱，会滋润和鼓舞同样歌唱着的心。

（摘编自陈鹏举《诗与歌词》）

不因迁谪岂能来

郭彦

    北宋诗人欧阳修被贬夷陵之初，因其“地僻而贫，民俗俭陋”，他很不习惯。渐渐地，他开始感觉到此地“风俗朴野”“江山美秀”，“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忧，而凡为吏者莫不始来而不乐，既至而后喜也”。即所谓，水至此而夷，山至此而陵，人至此而喜。他多次向老友梅尧臣谈到他在夷陵的感受：“修昨在夷陵，郡将故人，幕席皆前名，县有江山之胜，虽在天涯，聊可自乐。某居此久，日渐有趣。郡斋静如僧舍，读书倦即饮射；酒味甲于淮南，而州僚亦雅。”并写下了这首《黄溪夜泊》：

楚人自古登临恨，暂到愁肠已九回。

万树苍烟三峡暗，满川明月一猿哀。

殊乡况复惊残岁，慰客偏宜把酒杯。

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

    后来，欧阳修贬滁州，“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闲暇时徜徉山水，宠辱皆忘，写下了脍炙人口的《丰乐亭记》和《醉翁亭记》。

    欧阳修在贬谪地表现出的通达和自娱，源于他对官场的无聊和倾轧有痛切的认识，也因此有对人生更为现实的理解，虽在天涯，聊可自乐。

    欧阳修对被贬后如何自处以不失尊严有十分理性的认识。他非常欣赏韩愈的文章，却并不欣赏韩愈这个人，他对韩愈被贬后急急忙忙向皇帝写悔过书一事多有微词，说韩愈到了贬所，期期艾艾，不堪于穷愁，其行为完全无异于庸人。这是欧阳修的清醒意识，他随时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去重复前人做过的不堪事。

    欧阳修性格中的刚烈，让他有种不肯认输的执拗，不排除他在贬谪地的悠然愉悦有故作欢愉的成分：即使苦，也不能低头 ， 也要佯装快乐给你看，至少不能将不快乐的一面让你看到。这也是促使欧阳修到处寻乐的一个动因，除了四处寻觅“江山之胜”之外，还随时发现“州僚亦雅”，主动去发现美，体会其中妙处，遂成为他降低身段、融入当地生活的一种刻意为之的方式。

    在中国古代，贬谪是朝廷加强中央集权、制衡各派势力的一种有效手段。尤其到了宋代，采取如分权制度、台谏制度以及职务频繁更换和地域迁徙等措施来约束和监督官员，以最大限度达到权力的制衡，所以，官员沉浮出入的几率很大。在某些通达者看来，贬谪既是一件无力回天的事情，就索性把贬谪之地当成一个临时避难所和休养生息之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还借此获得了参禅悟道的清静机会和游山玩水的额外补偿。

    历史总是这样的乖张暴戾，它无端地让一些人受苦受难，又无意间给了后世的人很多福分，让我们得以在这些受尽苦难的身体中感受到他们灵魂的挣扎和精神的特质，也得以通过他们艰难的贬谪之路瞥见那些不曾跃入主流的地域和山水，那些隐藏在僻地角落里的风光和韵致。正如欧阳修所言，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他们去了，我们才能看得到；他们去了，我们才能听到。

    但是，这些被呈现的僻地绝域的山水和风物，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被描述和被状写，而是深深烙上了贬谪者特殊的际遇所派生出来的印记。与其说这些贬谪诗歌是一种蛮荒远地的地域发现，毋宁说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观照所呈现出来的内心景观。绝域对通途，僻地对中心。欧阳修的豁达乐观，是知识分子在无奈环境下反放逐的一种特殊形式，而那些异峰突起的绝域山水也是对帝都苑囿那些主流风景的无声对峙和挑衅。

