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治理问题上，中国古代很早就产生了德治思想，并形成德治传统。德治思想的源头可追溯到尧舜时代。关于德治的记载，最早成书于周代的《诗经》《尚书》中。《诗经》不少诗篇蕴含着前代圣贤以德治国的思想，《尚书》中提出了“敬天保民”“以德配天”的命题。要保住天命，就必须敬德，以祈天永命，勤政爱民，得到民众的真心归附。德治思想的另一含义是“明德慎罚”。提倡德治并非不要刑罚，而是强调实施教化，先教后罚，以刑辅德，不专以刑杀立威。“明德慎罚”将道德教化与刑罚措施糅合，奠定了中国古代治国的基本理念。孔子继承周代的德治思想，强调治国要以礼乐为核心，突出教化作用。社会秩序井然，人际间和谐相处，是孔子希望通过德治达到的理想状态。

    德治思想是“周孔之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后世政治家、思想家不断探索，深化了德治思想的内涵。

    战国时，沿着孔子的思路，孟子提出了一系列仁政主张。他主张“以德服人”，反对用严刑峻法治理国家，提倡“省刑罚”，教育百姓做到孝悌忠信。西汉初，陆贾告诫刘邦，提出了“治以道德为上”的观点。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代德治思想定下了基调。他认为治理国家不能只靠刑罚，要通过教化培养人的是非荣耻之心。德治思想成为政治领域的主导思想。

    唐朝前期，隋朝二世而亡对唐初君臣是严厉的警示。唐太宗说：“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既要发挥道德教化的作用，也要发挥法律的制约作用，二者不可割裂，互为补充。在刑罚的施用上，唐初务在宽简。在唐太宗等人德治思想的影响下，唐高宗、武则天时期，遵循先人遗训，缓刑用仁，谨慎治国，天下大治。

    宋代理学形成阶段，德治思想深深打上了理学烙印。朱熹从仁心的角度解释德治。仁心表现在政策上就是爱民如子、平易近人、爱惜民力等。理学诸子概括出了“三纲八目”的治国模式，期望君主志向确定而达到天下大治。理学家提倡教化，整肃人心，通过书院讲习等传授儒家伦理，为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后世产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国家意识，与理学家及其追随者的讲学不无关联。德治思想从确立始，历经几千年的演进，围绕“礼法并治，德主刑辅”的逐渐深入，为社会治理提供了指导思想。当今社会，依法治国作为基本国策，强调法律的权威性、严肃性，任何人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有人认为法治与德治不能并存，否定“以德治国”。古代社会提倡德治并非不讲法治，而是主张加强教化，做到礼法并用，宽猛相济。我们要借鉴古代重视教化的传统，为“依法治国”打下“以德治国”的根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人们的生活，使大家自觉遵守社会规范，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法治现代化道路。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和其他传统节日强调“阖家团聚”不同，元宵节更强调“普天同庆”。元宵节被人们视为春节最后的高潮，因为过了这天，人们就要真正进入新一年的生产生活，所以人们在元宵节全民欢庆，以祈求上苍保佑来年风调雨顺、庄稼丰收，这也表达了人们对新年的美好期盼。正因如此，在中国民间有“正月十五闹元宵”的习俗。

    这个传承已有两千多年的传统节日，不仅盛行于大江南北，就是在海外华人的聚居区也年年欢庆不衰。每到元宵节期间，人们都会走出家门，涌上街头，除了闹花灯、猜灯谜外，还有舞龙、舞狮、踩高跷、跑旱船、敲舟山锣鼓……其中，有很多风俗和活动都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出门赏月、燃灯放焰、喜猜灯谜、共吃元宵、同庆佳节，让广大群众参与其中，共同享受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给我们留下的审美体验。

