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笑话于先秦时期就出现了，例如《孟子》中的“揠苗助长”，《韩非子》中的“守株待兔”等，这些寓言故事就是早期的笑话雏形，两者没有明显的界限，在幽默、讽刺方面是一致的，魏晋时期笑话确立不断发展成为独立的文学样式，《笑林》作为第一部笑话专集出现，增强了笑话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独立性。笑话在明清时期空前繁荣，专辑不断涌现，代表作有明代冯梦龙的《广笑府》和清代的《笑林广记》。

    在《笑林》出现之前，中国先秦时期的幽默文学作品，其创作意图大抵是为了达到说理辩难的目的，并非单纯为引人发笑的纯幽默，带有一定的功利性质，与当时的思想文化和政治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笑林》的出现，改变了这种传统，在笑话的表现手法上，有自己的艺术特色，某种程度上体现“为幽默而幽默”的观念。

    笑话中的幽默，就是用简单的情节，巧妙引出出人意料的结果。《笑林》以搞笑故事为主，往往在简单的篇幅中不忘情节的巧妙设置和形象的精心雕琢，表现出高超的引人发笑的叙事技艺。不少故事在铺垫中巧打埋伏，让人进入一个典型的环境中，之后突然揭开一个人们所难以预料到的结果，使读者或者听众经历由最初的期待紧张到结尾的醒悟释然这样一个快速的心理变化过程，从而引爆笑声，而这个转折就是传统笑话中的“笑点”。笑点能不能让读者感到好笑是笑话能否成功的关键。

    笑话能够达到“欢声满座”、“揭瓦哄堂”的艺术效果，其奥妙之一就在于精妙的修辞。古代笑话在修辞方面的成就很高，它注意词语的锤炼，句式的选择，很注重运用多种修辞。从语言语境的角度来研究笑话中的幽默语言，能够帮助理解古代笑话的幽默，而艺术夸张是古代笑话中比较重要的修辞，在幽默理论中也有重要的地位。

    从美学观念看，笑话是属于喜剧的范畴，幽默讽刺是其瞩目的美学特征，因而其中的夸张手法必定与幽默结为一体。笑话就常常通过夸张的手法突出事物的矛盾，不仅把隐晦的东西显现出来，而且像放大镜一样把微小的东西放大开来。在描写人或事物的时候也有利用非合情合理的极度夸张，违反生活逻辑，违背生活真实来达到“可笑”的目的，例如建议鲁人截竿入城的老父、一叶障目取物的楚人，等等。这种言过其实的夸张修辞使言语更具幽默性，也给人深刻的启示意义。

（摘编自宋扬《论魏晋笑话的文体成熟》）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家战略分析

    丝绸之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之前数千年。张骞到达中亚后，发现那里已经大量使用中国的竹制品和纺织品。西汉使团凿开亚、欧、非三大洲的通道，被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命名为“丝绸之路”。实际上，就功能而言，还可以叫“茶叶之路”、“瓷器之路”、“欧亚使道”，而且地理上的具体路线也不止一条。历史上，开辟丝绸之路绝非仅仅出于贸易目的，当时的中原王朝为了巩固北方边界的安全，在信息极端闭塞的情况下，凭借传闻与使团的勇气和信念，搭建起连接东西文明的桥梁。这个过程既有偶然，更是必然。丝绸之路尽管曲折，但仍然是连接亚欧大陆最便捷的通道，极大地滋养了东西文明的交流，但囿于技术条件、自然条件与政治因素，它难以承载大规模的物质转运的任务。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丝绸之路被效率更高的海运所取代。

    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完整阐述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这一构想既与古老的丝绸之路一脉相承，又充分体现了时代特点。在历史坐标系上，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内涵。

    在新技术条件下，丝绸之路具备复兴的客观条件。古老的陆路运输技术不足以承载产生规模效益的运输量。但是铁路和公路运输技术的发展，极大地降低了陆地运输的成本。据测算，从我国连云港到荷兰鹿特丹，如果通过丝绸之路，运输距离可比海运缩短9000多公里，时间缩短近一个月，运费节约近四分之一。此外，古丝绸之路必须避开山地与沙漠，路线选择范围有限，经济、社会效益不高。而今天，我们的技术水平已经能把铁路修到世界屋脊。因此，与古丝绸之路相比，新丝绸之路覆盖的面积将更广，路线更密集，也更发达，从而可以在更广泛的区域内把资源与市场串联起来。新丝绸之路是在新技术条件下，对古老的交通通道的复兴与拓展。