（选自《中国青年报》2018年11月23日，有删改）

蒲公英的岁月

余光中

    “是啊，今年秋天还要再出去一次。”对朋友们他这么说。

    每次说起，就好像宣布自己的死亡一样，此间事，在他走后，就好像身后事了。真的，每次出国都是一次剧烈的连根拔起，自泥土、气候，自许多熟悉的面孔和声音。当喷射机忽然跃离跑道，一刹那告别地面也告别中国，一柄冰冷的手术刀，便向岁月的伤口猝然切入，灵魂，是一球千羽的蒲公英，一吹，便飞向四方。再拔出刀时，已是另一个人了。

    二十年前来这岛上的，是一个激情昂扬的青年，他的心跳和脉搏，犹应和抗战遍地的歌声嘉陵江的涛声长江滔滔入海浪淘历史的江声。二十年后，从这岛上出发的，是一个白发侵鬓的中年人，长江的涛声在故宫的卷卷轴轴在一吟三叹息的《念奴娇》里，旧大陆日远，新大陆日近。

    长长的二十年，只有两度，他眺见了故乡短短的青山。第一次是在金门。望远镜的彼端是潺潺的烟水、漠漠的船帆，再过去是厦门的青山，之后仍是渺渺的青山。二十年前厦门大学的学生，鼓浪屿的浪子，谁能够想到，有一天会隔着这样一湾的无情蓝远眺自己的前身？第二次是在勒马洲^①。崖下，阴阳一割的深圳河如哑如聋地流着。一条极尽其可歌可泣的泪川蜿蜿流来，似不胜绝望之重负。但白茫茫的水面什么也不见，这是无船、无桥可渡的奈河，亡魂们徒哭奈何奈何奈何！

    蒲公英的岁月，一吹，便散落在四方；蒲公英的岁月，流浪的一代飞扬在风中。风自西来，愈吹离旧大陆愈远。他是最轻最薄的一片，一直吹落到落矶山的另一面，落进一英里高的丹佛城^②。丹佛城，新西域的大门，寂寞的起点，他只能那样立在新大陆的玉门关上，向纽约时报的油墨去狂嗅中国古远的芳芬。

    他像一片寂寞的孤云，在两个世界之间摇摆。他那一代的中国人，耳朵熟悉长江的节奏黄河的旋律，手掌知道杨柳的柔软梧桐的坚硬。他那一代的中国人，有许多回忆在太平洋的对岸，有更深长的回忆在海峡的那边，那重重叠叠的回忆成为他们思想的背景，灵魂日渐加深的负荷，但是那重量不是这一代所能感觉到的。旧大陆。新大陆。旧大陆。他的生命是一个钟摆，在过去和未来之间飘摇。

    他不喜欢台北，二十年之后他仍旧一点儿也不喜欢。可是他喜欢这座岛，他庆幸，他感激，为了二十年的身之所衣，顶之所蔽，足之所履。也许，真的，将来在重归旧大陆的前夕，他会跪下来吻别这块沃土。甚至都不必等到那一天。在三去新大陆的前夕，已经有一种依依的感觉。

    行前的半个月，他的生活宁静而安详。因为蒲公英的岁月一开始，这样的目子，不，这样的节奏就不再可能。在高速的剧动和多音节的呼吸之前，他必须储蓄足够的清醒与自知。在他的心中，他是中国的。这一点比一切都重要。他吸的既是中国的芬芳，在异国的山城里，亦必吐露那样的芬芳。

    每一次出国都是一次剧烈的连根拔起。但是他的根永远在这里，因为泥土，在这里，落叶，在这里，芬芳，亦永永永永播扬自这里。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六日

（有删改）

【注】①勒马洲：即“落马洲”，接近香港、深圳之间的边界，临近深圳河。②丹佛城：美国科罗拉州的一个城市。

下列对文章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礼拜二午睡时刻（节选）

马尔克斯

    神父打量了她一眼。那个女人忍住悲痛，两眼直直地盯住神父。神父的脸刷的下子红了。他低下头准备填一张表。一边填表一边询问那个女人的姓名、住址等情况，她毫不迟疑地、详尽准确地做了回答，仿佛是在念一份写好的材料。神父头上开始冒汗了。女孩子解开左脚上的鞋扣，把鞋褪下一半，用脚后跟踩在鞋后帮上。然后把右脚的鞋扣解开，也用脚趿拉着鞋。