    其实，元宵节不是一个孤立的节日，它是春节的一部分。要理解元宵节的意义，不能不把它放在春节之中来考察。

    春节从除夕关门守岁开始，到元宵节，是一个人们不断扩大活动范围、人际关系不断得到扩大的过程。初一给家长拜年，初二回娘家拜年。以后逐步扩大拜年范围到一般亲戚朋友。在这个时段，人们的活动范围局限在熟人之间。初五是破五，农活可以开始干，商店可以开门了。这个时段，社会开始正常运作。到了正月十五，全体社会成员不分男女老幼都加入到节日活动中。所以，元宵节具有确认全体社会成员(包括彼此不认识的)相互关系的意义。

    元宵节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社会的“狂欢节”，连平时被限制在家的古代妇女也可以自由出门游玩了。当然，个别礼法之士反对这个习俗，比如宋代的司马光。元宵夜，他夫人打扮了准备出门赏灯。司马光问：“家中点灯，何必出看？”夫人回答：“兼欲看游人。”司马光说：“某(我)是鬼耶？！”这就太不讲理了，总不能只让夫人终年只看他一个人一张脸吧？好在社会不买这些礼法之士的账，大多数妇女照样游乐。元宵节允许民众自由娱乐，这是古代社会针对过分严格的礼法制度而设计的一个发泄渠道。一些年轻人乘机会见意中人。正如辛弃疾所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元宵节主要活动是大众娱乐，但是其社会文化意义却不仅仅是娱乐。

    正月十五有很多信仰活动，祈求神灵保佑。古代人祭祀泰一(太一)神，因为他是最高神，掌管人类命运。祭祀他，可以获得丰收和平安。古人祭祀地神，是要保佑蚕事丰收。

    元宵节也是一个求子的节日。宋代陈元靓《岁时广记》卷十二《偷灯盏》解释当时人在元宵节偷灯的原因时说：“一云，偷灯者，生男子之兆。”这里“灯”谐音“丁”，就是男丁。这样一来，偷灯就象征着生育儿子。根据同样的道理，观灯也具有求子的涵义。于是，古代妇女出门观灯有了这个理由，就名正言顺了。一直到民国时代，各地多有送灯给那些无子家庭的习俗，祝愿他们添子孙。清代有摸城门门钉的活动。钉，也谐音“丁”。人们希望通过摸门钉而祈求生育儿子。有些地区的人们还赋予汤圆以象征意义。

    当然，在人口压力巨大的今天，元宵求子活动已经很少看到。现代人又赋予汤圆以新的解释，那就是甜甜蜜蜜，团团圆圆，象征一家团圆，幸福美满。它很符合人们的内心希望。元宵节因此获得了新的文化意义。

（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有删改）

传统孝道与现代孝道

    每个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都要解决“老有所养”的问题。我们民族给出的答案是“导民以孝，以孝侍亲”，以孝文化作为解决养老问题的思想基础。面对今日中国“银发社会”浪潮到来之挑战，应着力推动传统孝道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现代孝道筑强我国养老保障制度。

    传统孝道主张养老敬老。孝老敬亲是中国人伦道德的根本，它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伦理思想资源。“善事父母”是孝文化最基本的要求。这首先指“能养之孝”。孔子说：“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要求“事父母，能竭其力”；在“能养之孝”的基础上，孔子又提出“敬亲之孝”。他说，“今之孝者，是为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那么，怎么才算敬养，怎么才算孝子之行呢？《孝经》中提出来了“五备”：“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也，然后能事其亲。”