    新丝绸之路构想充分兼顾了国际、国内两方面的战略需求。从国际角度看，丝绸之路两端是当今国际经济最活跃的两个主引擎：欧洲联盟与环太平洋经济带。丝绸之路沿线大部分国家处在两个引擎之间的“塌陷地带”，发展经济与追求美好生活是该地区国家与民众的普遍诉求。这方面的需求与两大经济引擎通联的需求叠加在一起，共同构筑了丝绸之路复兴的国际战略基础。从国内角度看，我国当前的发展需要兼顾地区平衡，并着力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复兴丝绸之路能带动经济实力较为薄弱的西部地区，有望形成新的开放前沿。

    新丝绸之路设想兼顾政治、经济、安全乃至文化利益的均衡发展。中亚地区处于地缘战略要冲，又是东西文明的交汇点，更是近年恶名昭彰的宗教极端势力的发源地。新丝绸之路构想以经济合作为先导与基石，以政治合作为前提与推进手段，以促进文化交流、化解安全风险为重要目标，是具有前瞻性的综合战略规划。

（摘编自《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这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战国时代，儒、墨学说并称“显学”，实际上儒家的影响较墨家更大。秦始皇采用法家的学说统一天下，焚书坑儒，使儒学受到一次严重的打击，秦朝“二世而亡”。汉初尊崇黄老之学，汉武帝听从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是儒学正式居于统治地位。魏晋时期玄学盛行，虽然嵇康公开倡言“非汤武而薄周孔”，但多数玄学家仍尊崇孔子为最高的圣人。隋唐时代，佛学昌盛，儒、释、道三教并尊，但政治法度仍是儒家的一套。宋代理学兴起，恢复了儒学的权威地位，历宋、元、明、清，理学受到统治者的尊崇。直到五四运动，儒学受到严厉的批判，儒学在思想意识上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宣告结束，儒学独尊的格局一去不复返了。但儒学在传统文化中占有主导地位，还是应该承认的历史事实。

    儒学在历史上的作用应如何评价呢？这就牵涉到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应如何评价的问题。在近代，中国与西欧相比，确实是落后了；在古代，中国与西欧相比，应如何看待呢？近来出现一种全盘否定传统的思想，认为“在中国对人的设计的传统中，缺乏人格的概念”“在民族传统中个人的人格概念并未建立起来”，这无异于说中华民族的历史不是“人”的历史，中华民族的文化根本算不得文化。这个问题涉及民族的价值和尊严，不可以不辩！究竟是中国传统中缺乏个人的人格概念，还是某些人对中国传统学术缺乏正确的理解呢？

    中国传统中“人”的观念的问题可以说是关于儒家学说的本质的问题。儒家基本上是肯定人的价值、要求提高人的自觉的。以孔孟为例，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这显然把人与鸟兽区别开来了。孟子宣扬“自任以天下之重”，可以说是对于个人的肯定。儒家的学说确实不是主张“自我中心”，而是主张从自我出发，由己推人。这种由己推人，可以说是人我并重，人我兼顾。

    儒家学说虽然不主张“个人本位”，但也肯定个人的人格价值；虽然不主张“自我中心”，但也肯定自我在人际关系中的地位。孔子宣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就是承认人人都具有自己的独立意识。在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越来越严酷，明清时期，专制君权日益加强，扼杀了自由思想的生机，但是不应把专制君权的罪过都归咎于儒学。

    儒学的内容与近代世界的要求有较大的距离，但是在历史上，儒学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乃至世界文化的发展曾起过较大的积极作用，法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对中国儒学表示赞佩，并不是偶然的。我认为，儒家学说标志着“人的自觉”的长期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儒家的理想主义可以与西方古代的理想主义媲美。我们在批判儒学的同时应对儒学有较深的理解。

    儒学的严重缺点是没有肯定“思想自由”的必要，没有强调对自然界的研究。因此，儒学内部缺少走向近代文明的充足契机。矫正儒学的偏失，建立社会主义文化的新传统，现在已经到了关键的时期。

