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的最大特征，就是一个“意”字，所以古人一谈作画，便要提到“意在笔先”这句话。这个“意”字，包括的内容很广。具体地说，一张画的构图、取景，造型的准备与传神，情节的安排与细节的描写，使整个画面能产生一种“音乐感”、“文学感”，都是要在“意”字上下功夫，才能引起观者的共鸣，才能引人入胜。

    中国画的表现不是自然主义地去处理画面的。如《韩熙载夜宴图》，在画面上只有简单的几片画屏和必要的道具，作者并不像西洋画那样去描绘灯光和场景，可是给读者一种室内夜宴的真实感觉，这种夜宴的感觉，就是所谓“意境”。这种“意境”能表现多深多广，是否耐人寻思、引人入胜，完全决定于画面上的情节安排与细节描写，是否恰如其分地发挥它们的作用。同样的情形我们可以从仇英的《秋原猎骑图》看到，作者通过画面上极简单的原野的布置和天际征鸿，便把一片璀璨地秋光充分地表现出来，令人有一种秋高气爽的感觉。所以顾恺之说“手挥五弦易，目送征鸿难”，前者可以从形式去追求，而后者则须是因形以托“意”的最高境界，非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高度的表现技巧是不行的。

    第二个特征，我认为是“笔墨”。近代以来有一段时间，这“笔墨”二字被一部分人误解了。其实它就是具体完成和表现出画面的东西，如果更具体一点，它就是用来体现画面水平高下的技法部分。它不能离开“意境”与“形”“神”而单独存在，所以谢赫把“骨法、笔法”两者合为一词。所谓“骨法”，就是造型的能力，着重在手眼的训练；所谓“用笔”，主要是通过具体的线去表现物形于画面，我们要求它有力量，有音乐的韵律感。至于用墨，那是着重在渲染和表现“面”的功夫，同样也要求它具有韵律的意趣。古人所谓“墨美五色”，就是要能够以单纯的黑白深浅来表现非常复杂的物象。其实和西洋画中的素描是有共同的意义的。在素描中，我们也同样要讲究笔触和调子，只是使用的工具不同：一为水墨在中国纸上表现；一为木炭或铅笔在木炭画或铅画纸上表现就是。有好些素描，在几根简要而有力的线条勾出轮廓以后，连皴带擦的随意几下，便将物体的面充分表现出来而非常有韵味。这是每一个中国画家应有的修养。

    为了检查这种修养的程度，前辈们通过他们的劳动，同样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定下了一些客观标准，我们可以从古人评画的用语上看出来。比如评顾恺之画的衣纹“如春蚕吐丝”，评尉迟乙僧画的衣纹“如屈铁盘丝”，以及什么“道尽翩跹”、“拙以藏巧”等等。概而言之，这些标准无不反映了一种很高的审美水平和要求。所以米芾在《海岳名言》里说：“字要骨格，肉须裹筋，筋须藏肉，贴乃秀润。”这段话，虽然是批评书法，其实画也是一样的。我们为了要充分地表现画面的美，充分地使“意”字发挥它的作用，没有技法上的修养是不可能的。

    这两方面的修养应该怎样得到呢？在“意”的方面只有面对生活，深入观察体验，从生活中提炼得来。画兽要熟悉兽的生活，易元吉“深入荆湖，与猿猊鹿豕同游”。“笔墨”方面的修养，则除了辛勤劳动，“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外，更重要的是从学习前人的经验得来。学习前人，应该广收博览，兼容并蓄。杜子美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是很精辟的见解。

（选择刘海粟《谈中国画的特征》有删改）

    涂鸦艺术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70年代传向欧洲并在欧洲发展壮大。在当时，对于这种简单的“乱涂乱画”作品并没有人过多的去关注和探讨。到今天，涂鸦艺术已经成为全球性的一种时尚潮流，从一种自发的、简单而随意的现象演变成为一种文化。尽管近年来国内有一些对于街头涂鸦扩展到视觉领域的零散论述，但基本上局限于对涂鸦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的揣摩，并没有能够深入系统地对城市涂鸦艺术的精神特质和其对城市环境的影响以及街头涂鸦在城市环境中未来的发展进行研究和探讨。

    在文化交流和传播的过程中，人们逐渐习惯了涂鸦这一独特的“艺术”。我们时常能看到它的踪迹，但涂鸦艺术不同于传统的公共艺术形式，比如：雕塑、壁画。涂鸦艺术有着特殊的艺术表现形式和方法：以城市环境中的墙壁、地铁车厢、树洞甚至垃圾桶等为画板，有着夸张的造型和艳丽的色彩，表达创作者对现今社会的看法和立场，以及对未来社会的憧憬和向往。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城市环境。