    现在社会的深刻变化，引发了传统孝道现代转化的必要性。首先，生产方式的改变引发家庭关系变化。我国古代社会以农业生产为基本生产方式，春种夏管，秋收冬藏，处理生产生活中的问题主要靠经验，而人越老所掌握的知识越多，越值得社会尊重，故而老人在家庭生活中处于支配地位。但在生产方式发生重大变革的现代社会，当晚辈的知识结构、资源财富、权力地位都超越长辈时，他们在家庭中的“话语权”便会加大，而老人们的地位难免会“边缘化”。其次，民主政治取代封建孝治。在封建社会中，统治者为要求臣子对自己尽“忠”而鼓吹百姓们行“孝”，“忠孝”也成为当时最高的道德评价标准。而在当今社会中，古时的“父母官”变成了当今的“人民公仆”；那时的“子民”“草民”，而今变成了“公民”“国家的主人”；执政党的理念，也转变为各级干部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三，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与政治冲击，使孝道文化基础大为动摇。孝道观念被严重扭曲，造成了人们认识上的混乱，形成了几代人思想上的误区与断层。再就是生存及养老的压力增大。当今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生存压力增大，子女对父母尽孝的难度提高。凡此种种因素，使得孝道传统日渐失去昔日的约束力，子女们对父母不尽赡养之义务，老而无养，养而不敬的现象屡见不鲜。不少子女在老人还有一点利用价值时，一味索要，无度“啃老”；而老人一旦年高体衰，便视为累赘，甚至虐待、遗弃，种种不孝行为令人发指。曾经风光无限的传统孝道，如今已是面目全非，只是靠着历史的惯性而踉跄而行。

    欲使传统孝道能在今天生存发展，并且对现代生活产生其应有的规范与指导作用，就必须对其进行现代转化，使其融入现代生活，走进现代人的心中。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传统孝道必须实现创造性转化。它既应该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又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孔府档案是围绕孔子直系后裔历代衍圣公的活动所形成的文书档案，也是我国现存数量最多、收藏最完整、内容最丰富、涵盖时间最长的私家档案文献。因档案中保存了衍圣公与明清以来中央和地方机构之间事务往来的大量文书资料，使其又兼具官方档案的性质。

    孔府档案表明，居住在孔府的衍圣公凭借大宗主的地位，在家族中建立了严密的宗族组织和管理机构，并通过修宗谱、订族规等方式统管全国各地的孔氏族人，孔氏家族宗族体系之完整、宗法制度之完善、祖训族规之完备，是其他宗族很难比拟的。孔子世家谱汇集了分散在全国80余处支派的谱系衍变信息和流寓朝鲜半岛的孔氏族人的世系信息，其对于考察孔氏宗族繁衍、迁移、发展和影响等，具有重大参考价值。

    崇儒尊孔是历代统治者巩固和强化统治秩序的手段，孔子直系后裔也因之被扶植成为拥有部分政治和经济特权的世袭贵族。朝廷与孔氏贵族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这在孔府档案中都有较深刻的反映。明清帝王或亲赴辟雍诣学观礼，或临幸阙里释奠孔子，或遣子派官致祭庙林；对孔子后裔或优免差徭，或置官封爵，或赐土赐民。这固然表明国家对孔子学说的尊崇和对孔子后裔的优待，但也是出于强化国家思想的需要。

    孔府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贵族地主庄园，保存了成序列的土地文书，包括不下10万件的各种土地执照、纳税和过割凭证等。这些文献信息，为研究明清以来的地权分配和转移、土地买卖和经营、租佃制度及其变迁，以及农业耕作制度等经济史问题提供了翔实而可靠的材料，对探索中国古代基层社会实态和演变轨迹具有重要价值。孔府司房日用账簿、收支款项账簿等，也为探究明清及民国时期基层社会的商业贸易网络、物价和生活水平及其变迁等，提供了全面而原始的记录。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今天，孔府档案的价值也日渐凸显，它不仅保留了作为道德规范存在的族规家训，还记载了族人弘扬孝道、敦睦宗族、彰显忠义的言行事迹，其中可资弘扬家风、传承家训、承继家史的资料，无疑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思想宝库。“诗礼为本”是孔氏家风的基本精神。从孔子对孔鲤“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的庭训，到明太祖对孔克坚“多读书”“不读书是不守你祖宗法度”的劝勉，到嘉庆对孔庆镕“好生读书”“祭祀要虔诚行礼”的嘱托，再到各地孔氏族规家训中有关“励读书、崇学校科第、贵教子”的规定，无不说明诗礼传家的理念已内化为孔门世代相传的家风，对于今天弘扬传统文化和优秀道德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选自姜修宪《孔府档案的历史文化价值》，有删改）