事情发生在上礼拜一凌晨三点钟，离开这里几条街的地方。寡妇雷薇卡太太孤身一人住在一所堆满东西的房子里。那一天，在细雨的淅沥声中雷薇卡太太听见有人从外边撬临街的门。她慌忙起来，摸着黑从衣箱里拿出一支老式手枪。这支枪自从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上校那时候起就没有人用过。雷薇卡太太没有开灯，就朝大厅走去。她不是凭门锁的响声来辨认方向的。二十八年的独身生活在她身上产生的恐惧感使她不但能够想象出门在哪里，而且能够准确地知道门锁的高度。她两手举起枪，闭上眼睛，猛一扣扳机。这是她生平第一次打枪。枪响之后，周围立刻又寂然无声了，只有细雨落在锌皮屋顶上发出滴滴答答的声响。她随即听到在门廊的水泥地上响起了金属的碰击声和一个低哑的、有气无力的、极度疲惫的呻吟声：“哎哟!我的妈!”清晨，在雷薇卡太太家的门前倒卧着一具男尸。死者的鼻子被打得粉碎，他穿着一件花条的法兰线上衣，一条普通的裤子腰中没有系皮带，而是系着一根麻绳，光着脚。镇上没有人认识他是谁。

    “这么说他叫卡洛斯・森特诺。”神父填完表，嘴里咕咕哝哝地说。

    “卡洛斯・森特诺，”那个女人说，“是我的独生子。”

神父又走到柜子跟前。在柜门里钉子上挂着两把大钥匙，上面长满了锈。在小女孩的想象中公墓的钥匙就是这个样子；女孩子的妈妈在小的时候也这么想过。神父本人大概也曾经设想过圣彼得的钥匙就是这么个样子。神父把钥匙摘下来，放在栏杆上那本打开的笔记本上，用食指指着写了字的那一页上的一处地方，眼睛瞧着那个女人，说：

    “在这儿签个字吧!”

    女人把皮包夹在腋下，胡乱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小姑娘拿起鲜花，趿拉着鞋走到栏杆前，两眼凝视着妈妈。

    神父呼了一口气。

    “您从来没有想过要把他引上正道吗?”

女人签完字回答说：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神父看看那个女人，又看看那个女孩子。看到她们根本没有要哭的意思，感到颇为惊异。那个女人还是神色自如地继续说：

    “我告诉过他不要偷人家的东西吃，他很听我的话。过去他当拳击手，有时候叫人打得三天起不来床。”

    “他没有办法，把牙全都拔掉了。”女孩子插嘴说。

    “是的，”母亲证实说，“那时候，我每吃一口饭，都好像看到礼拜六晚上他们打我儿子的那个样子。”

    “哎!上帝的意志是难以捉摸的。”神父说。

    神父本人也觉得这句话没有多大的说服カ，一则是因为人生经验已经多少把他变成一个怀疑主义者了，再则是因为天气实在太热。神父叮嘱她们把头包好，免得中暑他连连打着哈欠，几乎就要睡着了。他睡意朦胧地指点母女俩怎样才能找到卡洛斯·森特诺的墓地。还说回来的时候不要叫门，把钥匙从门缝下塞进来就行了。要是对教堂有什么施舍，也放在那里。那个女人注意地谛听着神父的讲话，然后向他道了谢，脸上没有丝毫的笑容。

    在临街的大门打开之前，神父就觉察到有人把鼻子贴在纱门上往里瞧。那是一群孩子。大门敞开后，孩子们立刻一哄而散。在这个钟点，大街上通常是没有人的。可是现在不光是孩子们在街上，在杏树下面还聚集着一群群的大人。神父一看大街上乱哄哄的反常样子，心里顿时就明白了。他悄悄地把大门关上。

    “等一会儿走吧，”他说。说话的时候，他没有看那个女人。

    神父的妹妹从里面的门里出来。她在睡衣外面又披上了一件黑色的上衣，头发散披在肩上。她一声不响地瞅了瞅神父。

    “怎么样?”他问。

    “人们都知道了。”神父的妹妹喃喃地说。

    “那最好还是从院子的门出去。”神父说。

    “那也一样，”他妹妹说，“窗子外面净是人!”