    在城市环境中，商业街区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包括店铺、广场、步行街等，其环境中的色彩比较靓丽，饱和度和明度都比较高。涂鸦创作者追求自我和个性，所以他们对那些商业环境中摆放的许多套路式的印刷广告很反感，经常会去“破坏”这些常规的商业广告形式，以大红大紫、怪异的手法来引起行人的注意，成为城市环境色彩中很生动的点缀。

    工业区是现代化城市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曾经，工业用地占据城市环境的大部分，但随着城市建设速度的加快，许多工业区搬迁至城郊，于是老工业用地被废弃，变得陈旧，墙体暴露，杂草丛生，这些地方通常成为涂鸦者的聚集地。因为不受拘束，在这里可以更好地将精力放在涂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上，破旧冷清的环境恰好烘托了涂鸦艺术作为街头艺术原始和冷酷的感觉，在这些地方能看见许多精致且赋有创意的作品。

    在现代城市中有许多老旧街区，年代久远，在自然和人为等因素作用下变得脏乱差。用涂鸦作品覆盖墙面，那些原本被风化腐蚀的污渍都被涂鸦作品覆盖或成为涂鸦的附属品。比如，一个破旧的墙面就如一张陈旧的画纸，在上面画上图案后，原先斑斑点点的小颗粒、小细节可能会成为画面的肌理，为画面做出一种特殊的艺术效果。因此，街头涂鸦对建筑本身的缺陷有覆盖、弥补、改善的作用。

    涂鸦艺术与城市环境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其独特的表达方式和表现形式是影响城市环境的重要因素。当然，涂鸦艺术也需要正确的引导和规划，才能充分发挥它对城市环境的积极作用。

给自己留一点不知情权

朱铁志

    因为我在杂志社工作，以为全国各国各地主要报刊每天在手，多种内参应接不暇，更添网络信息铺天盖地，天下大事真可谓无所不知了。

    然而时间长了，杂多的信息并没有使我感到充实，相反，还常常在经历了头晕眼花的辛苦阅读之后，心里空落落的。海量信息过分满足了我的“知情权”，同时也毫不留情地剥夺了我的“不知情权”，我真切地感到了“选择”的必要性。因为在信息爆炸的当今世界，如果失去了选择的能力和自制的毅力，我们的头脑就会成为叔本华所说的“别人思想的跑马场”，“开卷”不仅无益，而且多半“有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固然不可取，但人们真的需要那么多“知情权”吗？如果不是出于对涉及自身利益的公共政策的关注，在其它方面真的有必要知道那么多吗？给头脑留下一点属于自己的空白，以便填充更必要、更有价值的东西，岂不是更好的选择？索尔仁尼琴说过：“除了知情权以外，人也应该拥有不知情权，后者的价值要大得多。它意味着高尚的灵魂不必被那些废话和空谈充斥。过度的信息对一个过着充实生活的人来说，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

    这是极有见地的观点。在我看来，如今泛滥在各种媒体上的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信息是“废话”和“空谈”，它们既不提供任何新知，也缺乏足够的思想和智慧含量，不能对丰富人们的思维起到丝毫积极作用。在“后出版时代”，特别是网络微博时代，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成为“作者”，“日子”固然可以成书，“月子”当然也未尝不可。一个不假思索的读者如果放弃选择，就会把自己宝贵的时间和生命放任在别人的“日月”之中，将自己并不宽敞的头脑任由混乱的思想跑马。问题在于，他有“跑马”的自由，难道我们没有不让他乱跑的自由吗？没有选择的权利吗？

    当然有，但我们常常轻率地放弃它。为什么？因为我们经常是懒惰的、被动的，对自己不负责任的。久而久之，逐渐丧失了应有的判断力和选择能力。以网络阅读为代表的“浅阅读”省时、省力、轻松、好玩儿，但鱼龙混杂，少数有价值的信息总是淹没在大量垃圾信息之中，不待挖掘出来，早已令人疲惫不堪，忘了自己的目标。虽然表面上是无所不知的“知道分子”，但很难掩饰“博学的无知”的本来面目。

    其实，一个人想搞清楚自己要什么并不难，难的是弄明白不要什么。因为人的本性原本贪婪，凡是好事当然多多益善，何况读书又有“好学多思”、“博雅俊逸”的美誉，撒开读呗。岂不知，“撒开”就是“束缚”、就是“枷锁”，从此让你失去自我，成为任人摆布的傻瓜。不“撒开”怎么办？当然就要选择，就要有所读，有所不读。谁来选择？自然可以请教饱学之士，可以借鉴“推荐书目”之类。问题在于，真正有学问的家伙往往不喜欢向青年推荐书目，也不屑于某些以权威自居的人推荐的书目。那怎么办？只好靠自己，靠博览基础上的“慧眼”和“专精”吧。