李杜诗歌创作与从政关系之初论

    ①李白杜甫一生从政时间并不长，但被朝廷和地方藩府征聘任用却不止一次，断断续续分布于他们一生好几个时期。两人生活经历受此左右，成为一个起伏不定的过程。考察政治对于两位大诗人思想创作的正面推动和影响，有助于认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与政治的关系。

    ②中国诗歌的传统是“言志”。魏晋以后有“缘情”说出现，但士大夫仍一致认为情必须是高尚的情。因而缘情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看作言志的补充，即所言之志必须是情感的真实流露。情志合一，它的最高层次必然与政治相通。这样，对中国诗歌而言，政治之渗入与否，跟诗歌是否达到高层次常相联系。就诗人而言，古代诗人注定是在封建政治格局下生活，因而经常由封建政治赋予他们以理想与热情，构成他们与时代与社会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诗歌所呈现的气象、风貌，也都与他们的政治介入有关。当士大夫自觉地承担起某种社会责任的时候，他的精神往往也相应地崇高起来。中国古代诗人可以不是政治家，但对政治必须有一种向心力，必须在政治方面有必要的体验和适度的介入。

    ③政治本身当然应该有它的积极内容。诗人当然也应该有良好的主观条件，鄙吝的人无论政治给他以怎样的拨动，也不可能有伟大的创作。但问题在于人的情志不可能恒定在一种状态下没有变化，即使是有高尚志趣的人，也不免会有松懈的时候。同样是杜甫，他可以高唱“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也可以低吟“浅把涓涓酒，深凭送此生”。在不同时期，心情和志趣显然是有变化的。李杜一生追求，经历了漫长的历程。在长途中就像一辆运行的机车，需要有动力补充。如何使李杜的用世之心，在关键时刻得到维系和加强，始终不倦地追求，执着地面对现实，仍然需要靠政治的强大摄动力，这在李杜的后期生活中表现得很明显。

    ④从诗人与社会的横向联系看，封建社会毕竟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在中国封建时代尤其是它的前期，士大夫如果不卷入政治，一般就只有归向山林田园。穷乡僻壤的封闭，小生产者的狭窄天地，对他们的视野与情感，构成严重的限制和束缚，使他们与外部疏离，难得从时代生活中汲取创作的动力。甚至连诗歌创作，在死水一样的生活中也会变成多余。所以中国古代诗人如果真正回归农村，杜门不出，创作上多数总是归于沉寂。有人对李杜离开朝廷后仍与各方面官员交游有微辞，似乎毕竟未能免俗，其实这种交游正是与外界保持联系的重要途径。否则就只有陷入闭目塞听、彻底缄默的境地。总之，如李杜之所作，笔力雄壮，气象浑厚，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丰富的社会内容、深刻的人生体验，乃至达到堪称通乎天地万物、包含古今的程度，它是绝不可能指望产生于一般的甚至封闭的环境之中。其酝酿和创作，非有一种巨大的政治背景，并连同诗人自身都被适当地卷入不可。

（选自余恕诚《唐诗风貌》，有删改）

①理念中的“霍姆斯马车”堪称世界上最理想的设计。它所有部件的选材都能相互匹配，做到恰到好处。以致当马车使用大限来临之际，它的轮子正常转过最末一圈之后，车轮、车辕、底盘、弹簧、车轴……一下子全都同时崩坏，没有哪一个零件比其他部分设计得更为牢靠耐用。

②人类文明的快速发展，搅扰了人体原有的“霍姆斯马车”式的均衡。

③如果按照这个原则来衡量咱们人类自身机体的构成，就可以发现，在总体设计绝妙完美之余，尚存几例明显的不谐之处。我们的身体虽然进入了高度文明的电子时代，但我们的牙齿依旧停留在原始文明的石器时代。我们人类到现在还只有一套恒齿。对应于石器时代的人均寿命，这一套恒齿的使用期该是足够了。由于医疗的发达，现代人的寿命延长了，按照人类现在的平均寿命，我们至少应该进化出第二套恒齿，才能符合“霍姆斯马车”的设计原则。人类大脑开发很超前，而牙齿的进化滞后。每一位杰出人物的死亡都是一件独特“文物”的毁灭。有一些伟大的学者、科学家、思想家，他们的去世无异于大火焚毁了一座藏有大量孤本、善本的图书馆。诚如老子所言——“大成若缺”，一些真正伟大的作品常常因为人类身体与头脑的不匹配而来不及完成。超越了“霍姆斯马车”原则的先进大脑让人类损失了多少比钻石还要宝贵的智慧啊！