（有删改）

    邹鲁文化是以周代两个诸侯国鲁国和邹国为中心、以周代礼乐文化为主体、吸收融合了殷 商文化和当地土著东夷文化而发展起来的区域性文化。邹鲁优良家风，远承虞舜以孝悌治家的 风尚，又直接受到了泰伯、周文王、周公几代人培育的家风的熏陶，寓继承于发展之中，做到了根深而叶茂。

    在这样一种文化大传统和家风小传统的背景下，孔子、颜子、曾子、孟子拥有最优秀的家教。他们的家教，一半出自母教：孔子、孟子自幼丧父，全靠母亲抚养、教育成人。孔母、孟母是母教的典范。孔子、孟子仰承母教而成长。待到他们成家生子以后，必将慈母的家教发扬光大于门庭之内，再结合他们的家教理念予以创新发展，这就形成了孔孟二氏家风。颜子、曾子因为父亲健在长寿，不走孔孟家风形成之路；他们二人情况类似，都是父子同入孔门学习，直接受孔子的教诲和影响而形成各自的家风。颜子、曾子是一代更比一代强的后起之秀，他们对于各自家风的贡献自然更大一些。

    孔子的圣人家风由一则“庭训”的典故可见一斑。孔子的家教具有示范效应，孔子后人从这则家教案例中提炼概括出了诗礼家风，世代发扬传承，历两千五百余年而不衰。

    颜子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子秉承师教，克己复礼。颜子知学、好学、乐学，不会因为生 活穷困而失去学习的乐趣，连孔子都承认颜子好学超过了自己。修德、好学、守礼是颜子为人的三大特点，也是颜子奠定的颜氏家风的三个支撑点。颜子三十五世孙颜之推撰写《颜氏家训》，将修德、好学、守礼的精神纳入颜氏家训，使其世代相传，到明清时期就变成了复圣家风的内核。

    曾子父子二人共同开创的曾氏家风，以孝悌、修身、耕读为其三大特征。曾子以孝著称，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孔子以为曾子“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这说明曾子与孝道、《孝经》 关系密切，是孔门孝道的主要传承者和发扬者。曾子重视修身，善于反省，以“吾曰三省吾身”为 其修身特点。曾子与父亲务农为生，一则流传甚久的曾氏父子瓜田除草的传说故事，说明曾家过的是晴耕雨读的生活。后世人们津津乐道的耕读家风，或许就创始于曾氏父子。

    孟母教子有方，留下了“三迁择邻”“断机教子”等故事。孟子主张人的一生应该进“礼门”，走“义路”，居“仁宅”，培养浩然之气，拥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这是孟子开创的孟氏家风的基本内涵。

    孔子、颜子、曾子、孟子培育的家风，可以称为圣人家风。但是，圣人家风不以富与贵的家境 为基础，不是高不可攀，而是来自普通的家庭。孔子、孟子幼年时出自孤儿寡母的单亲家庭，待 到孔子、孟子成贤成圣，他们的家风就直接转换成了圣人家风。

(摘编自王钧林《邹鲁文化与圣人家风》）

    宋朝是一个重视传统文化的朝代，每一个节日都被宋人发挥到极致。清明节是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人们扫墓、颁新火、踏青、荡秋千、蹴鞠、斗鸡、放风筝，各种民俗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寄托了人们美好的愿望。

    宋朝的清明节的最大亮点应该是蹴鞠。《水浒传》中写高俅球技高超，因陪侍宋徽宗踢球，被提拔当了殿前都指挥使。诗圣杜甫《清明》诗中说到，“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诗人陆游《感旧末章盖思有以自广》诗中有“路入梁州似掌平，秋千蹴鞠趁清明”的诗句。这说明从唐朝到宋朝清明节都有踢球娱乐的习俗。

    蹴鞠在宋代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上层踢球已经是成为时尚，一幅《宋太祖蹴鞠图》，描绘的就是当时皇帝和大臣在踢球的情景。宋代社会上还有了专门靠踢球技艺维持生活的足球艺人。宋代的足球有用球门的间接比赛和不用球门的“白打”，但书上讲的大多都是白打踢法。所谓“脚头十万踢，解数百千般”，就是指踢球花样动作和由几个花样组成的成套动作，指用头、肩、背、胸、膝、腿、脚等一套完整的踢技，使“球终日不坠”。由此看来，宋代的足球，由射门比准已向灵巧和控制球技术方面发展。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发扬互助，宋代的踢球艺人还组织了自己的团体，叫做“齐云社”，又称“圆社”。水浒中写到宋徽宗也是“齐云社”的成员。这是专门的蹴鞠组织，专事负责蹴鞠活动的比赛组织和宣传推广。