（有删改）

    很多人说：什么是意境？意境就是“情”“景”交融。其实这种解释应该是从近代开始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使用的“意境”或“境界”，他的解释就是情景交融。但是在中国传统美学中，情景交融所规定的是“意象”，而不是“意境”。中国传统美学认为艺术的本体就是意象，任何艺术作品都要创造意象，都应该情景交融，而意境则不是任何艺术作品都具有的。意境除了有意象的一般规定性之外，还有自己的特殊规定性，意境的内涵大于意象，意境的外延小于意象。那么意境的特殊规定性是什么呢？唐代刘禹锡有句话：“境生于象外。”“境”是对于在时间和空间上有限的“象”的突破，只有这种象外之“境”才能体现作为宇宙的本体和生命的“道”。

    从审美活动的角度看，所谓“意境”，就是超越具体的有限的物象、事件、场景，进入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从而对整个人生、历史、宇宙获得一种哲理性的感受和领悟。西方古代艺术家，他们给自己提出任务是要再现一个具体的物象，所以他们，比如古希腊雕塑家追求“美”，就把人体刻画得非常逼真、非常完美。而中国艺术家不是局限于刻画单个的人体或物体，把这个有限的对象刻画得逼真、很完美。相反，他们追求一种“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中国园林艺术在审美上的最大特点也是有意境。中国古典园林中的楼、台、亭、阁，它们的审美价值主要不在于这些建筑本身，而是如同王羲之《兰亭集序》所说，在于可使人“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有意味的世界。陶渊明有两句诗说得好：“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艺术就是要去寻找、发现、体验生活中的这种意味。有意境的作品和一般的艺术作品在这一点上的区别，就在于它不仅揭示了生活中某一个具体事物或具体事件的意味，而且超越了具体的事物和事件，从一个角度揭示了整个人生的意味。所以，不是任何艺术作品都有意境，也不是任何好的艺术作品都有深远的意境。清代王夫之就比较过杜甫的诗和王维的诗。他认为杜甫诗的特点是“即物深致，无细不章”，有人写诗就怕写不逼真，杜甫则太逼真了。而王维诗则能取之象外，所以他说杜甫是“工”，王维是“妙”。

    中国艺术的这种意境，它给人的美感，实际上包含了一种人生感、历史感。康德曾经说过，有一种美的东西，人们接触到它的时候，往往感到一种惆怅。意境就是如此，这是一种最高的美感。当然这不等于说西方艺术没有意境，西方艺术中也有这样的作品，例如俄罗斯民族《伏尔加船夫曲》，它不仅唱出了俄罗斯民族的苦难，而且唱出了人类共同的苦难，所以它引起了全世界听众的共鸣。

    当前，人工智能的计算力、识别力快速发展，但想象力、创造力仍有不足。为破解这一局限，科学家设计出一套类似“猫鼠游戏”的技术，让人工智能在自动学习中变得更“聪明”。这种技术被称为“对抗性神经网络”技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日前将其评为2018年“全球十大突破性技术”之一。

    人工智能的识别能力有赖于海量样本学习，比如给它“看”数以百万计的鸟类图片，它才能“学会”辨认鸟类，而生成逼真的鸟类图像则更难。其局限性在于，有些事物缺乏海量样本，而且这种学习还依赖人类的“灌输”，缺少自主性。这限制了人工智能的发展，特别是向想象力、创造力这种更高层次的进阶。

    美国人伊恩·古德费洛2014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读博士时想出一套设计方案：用两个神经网络，进行数字版的“猫鼠游戏”——一个负责“造假”，一个负责“验真”，从而在对抗中不断提高。

    负责“造假”的神经网络称为“生成网络”，它依据所“见过”的图片来生成新图片，这需要它总结规律、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负责“验真”的神经网络称为“判别网络”，它需要凭训练累积的“经验”，来判断某张图片是真实事物，还是生成网络“自创”的“假货”。