④人体器官不谐之责在人类自身，人类文明进化真的必须以人体机能退化为代价吗？食物变得越来越好嚼，让咱们的牙齿越来越省力，这难道不会让人类的牙齿出现退化倾向？我们又怎能再奢望人类牙齿与躯体寿命的延长而同步进化？人类创造了越来越多的人工制品，人类自身也变得越来越依赖这些人工制品才能生存。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是：随着人类文明的迅速扩展，人类对自己文明产品依赖程度的日渐加深，我们人类的某些机能是否也会不同程度地出现相应的退化呢？

⑤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在已经能够读写的各民族中，出现了记忆力减退的现象。而收音机和电视机作为传递信息的手段被应用后，读和写的能力似乎又有衰退的趋势。”人类各民族确实都有过一段超强记忆时期。许多民族都拥有过大部头口头传说的史诗性巨作，如古希腊著名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国藏族民族史诗《格萨尔王传》，在文字尚未流行的年代，一些来自民间的“荷马”，全凭记忆就能胸藏二十几万行史诗，连续传唱几个月不竭！享受现代文明之人，又有哪一个能做得到？

⑥早期，著名的电影艺术大师赫尔佐格说：“电影是文盲的艺术。”现如今，不是文盲的人也乐于花两三个小时观赏一部由名著改编的影视快餐，而不愿去啃长篇原著。长此以往，读的功能又怎能不退化？人类文化由原始的岩画、图形文字发展到现代文字，而今天的现代人却又躲避文字，回归画面，总不能说这也算是“返璞归真”吧。倘若今后电脑准确高效地实现了“人机对话”，由人口授，“电脑小姐”就能自动将声音变成文字，哪一个作家还肯用笔？到那时候说不定连幼儿园小朋友都会有小说集问世。

⑦每一种人工制品的出现都会引起我们机体功能的部分退化。除了上述牙齿、记忆的例证外，每一类机器的发明都会带来人体相应部分的机能衰退。人类用自己创造的人工制品为自己打造了一个“甲壳”——人类只能生活在这个“甲壳”中，我们的子孙也许永远离不开这个“壳”了。

⑧人类文明的发展模式多少有点像传说中的“狗熊掰棒子”，新穗不停地更替腋下的旧穗。问题在于，我们所丢弃的旧物有没有某些独特优点是新物难以取代的？汤因比对此作了清醒回答：“新的能力恐怕不可能有全面地代替旧能力的作用。”事实上，人类取得每一项新进展都要面对一次“熊掌”与“鱼”的选择。“得到”的同时就意味着必须作出某种放弃。用惯了电脑打字的子孙后代，他们之中很难再出怀素、王羲之那样的大书法家了。电脑合成技术使得任何人都可以天衣无缝地制作自己火箭登月或是与总统亲切握手的“历史镜头”，这个越来越虚幻的世界还有什么东西具备值得你充分信任的可靠依据？尚“真”的科学却为做“假”提供了最有效的手段。

⑨变革自然是人类的天性。完全不触动自然就不成其为人类，但我们必须遵循对大自然的“尽少触动原则”。人类文明的每一步进展都会扰动大自然的固有和谐，带来相应的负面影响。心中有架“霍姆斯马车”也许会使我们主动地顺应自然，有意识地从另一面做些补偿，尽量减免人类由于自己的浅薄任性、短视愚昧而带来大自然的鞭笞。

（摘编自詹克明《“霍姆斯马车”随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