    宋代清明节还有一个习俗就是市民携带炊饼出游踏青。宋代民间，习惯把无馅的食品称为饼，用火烤得叫烧饼，蒸的叫蒸饼，面条叫汤饼，油炸的叫油饼；宋仁宗赵祯做皇帝之后，因为宋仁宗的名字叫赵祯，而蒸饼的“蒸”字和赵祯的“祯”字发音相似，那时说话写字都讲究避皇帝或长辈的名讳，所以，蒸饼就改称为“炊饼”。在当时的汴梁城里，炊饼是一种大众食品，大街小巷都有卖炊饼的。宋朝把有馅的食品叫做馒头。《水浒传》中武大郎每天早起，挑起做好的一担炊饼出门叫卖。武松离家出行前，曾经交待哥哥武大说：你少在外面，早点回家：原先做炊饼十扇笼，以后只要做五扇笼。扇笼就是蒸笼，可以断定，大郎炊饼是蒸出来，而非烤制的烧饼。宋代炊饼是今天的馒头，绝非烧饼，而馒头却是今天的包子或有馅的点心。

    宋朝太学与国子监食堂例行加餐，春秋两季加炊饼，冬天供应太学馒头。宋人笔记言，炊饼深受汴梁城民众喜爱，成为主食。年年清明节，市民携带枣粥、鸭蛋和炊饼，出游踏青。黄庭坚在宽慰病中朋友的书简中说：“病者想渐苏醒能食矣。家园炊饼漫佳，不知堪否?”诗人杨万里题作《食蒸饼作》：“何家笼饼须十字，萧家炊饼须四破，老夫饥来不可那，只要鹘仑吞一个。”

    读《水浒》我们可探寻出宋朝清明节的习俗，除了传统的祭祀祖先外，更多的是纵情取乐，宋朝的节日已经走下了宗教的圣堂，成为老百姓外出娱乐的载体。通过《清明上河图》可以看出，宋朝商品经济迅猛发展，市井生活恬静和谐。宋朝清明节丰富多彩的民俗展示了宋朝的繁荣富足和人民的幸福生活。

（摘编自刘传录《从<水浒>中探秘宋朝清明节的习俗》）

材料一：

①在儒家领导之下，二千多年间，中国人养成一种社会风尚或民族精神，除最近数十年浸浸澌灭，今已不易得见外，过去中国人的生存，及其民族生命之开拓，胥赖于此。这种精神，分析言之，约有两点：一为向上之心强，一为相与之情厚。

②向上心，即不甘于错误的心，即是非之心，好善服善的心，要求公平合理的心，拥护正义的心，知耻要强的心，嫌恶懒散而喜振作的心……总之，于人生利害得失之外，更有向上一念者是：我们总称之曰“人生向上”。从之则坦然泰然，怡然自得而殊不见其所得；违之则歉恨不安，仿佛若有所失而不见其所失。

③此与“相与之情厚”相连。人类生命廓然与物同体，其情无所不到。所以昔人说：“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见《王阳明全集·大学问》）高等动物在其亲子间、两性间、乃至同类间，亦颇有相关切之情可见。但那是附于本能之情绪，不出乎其生活（种族繁衍、个体生存）所需要，一本于其先天之规定。到人类，此种本能犹未尽泯，却也大为减弱。人间慈父母固多，却有溺女杀婴之事。情之可厚可薄者，与其厚则厚，薄则薄，固定不易者，显非同物也。动物之情，因本能而始见；人类情感之发达，则从本能之减弱而来，是岂可以无辨？

④一个人的生命，不自一个人而止，是有伦理关系。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亦即是其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所贵乎人者，在不失此情与义。“人要不断自觉地向上实践他所看到的理”，大致不外是看到此情义，实践此情义。其间“向上之心”，“相与之情”，有不可分析言之者已。不断有所看到，不断地实践，则卒成所谓圣贤。中国之所尚，在圣贤；西洋之所尚，在伟人，印度之所尚，在仙佛。社会风尚民族精神各方不同，未尝不可于此识别。人莫不有理性，而人心之振靡，人情之厚薄，则人人不同，同一人而时时不同。无见于理性之心理学家，其难为测验者在此。有见于理性之中国古人，其不能不兢兢勉励者在此。惟中国古人之有见于理性也，以为“是天之所予我者”，人生之意义价值在焉。