    “生成网络”并非一开始就足够“聪明”，比如它可能“认为”鸟类会有3条腿，这样的“假货”当然很容易被发现。但随着机器学习的深入和反复对抗练习，生成网络对事物的理解越发深刻，最终生成足以“以假乱真”的作品。这样的神经网络具有广泛应用价值。比如在自动驾驶领域，人工智能如果创造出海量接近真实的合成图片，包含各种情形下的行人、障碍物等路况，自动驾驶系统使用这些图片展开自我训练，将有助于大幅提高应用性。从技术上看，对抗性神经网络已经接近成熟。来自美国芯片企业英伟达的研究人员用明星照片训练出一套系统，进而生成了数百张根本不存在但看起来很真实的人脸照片。

    展现巨大潜力的同时，这项技术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比如不法分子可能利用此类系统制造出图片甚至视频来混淆视听，给监管、安全带来新挑战。古德费洛就表示，他当前的研究重心就在于避免这类技术的滥用问题，希望它“不至于误入歧途”。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副所长刘成林介绍说，中国的研究机构目前致力于研究对抗性神经网络理论的进一步改良及优化。对抗性神经网络的理论基础、算法和应用，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国企业界则更倾向于把技术应用在服务中，并在一些领域达到了业界领先。比如，利用这项技术构建语音识别框架，或借此技术生成训练数据集以优化车牌精准识别功能。

（选自2018年04月02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以英雄精神培养对社会的责任感

李军

“本事大”往往是“英雄”的第一概念，最直接的表现是“武功或者法术高强”。但是英雄并不是一个技能概念，而是一个行为概念——学会七十二变之后的孙悟空并不能立即成为英雄，直到他用七十二变的能力降妖除魔后才成为了英雄。1982年，24岁的大学生张华，为了救一位69岁坠入粪池的工人献出生命后引发全国大讨论。那个年代，大学生有多金贵众人皆知，于是“金子换石头，值不值”的论题就显得扎眼。“值不值得”的论调是一个逻辑倫换：把行为偷换为技能。因为在这场交换中，他们把“人”视作了可以估价交换的商品，在这场交换中，“人”的价值只表现为自身的技能，而完全罔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值不值得”论调者往往认为只有东方的集体主义文化才强调“英雄”，而西方强调个人利益至上，“保护好自己才是最重要的”，这样的功利主义认知是“真正先进的文明”，因此对每一次个人的牺牲都持怀疑态度。一段时间以来，舆论上对很多历史上舍己为人英雄行为的“质疑”，都有这个套路的影子。

且不说功利主义思想出现后，西方学术界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其在社会学意义上的批评，我们来看两个更贴近生活的例子：一是原汁原味的美国网络游戏《魔兽世界》中，有一个援助平民村落的任务。完成任务后，玩家会得到这样的评价：“真正的英雄不在于对战斗技能的熟稔，而是尽力去满足他人的意愿。今天，你证明了自己的英雄之心。”这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英雄精神何其相似！第二个例子更为实际：最近震惊世界的佛罗里达枪击案中，出了一个少年英雄——15岁的美籍华人王孟杰。他在可以逃走的情况下为了给同学争取逃离时间留下来抵住了大门，多处中弹而牺牲。未成年人面对险境没有选择“保护好自己”，这似乎与部分人口中的“西方价值观”有背离，但美国人却给予了在他的棺木上覆盖星条旗的最高英雄待遇。

这说明，在“英雄”的定义和价值上，东西方文明并没有评价上的矛盾，舍己为人是全人类社会所推崇的美德，几千年来从未变过。“英雄"不是论价而沽的商品，而是超越物质存在的精神點合剂。所有的英雄，都具有强烈的利他主义色彩，都代表着主流价值观，用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来衡量英雄的成色是可笑而鄙猥的。

现代商业社会越来越发达，由此带来的个人主义思绪越来越浓重，人与人之间越来越成为“陌生人”，这是客观的社会现象。但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现象下，对社会的责任、对他人的关怀显得越来越重要，因为这是把日益被物质生活割裂的人格重新黏合起来的最好办法，而英雄行为和英雄精神，正是对社会的责任、对他人的关怀的高级表现形式。无论历史和现代，对英雄的共同纪念和推崇都是民族和国家认同的基础之一，每个有意维持稳定和发展的国家，都将这种行为和精神视为珍宝。

当然，我们也需要强调，对英雄精神的学习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对英雄行为的机械学习。在能力达不到英雄级别的情况下，要量力而行。这也是我们近几年屡屡强调要“见义勇为”，更要“见义智为”的原因。但见义智为不是见义勇为的反面，不是见义不为，不能混淆或者有意偷换。

并不是每个人都必须是英雄，但是每个人都应该以英雄精神来培养自己对社会的责任感，这不光是个人修养的提升，更是因为普遍的利他主义取向最终会让社会中的自己受益。

摘编自《新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