    直到这个时候，那个女人好像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她透过纱门朝大街上看了看，然后从女孩子的手里把鲜花夺过去，就向大门走去。女孩子跟在她的后面。

    “等到太阳落山再去吧!”神父说。

    “会把你们晒坏的，”神父的妹妹在客厅深处一动也不动地说，“等一等，我借给你们一把阳伞。”

    “谢谢!”那个妇女回答说，“我们这样很好。”

    她挽着小姑娘的手朝大街走去。

    社会是由众多家庭组成的，家庭和谐关乎社会和谐。要在家庭中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就需要有家庭伦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维护家庭关系的种种伦理规范，它们往往体现在各种“礼”之中。从《礼记》中可以看到各种礼制的记载，如婚丧嫁娶，这些都包含着各种家庭伦理规范，而要使这些规范成为一种社会遵守的伦理，就要使“礼”制度化。

    在中国古代，“孝”无疑是家庭伦理中最重要的观念。《孝经》中有孔子的一段话：“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这是说“孝”是“天道”常规，是“地道”通则，是人们遵之而行的规矩。为什么“孝”有这样大的意义？这与中国古代宗法制有关。中国古代社会基本上是宗法性的农耕社会，家庭不仅是生活单位，而且是生产单位。要较好地维护家庭中长幼尊卑的秩序，使家族得以顺利延续，必须有一套维护当时社会稳定的家庭伦理规范。这种伦理规范又必须是一套自天子至庶人都遵守的伦理规范，这样社会才得以稳定。

    “孝”成为一种家庭伦理规范，并进而成为社会的伦理制度，必有其哲理上的根据。《郭店楚简·成之闻之》中说：“天登大常，以理人伦，制为君臣之义，作为父子之亲，分为夫妇之辩。”理顺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是“天道”的要求。君子以“天道”常规处理君臣、父子、夫妇伦理关系，社会才能治理好。所以，“人道”与“天道”是息息相关的。

    “孝”作为一种家庭伦理的哲理根据就是孔子的“仁学”。以“亲亲”（爱自己的亲人）为基点，扩大到“仁民”，以及于“爱物”。基于孔子的“仁学”，把“孝”看成是“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它体现了孔子“爱人”（“泛爱众”）的精义；另一方面，在孔子儒家思想中，“孝”在社会生活实践中有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因此，“孝”不是凝固教条，而是基于“仁学”的“爱”不断释放的过程，只有在家庭实践和社会实践中，以“仁学”为基础的“孝”的意义才能真正显现出来。

    社会在发展，现代社会中的家庭伦理会变化。“孝”的内涵也会随之变化。例如“四世同堂”“养儿防老”，就因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的逐渐消失而失去意义，又如“二十四孝”中的某些形式已没有必要提倡，但作为“孝”之核心理念的“仁爱”仍有家庭伦理之意义。在家庭不再是生产单位的情况下，保障家庭良好的生活状态，将主要由社会保障体系来承担，但“孝”的“仁爱”精神则不会改变。对长辈的爱敬，对子孙的培育，都是出于人之内在本心的“仁爱”。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批评抹掉了“爱”，一味说“恩”的“父为子纲”说，提出：“我现在以为然的，便只是‘爱’。”“孝”之核心理念“仁爱”作为家庭伦理仍具有某种普遍价值的意义。

（摘编自汤一介《“孝”作为家庭伦理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