（摘编自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中国民族精神所在》，有删改）

材料二：

①儒家思想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一向不缺答案。但无论“仁”“和”还是“中庸”，都仅仅部分地反映了家的思想观念。综合起来，只有“责任”，才是儒家思想的内核，尽管孔孟等人并未作此概括。以“责任意识”为根本指针的儒家思想，拒绝道家那种“高大上”式的玄远，拒绝墨家“草根”式的琐屑，拒绝法家“狱吏”式的苛细，人性化满足了社会的需要，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人性化是其最显著的特征。

②儒家对“人”（而不是“神”）有着极高的定位：“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这种把人看作“天地之心、五行之端（首）”的观点，决定了儒家的“人生”设计十分严肃——至少要对得起“人”在天地间这种地位。然而人性是复杂的，就其本能而言，人总是倾向于膨胀私欲，挤占他人权利空间。若不加以约束，必然导致冲突，引发社会危机。为避免这种情况，儒家认为，在刑法等硬性制度之外，还需要一套软制度，来教化人们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不忘对他人对社会尽责。他们把这套“文化”（文明的教化）的软制度归纳为“礼”。刑法与礼，是社会治理的左右手。

③关于“礼”，大部分典籍散遗了，现存的《礼记》，是对古典“礼仪”的解释，可谓“礼”的冰山一角。《礼记》说圣人“为礼以教人，使人有礼”，首要的是为了将人与“能言”的猩猩、鹦鹉区别开来——发扬人的社会性、抑制人的动物性，确保人的言行像个人而非禽兽，是礼的底线。由《礼记》等书可知，礼的规矩是非常详备的。规范人的言行，教导人们该干什么、该怎么干，礼本质上是一份责任清单。在儒家看来，习礼，最重要的是通过“修身”，完善自我，弄清自己的角色，并从自己的角色出发，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恰当地为人处事。

④对己对人对社会“尽责任”这种活法，不是儒家凭空设计出来的，是孔子“述而不作”，从“先王”“先贤”那里梳理出来的。那些“先王”“先贤”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楷模”，是“责任意识”的绝佳体现。尧舜协和万邦天下为公，被孔子视为不可超越的标杆。

⑤用两个字来概括儒家思想，是“责任”；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家”。不爱家的人，很难说他能爱国。长期以来，自西方流入的形形色色的“解放”，严重破坏了人们的家庭观念。魏晋时期，儒家思想被抛弃，信仰大厦崩塌，导致了三百年战乱。今天，我们已经拥有了更强大的思想武器——唯物辩证法，但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围绕它形成的责任文化与家国情怀，依然是现实社会重要的支点和动能。

（摘编自荆培运《儒家思想的本质是“责任”》，有删改）

材料三：

①中国自古以来，家与国这两个概念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诗经·大雅·思齐》篇中有这样的诗句：“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意思是说，周文王以礼法要求他的妻子，也以礼法约束宗族的其他成员，并由此推而广之，去治理国家社稷。国家原就是由一个个家庭、家族组成的，而皇王受天之命，君临下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天下人都是他的臣民，在君王那里，国就是家，家也就是国，并无分别。由家而国，治国理家，也成了历来儒家的合乎逻辑的类比和推演。《周易·家人卦》的象辞说：“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在一个家庭中，父母、兄弟、夫妇之间的人伦关系处理得好，这个家庭就会很和睦。一个国家同样如此。虽然君臣上下种种关系十分复杂，但也无非是一个家庭的扩大，能处理好家庭内部的关系，自然也能处理好君臣之间的关系。家是国的缩影，人人各尽其责各得其所，家国才能和平安定；反之，若是一个家庭内部尚不能和睦相处，又如何能治理好一个国家呢？

②由家到国，理家的下一步或目的是要治好国家。不过，要理家、治国也还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先要把人自身的修养提高了。《礼记·大学》篇里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道出了历来儒家士大夫向往和践行的最高境界与目标，个人与家国在这里融合在了一起。“家国”成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永恒的题材和主题。

③家国意味着一种责任，家国是一种忧患感，家国又是一种人生的理想和信念，家国还是一种对故土的眷念，家国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摆脱不了、割舍不断的情怀。

（摘编自巩本栋《家国的意味》，有删改）